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后练了五年，练得有滋有味。

对于如何播音，我只在进台的时候参加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办的一个短训班，时间大约五十六天。短训班太短，我们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闻怎么播，通讯又有什么不同，吐字发声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这点东西在广院专门学四年也许长了点，但五十六天就稍嫌不够，它毕竟是一门专业。这个短训班对我最大的意义，是我的普通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北京，也有生长在哈尔滨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长在长沙。

第一次听几个北京学员说话，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北京人。“怎么这么好听呀！和我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历来对自己的普通话自信的我，彻底不敢吭声了，一任他们在我面前恣肆地说笑。我们大家日夜吃住在一起，哪能不说话呢？在小心了几天之后，我彻底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硬着头皮开始同他们说了。说话的初期一定很搞笑，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对南方人是绝对的挑战，我记得我的儿音说得总不是地方，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瞎说，说的时候舌头不听使唤，出来的效果就像喜剧台词一般。举个例子：我会把“这部电影儿没劲”说成“这部电影没劲儿”，把“浑身没劲儿”说成“浑身没劲”。就那样乱说一气，却没有一个学员笑话我，我真感激他们的善良。那时候正是“盖了帽儿了”的说法在屏幕内外大行其道的时候，姜昆他们老在相声里说“盖了帽儿了”，而那会儿姜昆的相声全国正红。什么都是盖了帽儿了，我得学会呀！就这么一个说法，还把我憋得够戗：里面有儿化音啊！好不容易把音找会了，说的那个劲儿还不容易找。北京人说出来就是潇洒，特目空一切，神气极了。找不到北京人的那种心理依据，这几个字儿就楞说不好，怎么听都是外地人说的。

往往是，北京学员说一句什么，我就在心里默念一句，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骂人我都跟着学，我要学的就是他们说话的调儿，那个在南方人耳朵里听起来像唱歌一样的调儿。培训班上课，只要有普通话发音的部分，老师就重点让我练。我们那时的教材很少，课堂训练极为有限，我的普通话主要还是通过生活语言的训练来矫正。我对其他学员说，发现我的语言问题，随时给我指出来，别怕我难为情。记得有一天，我对张玫玫说“我病了”，玫玫对我说的内容没什么反应，先揪住我的字音不放：你把“病”字再说一遍。我说了一遍，玫玫说不对；她示范了一次，我跟着说就对了。玫玫说：不知道你怎么说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不对。当时玫玫说我的，其实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南方人没有后鼻音，就像山西人没有前鼻音一样。比如“望江亭”，湖南人就会说成“万尖亭”，仅把前后鼻音改过来就是一项工程。

五十六天的培训班一结束，我已经是京腔京调，尽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纠正，但是那个调儿已经大体上对了，我说的已经不再是塑料普通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胜利。当我回到长沙台，我一张嘴，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不就是北京人吗？

在我学普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培训班是我唯一生活过的普通话环境，剩下的就是我如何在方言环境里不受干扰，继续把普通话学下去。培训班的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从此，我下决心在生活中不再说方言，我为此而鼓足了勇气。当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人面前突然改口用普通话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鸡里面戳只鸭的感觉使大家好不自在：我们家来了一个外人吧？妹妹嘲笑我：“哎呀，莫那么一本正经，赫死人（方言：吓死人的意思）！”在同学和邻里之间就更尴尬了：昨天说话还蛮正常的，今天就“拽”起来了。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声明：为了职业，我必须改口，请大家理解；如果硬是别扭，难以适应，我就只有得罪大家了。好在我的同学很宽容，尽管他们非常难受，他们还是忍着听觉神经的痛苦没有把我抛弃。记得有个男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对我说：“哎呀勒，徐俐耶，多谢你老人家讲长沙话咯，受不住嘞。”我想，最初的聚会一定是变了味儿的，真的不好意思。

有个哥们儿说我，徐俐一旦做件事情，那件事就变得很神圣。对于学纯正普通话，我确实下了相当的工夫，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改语言实际上是改一种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许多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随之改变。比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我喜欢一切京腔京韵的东西，我练声的时候经常唱的一个段子，就是骆玉笙先生的《重整河山待后生》。２００３年中央台的春节晚会，我唱了一段单弦，没有二十多年前对京韵的偏好，我断然不敢张嘴登台。与之相反，我排斥所有的长沙方言艺术，比如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等等。排斥的结果是，前三十年呆在长沙，唱什么都着调，唯独不能碰花鼓戏，一碰就跑调。现在回想这些，自己都觉得像编的故事。我是从骨子里把方言放弃掉了，在好多年里，无论对谁，我再没有说过一句长沙话，那可是我出生以来就印在血液里的母语啊！

