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您好！

我写了《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这篇博客后，有三天时间没有写博客，也没有上网，这是我在新浪开博客以来的第一次。以前我总是每天上网，每天写博客。这次，我的确感到自己知识和经验的贫乏，就像你回信中说的——“无知”，但这种“无知”不是相对于你，而是相对于城市建设这个丰富的话题和我们城市中包罗万象的现象。城市建设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穷人区、富人区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很有意义。我更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吸引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参与，发表意见，尤其是希望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讨论中来。

在网上写作，最没有创造力、最受人批评的方式是“Ctrl＋C”、“Ctrl＋V”的方式。但在我今天的知识和经验远远不足于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不得不采用这种“Ctrl＋C”、“Ctrl＋V”的方式。以下是一位今年已经80岁的加拿大老人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中所说的一些话：

“请看看我们当初花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的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

“这不是城市的建设，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这些'成就'比他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规划行为应对周围地区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

“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法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的怀疑、怨恨和绝望。”

这是简对美国低收入住宅区的描述，我担心很可能不幸成为我们实施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未来几十年之后状况的描述。

简在这本书上还举了一个“波士顿北端”的例子，这个“波士顿北端”是历史形成的老城区，一直延伸到河北的重工业区，并被官方认定是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这座城市的耻辱。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规划系、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做作业的对象。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常常在纸面上把它描述成有超级的街道，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理想的社区，但虽然多次被大家理想化地来描述，但这个老城区一直没有被改造。简给一位政府负责规划的官员打电话，那位官员说：“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我讨厌承认它是波士顿的地方。”又给银行打电话，问愿不愿意给波士顿北边提供新的贷款，银行家告诉他：“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贫民区。”

但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街道上却洋溢着各种活泼、友好、健康的气氛，这是在波士顿许多地区看不到的。从政府的统计来看，这里的死亡率是每千人8.8，美国城市的平均死亡率是11.2，肺结核的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甚至比布鲁克林还要低。

前天下午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加拿大的建筑师周·卡特（JoeCarter），我知道他是研究城市规划问题的专家，他夫人何红雨是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博士。我当时满脑子是穷人区、富人区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一见到他，赶紧问他穷人和富人到底应不应该住在一起。他随手就给我一篇文章，题目是《互惠与城市》，我看了后，觉得写得很好。我征求他的意见说这篇文章能不能写到我的博客上，他说没有问题，如果需要，他可以再给我发来电子文本，免得我打字了。他又给了我一大本他打出来的书稿。他说，看了以后可能会对我提的问题有所帮助。

感谢之余，摘录周·卡特《互惠与城市》中的几段与大家共享：

“有人问孔子，什么是教育。孔子说：如果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总结教育的话，那就是互惠。”

“周尝试着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设计并探讨它们的现实意义。为了实践互惠、合作和互助，就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了解各自的需求和资源，并且易于相互接近。”

“可接近的概念也是适用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可以接近世界上每一个文明所提供的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就更能够实现互惠、互助和合作。现在我们可以用构建‘天下一家’和谐世界秩序的理念来集体继承这遗产。”

“与在人类的生物学生活和其环境中的基因库所扮演的角色很类似，几千年来所实现的文化多样性的巨大财富对于正在经历集体性成长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种必须在全球文明中孕育果实的遗产。一方面，文化表现需要被保护免受当前肆虐的令人窒息的物质主义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文明模式中互动。”

“如同生态学中的协同作用所隐喻的，社会、经济、技术、知识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在任何领域缺乏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我们需要探寻安全地、便捷地、优雅地接近多样性的途径。”

周·卡特最后告诉我，现代建筑的大师鼻祖勒·柯布西耶曾经设想，城市做高层建筑，高收入的人住在低层，低收入的人住在高层。

这几天，越是看有关城市规划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研究，越感到心惊肉跳，我们现在是不是重复别人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可能有些错误犯得更大，更明显，这将会影响我们今后许多代人。也许我们的国情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不能盲目地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我们城市发展正确的道路又是什么？

我曾记得去年任总出钱资助过一种“植物多样性”研究的课题，在大自然中人为地种一种植物，这些植物很容易死亡、退化，如果各种植物混合在一起种植，就会互为营养，互为平衡，植物就会健康地成长。北京前些年在马路边种了清一色的白杨树，每年到夏末秋初，这些白杨树的叶子就会发黄，需要用飞机喷药，我想这肯定与品种太单一有关。北京也曾大面积引进过一种冬天还能发绿的国外过冬草，但没有几年时间这些过冬草全都退化了，死得也差不多了。

我们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大自然中要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无名小草，也正是有了这些无名小草，才维持着植物多样性的平衡与和谐。

穷人区和富人区到底是不是应该分开？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誓死捍卫我们个人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像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去保护，那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讨论的过程也是探究真理的过程，也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知和别人观点中的正确的值得借鉴的成分。我想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更应该是如此。

任总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到了我们开发的项目，认为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SOHO现代城”是我们最早开发的进行多样化探讨的项目，其中有90平方米的房子，也有300平方米的房子，这只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建外SOHO”也不是什么豪华区、富人区，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是商业写字楼、公共建筑，是没有围墙的建筑，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这与富人区没有关系。同时，“长城脚下的公社”也没有放弃我们对建筑多样化的探讨，我们聘请了十二位风格各异的建筑师设计出了十二种不同的建筑，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后，我们对学生和建筑师开放，免费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也正像任志强信中说的，既不是穷人的居住区，也不是富人的居住区，是由凯宾斯基管理集团管理的一座酒店，并有300多人在这里就业，其中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于农村。前不久，美国《商业周刊》把长城脚下的公社评入“中国十大建筑奇迹”。

人生活在城市里，最需要的是快乐，而真正快乐的来源是来自于给予和奉献。我看到现代城社区中组织过很多次给孤儿院、贫困山区捐玩具、书本及衣物的活动，现代城的居民，从几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捐出自己的东西时，那种快乐的表情是发自内心的。同住在一个社区，生活在一个社区，要能够和谐相处，最关键的是要有给予和奉献的氛围。奉献金钱不是唯一的途径，奉献也可能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经验，甚至是一个礼貌的微笑，一句问候，一句提醒。

穷人和富人在未来不可能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这种观念和思想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观点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们完全可以共同相处，并且给对方创造和提供给予奉献的机会和环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的素质、教养高低几乎与他拥有的金钱、物质财富没有关系。德兰修女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在她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图》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不能接受按照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人的素质高低，并以这种假设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甚至采取行动。

在这篇博客写完后，发现任总又写了一篇博客，题目是《不能用道德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在博客的开头，他描述了美国洛杉矶富人区的情景，这似乎是他心目中城市发展的楷模和榜样。而我只想用一段数字来说明洛杉矶这个城市：

“洛杉矶每100,000人中有31.9人被强奸，比紧随其后的两个城市圣路易和费城高出两倍，比芝加哥10.1人的比率高出3倍，比纽约7.4人的比率高出4倍。

在其他更为严重的人身攻击方面，洛杉矶拥有每100,000人中185人的比率，相比之下，巴尔的摩是149.5人，圣路易139.2人，纽约90.9人，芝加哥79人。

洛杉矶整个犯罪率是每10万人中2507.6人犯罪，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圣路易和休斯敦（分别为1634.5人和1541.1人），而纽约和芝加哥则分别为1145.3人和943.5人。”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只是在说明我的个人观点，我的见识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全面，希望与任总和更多有识之士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很有价值，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潘石屹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