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今后的哪一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诱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岁的年份，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四十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的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陆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问他，他说，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看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1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设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的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的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因为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的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巡、房地产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那困难的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评论///

清谈

///2005/12/12///15:04:41

看到你说清谈，想来那段日子应该十分悠闲。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经说过人是小宇宙，如果超越一点看，人类其实也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都有精华，而人类也有尤其聪明的头脑，他们是否以其自身更接近宇宙的本质？

潘石屹

///2005/12/16///15:44:01

人首先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靠我们不断的努力、学习、冥想，在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会接近真理。

蓝色鲨鱼

///2005/12/12///19:43:14

潘先生，你小时候受得苦是否为你今天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呢？你照片中的家乡是现在拍的吗，看起来还很落后的样子，潘先生，你有没有改变你家乡落后面貌的打算呢？投资或者捐款？

潘石屹

蓝色鲨鱼：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为家乡做点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两点：第一点是教育，帮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见到外面更多的世面。第二是绿化，我的老家一直是荒山秃岭，我希望这里也能够山清水秀。

锦上添话

///2005/12/12///15:33:12

改革开放后听到不少成功人士说他们年少的时候很苦，由于那时候年龄小，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苦，由于信息不通畅，所以没有感觉当时别人苦。“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以苦为乐，还要忆(解放前的)苦思(解放后的)甜，“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学校还组织吃忆苦思甜饭。现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可是也还是有不少苦涩的感觉。看来，心态是决定心中苦不苦的最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