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由于那场遭遇战，哈尔滨我没有去成，又回到文工团。
从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势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我军为了迎接大兵团协同攻坚战，在1948年春，部队进行政治整军和大练兵运动。机关干部进行“三查五整”，即查阶级、查成分、查斗志；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组织。在部队中进行“诉苦运动”。
还是在1945年，有一批伪满时期的警察、国兵、特务、土匪，混进我们部队。这些残渣余孽，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抽大烟、扎吗啡、嫖赌、破坏群众纪律，无所不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为了纯洁部队，决定进行吐“污水”的坦白运动。
我们文工团同样也要进行“三查五整”和吐“污水”运动。文工团吐“污水”运动，是从团员李惠肚子大了开始的。这在文工团是件大事，在追查她和谁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时，虽然大会批、小会“帮”，她就是不说，一直低头哭。在批判斗争的口号声中，乐队一个吹小号的张源挺不住了，坦白交待了他和李惠的关系。吐“污水”中，因为发现了李惠和张源的男女关系，会上会下专门注重男女关系，所以出现了偏差。因为这不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是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一再纠偏，男女关系对文工团来说，还是列为重点，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单独和女同志说话。有的人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专门搜集男女之间的材料，汇报给分队长。
我们第一批参军的同学在“吐污水”中，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历史清白，在参军前没有见过国民党，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年龄还小都是学生。我们“吐污水”，主要是深挖怕苦的思想根源，坚定革命立场。
我在吐“污水”中，首先交待参军前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在议论：“鬼子统治得像铜帮铁底一样，怎么说垮就垮啦？”
穿着木屐的日本娘们在街上也看不见了，偶尔遇上个，离老远就给你鞠90度的躬，都打了蔫。
宪兵、警察、二鬼子、高丽棒子，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嘴巴子，随着打嘴巴子张口就是“八格牙鲁”，这些真鬼子假鬼子也都无影无踪了。14年的奴役生活结束了。强加给中国人头上的政治犯、经济犯、莫名其妙的思想犯等罪名也随着日本鬼子投降没了。“阶级服从”，高年级学生可以随便打低年级学生的现象再也不见了。我怕遇见日本学生的日子也再不会有了。从心里涌出的那种轻松感，使我兴奋奔放，好像解脱了身上的枷锁。
1945年初秋，我12岁，正在哈达县“优级”上学。听同学们说，中央军就要进哈达街了。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北大桥去看中央军，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面红底上有一个蓝锯锯齿的星星旗子竖在桥头。同学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旗子，旗子上被耗子咬了几个大窟窿。老人告诉我们，是中国国旗。
有人喊：“中央军来啦！”有几束灯光射到桥头，接着就是隆隆声，十几辆坦克车前导，后面是卡车，卡车的两个大灯上，坐着两名挎转盘枪的士兵。我问同学：“怎么都是大鼻子？”
“是呀，中央军怎么都是大鼻子？”
有人告诉我们不是中央军，是苏联红军。学生们都冲着苏联红军战士竖着大拇指，高喊：“嘿嘿！”因为说什么他们也不懂，只有竖起大拇指来表示我们的心情。
那天夜里，住在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小队没有撤走，同苏联红军激战。我没有听过枪声，吓得我们全家不敢在炕上睡觉，搬到地上。天还没有亮，战斗结束了，日本关东军那个小队被苏联红军消灭了。
1945年的深冬，随着苏联红军的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在哈达建立了政权，我们学校来了八路军的校长和政治教员。
1946年初春，我所在的中学和军区文工团联合演出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这出剧是反映抗日战争内容的多幕话剧。日本军官、日本士兵由学生扮演，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十几年，有生活、有体验，所以在舞台上把日本军官、士兵那种“武士道”的精神表现得十分逼真。村长、民兵、男女群众由文工团演员扮演。也许因为我小，没有我的角色，老师派我为后台服务，给演员们打开水。在同学们的眼里，能参加演出队可是件光荣的事，我也感到自豪，所以我特别积极。由于开水供应及时，受到老师的表扬。
后来，学校单独演出独幕话剧《仇》，内容是反映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我不再为后台服务了，成了演员，在《仇》里扮演个小男孩。《仇》的演出在当地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县政府给我们学校颁发了奖状。
