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我踩过的“尸体”发出凄惨的哀叫(三)-中国兄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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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零点,1营组织火力对纺织厂正在攻击。纺织厂是敌人第二道防线,又是火力支撑点。宽大的厂房墙上透着无数个射击孔。矮矮的地堡、铁丝网、沙袋环绕在厂房前。

王西尧高喊:“不管是哪个连的,都听我指挥!”他数了数,加上他们的32个人,不过40个人。他把人组织起来,重新编了班,进入厂房对面的沙袋工事。厂房里射出的子弹,将1连压制在沙袋工事里。

突然,从燃烧的房子里跑出一个妇女,她嚎叫着向1连阵地跑来。王西尧按住机枪手:“不要打!”他看妇女跑跑停停嚎叫着,急得他站起来,高喊:“老乡,快卧倒!”

妇女跑到王西尧面前,王西尧把她拉到沙袋工事里,她拼命挣扎,撕咬着王西尧。

“老乡,我们是解放军!”

妇女在挣扎撕咬中,突然看到王西尧胸前的符号,她愣住了。

“老乡,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我的孩子!”妇女转身拼命往回跑。王西尧一把没拉住:“老乡,回来!”妇女跑到街心,被厂房射出的子弹打倒。

“嘿!”王西尧一拳砸在沙袋上。

“连长!”

王西尧回头看是韩桂芝卧在他身后,他什么也没有说,转身把他的大衣给韩桂芝披上,韩桂芝看他满脸是血,满身硝烟,棉衣被弹头撕破了几处,她激动地满脸流着泪,在哭。

“哭啥!”王西尧粗犷的声音制止了韩桂芝的哭声,她擦了一把脸,突然想到,说:“有个地下通道可以直通厂房里。”

“是吗?那好,3排长!”

3排长刘春直眉瞪眼地站在他面前,王西尧把他按倒,说:“你带3排跟韩桂芝下地下通道,我吸引住敌人火力!”刘春“哼”了声站起来喊着:“冲!”就向厂房跑,王西尧看他有些失常,把他拉住按倒,问他:“你咋啦?跟韩桂芝下地下通道。”3排长眼直直地看着他,“哼”了声。

王西尧看7班长李胜依然卧在沙袋工事里,他性急地过去拉起7班长的胳膊,喊道:“你动作快点!”7班长被拉下沙袋工事,王西尧才发现7班长鲜血淋淋地紧闭双眼,脸上肌肉在抽搐。他抱起7班长:“7班长——”7班长在巨大的痛苦中,全身一阵痉挛告别了人间。3排长刘春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拉着7班长无知觉的手:“冲,敌人上来啦!”王西尧上去把他按倒,他已经觉察到,19岁的3排长刘春精神失常了。是在那肉搏战中精神过度紧张造成的。王西尧意识到,刘春这种状态,很快会被敌人打死。他命令一个战士:“你看住3排长。”他带着3排进入地下通道。韩桂芝带着王西尧顺着地下管道,淌着过膝的水,来到地道出口。她晃动手电筒说:“上面就是仓库。”

8班长把王西尧拉到身后:“连长,我上去。”

“你上去后选好地形,先不要惊动敌人。”

8班长曹国友点点头。

仓库地面上,一块方形水泥板缓缓移动,8班长从地下道探出头来,看敌人两挺重机枪向外喷着火舌。他迅速地离开出口,不顾一切地扣住冲锋枪板机狂吼。

敌人遭到背后突然打击,乱作一团。8班长端着喷射火舌的冲锋枪追逐敌人。王西尧带着3排越出地道,奔向楼梯,在楼梯上和敌人展开对射。

8班长拖着负伤的腿,向楼梯走去。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子弹,将8班长射中。他顿时感到一切都静止了,眼前一片白光,楼梯在旋转,在倾斜,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的身影,最后在他眼前消失。8班长倒下了。

激烈的枪声在二楼继续着。

韩桂芝离开地道出口,看到8班长倒在楼梯前,她跑过去双手托起8班长的头。8班长脸色苍白,双目紧闭。

楼上的枪声停止了。王西尧带3排的同志走下楼梯,走到8班长的遗体旁,从8班长的上衣口袋掏出惟一的遗物,是那个小烟袋锅。他拿着小烟袋锅,默默地向8班长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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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拂晓,1连来到金钟河大街,韩桂芝指着邮政局楼房告诉王西尧:“团长怀疑这里是敌人的火力支撑点。”

王西尧看见三层楼房上,楼口堆满沙袋,楼窗用砖封闭,粗粗的射击孔里露着机枪口。他喊:“江发,把炸药集中起来!”

战士江发把6包炸药送到连长面前,说:“我去炸楼!”

孩子的哭声从楼里传出来,韩桂芝对王西尧说:“楼里有孩子。”

“我听到了。”王西尧手按住炸药,对江发说:“等等!”他把解放战士郭荣叫过来:“用你们家乡话喊,不投降就炸楼了!”郭荣操着湖南腔反复喊着。楼里传出女人、孩子的哭叫声。王西尧看从射击孔伸出块白布在不停晃动:“敌人要投降。”他一挥手:“快隐蔽。”

从楼上下来个国民党军官,举着双手喊道:“别开枪,别开枪。”

王西尧对身边的江发说:“瞄准他。”

“共军弟兄们,别开枪,别开枪。”

王西尧喊:“你过来!”

国民党军官举着双手,向前走了一段:“鄙人求见贵军司令官。”

“嘿嘿,好大口气。”王西尧走过去:“我就是,你投降吧。”

国民党军官强笑着,上下打量打量王西尧,说:“鄙人是独立营营长,求见贵军司令官。”

“我就是。”

国民党军官满脸堆笑:“请给兄弟禀报。”

“嘿,你看我不像司令官?”王西尧向身后的江发一摆头,江发会意地过去把国民党军官按倒。军官恐怖地乞求:“贵军千万别炸楼,我和同仁的全家老小都在……”他咧着嘴哭开了。

王西尧问:“楼上有多少人?”

“除了40几个弟兄外,全是同仁的老小。”

“你听着,把枪放下,人都出来。你要是耍花活,我枪毙你!”

