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走鸣冤诉讼之路
欲要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必先状告田中正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歪曲和否认。道路遥远和艰难，但千里之行又始于脚下。我们是受害者，掌握着侵华日军的罪恶事实，又有13亿人民作后盾和广大爱国华人华侨的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为雪国耻，一定能够胜诉。
田中正明是何许人也和《“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中译本)出笼的背景，在有关章节里已作了简介，不再追叙。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世人有目共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对南京大屠杀一案作了定性，形成了铁案。那么试问：田中正明为了歪曲和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有哪些虚构呢?
虚构之一，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南京俘虏了蒋介石。《虚构》为了污蔑共产党，他说：
为了迫使南京政府就范，这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相继离开陕西省的红色首都延安前往南京，商讨国共合作全面进行抗战等问题。当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以自己的意志中止对日全面抗战的力量。(《虚构》第91页)
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是蒋介石迫令部下执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西安事变何以得到和平解决，共产党从中起到什么作用，世人皆知，已成历史。但是，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田中正明都没有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他凭什么“资料”证明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到了南京，蒋介石又是怎样成为共产党俘虏的呢?他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知识等于零。中国许多小学生都知道，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只到了西安，却未去南京。毛泽东和朱德一直未曾离开延安一步。田中正明虚构得太离奇了——也许这就是他惊天动地的才华!
虚构之二，是刘少奇指使学生挑起芦沟桥事件。在这里田中正明造谣的才华举世无双，栽脏也不用起草，说道：
总之，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批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乘黑夜在芦沟桥上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起日本驻屯军和宋哲元的29军发生冲突，致使冲突扩大为日中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见《虚构》第97页)
田中正明使用的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欺骗战术，把日本军蓄意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试问《二十一条》和《田中奏折》的内容是什么?不就是要灭亡中国吗?灭亡中国的途径是什么?不就是凭借日本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战争，一次一次地蚕食中国的土地，最后的目的是迫使中国签订像《日汪密约》内容那样的条约，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全部控制在日本手里吗?皇姑屯事件是谁制造的?“九·一九事变”又是谁挑起来的?“七·七芦沟桥”对中国人民来说，那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从那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驻丰台的部队，有预谋地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在夜幕掩护下试探我军心理，企图引诱我军先打第一枪，从而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中国部队识破了日本军的阴谋，任凭日本兵在芦沟桥附近横冲直撞，鬼叫狼嚎，我自岿然不动。日本兵无奈，又借口夜间演习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允许派部队进入我军固守的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守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严词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竟迫不及待地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从此开始。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日本历史》一书中，依据历史事实正确地指出：“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日本突然地攻击了中国军。这样，所谓‘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开始了。”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说：“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事实，当然也是历史结论。
虚构之三，污蔑“进入8月以后，中国军队在闸北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中国没有按日本的要求及时撤走保安队和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上海“八·一三”战争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还记得，“九·一八”前日本军在沈阳外围经常举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军在芦沟桥白天举行军事演习还嫌“不过瘾”，夜间又接着演习，两起事变都是由日本军假借演习主动挑起战争。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在中国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需要进行军事演习。只准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放火，不准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点灯，这种强盗逻辑，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有理”的理论。还有，日本要求中国撤走上海的保安队更属无稽之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经常寻衅闹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切齿之恨。日本不把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日本军撤回日本，反而要中国撤走保安队，岂不是本未倒置，是非颠倒。一切都由日本说了算，而中国只有遵从日本大人的指挥棒了!岂有此理，侵略者的嘴脸亦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说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更是理曲词穷，曲解是非。“七·七事变”后日本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先后攻占北平、天津，尔后在华北战场上以平津为据点，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继续扩大战争，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此情况下南京最高军事会议才决定全面抗战。此次会议的决定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虚构》在第100至101页虚构上述“三点”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为日本军部开脱罪责——强盗从来就不顾人格，抢劫财物之后还说是被抢者防盗的结果。