我交待完参军前的历史，接着检查了三件事：一、我有一支三号驳壳枪，两发子弹，枪没有皮套，整天别在腰间的皮带里。有一天，我到卫生部去看病，卫生部离我们驻地两里路，我骑着和驴一样大的小骡子。途中，枪掉在地上，我没有发现。到了卫生部才发现枪没了，顿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军人把枪丢了，是件严重的事。病也没有看，牵着骡子沿路往回找枪，两里路来回找了两趟没有找到。发烧、头疼、全身无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害怕，吓得我三天吃不下饭，等待处理。在我丢枪不久，海轩的枪也丢了，因为有了“同伴”，我的恐惧心情有所缓解，松了一口气。在吐“污水”中，我一边检查一边哭，心里很害怕。有的同志把我丢枪的事上了纲，几乎是变相向敌人交枪，因为枪很可能被敌人拣去，敌人用我的枪打我们。听了这些发言，更使我恐惧，吓得我在会上大哭。二、自我检查怕苦怕累。在大风雪的夜行军中，风卷着雪像刀子刺在脸上一样疼痛，身上好像没有穿棉衣，冻得直颤抖。手脚全是冻裂的口子，在行军中怀里抱着块石头，因为鞋底下结成冰疙瘩，“高跟鞋”无法走路，坐下来把冰疙瘩砸掉，没走多远又结了冰疙瘩。越砸，鞋底下结冰疙瘩的时间越短，一路数不清有多少次砸冰疙瘩。寒冷、饥饿、疲倦使我怕行军，尤其怕夜行军。在行军的路上惟一的希望是到宿营地后，喝一碗老百姓的热高粱米汤，暖暖冻麻木的脚。我有时在行军路上还常常想：这要是在家躺在暖烘烘的热炕上睡觉多好，为什么出来受这个罪？这说明自己革命性不坚定，怕苦、怕累，不能克服困难。三、缺乏阶级感情。1947年冬，在打新立屯时，下来二三百个伤员，都躺在老百姓炕上，我们文工团分组护理伤员，我分到女同志那个组，是用雪给伤员擦冻伤的腿脚。擦着擦着伤员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还在擦，擦了半天我是在给尸体擦。医生发现后，把尸体从炕上抬出去，吓得我半天没有喘上气来，从此不敢接触伤员。我怕看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尤其伤员那疼痛的惨叫声，更使我毛骨悚然。伤员打骂护士医生是常事。虽然伤员不打骂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文工团的，但我也害怕。我没有去想他们是为革命负的伤，是为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受的伤，只看到伤员的“惨样”。这是没有阶级感情的表现。
我在大会上刚检查完，有个人提出问题问我：“乔小雨给你来了封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钢笔水是两个颜色？”
“轰”的一下子，我头就大了。乔小雨生于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后，1946年参军，在牡丹江文工团。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我们文工团，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集合、开会时，我发现她眼睛老是看我。有一次，女分队排小歌剧《好班长》，我饰演小战士。夜深了，战士们都躺在炕上睡觉了，班长在油灯下给战士缝补衣服。由于演班长的赵明唱和动作配合不好，表演总不合要求。时间一长，我躺在炕上真的睡着了，当叫我对台词时，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所措，一下愣住了。引起房里的人大笑，尤其是乔小雨笑出眼泪，她边擦着眼泪边看着我笑。从此以后，我们俩总往一起“凑”，不是恋爱，是一种莫明奇妙的好感，也可能是异性相吸吧。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含着使我悟不出来的东西，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痛。几天后，她给我来了封信，是一封互相勉励的信。我们文工团员的来往书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交给本人。乔小雨给我来的这封信，经过团部检查后，发现信上有问题，交给了分队长。让分队长找我谈话，分队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问：“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为什么信的开头和落款是蓝黑墨水，信的中间是紫墨水？笔要是没墨水了，应该在信的中间换墨水，怎么在两头呢？”分队长带着极大的疑问把信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的，信的两头和信的中间墨水竟是两个颜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团部不是都审查过了嘛。”
“田副团长让我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分队长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乔小雨在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默契没有？”
我皱着眉头问分队长：“什么叫‘默契’呀？我都不懂。”
“得得。”分队长拿着信走了。
会开到吃中午饭，在吃饭时，有几个男女同学对我说：“小苏，别害怕，信的内容是互相勉励，又没写什么犯忌的言论，用八种颜色写，管得着吗？”
下午继续“吐污水”。在大会上，那个抓住不放的人问我：“为什么是两种颜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要交代清楚。”
因为有几个人给我打了“气”，所以我胆子壮了，一听我就“火”啦：“什么关系？是同志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种颜色的墨水写，你问小雨去！”
他看我态度强硬起来，举起胳膊喊口号：“你要老实交代！”不知为什么，群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喊的，他也觉得不是滋味。
我的检查就算一次通过，协理员还表扬我检查得深刻。想起来，是团领导和同志们看我15岁的年龄，和乔小雨也没什么瓜葛。在零下45度严寒的冬天，我背着乐队的小鼓，在连续行军中坚持下来了，没有人听到我叫苦叫累，同志们对我所检查的问题，都是理解的。
其他同志在大会检查中，有的两次、三次才通过。还有的同志正在检查发言时突然被喊起的口号打断：“要彻底交代！”“砍的没有旋的圆！”
检查的人被震天的口号吓“晕”了。