“是,是!”军官躬着身,频频对王西尧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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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破晓,团指挥所转移到一家店铺里。梁光涛站在柜台前问作战参谋:“1连在什么地方?”

“1连进入金钟河大街。”参谋打开折叠地图,按亮了手电。梁光涛的目光在地图上找到金钟河大街。他指着地图说:“邮政局如果是敌人的火力支撑点。王西尧拿下邮政局,再到金汤桥——”他思考片刻:“他正处在金汤桥的正面,桥上的火力将全部对着他,他很难……”

参谋:“团长,要考虑1连的力量。”

梁光涛果断地:“命令王尚田,带7连从王西尧的右侧速插金汤桥!”

“是!命令王营长带7连从1连右侧,速插金汤桥。”小和尚提着枪跑去。他传达命令后,在回来的路上牺牲了。

梁光涛看通信员走后,他舒了口气,赞许地说:“王尚田在突破口打得不错,没想到他突得这么快。”

“这和1连提前出击,吸引敌人的火力分不开。”

梁光涛笑着说:“王西尧他是歪打正着。”

作战参谋指着地图说:“3连在1连的左侧。”

梁光涛:“3连进展慢。”

作战参谋说:“3连进展慢,是因为向导。”

梁光涛看我憋不住笑了,他问作战参谋:“3连进展慢,是因为向导?怎么回事?”

3连在战前找了两个向导,请他们在打天津给带路,和他们二位说得一清二楚,他们同意带路。每天由副连长陪着吃饭,桌子上每顿都有酒、肉、鱼。向导端起酒杯,对副连长说:“嘛,打天津嘛,飞机大炮咱没玩过,咱看过。怕嘛!”

副连长笑了笑:“好哇,很感谢你们二位,帮助我们解放天津。”

“说嘛谢,解放天津不都是咱们自己的事嘛。”他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晃了晃手对副连长和另一向导说:“喝着,喝着。”

总攻开始,在我们炮群向敌人轰击中,这二位向导吓瘫了。在3连出击时向导趴在战壕里不走,那个在饭桌说“怕嘛”的向导对副连长说:“这,这不是玩命嘛,我不去了。”

副连长用驳壳枪对着他脑袋:“走,不走我毙了你!”在这关键的时候,他不走拖延进攻时间,副连长真的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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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天上,缀着一颗大星星,它送走了黑夜,巷战的枪声迎来了黎明,新的天津从此诞生了。

海河上升起的不是晨雾是硝烟,硝烟和枪声笼罩着金钟河大街。韩桂芝指着金钟河大街的尽头,那座黑黑的、模糊不清的铁桥对王西尧说:“连长,那就是金汤桥。”

“金汤桥!三路大军会师的金汤桥。”王西尧心潮澎湃,他望着近在咫尺横跨海河上的大桥,激动、自豪地高喊:“集合!”1连24个人排列在金钟河大街的巷子里。战斗还没有结束,被横飞的弹片夺去了1连160个人的生命。王西尧面对全连24个人,他悲壮地喊:“报数。”在报数中,他似乎又看到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战友,副连长、1排长、2排长、7班长、8班长、通信员小刘,一个个闪现在他眼前——

王西尧望着满身硝烟、伤痕累累的24个战友,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整理一下自己的上衣:“同志们,前委派来的韩桂芝同志,把我们带到了金汤桥,金汤桥是我们三路大军会师的地方,它就在我们面前。占领金汤桥的意义和荣誉,我不多说,”他挥动双手:“我们1连一定要冲上金汤桥!”

“冲上金汤桥!”24个人喊出一个声音。

王西尧走到韩桂芝面前:“我代表全连的同志,代表牺牲的同志,感谢你——你把我们带到金汤桥。”他发自内心地,向韩桂芝敬礼。

韩桂芝泪流满面,她举起颤微微的手向连长、向全连24个人敬礼:“我——”她控制不住的泪,从眼睛里涌出,她在哭,她那颤抖的声音里,含着悲壮,含着1连即将冲上金汤桥的激动,她说:“我——看到了同志们与敌人是怎样地拼杀的,我看到了——”她抱头大哭。

王西尧关切地说:“别哭,我们胜利了还哭?”

“是,我们胜利了。可是——”韩桂芝还在哭。

王西尧嘱咐韩桂芝:“你就在这巷子里不能动。”

韩桂芝抬起头,她满脸泪水,模糊地望着王西尧,说:“不,我一定看着——”她激动地没有说下去。

金钟河大街的街头,离金汤桥400米处是铁丝网、密布沙袋。一个大型的钢骨水泥碉堡,与桥上的火力形成交叉,严密地封锁了通往金汤桥的路口。王西尧观察了地形后,必须先拔掉碉堡,才能进入金汤桥。他组织了江发、9班副刘中福,两挺轻机枪封锁碉堡的射击孔。

王西尧站在24人的队前说:“我们1连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不是我们1连的战士!谁去把敌人的碉堡炸了?”

“我喽!”王西尧看是解放战士郭荣举起手。

“我第二名!”9班副刘中福。

“第三名是我!”江发举起手,刘春不知道连长说什么他也举起手。

王西尧看看江发,看看处在呆痴状态的3排长刘春:“不,第三名是我。”他知道,碉堡不拔掉冲不上金汤桥,不很快地把碉堡拔掉,他不可能抢在兄弟部队前面占领金汤桥,那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命令江发:“你代理排长,我们3个人要是爆破失败,为了我们连的荣誉,你一定要想办法抢先占桥!”

“是,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抢先占桥。”

韩桂芝站在巷口,她望着这场抢占金汤桥的大战,她对王西尧抢先占桥的急迫心情是十分理解的。对这些即将抢占桥的钢铁汉子,由衷地敬仰,他们都是英雄。

这时,司号员听到传来的军号声,跑到王西尧跟前:“连长,7连和我们联络。问我们的位置。”

王西尧一愣:“7连?他们在哪?”

“在我们右翼。”

战士们喊:“连长,金汤桥是我们的!”

江发:“连长,告诉他们,我们1连的人没有死光!”

