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到处都在讲述“春天的故事”。因为我在屏幕上的自信、干练、洋化、面向未来的光明气质，有媒体把我的出现，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认为那种气质在别开生面的同时，更应和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大量的海外受众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屏幕上出现了有个性、有个人化色彩的主播，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讯息。我的自信是海外受众最欣赏的一种气质，这种自信暗合了海外观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太希望国家强大了。有些年老的观众甚至因此联想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因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现在的屏幕形象不再具备当年的符号意义，但在十多年前，那个形象是独特的，也是鲜明的，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我走出了国门，走进了海外华人的内心。

第一次以女主播的身份出国是在１９９４年，在春花盛开的季节。

美国旧金山一家中文电视台发出了邀请。那时，他们每天通过卫星把《中国新闻》录下来，再插进当地的电视节目中播出。旧金山有几十万华人，过去都是中央电视台把节目做好，邮寄到当地，播出的时候早已成旧闻。《中国新闻》的出现，使当地华人及时透过画面，看到了当天的中国新闻。《中国新闻》成了海外华人了解中国大陆的唯一电视节目，我就是这个节目的形象代表。

那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长沙。从我借调中央台的第三个月开始，中央台便着手办理我的进京调动手续，但手续之繁复、过程之冗长难以尽述，时隔一年多，手续还在办理中。

我的出国护照都是回长沙办的。

第一次出国，觉得应该穿得体面点，尤其自己还是个新闻主播。因为处在借调阶段，我在中央台的月工资只有二百五十八元，没有奖金，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平时我的钱大都用在播出服装的置办上，不够的用自己以往的积蓄弥补。我不是攒钱的人，进京前，我的积蓄不多，而初上中央台屏幕，用于屏幕形象的开销相当大，以至那段时间成了我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

和那时所有出国的人一样，出国前的重要工作是“置装”。当时我想象自己应该有两套像样的职业装，用于在国外的公开活动场合。平时上镜的都不能用，因为只有上衣没有下身；还想象应该有几身像样的休闲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鞋、包。休闲装平时都有，但拿出国的眼光一衡量，又觉得什么都不能用，尤其想到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海外的中国人失望。

恰好有一家香港的服装品牌要进入中国。当时在集体宿舍住我隔壁的文清与公司的老板相识，不知她如何说动他们，让他们觉得为我提供一次着装，会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是在文清的陪同下，我兴高采烈地去那家还在布置当中的品牌店挑衣服。

我对职业装的欣赏和需要是欧式的，线条硬朗、简洁大气。而那家职业装的风格在我的眼里是亚洲式的，窄肩短袖，有点小气，于是挑选起来就比较费劲儿。跳过店家的热情推荐，我为自己挑了一身暖灰色职业装、一件白底蓝条高支纱纯棉衬衫、一身浅姜黄色的休闲裙装。衣服的质感都不错，在那时的中国，就算很好的行头了。

当时鄂尔多斯羊绒衫刚在北京的公主坟开了专卖店。那时听说羊绒制品是国际公认的奢侈品，即使在西方，也非普通人所能轻易拥有。我决定为自己购买两件羊绒衫——努力让自己在国际场合不掉份儿，甚至为中国人增光添色，是我当时做这一切的最初动力。

那时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品质很好，虽然款式单一，但一看就是好东西。我挑选了一件暖灰和一件浅烟色的圆领套头衫，每件四百三十元，就我当时的经济条件而言堪称巨款。但这两件衣服买得特别值，现在我都还穿在身上。

每年我都要清理掉一些衣服，这两件鄂尔多斯羊绒衫却始终没舍得处理掉。衣服的袖边已出现磨损，多次清洗，款式也有些走样，但我始终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每年都在家里穿几个月，然后仔细整理收藏。在当时，我不是没有穿过比羊绒衫更贵的衣服，但它们是我的第一件具有奢侈概念的服饰，而且又是在自己经济困难的状况下所拥有的，于是对我就有特别的意义。半年前，我特意去了鄂尔多斯总部，想照原样再买两件，但已经买不到了，不是那样的款式没了，而是那样的品质再也没有了。

我如此仔细地写到出国前行头的准备，是想表达自己对那次出国的郑重心情。那时，我们部门，甚至更大范围内，谁都没有去过美国，何况以被邀请的身份去访问，所以郑重是自然的，想体面更是自然的。