在吐“污水”的普查中，发现了两名重点人物。一名是补充到团里来的，他是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一名是哈达解放后参军的职员靳全。和靳全一起参军的一位同志在会上揭发他，说看见他骑车子从国民党谍报队院里出来。根据这一揭发，在追查中，他承认是国民党谍报队队员，来部队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破坏武器，与担架队中的谍报队队员联系。他承认我的枪和海轩的枪是他把枪拆卸后扔进井里的。可能是他主动交代，也可能团领导认为他年轻，参加国民党谍报队时间短，对他没有作任何处理。
另一名重点，是那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吐“污水”中有人揭发他：他说我们的立功运动是打强心剂，在部队发给他的棉鞋上写了“USA”字样。被揭发后，他不但拒不承认，而且狡辩，就把他绑起来送到警卫营了，后来听说用刺刀把他挑了。
经过“三查五整”和“诉苦”运动后，在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解决了一些糊涂观念：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工人的“寄生虫”。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参加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浮财时，都表现了立场坚定。我们打进县城的第二天，经过“调查”，有几家是“资本家”，文工团以分队为小组，参加分“资本家”的浮财。我们分队走进一家“资本家”的院落，院落里住着3家人。一家是教员，教员的家和“资本家”同住在4间正房里。西厢房3间，一间是粮仓，两间租给另外一家人住着，“资本家”收房租。我们把“资本家”的男女经过搜身后都赶到一间房子里，被褥、衣服能分给群众的分成堆放在院子里，打开院门，群众涌进来抢。然后分粮食。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有人说教员家里有“资本家”的一床棉被，问教员家的女人，女人交待：因为她男人不在家，“资本家”的孩子在她家睡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子，恐惧地看着抄他的家，当他看到把他的被子抱走后，孩子大哭。那个教员家的女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求我，是让我说说，给这孩子留下这床被子。我看那孩子一直在大哭，心里一阵阵酸楚。我何尝不想把那床棉被给孩子留下呢？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阵一阵的酸楚，一阵一阵地自我批判，这是不是阶级立场在动摇了？
王学华在自我检查时说：“我和小苏一样，对‘资本家’恨不起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因为我和小邱把‘资本家’的女人吊起来了，她一喊叫我就心软啦，就把她放下来了。”
一听王学华检查，这个批判会激烈了。有的人说：“对资本家、地主心软，就是对工人、农民心硬，这是彻头彻尾的立场问题。”
有的人问王学华：“工人、农民在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卖儿卖女你怎么不同情？”
有人批判说：“你们两个这种思想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
小邱吓得马上声明：“不是我放下来的，是王学华放下来的。”
王学华承认了：“是我放下来的，我不是异己分子。”她吓得哭了。
我们文工团同时补充来了两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处决的那个，他好讲个怪话，嘴上总是满不在乎地发牢骚。他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认为他和我们团员一样，忘了他是俘虏。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截然不一样，他沉默寡言，专心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油灯下看书把棉帽子烧着了，他还不知道。团长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他。两个人同时补充到文工团，可是，两个人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理解了“吐污水”运动的重要意义，在运动中清除了日伪的残渣余孽，清除了混进部队的反动分子和异己分子，纯洁了部队。在“吐污水”中，把我丢枪的问题弄清了，我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再为丢枪的事件害怕了。
12
就在我吐“污水”的第二天，团长派我和王学华到司令部作战科誊写材料。傍晚回来时，路过村头，从房子里传出男人又喊又唱的沙哑声音。不知什么原因，我和王学华走进院落想过去看看，却被从房屋里出来的一男一女挡住了，我问：“你们怎么啦？”
男人说：“我爸爸病了，大仙说是恶鬼缠身，大仙正在赶鬼。”
“咳，你们怎么信这个。”我要进去看看，他把我拦住说：“你们不能进去，冲了大仙我爸爸的病就好不了，我就白忙乎啦。”我没有进去，扒窗户看，屋子里很暗，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披着一块红布，手持木剑，头上顶着四四方方的纸帽子，帽子上垂下各种颜色的纸条，他那样子像个恶鬼，站在地上又蹦又跳，又喊又唱，手里的木剑东砍西杀，煞有介事。
我正在看，谁知那个男人把我拉过去，他又气愤又着急地说：“你……你们快走吧，大仙是给我爸爸治病呢。”他生怕我们把屋里的仙气冲掉。
我说：“老乡，这不是把你爸爸的病耽误了吗？你非把你爸爸折腾死不可。”
“你这是说啥话？你们来了冲撞了大仙，我爸爸的病能好吗？”
那个女人更厉害，一边推着王学华一边“呸呸”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爸爸有个好歹，就是你们害的。”我和王学华被他们推出院落。王学华捂着嘴笑：“老乡还这么迷信，我看那病人非让‘大仙’折腾死不可。”
我一想：“坏啦。”我对王学华说：“他爸爸要是一死，肯定说我们冲撞了‘大仙’，赶快回去汇报，找医生来给他爸爸看病。”
“是吗？”王学华吓得说，“那他赖我们怎么办？”
我又一想：“别汇报，你回去什么也别说，我去叫我们分队的人来抓‘大仙’。”说完，我就往分队跑，到分队一看，分队长正好不在，我对曹世杰和海轩把经过一说，曹世杰问：“是吗？”海轩也问我：“那个‘大仙’走了没有？”
“没有，还在老乡家装神弄鬼哪，咱们去抓‘大仙’去！”