王西尧对司号员说:“告诉7连,我们在攻打金汤桥。”他走到郭荣身前,嘱咐说:“你贴着墙跑到街口卧倒,爬到碉堡射击孔的侧面,懂吗?”

“懂!”

“出发!”

两挺轻机枪对准碉堡的射击孔射击出火舌,掩护郭荣爆破。郭荣把爆破筒插入敌人碉堡的射击孔,他翻身滚离碉堡,谁曾想,敌人把爆破筒推出碉堡,爆破筒在碉堡外爆炸。

郭荣在战后对我说:“我能不能把爆破筒送上去是对我的考验,在我拿起爆破筒时,我愣在那里,心蹦蹦乱跳,确实有些畏缩、害怕。可我在这个时候不能因为怕死不上去,因为我们连没有怕死的,不能给我们连丢脸。我稳定一下心情,选好路线我上去了。”

人抱着炸药包从敌人的子弹缝里,从炮弹爆炸的弹片中,去炸毁敌人的碉堡,这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我军爆破手的确定,通常是把爆破任务由连交到排,排交到班,班长问战士谁第一名爆破,谁是第二名,都是自觉自愿的报名。当他们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时,他们敢于向死亡挑战。

“咳!”王西尧看爆破筒被敌人推出来了,在地堡外爆炸,他惋惜地直跺脚。

9班副刘中福看爆破没有成功,他没有等连长的命令,抱起炸药包冲出去,两挺轻机枪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9班副倒在街口。王西尧抱起炸药包要冲上去,被5班长单标和江发拉住:“我去!”

“等等!”王西尧看9班副缓缓地向碉堡爬去。他挥动胳膊,高喊:“机枪!压住敌人射击孔!”9班副缓缓地向前爬着,他为了缩短导火索燃烧的时间,他在爬行中引着导火索,他一下一下推着燃烧着导火索的炸药包,导火索闪着刺眼的蓝光,炸药包缓缓地移动在9班副刘中福头前。王西尧焦急地高喊:“快把炸药包扔出去!”

冒着白烟,闪着蓝光的炸药包在向前移动。王西尧不顾一切地在沙袋上失声地大喊:“9班副——”

9班副刘中福看导火索燃烧到炸药包,他猛一推,把炸药包推进敌人射击孔,几乎在炸药包爆炸的同时,他翻身一滚,一声猛烈的爆炸,碉堡被炸毁了。刘中福在天津金钟河大街的尽头,负了重伤,昏厥过去。

王西尧跃出工事,举着红旗向桥头冲去。当他冲到被炸毁的碉堡前,看到7连被敌人桥上的交叉火力阻击,两次攻击没有成功,一个个倒在桥头,有的人挣扎着站起来,向前没走几步又倒下了。

王西尧手持红旗望着金汤桥,望着伤亡惨重的7连——想起团长梁光涛说的话:“——你是想让兄弟连队铺路,你占桥。”

“——那不是好的连队,那是耻辱!”

王西尧心里一颤,他把红旗插在沙袋上,命令5班长单标和江发:“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减轻7连的压力。”他看江发愣着:“听见没有?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

陈贵祥耳朵被震聋了,听不清连长说什么,江发不理解连长,为什么不趁敌人的火力,被7连吸引过去的机会,冲上金汤桥:“连长——”王西尧看他们还在发愣:“快,把机枪架在碉堡上,掩护7连!”单标和江发带全连占领碉堡,两挺轻机枪架在碉堡上,向桥上的敌人射击。桥上敌人的火力转向1连,就在敌人火力转向的瞬间,王西尧看着7连高举红旗冲上金汤桥,他负伤了,一时激动昏厥过去。

敌人被冲上桥的7连消灭了。

韩桂芝看连长倒在地上:“连长——”她快速跑过去抱起王西尧。陈贵祥、江发、郭荣围在连长身边。韩桂芝流着泪,看着满身硝烟的1连战士,看着刘春呆痴的目光,她看战士们望着金汤桥上的大旗,大旗不是他们1连插上的,是7连插上的。

韩桂芝在痛哭,她为王西尧难过,她为1连遗憾。1连可以抢先占领金汤桥,而王西尧为了掩护兄弟连队,没有冲上金汤桥。她在痛哭,她心在颤抖,她对沉默在王西尧身边的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把连长抬上金汤桥。”韩桂芝和战士们把连长王西尧抬上了金汤桥。

“王连长!”

王西尧被王尚田唤醒,他满脸是血,他望着王尚田没有说出话来。他心里在想什么?是遗憾?是痛苦?谁也不知道。

代理营长的王尚田,充满敬意、充满感情地:“王连长,金汤桥是我们共同占领的。”他举起手给王西尧敬礼。王西尧在韩桂芝搀扶下慢慢站起来,把王尚田敬礼的手握住:“不,是7连,是我们7连占领的。”

王尚田:“不是,是我们和攻打天津的兄弟部队共同占领的。”

王西尧被满脸泪水的韩桂芝搀扶着,走到1连列队的同志们面前,1连的同志们望着连长哭了。王西尧翕动着嘴唇没有说出话来,他望着1连这22个幸存者,望着那面没有插上金汤桥的红旗,他流下泪。

红旗被弹片撕碎了,她铭刻着1连的战绩,染着1连同志们的鲜血,飘扬在沙袋工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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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晨,巷战还没有结束,硝烟弥漫着金钟河大街,枪声夹杂着爆炸声,从海河对岸传来。我离开团指挥所,遇上团宣传股长李华:“小苏,跟我走,咱们找点儿吃的去。”他这么一说找吃的,我真的饿了。两天一夜没吃饭,在紧张的战斗中也没觉得饿,是精神过度紧张顾不上,现在我感到饿得迈不开步。我跟李华走到市区,一幢楼房在冒着大火,看样子是炮弹落在楼上了。我跟他走上隔壁一幢冒黑烟的楼上,满屋黑烟,烟是从隔壁着火的楼里飘过来的,在烟雾中影影绰绰看见几具敌人尸体,再看墙壁上到处是弹痕,大桌子上杂乱的放着地图、几部电话。墙角的桌子上堆放着饼干、酒、各种罐头。地上堆着面粉。这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李华对我说:“把罐头带上,不要打开的。”

