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三年，萨达姆正在特别法庭受审，而法庭上戏剧性博弈的炮火硝烟似乎仍是那场战争的变相延续。关于那次战争的报道，是每一个海外新闻部的同仁都引以为骄傲的，它创造了央视四套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美国《华尔街日报》曾以大版篇幅报道了央视这次出人意料的传媒竞争风暴，并给予了较高的正面评价。作为一名亲历者，因其角色的特殊，又因其参与过程的波澜壮阔，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开战之前，我的领导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一旦战争打响，我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里。也许在领导的眼里，我的气质和适应的节目类型（或许还有性别）同他们理解的战争报道不甚协调。而在此之前，国际频道所有大型新闻事件的直播报道都由我担纲主持。在不被明确告知的混沌氛围中，我陷入了一种茫然和尴尬：对这次战争报道，我是做准备还是不做准备呢？（战争结束后，我偶然在同事的一篇小文中得知，在开战前的二十多天，“参战人员”就被安排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同专家一起吃“小灶”，包括直播模拟训练。）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开战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在新闻节目中谈到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萨达姆已经回应了布什的最后通牒，战争可能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内打响。这是一次精确的推测，箭在弦上，海外新闻部的紧急战备进入倒计时。

２０日黎明，当地时间五点三十五分，北京时间十点三十五分，战争果真打响。头天夜里我没有被通知留守，在家里，我看到了国际频道以第一反应报道了战争开始的消息。我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尽管没有被告知，我还是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里去，无论去做什么。

走进机房的控制室，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平时，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整点新闻直播，工作流程分四班倒，所以我去的时候，头天下夜班和当天早班的各工种人员都在。十米左右的控制台上，导播、切换、录像、字幕、灯光、音响等等工种，平时一岗一人，那天除了用双岗，各工种的各级领导也都在。贴着墙，拥挤地站了一排人，每人都直勾勾瞪着眼，紧盯着屏幕，不时发着各种议论，等候着被派上用场。控制室约五十平米，尽管有机械通风，但仍弥漫着浓稠的人体汗味儿。在人墙与控制台之间，仅留有一人宽的窄窄的过道。过道上，时刻有人神色紧张甚至慌张地冲进冲出，冲进来不知跟人堆儿里的谁说句什么，各工种就会立刻跟着一阵骚动，或者躁动一时。

我在这个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节目，大小节目无数，从来没有见过控制室里如此拥挤、紧张乃至混乱，除去对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断，战争的爆发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以平时无法见到的超常状态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说着什么，声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见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人们都来了；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声音，但演播室被各种声音充斥：嘈杂，实实在在的嘈杂，那种要命的嘈杂把最关键的一个声音——主导一切的导播的声音几乎全淹没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

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需要我，也不知道节目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只感觉短时间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就画好妆，等待。

中午十二点，领导通知我把鲁健替下来。

换岗的时间只有两分多钟，我要调座位高低，戴耳机，别话筒，让摄像师调机位，一切刚就绪，镜头就已经把我切到了世人的面前。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关注伊拉克战事特别报道》，我是徐俐”。周围的紧张氛围以及一阵子的手忙脚乱，让我的心绪瞬间难以平静，开播没多久，我被告之情绪有点亢奋，要我平静下来。这个提醒很及时，我调整呼吸，放慢说话节奏（我习惯在镜头前快速说话，尤其在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没多久，情绪走向了平稳，平静了下来。

但是，我的耳机里，我前面说到的嘈杂声浪时刻在干扰我的神经，那是怎样的一种噪音哪！不关掉主播通话耳机便大声喧哗，这是我们演播室常年的工作积习，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对主播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许因为紧张，控制台上的人们完全没有平日的从容，每个人都唯恐另一人失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送到我的耳朵里，刚有一个指令送过来，立刻又被另一个指令更正，以至于我不得不冲着控制台大喊：我到底听谁的？！

印象最深也最难忘的还要数演播室访谈。那些国内一流的专家在开战不久就进入了演播室，陪着鲁健在镜头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有说话。我接手之后，战争进程没有新的进展，控制台意识到应该也只能进入访谈流程了，于是给我指令：开始访谈吧。但是，因为没有事先规划，谈什么，怎么谈，顺着怎样的逻辑进行，一切不得而知。