曹世杰说：“走！”
我说：“咱们别进老乡家，在外面等着他。”曹世杰和海轩两个人跟着我到村头，听房屋里还在唱还在喊叫。我们3个人坐在大树下等着“大仙”。时间不长，拦住我和王学华的那一男一女把“大仙”送出来了。“大仙”还披着红布戴着纸帽子，是个40来岁的男人。我看送“大仙”那男女回院后，“大仙”刚要摘纸帽子的时候，我一摆手：“上！”曹世杰和海轩我们过去把“大仙”按倒在大树下，他看我们都是解放军，吓得全身哆嗦，上下牙直碰。我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脑袋，问他：“你不是大仙吗？我毙了你这个大仙。”
“我——不是大仙，不是——”他吓得跪下给我们磕头。
“不是大仙你欺骗群众？我把你拉到野地里毙了。”我们3个人就往野地拖他，我闻着一股臭味，问他：“怎么这么臭？是不是大仙附体了？”
“不……我拉啦。”
我“噗”一下笑了：“大仙还拉屎？”他看我笑了，他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再也不敢啦，政府宽大，政府宽大。”
王学华胆小，回去还是向团长汇报了，说小苏叫人去抓“大仙”，团长一听“火”啦：“胡闹，你赶快把小苏叫回来，让他们分队长带着医生去给老乡看病。”我们分队长和王学华带着医生来了，她离老远就喊我：“小苏，团长让你们回去！”
分队长走过来对我说：“把他先放了，你们仨回去。”
“大仙”一听放他，连滚带爬地跑了。
海轩和我同岁，曹世杰比我们俩大几岁。在往回走的路上，海轩埋怨我：“你是吃饱了撑的，抓什么‘大仙’哪，你还掏出枪，等着受处分吧。”
我推了一下海轩：“别他妈的埋怨，我们反对迷信，揭露他欺骗群众，有什么不对的？”
曹世杰一直没有说话，他想了想对海轩说：“咱们就说抓‘大仙’只是问了问他，是真大仙是假大仙，为什么欺骗群众。你可别说小苏掏枪。”
我看海轩没表态，我提高嗓门问他：“你听见没有？别出卖我。”海轩勉强地点点头。
我们到团部，见团长紧皱眉头正在屋里来回走动。团长停下来上下看看我们3个，最后把目光对着我：“谁让你去抓大仙的？无组织无纪律。”
“他搞迷信欺骗——”我还没说完，团长严厉地说：“那也用不着你们去抓，要抓公安局去抓，公开地抓，揭露他欺骗群众。你们偷偷摸摸的去抓影响很坏，如果那个病人死了呢？老乡还迷信，一时不明真相，家属找上门，全村议论纷纷，你说怎么办？”
海轩听了团长的话后，揭发我：“小苏掏出枪，要枪毙大仙，把大仙吓得都拉屎啦。”我一听心里一颤，心里骂海轩：这王八蛋，叛徒！我看团长瞪起眼睛：“把枪交出来！”我从腰间解下枪交给团长，团长接过枪：“你好大胆哪，无法无天。”
“我——我是想吓唬吓唬他。”
分队长和医生进来，医生对团长说：“那个老乡是感冒发烧，给他打了一针服了药，明后天就好了。”团长对分队长说：“你把他们3个带回去，开分队会让他们检讨。你要对小苏严格管理，他离开分队必须请假。”
我最心疼的不是团长的批评，而是我的枪被团长收去了。
海轩三四天不敢照我的面。
13
我们住进小县城。有一天，文工团到街上宣传。在蒙山时，团长给我一把两个键子的小号让我学习吹号，让我到军乐队，指定人教我。虽然每天早晨我跟着军乐队的同志练号，吹了几天，我觉得我的牙在晃动，又听分队的人说：吹鼓手到老了牙全都吹掉。我怕把牙吹掉，所以在练号时我消极。虽然我去哈尔滨耽误了一个来月，也算是练了八九个月了，我只会吹7个音符，还有解放军进行曲前面两句“向前，向前”。其他的全不会，一个曲子也吹不下来。我在乐队就这么混着，滥竽充数。那天，我们到街上去宣传，团长看我按的号键子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还没按号键子，我已按了好几个了，他产生了怀疑。在街头宣传时团长没有说话，街头宣传结束后，团长让我带着号到团部，我心想：坏啦，团长发现了。到了团部，团长对我说：“你吹个曲子，我听听。”
我把我所会的在团长面前“施展”开了，我先吹了7个音符。团长瞪着眼睛说：“谁让你吹音符来，吹个曲子。”
我又吹了个“向前，向前。”
“往下吹——”
我吹了半天也没吹出第三句来。
“得啦，你别跟着混了。”团长把我的号收回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自己什么也不行。干道具，灯笼没点着；吹号，一个完整的曲子也吹不出来；抓“大仙”，不但挨了批评把枪还给收回去了；到哈尔滨去学习，要不是躲在老大爷的土房里，我也死在那个小村了。我灰溜溜的，带着失望情绪回到分队。
分队长看我发蔫，耷拉着脑袋，问我：“怎么啦？闹什么情绪？”我没有说话，进屋一头扎在炕上的背包上。分队长进来摸摸我的头问我：“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是个废物，一个曲子也不会吹，团长把号收去了。”
分队长笑了：“怎么能说是废物，你主要是不专心，干什么都从兴趣出发。要干就干好，要学就学会，不能凭兴趣，不能一知半解。”我言不由衷地说：“对对。”
14
记得是1948年4月中旬，我们文工团的一个同志，调到乔小雨她们师里去。在出发的前两天，对我说：“你给乔小雨写封信，我给你带去。”
“好！”我特别高兴。
这封信我可下了大工夫了，光开头“小雨，你好！”就撕了三张纸，总看着字写得不顺眼。平时给团部抄写材料的都是我，说我的字写得好，可是到这时候怎么就不行了呢？左撕一张纸右撕一纸，利用饭前、饭后、晚上，百八十个字，整整写了两天。内容是互相鼓励，我提议和小雨竞赛，看谁先立功。信写好了，送团部审查，我到团部看协理员不在，把信交给田副团长了。田副团长说：“放下吧，我们看看再说。”我本想说人家明天就走啦，没敢说。
第二天走的人来找我要信：“信写好了吗？”
“写好啦，在团部审查呢。”
“快去取，我这就走啦。”
我跑到团部问：“田副团长，我的信审查了没有？”
“我们看了，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让人带走。”
我顿时就僵在那里，田副团长再没有看我，我差点哭了。我想问他：信有什么问题？没有敢问，转头跑出来了。
田副团长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学过“人之初，性本善”。1938年参军后，在部队提高了文化，调到文工团任副团长。田副团长给人们的印象是：只有他对党忠诚，对革命事业一丝不苟，对其他同志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把任何问题都拉到政治原则上。所以，团员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些冷淡。
15
1948年8月,我从军文工团调到军政治部宣传部，任见习宣传干事，那时我15岁。在我离开文工团时，见田副团长从田间小路走来，我不怕他了，解开裤子冲着他撒了泡尿。好像这泡尿把我对他的愤恨，都发泄出来了。