我抱着两筒牛肉罐头,他提着面粉,下楼走出楼门口。我眼睛一亮,看见一辆新的脚踏车靠在楼梯口的墙上。我小的时候就羡慕骑车的人,我什么时候能骑上车?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个骑脚踏车的客人,我把车子偷偷地搬出去,我以为找个高坡上去就能骑走,没想到上去就摔倒了,车把也歪了,腿也摔破了。因为这件事我爸爸要打我。腿摔得疼了好几天也不敢说。

我看到脚踏车特别高兴,脚踏车车梁上挂着两个皮包,皮包里是空的。我把两筒罐头放在皮包里,他把面粉放在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子没走多远,李华敲了半天才敲开一家照相馆的店门。开门的老板是40多岁的中年人,他开门一看是我们,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连声说:“老总,老总。”他用身体挡着门口就是不让我们进去,可能怕我们抢他的东西。

“我们是解放军,你别害怕。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华说着硬是提着面粉从老板身边挤了进去。

“给我们烙几张饼,这洋面给你了。”

老板看我们不像是抢他的:“好好,老总坐。”他把面粉提到后面,回来看着我们,他问:“老总们——”

“别叫我们老总,叫同志。”

“同志是嘛意思?”

“同志就是一家人的意思。”

“这称呼,好,好,新鲜。”

他给我们打开罐头,那牛肉香扑鼻而来,我嘴里像伸出个手,恨不得把牛肉全抓进嘴里。烙了七八张饼,饼卷牛肉,这顿海吃。老板看我们俩的吃相吓了他一跳,就像饿狼扑食,一张饼二三口就进嘴里了,看得他都害怕。

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几口就是一张,我们俩把七八张饼转眼间一扫而光。我们吃完了把面粉给了老板。我本想把罐头也给他,李华不让,让我带着。

巷战的枪声稀稀落落,我和李华从照相馆出来,看到南开大学男女学生扭着秧歌,敲着锣鼓,打着南开大学的横幅,出来欢迎解放军。我看到男女学生非常激动,一种骄傲感从心里油然而升。我精神抖擞挺胸阔步走过去。几个学生围住我,看我戴着皮帽子,穿着大头毛皮鞋,脖子围着一条白毛巾,递给我一个本子说:“小同志,你是我们遇见的第一位解放军,请给我们签个字。”我接过本子写什么?想了想,我在本子上写道:1949年1月15日,是天津新生的日子。我写完后递给那位学生,他接过本子看了看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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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上午,我听说1师的突破口被敌人又夺回去了。战后,我找到该团的作战参谋问,开始他不告诉我,怕我乱说影响师首长的威信。在我追问下,他把我拉到一边,首先嘱咐我不要乱说。攻打天津,1师的任务是助攻,师长我认识,他矮小的个子,胖敦敦的,说话带着江西的尾音。他挂在嘴头上的话是:“过五关斩六将”,从不提走“麦城”。在打天津时,可能对助攻没有重视,所以他既不了解突破口的地形,也不了解敌人在突破口的变化,错误地判断敌人在突破口上的力量。尤其是“尖刀连”顺利突破后,他过于乐观,对突破口上的敌人轻视,所以师参谋长建议二梯队跟进,他没有接受参谋长的建议,摇了摇头。

“尖刀连”在突破时已经伤亡过半,他们在艰苦地守着突破口,等待二梯队。参谋长又一次建议师长,二梯队应该跟进了,他仍摆摆手。

敌人集中火力,集团冲锋夺取突破口。“尖刀连”微薄的力量在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守在突破口上的“尖刀连”等待二梯队,盼着二梯队来支援他们。他们相互鼓励:“同志们,我们一定守住阵地,二梯队就上来了。”他们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攻,上百发炮弹在他们坚守的突破口上爆炸。

参谋长再次建议使用二梯队,师长既摇头又摆手。他为什么不及时的使用二梯队?他在想什么?他的作战思想是否还停留在游击战、运动战当中?对步炮协同大兵团的攻坚战,他是否还不知道怎么使用部队?他是否想保存二梯队的力量,到关键的时候使用?在攻坚战中,哪里是关键,他师长应该知道,关键的关键是突破口。是否由于他错误地判断敌人在突破口上的力量,也错误地判断“尖刀连”的力量,没有及时使用二递队,就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尖刀连”的人所剩无几,在和冲上阵地的敌人拼刺刀,由于寡不敌众,突破口被敌人占领了,“尖刀连”被敌人灭了。直到这时,师长他才醒悟,他赶忙组织第二次突破,被军长、政委制止了,命令他从3师1团突破口进入。1师是从3师的突破口进入天津市区的。

1师在打锦州时,由于团长畏缩不看地形,突破口没有按时打开。打天津由于师长指挥的错误,打开的突破口又被敌人夺回去了。

天津战斗结束后,1师开大会枪毙了一个排长。这个排长的罪行是:命令他侦察护城河的水是否结冰。他可能是害怕触到地雷,没有下到护城河侦察,谎报护城河水没有结冰。其实护城河水已经结冰,完全可以不架桥,从冰上通过。1师犯的错误和打锦州一样,锦州是因为团长没有看地形,不该架桥而架桥造成伤亡惨重。天津是一个排长没有去查看护城河的地形,不该架桥而架桥,造成伤亡。战后追查责任,排长被枪毙了。而师长没有及时使用二梯队,对参谋长的3次建议,视如敝屣,造成突破口被敌人重新占领,“尖刀连”被灭。他没有被枪毙,他也没有被撤职,也没有降级,甚至没有挨批评。他怀着委屈的情绪平调到了另一个单位任职。

56

巷战结束后,1连临时担任纠察队,维持地段秩序。连长王西尧是纠察队队长,他看我推着脚踏车过来问我:“怎么不骑?”

