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走进广播电视，实属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从小说一口纯正的长沙话。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都说普通话，家属也跟着说，所以从小我还会说点普通话。但是，那种普通话是不能当真的，我们当地称之为塑料普通话，就是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声韵母不变，在声调上往普通话靠一点。因为靠了一点，听起来有点普通话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种极具喜剧感的腔调，后来，湖南的方言相声演员奇志、大兵在春节晚会上，还用那种普通话跟大家说过段子。北方的观众或许听懂了，但是一定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普通话吗？确实，那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塑料普通话，只是他们两人说得更喜剧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说普通话天生自卑，人人都怀疑自己，当鼓足勇气开口，先不管别人听了如何，自己先解构了自己：我也能说出普通话来？湖南人生性张狂，说什么“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气大得吓人。唯独说普通话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丝毫底气，犹犹豫豫，听起来既不磊落，还智商极低，很让好强好面子的湖南人为之丧气。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说的状态上，说的效果上，都鲜生生地幽默着。至于为什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这恐怕也属于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银铁铜比起来，塑料脆弱如纸，自然抵不了用，当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外人最好别当真，全当幽默段子听了就是，这样，大家的心态都可以放松了。

我说的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资讯发达了，学普通话的途径多了，课堂上老师们都用普通话授课，如今湖南的年轻人不仅普通话说得顺嘴，台湾国语也张嘴就来，再跟他们讲湖南塑料普通话的幽默，他们怕是难得真懂了。

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样的塑料普通话满世界去朗诵。我的幽默就在于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许多，所以格外自信。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朗诵了广播电台里颇为风靡的诗《毛主席，请接受三军战士的敬礼》，尽管前后鼻音都不分，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小的轰动。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样被鼓胀起来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至少名称好听，先填上吧。

过了些日子，长沙广播电视局来了通知，说是考北京广院的学生要去那里口试。不就是朗诵吗？我会呀！

广播局设在市委大楼里，大楼是那种铺了木地板的老建筑。应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时候读了什么、念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了解的少女，那样的考试就像游戏一样，玩玩儿就过去了。北大复旦没考上，广院也没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无果而终。其实我没有考上的准备，因为没有认真复习，直到看见有人真的考上大学而不必下乡的时候，自己才如梦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为文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零点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时期，成天坐在知青点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天空发呆：我的前途在哪里呢？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原来，在头年高考的时候，广播局已有恢复广播的计划，把当年参加广院考试的学生资料留下来了，他们认为我还不错，希望我能去应考。

高考落败，前途渺茫，广播局的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准备。

还是那幢大楼。再次走进同样的地方，心情完全不同。我带来了高尔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次我全力以赴了。

主考官发现我的《海燕》朗读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当场示范，他说一个字，我跟着模仿一个，一次学会，我就不再错了。或许，这是我被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话起点不高，但语言悟性不错。

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用了“悟性惊人”这个说法来形容我。其他方面不敢说，当我在南方方言区，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干干净净，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时候，悟性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８日，我走进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