田副团长问我：“你怎么冲着人撒尿？”
“你又不是老娘们，还怕看鸡巴？”
田副团长瞪了我一眼。
宣传部长徐韵给了我一支“狗牌”撸子,我特别高兴。我喜欢枪，自从抓“大仙”后团长把我的三号驳壳枪收去后，我一直想有支枪。我带着“狗牌”撸子参加了辽沈战役。
16
部队调到北宁线上，攻克锦州的战斗还没有打响。我遇见社会部的碧云局长，她特别喜欢我，把我带到她住的房子里，给我拿出美国饼干和黑乎乎的糖，她说是巧克力。我咬一口，咧着嘴摇摇头说：“有一股糊巴味。”
碧云局长笑了笑，她给我讲了一段有关部队调动到北宁前线的事。
那是在哈尔滨的一个早晨，晨雾笼罩，新参加工作的侦察员刘英国从市公安局出来，到市委社会部去。走在一条通往南岗的石子路上，迎面来了一辆送牛奶的马车，车上除了几桶牛奶外，在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畏缩着身子的男人。在马车从刘英国身边过时，他看了一眼后座上的人，顿时他停住脚步，转身喊道：“站住！”
车后座上的人催促车夫：“快，快赶，我多给你钱！”
刘英国掏出枪：“站住，不站住我开枪了！”马车停下了。刘英国跑过去，枪口对着后座上的人问：“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杜文春。”
“先生，你认错人了。”
“没有认错，你就是杜文春。”
杜文春拱手一揖：“老弟，你抬抬手我就过去了，总算是咱们在松花江上共过事。”
刘英国：“少费话，下来！”
车夫看刘英国用枪逼住他的乘客，急忙解释：“我不认识他，是他雇我的车。”
“你不是送牛奶的吗？怎么拉起人来了？”
“我是捎个脚，他到南岗去，我到南岗送牛奶，想挣俩钱。”
刘英国：“走，到公安局去！”
侦察科长赵铁铮来到市委社会部办公室，向哈尔滨社会部长陈于报告：“在国民党‘宾江组’案犯口供中，不是有个杜文春吗？杜文春是伪满‘江上军’搞电台的，今天早晨刘英国遇上他，把他抓到了。”
“好！”陈于部长说：“赶快组织审讯，不能给敌人喘息时间！”
“好，我马上组织人审讯。”
“你们对刘英国同志要及时表扬，一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能时刻有敌情观念，是很难得的，要在大会表扬。”
对杜文春审讯后，赵铁铮带着审讯人员，集体向陈于汇报。赵铁铮说：“杜文春交待了，他是国民党驻哈尔滨‘宾江组’的报务员，我们在搜捕‘宾江组’时他不在哈尔滨，他回乡下的家了。‘宾江组’的人被逮捕他不知道。”
陈于部长问：“杜文春回家，吴征安知道吗？”
“知道。他向吴征安请的假。”
“就是说，吴征安知道杜文春没有被我们逮捕，认为他还在家里。”陈于点上支烟，他边抽烟边思考——
赵铁铮望着思考的陈部长说：“杜文春和‘宾江组’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不想为国民党使自己受严惩。所以他交出电台、密码本、‘宾江组’的人员名单。名单是属实的，我们和‘宾江组’案犯的口供对照是一致的。‘宾江组’的案犯除组长吴征安化装逃跑外，全部被我们逮捕。”
陈于问：“你们通过审讯，看杜文春这个人怎么样？”
机要科长碧云说：“从审讯中看，杜文春是搞技术的，没有什么政治倾向，谁给钱给谁干。我看这个人有偏执症。”
陈于问：“偏执症？什么偏执症？”
碧云：“这个人对发报机很精通，对别的是‘二百五’。他被拉入特务组织后，吴征安亲自考核他的发报技术，任命他为电台台长。”
陈于：“根据你们所说的，在杜文春这个人身上我想了个主意，咱们讨论讨论。”
赵铁铮问：“什么主意？”
“我们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服务，咱们也雇佣杜文春，他干不干？”
黄耕：“他干，别说给他钱，就是不给他钱他也干。因为咱们抓着他的把柄，他不敢不干。”
陈于摇摇头：“这不行，他要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干，否则，弄巧成拙，那可坏了大事。”
碧云说：“我看要慎重，我们是和国民党北满站打交道，北满站是国民党保密局派驻东北的特务机关，是‘宾江组’的直接领导，这样做风险太大。”
陈于：“是冒险，你们说这险值得不值得冒？该不该冒这风险？”大家沉默了一会，赵铁铮说：“值得冒这风险，干什么没有风险？我们就是在风险中走过来的。”
“好。”陈于对赵铁铮说，“你拟个电报稿，让杜文春发出去，看看敌人的反应，我们下一步再说。”
赵铁铮问陈于：“电报稿写什么内容？”
“这电报的内容——”陈于想了想说，“你想，‘宾江组’的人都被捕了，惟有吴征安这个组长一个人跑回去了，北满站能不怀疑他吗？最起码怀疑他怕死，我们再给他加点‘佐料’。”
赵铁铮笑了：“我看哪，把‘宾江组’被我们逮捕的人员名单，报给北满站。”
陈于：“对，除了杜文春外，把‘宾江组’被我们逮捕的人全报去，让吴征安全身是嘴也说不清。”
碧云：“杜文春在发报时，我们必须有专用电台收报控制，否则风险太大。”
陈于：“好，碧云同志说得对。你就选一名报务员专门盯着杜文春的电台。这是我们给敌人第一份电报，编号001号。”
碧云将电报稿递给杜文春，说：“把这封电报发给北满站，你要知道，这是对你的考验，也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不要在电报上有什么打算。”
杜文春表白地说：“请碧科长放心，我不会为国民党卖命的。我家里有70多岁的老母，有妻儿老小，我死了他们无依无靠怎么活下去？”
碧云：“你知道就好。”
电报在专用电台的控制下发出去了。两个小时后，国民党北满站回电：内容获悉，很好很及时。望谨慎从事。
碧云问陈于：“回电吗？”
“不但要回电，还要给北满站一份情报，你看给他什么情报好？”
“最好是军事情报。”
陈于思考后：“这要请示东北总部，我请示后再回电。”
1948年的初冬，哈尔滨飘着大雪。机要科长碧云冒着大雪来到陈于办公室，递给陈部长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我们控制台和杜文春同时收到的。”
陈于看了电报：“吴征安又来了。”
碧云问：“谁是吴征安？”
“你忘了，他是国民党‘宾江组’组长，上次搜捕时他化装逃跑了，我还熊了一顿赵铁铮。吴征安是带着任务来的，让我们赵科长秘密地逮捕他。”
通往五道口火车站的路上，侦察员孙鼎披着光板皮大衣扬鞭赶着大车，向五道口车站驰去。五道口是没有站台的小火车站，快车不停，慢车早晚各一趟。站外两排低矮的房子，有几家小店铺还没有开门，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农民打扮的侦察员甘永泉，牵着一匹没有鞍子的枣红马，从小街道走过。刘英国推着一辆脚踏车向小街走来。侦察员程坚提着手提包站在站里，像是等着上车。6时45分，一列慢车徐徐驶进五道口车站。下车的人很少，都在程坚视线之内走过。从火车的尾部下来两个人，一胖一瘦，胖的50岁左右，左手提着点心匣子，右手提着小提包。瘦的30岁左右，扛着一个大提包，向出站口走去。程坚一眼认出那个胖子正是吴征安，他暗示给刘英国，刘英国骑上车子在街口暗示给赶车的孙鼎。孙鼎远远看着走过来的吴征安和瘦子，走上前去按着电报上的暗号问：“先生，是买大豆还是买木材？”