“我不会骑。”

“嗨,学呀。我给你叫人扶着。”他从散兵收容所叫来两个俘虏,一个大个子一小个子,他对两个俘虏说:“这位长官学骑车,你们两个扶好,要是把长官摔了,我可饶不了你们俩。”

“是,长官。”两个俘虏过来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我从那大个子俘虏的眼神里看出,他感到我十五六岁不像长官,可也无奈,谁让他是俘虏呢。大个子在车前给我扶着把,小个子在后面扶着车。

天津大街上没有行人,商店还关着门,街道上到处是弹坑,一条有轨电车的铁轨弯曲在马路的中间。两个俘虏身子紧靠脚踏车,维护车子的平衡,我蹬多快他们跑多快。大个子一手给我扶着车把,一手扶着我摇晃的身子,左拐右拐,车轱辘躲过弹坑没有躲过电车道,车轱辘陷入了电车轨道,一下子连车带人摔倒了。其实我摔得并不重,大个子为了护着我摔得比我重。他们两个赶快把我搀扶起来:“小长官,这——我该死,该死!”他们两个又道歉又鞠躬,吓得脸色发白。我摆摆手表示没关系:“再来。”我又骑上车,这两个俘虏忠实得像太监伺候皇帝,更加小心了。顺着马路骑了四五趟,我身子不晃了,就是车把不听使唤,大个子给我扶着车把。大冬天的,我看大个子满脸流着汗,还是小心翼翼地怕我再摔倒,我骑在车子上特别兴奋。学了一天车,虽然屁股磨得很疼,我感觉我像当了一天皇上,两个“太监”忠实的不离我左右。这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

我正在学车,1连长王西尧把我叫到一边:“赶快回去,部队要出发了。”

我问他:“怎么还出发?”

“傅作义的部队起义后,从北平撤出来了,我们部队要看着他,4个师看1个师。”

“那,我的车怎么办?”

“我给你放在团里的大车上。”两个俘虏,立即扛起脚踏车,其中那个大个子边走边说:“长官,没摔坏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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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紧急撤出天津,去整编傅作义的部队。我怀着遗憾的心情,随着部队离开刚刚解放的天津。听说天津劝业场有个哈哈镜,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但却学会骑车了。

西陲的地平线上那点夕阳,被几条云遮挡着,从云缝透出来的光,软绵绵的,渐渐的被夜代替了。我跟随部队走上滦河的大堤,滦河像一条长长的,宽宽的白色带子,蜿蜒在大堤的脚下。滦河水面上结着冰,纹丝不动,它像是在沉寂中凝思,又像是在静听浮桥两岸的喊叫声。

我远远地望见滦河的两岸一片灯海,犹如天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照亮滦河两岸,那片灯海却照亮两岸的田野。我走近了滦河的浮桥,才知道是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的亲人。每个人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被寻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跟随着部队奔跑。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那群人,特别是他们的喊叫声使我的心在震憾,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不是同情,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我看老人在不断地呼唤,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忙问:“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他面前,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人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寻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他孙子的安危,可他又没有把话说出来,他怕我回答。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难过得心里一阵酸楚,我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我怎么能告诉老人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一下自己的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啦。他是1连的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这绝对是谎言,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这样,可我又能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他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春儿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老人,我说:“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哭声:“我——看不见他啦。”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荡着。

那片灯海中,我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拉住1连连长王西尧。她眼睛里饱含着泪,问:“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曹国友是在打天津被打死了吗?”

“曹国友?8班长。”王西尧愣住了。

“曹国友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这才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惊恐地看着王西尧。

“说她爸爸打天津死啦,我不信,他没有死。”

王西尧无法回答,他难过地低下头,看着抱着妈妈腿的小女孩——曹国友的牺牲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纺织厂的二楼,曹国友从地道口上去,消灭了敌人的两挺喷着火舌的重机枪后,他倒在楼梯口。

王西尧掏出8班长那个烟袋锅递给她:“大嫂,曹国友同志……”他没有说下去,他不忍心告诉她曹国友的牺牲。

她痴呆呆地看着王西尧,全身在颤抖,嘴唇在翕动:“是真的死——啦。”灯笼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灯笼在燃烧——她凄苦、绝望、呆痴的目光面对着一排排急行军的部队,一排排行进的部队像虚影一样在她眼前飘过。她漠然地向远处走去,她忘了孩子,忘了一切……

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妈妈别走,等着爸爸。”孩子哭着、喊着,追赶着她的妈妈。

我望着哭喊、追赶妈妈的孩子,想起我和8班长曹国友,在等待出击的那个夜里。曹国友问我:“小苏干事,你参加过几次战斗?”

“参加过打锦州。”

“有啥感觉?”

我沉默了一阵:“啥感觉?战争嘛。”

曹国友抬脚让我看:“我那老婆给我做了双鞋,一直没舍得穿。”

我问:“怎么穿上啦?”

“咳!”他苦涩地笑了笑:“这时候不穿啥时候穿,说不定没有机会穿了。”

我目送着那个小女孩,一直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我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男孩子,他也举着灯笼站在人群中的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

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走过去了还是倒在雪地上了?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了转没有掉下来,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等心情平静下后,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他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我和王西尧前后默默地走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垂着头在想什么,是在想那妇女和孩子?还是在想8班长曹国友?我不知道。那片灯海所寻找的亲人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土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后人有谁知道这里长眠着为新中国而战死的烈士?又有多少人还能保持烈士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背叛烈士的遗志?

我在想,还有多少人在寻找亲人,我妈妈是不是也高举着灯笼,在呼唤我?我妈妈举着灯的那片灯海在哪里?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海留在我的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的记忆里。滦河,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凝结在人们心中,凝结在滦河的上空。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融化了滦河的冰层。

滦河,它记载着英雄的伟绩,也记载着母亲、妻子的血泪。

58

1949年2月初,我已经16岁了。我随着3师离开天津后,师部和1团住在刘家村,刘家村很大,有一二百户人家。我们军4个师包围着傅作义的两个师,3师在东南,一方面防务一方面进行战斗总结。

王西尧和1营营长的问题,在团党委会上进行讨论,1营营长怕死畏缩不前,造成二梯队和突破的1连重大伤亡,给予1营营长党内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撤职。1营营长的处分党委很快就通过了。王西尧的问题在党委会讨论时有争论。团长梁光涛在发言中说:“王西尧带1连提前突开新开门突破口,在二梯队没有及时跟进的情况下,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坚守阵地,保障二梯队进入突破口,起了重大作用。不能因为他被俘几十分钟受到影响,该立功立功,该授奖授奖。”

团政治处主任曹怀之摇摇头:“团长说的前半段话我同意,后半段话我有看法。1连指导员马海山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他说:虽然王西尧被俘几十分钟,谁能证明他没有投敌?没有叛变?他要是没有投敌,没有叛变,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打死他?这不合常理。马海山是当事人,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材料。”

副团长张正强听了曹怀之的发言后,有些不冷静:“那你说,敌人该把王西尧打死才对?”