一字一句地改，一字一句地练，习惯成自然，真正把说的普通话里的方言味儿改干净，让任何人听不出一丝破绽，我大约花了五年时间。能够在方言区学好纯正普通话，对绝大多数长沙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传奇。没有我这样切身经历的人，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在方言区放弃方言改学纯正普通话会有多难。更多的经验是，别说在方言区，很多人即使已经到了北方或者北京，生活了一辈子，一辈子耳濡目染，还是乡音难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她们都是湖南人，她们分别在北京生活了二三十年。至今，李谷一想痛快地表达她的思想和观点，还是觉得方言更得心应手，方言让她的表达更加到位，这说明她的语言思维习惯还没有转变到普通话的范畴。作为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在歌唱的吐字咬字方面下足了功夫，所以她们的演唱吐字珠圆玉润；而在生活语言上，李谷一和宋祖英一开口说话，就显露出了南方人的语言特点。我曾同她们交流过，她们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太难改了。我现在的一个同事就更有特点，他在北京读书就业十几年了，至今连普通话的味儿都没沾着，开口还是地道的方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根本找不到那个北京腔。我的体会是，即使学普通话对很多方言区的人存在相当的难度，但学到大致像，不是完全做不到，要学到滴水不漏确实不容易。我的职业需要我滴水不漏，所以我没有选择，尽管我也知道还有许多方言区的同行在语言上漏洞百出。对于专业学习语言的人来说，的确需要很好的语言悟性，但更多的还是学习的能力和毅力吧。我现在对所有人说普通话都格外敏感，不管南方人北方人，张嘴就知道他们的毛病在哪儿。当时有不少人建议我，应该写点这方面的经验体会，以便让更多人借鉴，可惜我没做。遗憾的同时我不得不说，至少在二十年前，那些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吐字发声来说，学好普通话只是基础，最终需要的是普通话的字正腔圆。因此，每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台里练声，是我最初五年一直坚持的必修课。

市委大楼的顶层是一个空旷而废弃不用的大礼堂，市广播电台就在礼堂的楼下。每天早晨，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台里，把办公室打扫完了之后，就到大礼堂练声。对于我，那是一天美妙的开始。

说真的，我从来不认为练声枯燥乏味，相反感到其乐无穷。那是一种十分专心的状态，你要感受练声器官的细微变化，要把握整套发声系统的需要，你的悟性在同那些发声器官微妙地博弈着：今天你会沮丧，明天就会欣喜若狂。

礼堂空旷而安静，它使我送出去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回声，那种回声让我陶醉。我要不时地提醒自己，要辨别回声的假象，要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博弈，本能的感官欣赏和理智之间的博弈。

发声是美好的，气息和位置在意念上高度统一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当我有能力掌握气息和位置的时候，我会大开大合地唱上一曲，作为我一天练声的结束。我喜欢结束时的感觉，那种感觉仿佛就是七窍通透，它带给我愉悦和安宁。

在陶醉于声音的同时，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个口腔动作，比如打开后槽牙。我习惯性说话牙关紧，牙关紧了，吐字就发瘪，声音也出不来，为此，我必须把后槽牙打开。因为训练过度，我会在生活中同人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来那么一下，或者槽牙关节像脱臼了一样挂在那儿，整个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一切“怪相”都让对方错愕，我的母亲更是忍无可忍。我的母亲很看重女儿相，她不知道我着了什么魔，无端生出那等怪样子，她说，你怎么像一个神经病，你那是为什么呀？

练声的时候没有老师指点，一切都在自我摸索中进行。我现在的一个小同事，刚从北京广院毕业两年，她说她不能想象没有老师指点怎么能练。小同事说，在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她到大三的时候才找到感觉，之前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体会。毫无例外，我也经常苦恼，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唯一的条件是能根据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去辨别和体会对错。我曾经错误地把声音位置往前提，过于提笑肌，而使整个声音又白又瘪，我至少为此走了两年弯路。到第四年，我的同事肖晓琳从广院毕业后回到长沙，在她的热情帮助下，我更正了一些错误观念，之后，又朝前进了一大步。

就这样，体会着，歌唱着，不知不觉走过了五年。

听广院的老师说过，我的吐字发声功夫即使在广院也算好学生。我曾经让我的声音很听话，在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的时候，我演过小男孩，也演过老太太；我播新闻的时候，人说我的声音像中央台的葛兰，我播专题的时候又像中央台的虹云。确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些前辈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曾经无数次地把她们的作品录下来，一字一句地听，一字一句地体会。我在广播电台的八年就是以她们为榜样和目标，一天天地走过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意念，尽管我是市级台的，但我绝不能小气，我一定要正，要有大台风范。我至今还保留了在广播电台播评论时的录音，声音之通透，句子之规整，让我现在都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