吴征安仔细看了看孙鼎，说：“我们是过路的。”
“上车吧。”孙鼎看他们二人上了车，他打了个响鞭报信，大车颠颠簸簸跑起来。坐在车上的吴征安还在观察孙鼎，他好像预感到什么。当大车来到叉路口时，吴征安问：“这是到哪里去？”孙鼎背朝吴征安没有回答。吴征安又问：“这是到哪里去？”孙鼎回头看了一眼吴征安没有说话。吴征安急了：“我问你，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孙鼎转过身，对吴征安说：“上面让我把你们拉到哪，我就拉你们到哪，你问这干啥？”
“你这是往市区里去的？”吴征安看赶车的没有说话，他着急了：“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是往市区去的路？”
孙鼎背对吴征安说：“这是上面指定的地方，不到市区你说到哪？”
“停车！”
孙鼎停下车。
吴征安犹豫着——
孙鼎转过头：“走不走？不走你们赶快下去，我得按时回去。”
吴征安犹豫着，他看后面来了个骑脚踏车的和牵马的人，他感到这里下车太危险。孙鼎催促：“不走就下车，我不能在这儿耽搁时间！”
吴征安下了决心：“走吧。”
程坚、甘永泉跟着大车进了市区。
孙鼎把大车赶进侦察科大院，随手打了个响鞭，他对吴征安说：“到地方了，下车吧。”吴征安还没有反应过来，被从房间里冲出来的侦察员摁在车上，给吴征安和报务员戴上手铐。侦察科长赵铁铮走过去说：“吴征安，你又回来了，上次逮捕你，我让你跑啦，看起来咱们有‘缘分’哪。”
吴征安看看孙鼎，看看赵铁铮，他醒悟后：“赵科长，你这一手干得真漂亮。”
赵铁铮和孙鼎二人审讯吴征安后，他们来到陈于办公室，向陈于汇报。
陈于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我们赵科长动脑子长智谋了。”
赵铁铮说：“通过审讯，这次吴征安来哈尔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我军长期围困长春，既不打又不撤，敌人摸不清我军任何迹象，派他来是想摸清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陈于：“你们没有问问他，咱们给北满站发去的那封告他的电报起作用没有？”
“没有问，他说有人告他，差一点要了他的命，要不是他上面有人，他就完蛋了。这次来哈尔滨是带罪来的。”
陈于笑笑：“这说明，北满站对杜文春没有任何怀疑，很信任他。”
赵铁铮：“杜文春的电台，北满站没有告诉吴征安，对他是保密的，除了接吴征安外，不准和他联系。北满站对吴征安不放心，所以又让他带来一部电台。”
陈于思考着说：“这可能是——北满站为了保密，对吴征安留了一手。”他问赵铁铮：“对那个报务员审讯了没有？”
“审讯了。”
“怎么样？能不能争取过来？”
“他是敌人的工具，对敌人内情一概不知。”
“最好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准确无误地交出密码、呼号，必要时可以让他和杜文春见见面。如果能争取过来，赶快让他给北满站报个平安。”
程坚说：“那赶快让杜文春发个电报。”
“不行，必须让那个报务员发，否则，北满站不但怀疑吴征安是否安全到达，同时还会怀疑杜文春，那就坏事了。报务员发报，手法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人会识别出来的。”
“那，短时间争取不了，时间长了再发报报平安，北满站肯定怀疑。”
“这很重要，时间长了不给北满站发报，也会怀疑杜文春。”陈于部长想了想，“你把碧云叫上，咱们找那个报务员谈谈。”
那个国民党报务员终于弃暗投明了。
17
1948年9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报：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敢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该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1948年，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三年，在这三年中，蒋介石从猖狂进攻打到防御，而我军从防御打到进攻。东北野战军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夏、秋、冬三大攻势，国民党50万人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
锦州系北宁线上联结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打下锦州就可以控制北宁线，把蒋介石的50万军队封闭在东北，不使他南逃，就地歼灭。因此，攻克锦州是取得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决定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但有个重要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百万大军往北宁线调动，不能让敌人发现，摸不清我们部队调动的意图。总部首长研究后，请东北局社会部协助解决。司令员亲自给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邱中祥和副部长陈于打电话。
陈于拿着电话说：“司令员，我是陈于。好，我和邱中祥同志准时参加。”他放下电话对赵铁铮说：“司令员的电话，让我和邱中祥同志到他那里去，有重要事情和我们研究。你和碧云同志商量一下，要严密地控制这两个电台的收发报。”
陈于和邱中祥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作战室。
总部作战室，宽大的桌案上放着一张偌大的军用作战地图，地图上放着放大镜，红、蓝铅笔。桌案的左边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地图被垂帘遮挡着。桌案的右边小桌上放着几部电话。