我必须说明，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播电视访谈，那一次是首次。

好在战争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话题，我从一个小处切入，问在座嘉宾：听到开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没多久，演播室的谈话随之流动起来。

谈了一阵子，我发现军事专家张召中沉默了。尽管现在观众对张召中有多种评价，但仅就电视嘉宾而言，张召中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在镜头前最松弛的嘉宾，他对镜头浑然不觉。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会听，会记录，偶尔仰头冲天花板看几秒，或者再看看自己手头的资料。完全一副在办公室里的样子。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问他。他略一思忖，说：“这仗打得有点意思了，怎么美军刚打了四十来发炮弹就停止了呢？这不像一场真正战役的开始，这里面有问题。”作为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嘉宾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有了观点，就有了吸引力。果然，张召中的观点引来其他嘉宾的极大兴趣，围绕战争是否真正开始，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了许久。事后，事实证明张召中的那一次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当天宣布战争已经打响，但３月２０号只是美军的一次“斩首行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两天后才全面开始。

我们的嘉宾无疑都是最优秀的，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这里，我愿意把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演播室里的嘉宾名字记下来，我相信，在中国的电视史上难得有一次那样的嘉宾阵容：学问权威，同时各有千秋。他们真的是好样的，他们大都第一次参加直播，但是他们的表现会让许多职业主持人汗颜。在那样的紧张氛围里，他们不仅不慌乱，反而从容镇定，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是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主攻国际安全）、杨成绪先生（主攻国际战略）、陶文钊先生（美国问题研究）、李绍先先生（中东问题研究），军事专家张召中先生（主攻军事科技与装备兼军事战略）和张天平先生（主攻军事战略）。

过后，我一直有点怀疑，当清一色的男性专家一字排开坐在屏幕的左边，而我一个女性独自一人坐在屏幕的右边，谈论的还是战争主题的时候，那屏幕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倾斜。那场面大概需要我有很好的定力。我知道，我的年龄和阅历在那时候是要帮我的忙的，它让我具备了一种起码的资格：至少那还是一场成年人的谈话。我十分看重谈话的资格，我认为那种资格不应来自于我所在的媒体，而是源于我的自身。我希望嘉宾没有白来一趟，我希望他们乘兴而归。

事后，我一直有些后怕，在往常，这样大型的谈话不知要做多少准备，和嘉宾要做怎样的沟通才敢在演播室进行（而且一定还是录播），而那会儿，就那样，谈吧！

我一直没有和专家们交流过，他们是否愿意在屏幕上同我对话。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给人轻松感的人（从小就不是），这是我在人际交流上的一个弱点。当我认真地坐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对方的最佳状态最好就是严阵以待。而对于一场谈话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开始。

我觉得我是能做访谈节目的，关键要看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天生对人和事物容易产生质疑，让我去质疑对方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质疑的过程中，我的快速反应和犀利就有成为优点的可能，反之则很难说。

一家媒体对我在战争直播的第一天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述：

“徐俐职业干练的形象在此种形式的直播中特别能够给观众以信赖感，其本身的气质和战争直播的性质能够契合。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比较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主要在五位专家之间进行穿插与沟通，同时及时播报最新事态进展情况。我认为，徐俐对整个伊拉克战争整体上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问题都比较到位，能够引出专家对新角度的阐发和讨论。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的语速也比较合理，能够烘托直播氛围。但有一点瑕疵则是，她的语气似乎稍嫌过于严肃，在观众接受方面不知会不会产生问题。”

这位作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恰好是他担心的这一点，使我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质疑，有人不喜欢甚至排斥，言辞激烈的干脆就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必须承认，从业二十五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遭到部分观众的质疑，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你真的有什么不对吗？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我稍有点闲心的时候，我开始仔细审看自己在战争期间做的所有节目。那是件很费时的事。客观地说，开战第一天的节目，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能够做成那样已经实属不易，我给自己判了个及格。糟糕的是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