旧金山中文电视台用邀请访问的方式，增加同中国合作者的联系。因为邀请机构小，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去了就是各处看看，倒没有自己想象的场面压力。那次最大的收获，便是直接感受到一个制度相对健全、发育相对成熟的社会，能给她的国民提供怎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最触动我的，就是一个公民可以拥有怎样的尊严。

真正感受热闹场面是在１９９６年，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那次是由洛杉矶当地华人社团发起，邀请中央电视台在洛杉矶举办一场大型的海外华人华侨春节联欢晚会。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海外办晚会，没有任何经验。经过协商，主创成员来自中央台，当地提供节目和场地以及电视摄录设备。我是这场晚会的主持人。

在海外的华人一直有两派，亲台派和亲大陆派。由于经济的原因，台湾地区的华人当时在海外势力较大。到唐人街，操台湾国语的华人比比皆是。有些人出国前身在大陆，到了美国，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慢慢也改说台湾国语了。所以，这次由大陆派华人主持发起的晚会，在当地华人社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中国大陆也有能力来美国办晚会了。作为前期宣传，印有我的巨大图像的海报贴满了活动区域的主要街道，演出地点选在离比华利山庄不远的帕萨迪纳大剧院，那里曾经举办过奥斯卡颁奖晚会。

虽然有各种社团，但华人被组织起来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还是比较少。华人主要社团都行动起来了，为这台晚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演员来自全美各地，大都曾经是中国大陆的专业演员，比如歌唱家高曼华出国前曾获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是大陆最好的女高音，到美国后成为旧金山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

人在海外，心其实是寂寞的。身为异乡客散落在异乡，遭主流社会排斥的同时，同族之间平时也交往无多。在不是本族文化的氛围里生活，人其实没着没落。你可以接受当地文化，但你享受不了异族文化带给自己的亲近感。你可以身着礼服，精致优雅地去参加外国人的Ｐａｔｒｙ，但你发现还是中国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大肆饕餮才是最舒服、最自然、最对中国人脾气的享受。大部分海外中国人通常就限于几个中国朋友之间的来往，圈子固定，活动范围也固定，他们享受所在国家的种种制度，但却无法参与到他们的公众生活中。人对本民族文化其实有着极强的依赖，超越和放弃都非常困难。

发达世界里的中国人，自尊心也从来没有被真正地满足过，无论他们自身如何发达，种族的贫弱是他们抹不掉的胎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说，中国人有太强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会妨碍他们以正确和正常的态度面对自身、面对发达世界。而希望中国人卸掉屈辱感是需要过程的，这有赖于种族和国家自身的强大。

都说，不出国不知道什么是爱国。在国外，爱国是一种本能，因为祖籍国是自己唯一可以依托的精神家园，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发达富强，在当今这样的强权世界，还有什么比发达富强说话更有力量、更能赢得尊重呢？

海外华人就盼着扬眉吐气，就盼着祖国富强，越是走近他们，就越能体会他们这份盼望的殷切。

晚会举行的那天，帕萨迪纳大剧院座无虚席，演出票早已预定，很早就一票难求了。那真是过节啊！人们穿得那么漂亮，表情是那样幸福！男人们除了西装以外，很多人穿上了燕尾服，那是西方世界最隆重的大礼服。女人们着各色晚装，光鲜俏丽，流光溢彩，华丽的旗袍尤其抢眼。从入场开始，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行起中国人传统的拱手礼，热情地招呼着，整个现场洋溢着一种热腾腾、喜洋洋的吉祥欢乐氛围。

那天，我为自己挑选了一件玫红色的露肩大礼服，高贵典雅，亮丽夺目。当晚会组织者介绍我出场的时候，随着一声“徐俐”的落下，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认识我，我是他们了解中国大陆最直接的窗口，他们早就知道我来，都在等待着我的出场。

迎着掌声，我走出去，平生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真正的受欢迎。那种欢迎不是追星，不是迎接偶像，而是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过后有无数观众真诚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你亲，知道吗？你是那么漂亮，比镜头里还漂亮，见到你高兴极了！

我知道，在他们的眼中，我有某种符号意义。我来自中央电视台，来自中国，来自他们的祖国。我的出现，拉近了他们和家乡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