参谋长伏在桌案上拿着红铅笔在标地图。参谋拿着电报夹走进来报告说：“一纵、二纵、八纵、九纵来电。”他打开电报夹拿出电报，递给参谋长签了字后，正在看电报，作战参谋进来说：“参谋长，邱中祥和陈于同志来了。”
参谋长放下电报：“快，请进来。”他迎出作战室。邱中祥和陈于走上二楼，参谋长迎上和他们二人握手，说：“司令员、政委他们临时参加个会，让我和你们二位谈谈。”警卫员拉开作战室的门，参谋长将邱中祥、陈于请到作战室，他们坐下后，警卫员端上茶。
参谋长说：“司令员、政委让我转达对你们和在长春地下工作的同志的表彰，你们的情报准确、及时，长春敌人几次突围都被我们堵回去了，因为在敌人突围前，前线指挥员接到送出来的情报，知道了敌人突围的方向和兵力。”
邱中祥：“我们正在做61军曾泽生的工作，如能争取他起义就好了。”
参谋长说：“锦州系北宁线上联结东北与华北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打下锦州就控制了北宁线，实现就地歼灭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因此，攻克锦州是取得战役主动权的关键。”参谋长拉开地图，说：“我先介绍一下锦州战役的部署。”他指着地图说，“决定用1个纵队、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用6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攻打锦州。塔山、高桥一带，部署2个纵队阻击华北、海上敌人的增援，在彰武、大虎山、黑山一带用3个纵队阻击沈阳敌人的增援。这次战役动用15个纵队、53个师。”
陈于问：“需要我们做什么？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内线、外线人员保证全力配合。”
参谋长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要从北满、东满、西满调兵，把上百万的大部队调到辽西走廊，不让敌人摸清我们是打锦州。一旦被敌人识破，”他指着地图继续说：“在这一带敌人阻击我们，将使我们不能靠近锦州，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参谋长重复说，“我们如果被敌人阻击在辽中，不能到达锦州，将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陈于：“上百万部队大调动，要想让敌人摸不清目的，不是容易的事。敌人空中有飞机，地面有情报网，敌人怎能摸不清？”
参谋长：“所以司令员被这难题困扰着，他直接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把这任务压在你们身上，能不能利用你们的逆用电台，给敌人个假情报？”
邱中祥看看在思考中的陈于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回头提出个方案来。”
参谋长：“好，司令员、政委等着你们的方案。”
陈于回到办公室，他回想着参谋长严肃又充满企盼的谈话，构想着方案。这方案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如出现差错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烟雾弥漫着办公室，烟缸里一堆烟头。
夜深了，陈于又点上一支烟，他默默地踱着步，默默地抽着烟，默默地思考着……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亮点，他好像想起什么，把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拧灭在烟缸里，拿起电话给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邱中祥打电话：“中祥同志，我现在到你那里去。”
邱中祥拿着电话：“看样子你是有办法了，不用，我到你那里去。”他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来到宿舍，把熟睡的妻子拔拉醒：“我那瓶高粮酒呢？”
妻子揉揉惺忪的眼睛：“你不是不喝酒吗？怎么又喝起酒来了？”
“我给陈于带去。”
妻子笑笑：“老陈能喝酒，快给他带去。”她下床从柜子里拿出瓶酒，递给邱中祥。
邱中祥接过酒瓶，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我给你们炒两个鸡蛋吧？”
“不用，今天早晨吃的煮黄豆还有吗？”
“有。”
邱中祥带着酒和煮黄豆，到了陈于办公室：“好大的烟！看样子是在抽烟中想出办法来了。”
陈于看邱中祥提着一瓶高粮酒进来，把吸了几口的烟拧灭：“有酒就不抽烟了。”
邱中祥把酒瓶子放在办公桌上，又拿出那包煮黄豆，说：“咱们俩还是我离开延安时喝的吧？”
陈于想了想：“是，是你离开延安前一天的晚上。”
“来，你一边喝着一边说。你是越喝酒越清醒，越喝酒智慧越多，酒是引发智慧的导火索。”
陈于笑笑说：“照你这么说，我不用学习了，弄瓶酒喝就行啦。”
邱中祥：“你跟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军统局的人想把你灌倒，看你的笑话，没有想到你把他们都灌躺下了，你很清醒地站在主席身边。”
陈于拿过来两个喝水的杯子，邱中祥将一瓶酒一分为二，倒满了两杯，说：“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陈于坐下后，先喝了两口酒，手捏了几颗煮黄豆放在嘴里，一边嚼着煮黄豆一边说：“我想的很不成熟，咱们俩在一起凑凑。”
邱中祥：“你就别谦虚了，说吧。”
陈于：“我们有两部逆用电台，一部敌人很信任，把我军攻打沈阳的情报，利用这部电台发给敌人的北满站；你再给长春工作的同志发个报，让他们给北满站透个信儿。”
邱中祥把端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下，他想了想说：“你是说，我们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对敌人来说，是实打沈阳，佯打长春。”
陈于：“对，就是这个意思。”
邱中祥想了想，问：“那需要大部队向沈阳进军。”
“对，需要大部队，最少要用4个师的部队，大张旗鼓地向沈阳方向进军，向沈阳方向进军的部队，要多用番号，用10个、20个番号。”
邱中祥：“尤其是东北总部的番号，在向沈阳进军的路上要大张旗鼓地用。”
陈于：“去打锦州的部队，把电台全部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
邱中祥：“打锦州的部队夜间行军，白天睡觉；去沈阳方向的部队，白天行军晚上睡觉。”