曹怀之:“是的,一个俘虏兵,敌人逃跑时带不走,还能把他放了吗?这绝对不合乎常规,也不合乎敌我双方在激战中的逻辑。”

张正强:“不合乎常规的事情多了,我们不能用推理的方法,给一个打仗勇敢的优秀连长妄下结论。”

曹怀之:“不是妄下结论,我是根据马海山的材料提出疑点。在疑点没有弄清楚前,我的意见是停止党籍,调出1连审查。”

2营教导员杜庆说:“我同意曹主任的意见,疑点弄清楚之前,应该停止党籍,调出1连审查。这是没有明文的规定嘛。”

3营营长刘子义说:“王西尧投敌没投敌,叛变没叛变无法证实,也说不清。就那么几十分钟嘛。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把王西尧打死,这是疑点。”

张正强:“疑点是主观分析出来的,是想像的。就因为敌人没有把他打死,毫无根据的疑点,给一个干部下结论,我认为很不合适。建议先把王西尧调出1连,再找当事人了解了解。”

曹怀之:“王西尧投敌没投敌,谁能说清楚?没有人能说清楚。”

团长梁光涛:“没有人能说清楚就更不能下结论。就因为敌人没有把王西尧打死,就怀疑他投敌叛变?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就那么几十分钟嘛。”

曹怀之:“几十分钟也是被俘,被俘就要停止党籍,就要调离审查。”

梁光涛:“房政委到军里开政工会去了,在房政委没回来之前,对王西尧先不下结论。可以先把他调出1连。”

结果是,王西尧调出1连审查。

59

我骑车到1连,参加了1连的评功会。战后,1连184名战士剩下23个人,参加评功会的21个人,把农舍小屋坐得满满的。参加会的我只能叫出六七个人的名字,如:1班的解放战士阎阿富,2班解放战士王书弟、郭荣,4班战士刘元,5班长单标,代理排长江发。我知道刘春到卫生队治病去了。我突然发现王西尧没有参加会,我问新调来的指导员窦文章:“王西尧连长呢?”

“调走啦。”

我以为王西尧提升了:“调营里去了?”

“到政治处去了。”

“调政治处?”心想:王西尧调政治处干什么?

指导员宣布开会:“同志们说说吧,仗是同志们打下来的,每个人的表现同志们都看得很清楚,谁先发言?”

会,沉默了一会儿,5班长单标发言:“连长、3排长刘春、9班副刘中福、江发,应该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7班长李胜、8班长曹国友应该追认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对,同意。连长、3排长、江发和敌人拼了刺刀,3排长拼死两个敌人。还有通信员小刘,他虽然牺牲了,他勇敢,不怕死就该立功。”

“连长王西尧暂时不参加评功。”

单标问指导员:“为啥连长不参加评功?”

“团政治处通知的。”

我马上意识到,王西尧到政治处是交代问题,接受审查。他在战斗中虽然被俘几十分钟,也属于“政治问题”。

江发站起来:“连长不能立功,我们谁也不够立功的条件。在坚守突破口时,连长起了关键作用。连长一贯勇敢,在阻击廖耀湘兵团战斗中,他和3排长刘春,两个人抓了300多俘虏,他的领子上被子弹穿了两个洞。”

指导员窦文章解释:“没说连长不能立功,是暂时不参加评功。”

陈贵祥:“我在进关前逃跑过,我不参加评功。我看郭荣应该立功,他虽然爆破没成功,那是经验问题。他和通信员小刘一样,勇敢,能把爆破筒送上去就该立功。”

4班战士刘元说:“对,郭荣应该立功,他勇敢,把爆破筒送上去了。2班的那个解放战士叫啥?”

“蒋昌。”

“就是他,还没进突破口呢,就吓得尿裤子了。”

“是吗?”

2班战士王书弟:“你别糟蹋我们班了,我们班没这样的。你看见啦?”

“看见啦,他走路哈巴着腿。吓得他晕头转向,也不知道利用地形地物。你猜咋着?他往敌人枪口上跑。”

战士们一阵大笑。

“得啦,他是炮弹片打死的。”

“谁说的?他就是被敌人机枪打死的。”

60

全师召开庆功大会,师首长就坐在临时搭的舞台上,全师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排列在舞台上。1连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江发,住院的3排长刘春、刘中富,追认三大功的李胜、曹国友。

在军乐队的“胜利进行曲”和鞭炮声中,师首长给每个战斗英雄佩带毛泽东奖章,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证书。女文工团员给战斗英雄们佩带大红花。

立一大功、两大功的功臣,由各团团长和团政委佩带奖章。1连立两大功的有:5班长单标、刘元,立一大功的有:解放战士郭荣、阎阿福。

在团政委房子达给郭荣佩带奖章时,郭荣激动地说:“首长,我不叫郭荣,郭荣是地主儿子的名字,我是顶替地主儿子,被村公所抓来当兵的,我改名叫张阿山啦。”

“好,张阿山同志,你立了功。应该还给你本来面貌。”

61

韩桂芝在调到俘虏营管教俘虏之前告诉我,她在走的前一天晚上和王西尧最后的一次谈话。

韩桂芝和王西尧并肩在雪地里默默地走了好久,韩桂芝说:“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

王西尧叹了口气:“是呀,敌人把我扔下逃跑了,我回到连队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没有想到我要背一辈子被俘的政治包袱。”

“你怎么这么悲观?我们都证明你怎么被俘的,是敌人溃败时把你扔掉的。再说,组织还没有给你下结论嘛。”

“还要下什么结论?停止党籍、等候处理,这不是结论?”

