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

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让我再回到从前。

面对海外观众的不接受，我们能不能改变？时间紧，我们来不及商量。虽然大家没有着力打出什么旗号，但是，做和国内不一样的新闻已经是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共识。至少，海外观众不接受什么我们就得改变什么。

我不是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但我喜欢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决于我对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诸多能力当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对一件事物能作出别有洞天的理解，实际上就比别人多获得了一个做事的空间。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既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为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作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我这样处理之后，非常贴合新闻内容，从现场声过渡到我的声音，衔接非常自然，我和内容融为了一体。

在我的播报当中，其实最不可忽视的还是语气的转变，即我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播报。是念稿人，是对新闻有理解的传达者，还是掌控新闻的主播？有什么样的心理依据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依据至关重要。

就生活环境而言，海外观众当然习惯新闻主播，习惯有个性的新闻主播，因此他们才反感我们的千篇一律。这个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识到，徐俐对新闻怎么理解就怎么处理吧，徐俐是新闻主播。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人们形容的磅礴大气、驾驭感强、生气勃勃，又不乏个人情感投入的所谓徐俐的播报风格。

这种风格产生的影响和争议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新闻》由于受播出时段和频道落地的影响，它的出现最早引起的还是业内人士的关注，随后扩展到关心时事的白领阶层，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外。

在国际频道开播之前，国内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向国外传送新闻，制作完成之后到国外观众收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卫星传播彻底解决了时效问题，而且这样一档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刻改变的新闻节目（无非就是更按新闻规律做新闻），使海外观众直接从中国的电视画面上，找到了他们在国外电视上才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除此之外，那种从节目中透露出来的想同国际接轨的意愿和决心，使《中国新闻》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档单纯的新闻节目，它转变成了另一种信息：中国正在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同国际社会接轨。节目在海外大受欢迎理所当然。

同国际接轨成为当时风靡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其实这个接轨还在继续），人们甚至唯恐被国际社会嘲笑和抛弃。在那样的背景下，谁摆出开放和接轨的姿态，谁就可能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关注和赞赏。我们的节目在白领和精英分子中有影响，和这种因素大有关联。思想和文化精英们对社会风潮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在有意推动风潮的形成。社会的发展变化仿佛在《中国新闻》得到了印证。至今，有人谈起《中国新闻》，还会提到它曾有过的符号作用。那时在一些文化人的圈子里流行喝酒、看碟、说夹英语单词的国语、到秀水买衣服、外加看《中国新闻》，看《中国新闻》可以成为身份和阶层的识别标志。

作为节目中的重要元素，我迅速获得了受众的认同，人们除了认同我的播音风格之外，我的形象也深受欢迎。那种“洋得很正”的形象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么？那种干练大方的职业女性气质不正是和西方职业女性异曲同工么？在观众的来信里，包括在后来媒体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些忠实的观众们至今都不能接受我的屏幕形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在他们眼里，那个烫着卷发、戴着耳环、穿着线条简单的职业正装的经典造型无可替代。

当然，在业内讨论和争论最多的还是我的播报风格。

两年前，作为评委，我参加了广电总局组织的播音主持系列高级职称评定。评委当中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前辈方明、铁成。会间闲聊，铁成老师告诉我，他们广播电台播音部曾经三次组织大家听我在广播学院的讲课录音带。我大吃一惊——这些播音前辈在我心里都是泰斗啊，我怎么能设想他们在听我的讲课录音带呢？我怎么敢在他们面前乱说话呢？！铁成老师一脸和气，他说他不拒绝新生事物，他想弄懂我播报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是否站得住。方明老师在一旁听，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

好些年前，我就听说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曾三次开会，就我的播报风格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听了我的讲课录音带。我听说，讨论的结果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很喜欢很认同，反之是很不喜欢很不认同。我不知道更多的讨论细节，比如他们认同什么，又反对什么。我也听说当时的广播电台台长童向荣先生极欣赏我的播报，希望播音部展开学习讨论，或许播音部的讨论就和台长的建议有关。这一切都是我那些年听说的。虽然早有耳闻，但当铁成老师亲口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心里一震：我做了什么值得我心中的泰斗们如此认真呢？！

因为是会间闲聊，我没有来得及同老师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仅从表情看，我的直觉告诉我，方明老师是我的反对派，而铁成老师似乎从我的录音带里找到了一点依据。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广播学院。我听说，播音系的主任张颂先生反对我，副主任吴郁老师欣赏我。我不知道他们面对学生有关我的提问，他们各自是如何分析解答的，具体的细节我都不知道。

有意思的现象是，徐俐的影响逐渐在业内的各个层面散开，人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电视台有很多人在用类似徐俐的方式播报新闻；还有制片人在按照徐俐的状态找新闻主播；也有领导明确要求自己台的新闻播音员就学徐俐。现在到网上去搜索，仍能看到有人写文章说，那时候的新闻播音一律徐俐似的瞪着眼睛，慷慨激昂……

那时候，不断有广播学院的学生来《中国新闻》实习，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我把他们搅糊涂了，我和他们老师讲的东西不一样，但他们喜欢我。同学之间也有争论，他们告诉我，有的同学白天还在反对，晚上再看一次我的播出，就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徐俐老师实在是太棒了！”一个人在镜头前为什么会有那样棒的状态呢？他们急需从我这里知道答案。关于我的镜头前状态，我可以多说一句。那个在镜头前被人称之为棒的东西，除了同我的主播心态有关之外，其实还同我的个人气质有关。我是一个在镜头前容易兴奋的人，灯光一亮，精气神就来了。我特别在意我的节目是否一气呵成，是否节奏流畅、一泻千里。很多海外观众在来信中说，看你出镜，就觉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理解他们在海外的心理感受）。有些东西与生俱来，仅属个人特质，喜欢的会说那是磅礴大气驾驭感强，不喜欢的就说那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喜欢不喜欢似乎同判断者个人的性格和处境直接相关。比如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接受有亲和力的形象，讲究邻家特质，像邻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就容易受欢迎。前几天和领导一起挑选播音员，领导最后看中的都是有邻家气质的，别的长处没说，就说他们有亲和力。这样一来，我这类型的人必然受到挑战了。虽说我是个内心亲切的人，但确实外在亲和力不够，硬装也不行，装了更不像，只好顺着爹妈给的东西一往无前了。所以，当我发现一些体貌娇小性情柔弱声音细嫩的女孩子也试着像我那样去播报的时候，我真的替他们着急。

我确信，当我现在回过头再去说当年的时候，我一定比当年、比当时说得更清楚。我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去播报新闻，上面的文字已经有了说明；现在要说明的是，我当年给自己寻找的心理依据是否准确、是否成立，那个依据是否可以成为自己永久的支撑？！这又成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我的依据是，我是新闻主播，不是读稿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会在表达上分出截然的不同。

是主播，就该拥有对信息的掌控和自主处理能力；是读稿人就老老实实照本宣科。一个体现在表达的主动性上，一个是被动表达。

事实上，在《中国新闻》的早、中期，囿于新闻体制对播音员角色的限制，我还是必须照本宣科，但我尽最大努力以主播者的心态照本宣科，同样是读稿，我体现出了相当的主动性，我要让那些句子为我所理解的内容服务。比如以我对新闻的自主理解，一般科班播报训练的停顿连接太中规中矩，不足以表达我对事件关键意义的理解，我就会突破常规尺度，为突出重音作大幅度的停连。类似这种处理方式确实要建立在有极强自主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人们说我在镜头上透露出了强烈的自信，其实就同这个心理依据有关，即使作为读稿人，我在心理上也确实比一般同行多了更多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