陈于：“打锦州的部队路过的村庄，要严格控制，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邱中祥喝了几口酒，陈于举过杯来说：“来，碰一杯，你再考虑考虑。”他们碰杯后邱中祥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们那部逆用电台，出一点差错就完啦，就前功尽弃了。”
陈于：“是的，不能出一点差错。这样吧，咱们俩分分工，明天你去东北总部汇报我们的想法，我去检查电台。如果东北总部同意我们的想法，我们先给敌人发个报，摸摸敌人的动向，然后再调动部队。”
邱中祥：“好，就这么办！我走啦。”
陈于：“别走，把这点酒喝完了再走。”
邱中祥：“不行，留给你喝吧，我这酒量不行。”
陈于把邱中祥送走后，他回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份给敌人北满站的电报稿，对他起草的电报稿反反复复地看，逐字逐句地斟酌后，他拿起电话：“碧云吗？你还没有睡觉？我到你那里去。”
碧云放下电话对赵铁铮说：“老陈过来。”她问赵铁铮，“老陈这两天怎么啦？怎么对电台抓得这么紧，这么细？是不是又有重大案件了？没有重大案件他不会这样。”
赵铁铮：“可能有重大案件，抓‘宾江组’时他就这样，布置得特别细，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到了。”
碧云看陈于进来，她递过去电报说：“这是北满站收到吴征安报平安电报后的回电。”
陈于接过电报，问：“从我们给敌人发去的电报，到敌人回这封电报，隔了多长时间？”
碧云：“两天半。”
陈于：“发报时，我们监控了没有？”
碧云：“监控了，两部电台监控，密码、呼号都是查对后发的报。”
赵铁铮：“报务员他很清楚，如果这封电报出了错，他是要掉脑袋的。”
陈于不放心地问道：“北满站对这部电台信任吗？”
碧云：“从回电上看是信任的。”
陈于：“对杜文春的那部电台呢？”
碧云：“更信任，这部电台已经晋升为国防部二厅直接使用的电台，不然，敌人不会发电让接吴征安。”
陈于：“杜文春的电台编号为一号，新缴获的电台为二号，二号电台的任务和作用，是维护一号电台，确保一号电台不被敌人怀疑。你们二位同志要记住，一号电台收、发来往的电报一定要我过目，否则不能使用一号电台。对第一份从敌人那里收、发的电文，每一个密码、呼号都要特别准确，决不能出一点差错。你们二人要严格把关，对一号电台的报务员要加强管理，只能杜文春一个人使用一号电台，不能换任何人，你们要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谁出差错谁就犯了大罪，就要杀头。就是杀头，也抵不了罪过。这事情要说大，比天还大。”
碧云和赵铁铮惊恐地相互看着。
陈于拿出一份电文递给碧云，说：“用一号电台发给北满站。”
碧云接过电文一看“啊”了一声，愣住了。
赵铁铮拿过来一看电文，也大吃一惊，他念道：“根据内部情报，共产党有攻打沈阳的迹象，待查实后再报。”他对碧云说：“这事，是比天还大。”
碧云不放心地问：“发出去吗？”
陈于：“发出去。”
碧云来到报房将电文交给杜文春，杜文春接过电文看后一愣神，他下意识地抬起眼睛又看看碧云。
碧云：“这事比天还大，你要细心，不能出一点差错，不能因为你发报的差错引起敌人的怀疑。”
杜文春：“碧科长，你放心吧，我非常清楚。”他戴上耳机，打开发报机，右手敲打电键，呼叫着北满站。
报发出去后，杜文春摘下耳机，对碧云说：“碧科长，北满站让等候收听。”
碧云：“好，我们等。”
躺在床上的陈于爱人海宁，睁开眼睛看陈于还在抽烟，看他心情沉重地踱着步，她问：“你怎么还不睡觉？”
陈于：“你睡吧，我睡不着。”
海宁坐起来，惊疑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陈于：“没有发生什么事，你先睡吧，我在等一份电报，你不会想到这封电报的重要性，说大比天还大。”
海宁：“你负担这么重，我怎么能睡的着呢？”她起床下了地，说，“我给你做点吃的吧？”
陈于摇摇头说：“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海宁给陈于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别抽烟了，喝点水吧。”
陈于心情沉重地踱着步，海宁坐在床边望着陈于。陈于停住脚步，他所等的电报还没有来，他看着海宁，像是问海宁又像是自语地说：“按照事物逻辑的判断、推理，我们完全掌握了敌人的心理趋向，是按着敌人心理趋向诱导他按我们的意志行事的，难道我判断错了？”
海宁不知所云的，默默地望着陈于，她为自己的爱人悬着心，脸上沁出了丝丝汗珠。
陈于：“要是我判断错了，错误地判断了敌人的心理趋向，那就一切皆错，将给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海宁惊愕地问：“这么严重？不，你不会判断错的，绝对不会的。”可是她心里与陈于一样的沉重，不安。
陈于勉强地笑笑说：“谁愿意自己判断是错误的呢？没有一个人愿意。可是，双方总有一方是错误的，不是我判断错了，就是敌人判断错了。”
陈于听到敲门声，他忙打开门。碧云走进房屋，兴奋地说：“敌人来报了，还奖励你百两黄金存入长春‘中央银行’。”她将电文递给陈于。
陈于接过电文看后，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只有熟悉他的海宁才能发现，一丝喜悦从陈于的眼神里溢出，但很快他又趋于平静。陈于转身对海宁说：“是敌人判断错了。”他拿着电文往外跑去。
海宁：“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
陈于一边向外跑一边说：“找邱中祥去。”
碧云拥抱着海宁，俩人相视笑着，这时的海宁是兴奋、是为丈夫后怕，她流下了泪。
早晨，陈于在办公室拿着电话，说：“我是陈于，参谋长吗？部队可以调动了。”
参谋长拿着电话笑着说：“好，向沈阳方向去的部队大张旗鼓，向锦州去的部队夜行晓宿。”
碧云走进陈于办公室，看赵铁铮也在，她高兴地说：“北满站来报了。”她把电文递给陈于，陈于接过电文看后，兴奋地对碧云说：“敌人连我们佯攻沈阳的部队都没有搞清楚，可见我们打锦州的部队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碧云说：“北满站来电问，共军大规模从四平、八面城一带南进有何目的？让速查速报。”她对陈于说，“快告诉北满站，他们急等着情报哪！”
“告诉他们。”陈于从桌子上拿起铅笔，写了一行字交给碧云。碧云接过来看到：“共军南进的目的，有攻打沈阳动向。”她问陈于：“发出去吗？”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