“你的情绪这么灰,我真不放心。我等着你,等你回来,好吗?”

王西尧带着苦涩的笑:“你——别等啦,我没有资格让你等。”

“你,你是不相信我?”韩桂芝望着他那颤动的嘴唇:“相信我,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韩桂芝激动得一声比一声高。

“桂芝,我不能让你等,你要理解……”

“我不理解!我爱的是战斗中的王西尧,他坦荡、豪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王西尧,是悲观失望畏缩不前的懦夫,我——失望了!”韩桂芝哭了。

王西尧的心被韩桂芝的话撕碎了,他难过地说:“你知道吗?在审查我时问我什么?问我,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打死你?这不合乎常规。让我说清楚,我没法说清楚。这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悬案。”

“那谁知道,让他去问敌人嘛。你振作起来,别胡思乱想,我相信你,明天我就走啦,还不知道啥时候见哪。你记住,我在等你回来。”

王西尧翕动着嘴唇说:“你明天走我不送你了。”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个子弹壳,递给韩桂芝:“这是我冲入敌群卡壳的那个弹壳,你留着吧,是它……”王西尧没有说下去。

韩桂芝接过弹壳,放在手心里,仔细看着弹壳,心想:小小弹壳使自己心爱的人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滴在弹壳上。

雪,还在下着……

62

我骑车子,说是到卫生队去看3排长刘春,其实我是看乔小雨。她是师宣传科小报的编辑,又专职刻蜡纸。我和宣传科的人都很熟,怕他们认为我是来找小雨的。到了她的门口既想一步跨进去,又怕人看见。我犹豫,我在想进去的借口,表示我找她是公事。我很幼稚的一边往门里走一边问:“小雨,卫生队住在哪?”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好像这样能遮人耳目,能堵住舆论的嘴。小雨听到我的声音迎了出来,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目光传导给我的是热情、亲切,似乎要把我揽在她怀里。我们走进房间,面对面默默地坐着,我有满肚子的话可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无言的亲切,沉默,彼此阅读着对方的目光,任何语言都很难形容出我们感情的交融。

“你写的文章都是我刻的,有一篇我给你改了一段,你看见了吗?”

“看见啦,你很细心,把错别字都改了。”

“你写的嘛!”

“别人的你改不改?”她摇摇头。

沉默了一会,她说:“一位科长在追求我,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了。

“你说,怎么办?”

“你喜欢他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我以为见不到你啦,在战壕里给你写了封短信。”

“是吗?在哪?”她那低落的情绪没了,瞪着惊喜的大眼睛问我。

我拿出小本递给她,她看我小本上的那封短信,当她看到:“寄不出去的信”几个字时,她簌簌地落下泪。当她看完信,把本子上的那张纸撕下了,突然问我:“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这句话像股暖流注满了我全身,好像大海的波涛冲击着堤岸。她猛然地吻了我一口,转身跑出去了。她睫毛上的泪珠挂在我的脸上,她那芳唇是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

我和乔小雨的事在宣传科传开了,有的是褒,有的是贬,有的是攻击。李干事非贬非褒:“我说小苏怎么老是往咱们师部跑,原来有内线牵着。”有的人给我改了名字,叫我梦非。意思是我在做梦,我在想入非非。

63

我跟着团政委房子达和团宣传队的同志,到卫生队给3排长刘春授毛泽东奖章。

卫生队是在地主的大院里。走进院落,就看到刘春在医生和护士的陪同下正晒太阳。医生、护士看团政委来了把刘春扶着站起来。团政委走到刘春面前,拉着他的手说:“刘春同志,你立了三大功,是战斗英雄,我们要向你学习!”

刘春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人,那目光没有光泽且显得冷漠。他虽然听到团政委在说话,但面无表情,像白板一块。他不认识团政委了,也不认识我了。

医生对他说:“政委给你授毛泽东奖章来了。”他仍没有任何反应,陌生地、呆痴地望着。

政委把毛泽东奖章挂在他胸前,宣传队员过来给他带大红花。与大家喜气洋洋的气氛形成反差的是,刘春痴呆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杀气、一丝恐惧,潜载着那场血战拼杀的痕迹。医生拦住了给刘春戴大红花的队员:“别带,快拿走!他看见的不是红花是血。”护士赶快按着他的一个什么穴位,解释说:“这是政委,是小苏干事,他们不是敌人。”他目光中的那种杀气,那一丝恐惧渐渐消失了。

医生说:“我们不让人来看他。上次营长教导员来这里,也出现这种状态,他把不常见的人都看作是敌人。”

房子达问医生:“他这病能好吗?”

“首先要解脱他的高度紧张和精神高度集中。人的精神始终高度集中在一点上,怎么会正常?我们给他服大剂量的安眠药,但他睡醒了还是这样。”

“他这是犯病还是没犯病?”

“没犯病。他在犯病时眼前先出现小刘在血泊中,然后大喊一声拿起棍子就奔跑,在奔跑中喊‘冲’喊‘杀’,嗓子喊哑了,喊出了血,喊得嗓子发不出声音来,他还张着嘴在喊。”

政委走上前想和他握握手,被医生拦住了:“别和他握手。”

我惋惜地看着刘春,鼻子一阵阵发酸。

有一天夜里,我被枪声和通信员的喊声惊醒,刘春又犯病了。他端着枪,先是走正步,一边唱着“向前,向前——”一边打枪。4个通信员围过去,把他手里的枪夺过来。在架着他回去的路上,他还在喊:“小刘把敌人刺死啦,冲啊!”他的精神始终处在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中,过度紧张。刘春才19岁,他是两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1947年他是班长,在战斗中他带领全班机智灵活地插入敌人营部,活捉了敌人营长,使战斗提前结束。战后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在辽沈战役中他带全排坚守301高地,抗击敌人集团进攻,敌人在飞机投弹、扫射的配合下,整连、整营地从三个方面轮番进攻。他带全排守住阵地。在辽西会战中,他和连长两个人抓了300个俘虏。年轻的战斗英雄,他精神失常了。

64

军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出一本全军的“英雄集”,英雄们都要上照片。有一张英雄的照片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徐部长让我拿着照片到全军干部会上问。照片在干部们手中传来传去,没有人确切认出来。我拿着照片刚要走,一个干部拉住我,他接过照片一看,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我们营的战斗英雄,名字叫谭振方,没错!”

