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坐在地上哭，哭了好一会儿，知道该回家了，就互相安慰着，起身回家。小秋的样子惨兮兮的，她也瘦，粪水贴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小。两个瘦小的人儿在苦累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拖着一身疲惫，带着满腔伤心，伴着浓重的粪臭慢慢回家了。

不知谁把小秋掉粪凼的事告诉她妈妈了，小秋是我邻居，我妈妈自然也知道了，两家妈妈在一起好一阵伤心，说姑娘命苦，说着说着就掉了好半天眼泪。

我以后回家，妈妈总要和我唠叨粪凼的事，她知道我有心不在焉的毛病，脚下走着路，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万一是我掉进去了呢？小秋再弱，也比我强壮些，若是我掉进去，怕就爬不出来了。妈妈总这么认为。

小秋掉进粪凼的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件事我始终忘不了，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忍不住感叹唏嘘。也许当时太无助，委屈加自怜，伤到了心里头，再也忘不掉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幻想的场景：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在齐头的粪凼里挣扎，四肢乱划，欲喊无声。

在队里干活也会有些有趣的事，常见的景观是农民吵架。农民吵架很生动，语言尤其丰富，有时还搭上动作。吵架通常是从闲斗嘴开始，斗着斗着就半假半真起来。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各家床上的那点事儿，或明或暗，或原始露骨，把姑娘大嫂逗得好不自在，有明白点的就提醒还有城里的学生在。村里有个二十八岁的少妇（我叫她刘姐），生了两个孩子，依旧风姿绰约，在我的印象里她始终生气勃勃。有回有个男社员找她斗嘴，她一句话挡了回去：回去找你屋里的斗去，莫把伢妹子带坏了。当时我对她很有些崇拜，觉得她聪明、有智慧，总比一般的社员高出一截。她经常会问我：耙耙子做事累不？耙耙子是方言，意思是刚开始的时候。后来也总听到别的大嫂用同样的话问我，一下子觉得大嫂们很亲切。南方农村对女孩子养得娇些，或许大嫂们觉得，我年纪这么小身体又这么单薄，就独自在外干从没干过的重体力活，若换做她们的女儿她们也会舍不得。

有次我回城了，队里正好放了电影《李双双》，隔几天我回去，有大嫂就问我干什么去了，几天不见，是不是跑到电影里去了。她们坚持认为电影里有个年轻姑娘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这几天不见，一定是到电影里去了。我跟她们解释，她们就是不信，非说她们没有看错。

大嫂们还坚持认为我在农村呆不久，我们知青点已有十年“点龄”的知青，也没听说有谁调走，所以我不知道大嫂们的说法从何而来。刘姐认为我长得金贵白净（其实是苍白），人又活泼又斯文，会有贵人相助的。刘姐尤其认为我在农村呆不长。我记得刘姐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我理解她的情绪是，我们终归是城里的，迟早会回到城里去，她是农村的，一生都同城市无缘。刘姐是个心气挺高的女人，出嫁不算早，或许她等待过，没有等着机会，就只好认命了。

有趣的是，大嫂们的说法竟成了现实，我在下乡七个月的时候，被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调走了，用大嫂们的话说就是成了“小盒子”里的人。不是电影里的就是盒子里的，大嫂们觉得那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她们的想法也应了我妈妈当初的想法，妈妈认为，把我放到农村去，我会凭着自己的本事上来，这点她坚信不移。

我是悄悄离开知青点的，在我办完手续后的第二个清晨。头天，知青们嚷着要请客，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也没有共欢乐的打算，在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我当时是决计要那样走的，因为我并没有同他们融为一体，缺乏情感上的认同，也不相信他们还会有真心的祝福，我只想离开，离开了再不回来。

在我的生命里，知青生活只是极小的一截，总共七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有太多的东西，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极重要的一章。我没有仔细想清楚，我究竟要表达什么，我只是把记得的写下来了。或许，对一个心怀理想的少女，社会生活最初的一切，带给她的感受和刺激都是强烈的，这种强烈会长久地烙在她生命的记忆里。

一写出来，我发现我的知青生活并不美好，积极的色彩很少。其实回城以后的相当时间里，我对人心存批判和怀疑。有人曾问我：你相信人吗？我瞪着眼睛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不信！我确实不信，我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免受别人的伤害。

对知青生活的记忆，其实是我对人的记忆的初始（当然不是指单纯物质意义上的人），在那个记忆里，人的起点不高，没有高尚，缺乏善良，人对人的理想几乎被碾得粉碎。庆幸的是，我并没有执著于这样的记忆。

其实，我在那里呆的时间还是太短，还来不及品味它的全部，我对它的看法当然失之偏颇。时间再长，我相信当时的我就会看到人性中原本美好的东西，生活也会让那个小知青对老知青们再多一份客观，对农民的偏狭再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青春期的我就会走出对人的判断的误区。

现在，了解我的人说我像个玻璃人似的戳在那里，对往来的任何人不设防范。我希望别人能以美好的心态对我，自己当然就要首先美好起来。人原本就该是美好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