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每年有十大优秀栏目评选，《中国新闻》几乎年年入选。２００５年，《中国新闻》再次成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有人还在网上把《中国新闻》的播报团队称为央视的最佳屏幕团队。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４月到９月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号，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１９９２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１９８８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就当时的感觉而言，去海南至少听起来不是太好的选择，海南的一切都在起步阶段。但我已经无所顾忌，我必须走，必须改变，否则，前途无望导致的糟糕情绪会让我越来越不能自拔。

海南台很痛快，马上决定要。随后，商调函发过来了。听说我有意调往海南，湖南台认为至少我有调动的可能性，随后他们的商调函也到了。两份商调函摆在台领导面前，证明我这个业务骨干确实去心已定，他们无法回避，只能选择了。没必要考虑太多，把我放给谁也不能放给湖南台，很快，长沙台回复了海南台，我的档案过去了，就等最后的调令。

事情就这么奇怪，按理说，海南台的调令应该马上就到，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到。就在等调令的期间，我听说中央电视台成立海外频道，需要从地方台直接挑几个业务能力强的成熟主持人。记得那是７月，在我的好朋友肖晓琳告诉我确切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北上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央台试镜时的打扮。我把披肩长发完全向后梳光，穿了一件领子上有一点点绣花的白色短袖衬衫，下半身是一条蓝色绸质的休闲裙，裙子用休闲皮带系在了衬衫的外面，脚上是一双白色凉皮鞋。那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一身打扮，我就那样上镜了。

主管领导看完我的图象，充分肯定了我的气质，认为我的气质正，不小气。

但中央台还在四处找人。

试镜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央台组织的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地方台送来的业务骨干。或许是因为先前试过镜，或许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在培训班上每天都有中央台来挑人的情况下，我的状态相当松弛。

就在这个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徐晶。作为电视化妆界的领头人，徐晶那时在业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让徐晶化妆定妆，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那天，我们被集体带到徐晶的办公室，几十双眼睛同样渴望地看着她：你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地方台从来都不缺美女，我们的培训班理所当然美女如云。当我第一次和大家照面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亮晃晃的，我惊讶：怎么这么漂亮呀！在我过去的经历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美女。徐晶很职业地用眼睛迅速在我们大家的脸上扫着，看一个说一个。平生，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原来还有这么多缺陷：中庭长了，两眼距离太开了，双颊的肉太多了……那时即使搞电视的也不懂这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庭五眼、四高三低，什么样的脸才算真正上镜。我的同行们被徐晶这样一通点拨之后，好多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印象最深的是云南台的一个女孩，平时就这么看着真的如花似玉，但徐晶说她鼻子稍长、下庭稍短、两眼距离稍近，这些缺点都会在屏幕上成倍地放大，只有自己知道这些比例的缺陷，才能在化妆上有效地弥补。那肤如凝脂、长相实在可人的女孩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她当时几乎都懵了：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这么说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镜头真的很残酷，徐晶也很残酷。

站在这样长得晃眼又打扮得耀眼的人堆儿里，我实在不显眼，因为我的长相气质一点都不艳丽抢眼。看到我的时候，徐晶仿佛有眼前一亮的意思，她告诉大家：哎，这张脸的比例结构不错，而且很洋，洋得很正，很上镜。那天，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不被徐晶否定，我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认为自己不丑，但说不上有多漂亮。从小就有人拿我和妹妹比，究竟是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妹妹的皮肤好得不可思议，我从小就体弱苍白，很少有人认为我比她漂亮。妹妹都比不过，还跟别人比什么呀！

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感谢谁，徐晶是我要感谢的人之一，因为她的点拨给了我更多的自信，没谁能否定相貌对女主持人的重要性。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知道自己长相条件不错，按照三庭五眼的说法，不算有太多毛病，总之，我很上镜，而且我洋得很正。

徐晶不喜欢我的发型，说我的披肩长发是半成品，太不职业，她建议我剪掉。我历来认为在办公室里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人与人之别，我是很强调职业化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职业呢？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长发就如何不职业了，而短发就如何职业了，但既然是徐晶说的，剪掉头发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记得我找到西单，一家日本人参与经营的发屋（那时发屋少，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我对发型师说，我要把头发剪了。对于自己一头柔顺的有着大波浪的披肩发，我真的舍不得，它已经伴我十来年了，已经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在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步伐略有佻，头发就在我的肩上抖来抖去。我怎么能够设想没有了长发的抖动，没有了头发的随风飘扬呢？师傅见我那样舍不得，就说：何必呢，不剪不行吗？师傅不知道我剪发的理由，当他在我的头发上下剪子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最终下来了。

过后我想，那眼泪既有对失去长发的伤心，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担忧，当时中央台并没有表态要我。对我剪发伤心一事，有人作过评价，他就是现在中央台的台长赵化勇先生，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我也曾去经济部试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他说，头发都舍不得剪，还想来中央台呀？！

剪完头发以后，我再次试镜，效果果真好了许多，图像一下子饱满了起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人事处的领导说：如果要用，我们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适，我们会退回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９月２０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