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从达沃斯到亚布力 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潘石屹的博客

瑞士的达沃斯在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冬天的气温很低,经常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甚至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却没有任何的风,空气也非常潮湿,空中还时不时有雪花飘落下来,感觉不是很冷,而且常年积累下来的雪很厚,大概有一米多厚,很干净,很洁白,给人的意境却很美。

达沃斯现在有6000多居民,在过去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山大坡陡,所以常常发生雪崩,现在在陡坡的地方做了一些防护措施——起防护作用的护栏,雪崩的现象不再发生了,这里也因此成了开会的盛地,许多国家元首、皇室成员、跨国公司的CEO,以及各行各业的明星每年冬天都汇集到这里。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正是开会的季节,这里住满了各国政要、CEO、明星、诗人、作家等等,我们只能住在山脚下一个叫卡莱斯的村子里的一个小饭店里,饭店很小,我们住的房间也很小,除了一张床,我们的两个箱子放进去之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好在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早起晚归,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了,房子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上网很不方便。

卡莱斯离达沃斯还有18公里的路,每天都要经过好几道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场。第一天,我在主会场遇到了张永和,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坐到了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之前,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发生了一次车祸,撞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到肺里,把身体撞了个稀里哗啦。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之后,张永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

开完这个会,我对张永和说:“下一个会是曾培炎的演讲,我们坐在前面去吧。”张永和问我曾培炎是谁,我说:“他是中国的副总理。”张永和说:“哦,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一起坐在了前面。

曾培炎的讲演有讲稿,讲完后,我们旁边的外国人说:“讲得好,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讲话的语气都很谦和、很诚恳。”我当时忙着照相,没有注意听具体的内容,出门时发现在门口的桌子上,曾培炎副总理讲话的中英文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其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于是我拿了一本带回来了。

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而讲的,讲的都是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事情,都在往前看。而上一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讲的内容却总是离不开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墙的倒塌,讲的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与中国往前看、求发展的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上每人发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上面的数字是从1820年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我看到在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可是到了1973年,只有5%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如果GDP能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占世界的水平,中国就富强了,中国人民也就富裕了。

我在想,19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法国当时的经济情景,穷人从贫困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犯罪的道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偷一个面包,又多次越狱,被判了19年的苦役。而今天的法国,面包好像不要钱似的,变得不再值钱了。

我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张欣带着两个小孩在巴黎,当时,两个小孩看到马路上一辆装可口可乐的车上有一只猫,于是就对着那只猫指指划划的。那个装卸工听不懂中文,以为两个小孩想要可口可乐喝,马上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罐。张欣还对小孩说:可乐太甜,少喝点,别把牙喝坏了。

这就是今天的法国,而这个国家就是100年前“悲惨世界”发生的国家。

评论///

林夕

///2006/01/30///15:43:24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指出一个错误,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当数瑞士手表。大家都为腕上生辉而牢牢地记住了劳力士,江诗丹顿……瑞士的巧克力出名是因为瑞士巧克力不甜。瑞士军刀出名是因为刀上没沾过血。

倒是瑞士的皑皑白雪,纯净得一尘不染而最让人难忘。

haha8haha

///2006/02/03///22:10:03

随着美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欧洲也不得不从欧盟的温室中走出,开始他们迟来的全球化征程,幸好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产品上的特征。

182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现在大不相同,单纯的GDP指标已无法量度现在与过去,何时能寻回自己的路,像大清、大唐、大明一样结结实实地把GDP踩在自己的脚下,还需我们一起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