战斗英雄的名字叫谭振方,基本可以确定,但我又怕不准确,也想借个理由到师里去看看乔小雨。我对徐部长说:“他们团的几个干部都看了,谁也说不准叫什么名字。”

徐部长皱皱眉头:“这些干部,连自己的战斗英雄都认不出来,太不像话。你到师里去,问问他们宣传科的人。”

正符合我的心愿:“是。”我到师宣传科已经是晚饭后了,没有借口去找乔小雨,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好不容易找个理由来一趟,还见不到她。心里像有把火在燃烧,眼睛不住地往窗外看,总想她能突然冒出来。

“小苏,咱们出去转转。”

我看是刘干事进来了:“好。”我跟他到村街上,看见一个通信员推一辆脚踏车,我走过去:“给我骑骑。”通信员看了我一眼,没有理我推着车子照走。刘干事说:“小张,你给小苏干事骑骑。”

通信员小张回头对刘干事说:“科长让我给乔小雨送去,她要学车。”听了通信员的话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科长在死缠小雨。我在这儿等着,让他把小雨叫出来不是更好嘛。果然如此,通信员喊了两声,小雨出来了。我假装着没有看见她,和刘干事搭讪着,表示我和乔小雨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其实刘干事对我很好,他认为我和乔小雨倒是挺正常的,他反对为此而大惊小怪的人。

小雨骑上车,通信员在车后给她扶着。车骑到我跟前,她突然看见我,她瞪着惊喜、热情的大眼睛:“小苏,你什么时候来的?”她下了车跑到我面前,使劲和我握握手,我感到她的手是那样有力量。

“刚来,是来问个战斗英雄的名字。”

她对刘干事说:“小苏会骑车,他是在天津由俘虏帮他学会的。”她捂着嘴笑开了。

刘干事问我:“你那辆车呢?”

“硬让我上交了。”

“小苏,你骑一会,让我看看。”

“通信员不让我骑,他奉科长之命专送给你学车的,能让我骑吗?”小雨顿时脸红了,她瞥了我一眼,对通信员说:“你对魏科长说,以后他别再给我送车了,我不想学。”她的话既是说给通信员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通信员推着车子走了,小雨也走了。

刘干事看着小雨的背影,朝我一笑:“小苏,你和小雨今后少接触,不然对你没好处。因为你把我们魏大科长顶得够呛。”

第二天早晨,我搭送文件的车回军部。我站在车前等秘书,乔小雨吃完早饭拿着瓷缸出来问我:“吃饭没有?”

我说:“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饭?”她把瓷缸和勺子递给我,我对司机说:“等着我。”吃完饭我和司机打了个招呼,给小雨送瓷缸。小雨在房间等着我,我把瓷缸递给她:“没水,没给你洗。”

小雨接过瓷缸,很严肃地说:“你坐下!”

“不行,车等着我呢!”我何尝不想坐上半天一天的,我害怕舆论,舆论把我压得想见她就是不敢见。

“你坐下,我问你两句话。”我没有敢坐,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你是不信任我?”

“没有。”

“你昨天说什么来着?”

“昨天?我没说什么。”

“你忘啦,我可没忘!”

小雨的“嗔怒”,通过她的眼神、暗示、默许表明了她始终属于我的。这种感觉使我两颊发热,焕发出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荡漾在美好的憧憬之中。

外面车喇叭“嘀嘀”直响。心想“坏啦”,这不等于广播嘛,说小苏在小雨这里。我要往外跑,她拉着我说:“小苏,你记着,我喜欢的不是高官,我喜欢的是我喜欢的人。”她说完话,我撒腿往外就跑。

回军部后,我告诉徐部长:“战斗英雄的名字叫谭振方。”

65

徐部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吓得三魂出壳,顿时不知道南北:“我……我和乔小雨早就认识,过去我们都是文工团的。”

“小苏,乔小雨是组织上有意安排在宣传科的,你别在里面捣乱。再说,她年龄也比你大嘛。”

“我没捣乱哪。”

“没捣乱,怎么反映到我这里来啦?军政委都知道了,他说这俩孩子倒挺有意思的。”

“我再见到她不说话,行了吧?”

徐韵部长同我谈话给我带来的沉重心情,我一直没有消除。从此我们俩见面不说话了,只是偷偷地相互递纸条,转入“地下”。

66

3排长刘春的病经过治疗有些好转,因部队南下,只得把他送回家养病。我听送刘春的同志回来讲,村里的男女老少、亲戚朋友都来到村头,夹道迎接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刘春。除了医生没有让放鞭炮外,和送刘春参军时一样,村里人吹着喇叭、扭着秧歌,锣鼓喧天。当年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刘春佩带大红花,骑着大马走在欢送的人群中。但眼前的刘春,虽然胸前带着闪闪发光的毛泽东奖章,但那个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刘春不见了,呆痴、木呐,几乎和参军时判若两人。他在医生、护士陪同下,通过欢迎的群众来到他家。刘春的媳妇、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围着他,可他那呆痴的目光,望着他的妈妈和他媳妇冷漠得像陌生人。

白发苍苍的妈妈流着泪,拉着儿子的手问:“春,你不认识妈啦?”

刘春对妈妈笑了笑,没有见到亲人那种“热乎”劲。他那呆痴的目光看到他爷爷时,叫了一声:“爷爷。”

爷爷老泪横流地把孙子抱在怀里。他妈妈又是哭又是笑,看着爷孙二人。刘春的媳妇拉着丈夫,仰着头望着他,她在寻找那英俊、充满活力的丈夫面容,看到的却是冷漠的脸,她拉着丈夫痛哭,她的哭声没有引起刘春的一点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