“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即在上海地区加紧进行调集船只，增派部队，征召预备役等战争准备活动。企图利用在上海的既占阵地和有利的军事势态，一举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后续部队上陆创造条件。在战略上企图控制进攻南京的大门，配合华北战场，以求战争的速战速决。为此，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自7月中旬起即开始武装示威和夜间巷战演习等军事挑衅，并且多次制造了“水兵失踪”事件。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水兵，驾驶汽车直闯虹桥军用机场，并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警卫机场的中国国民保安队开枪还击，两个日本军人当场毙命。11日，日寇提出取缔上海地区国民党保安队和撤除沪西地区的工事等无理要求。同时，增派大量舰艇驶进黄埔江，并向上海增派海军陆战队。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司令官电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海战争已处在爆发前夕。当天夜里，日本政府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两个师团开赴上海。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凭借租界和黄埔江上的军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发起进攻，揭开战幕。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迎战，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引自《暴行》第26至27页)
虚构之四，因为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军无可奈何进攻南京。田中正明引证松井的《阵中日志》说：“故午后命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原作者注)进攻南京城。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及欲罢不能之事也。”(引自《虚构》第135页)
松井是个阴谋战略家，战场上演的“西洋镜”是以欺世盗名，用以掩盖他的侵略罪行。中国人讽刺这种不要脸的人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对于松井和田中来说，他们既要灭亡中国，又要说“大东亚共荣”；既要攻占南京，又要说“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乃欲罢不能之事也”，用一块很漂亮的遮羞布把自己的真实面孔遮将起来。
日本陆军大佐西坦新七在《中国事变史》一书中就1937年12月8日，日军进攻南京的势态时说：
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
然南京已落我军掌中，若攻略南京本防御线，则所剩者，惟须扫荡城内外之残敌耳。而继续并辔向南京前进之我官兵，其意气冲天，高声大叫：“呵，已到南京矣。”仍着血与汗污染之戎衣，为日当不久；换着新鲜入市之锦衣，为日亦自不远也。我军已制南京之死命，敌尚不知。(引自《档案》第21页)
松井披着日本武官的合法外衣在华进行多年间谍工作，暗中对上海和南京的地形作过调查，早就为进攻南京作了实际准备。当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老谋深算的他已经设想好了要动用多少师团的兵力投入战斗，一旦攻陷上海，便趁热打铁立即进攻南京。1937年10月8日，他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11月7日，他接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已经公开了他进攻南京的身份。
进攻南京是松井石根的主导思想，也是他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1937年11月22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日本参谋部呈报必须攻占南京的意见书。呈报中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引自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见《档案》第19页)该“呈报”中还谈到攻占南京的意图——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以及具体的兵力布置。足见“欲罢不能之事”是松井的欺人之谈。
虚构之五，“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之说，田中正明借助当时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之口，反复宣传松井保护南京名胜古迹的命令，大施障眼法，明是暗非，说一套做一套。
中外无论何种身份的人每到南京，除了游览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莫愁湖等处名胜古迹之外，另一个必到之地就是秦淮河岸边的夫子庙。该庙又称大成殿，是一文庙，始建于1034年，全木结构，设计精巧，构造复杂，风格古朴，内部陈列着一些与孔子有关的文物。清代重修，是南京城古建筑群中最古老的名胜，世界闻名。可是，日本军侵入南京城后，将大成殿内一些文物抢劫一空，而后付之一炬。与松井“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的命令”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松井一个响亮的耳光。
座落在南京城北校门口的祖灯庵，始建于明代，历经数百余年，是南京的古刹之一。大殿内诸佛神像栩栩如生，经典文物价值十分贵重。庵内师徒众人日夜诵经守护。日军罔村部队窜至校门口，将该庵纵火烧毁，3个出家人亦遭日本军屠杀。
虚构之六，是捏造所谓的“市内激战”。他虚构的谎言如下：城内尚驻有15000名以上的中国士兵。为此，部队在攻入南京城内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从政府大楼的门窗内和屋顶上不断有机枪子弹飞来。直到翌日下午4时，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市内。
上海派遣军参谋大西一大尉于13日下午进入市内，当他来到中山北路的首都饭店(后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时，正赶上16师团一部为进攻这座饭店而同少数顽强抵抗之敌进行激烈的枪战。(见《虚构》第147至148页)
为了驳斥田中正明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诡辩，有必要把日本军进攻中山门和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的时间先搞清楚。据日本国际画报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在《开始总攻南京》的一文中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在正面进攻中山门的富士井、伊佐、片桐、大野、野田等部队中，富士井部队突破了中山陵附近的第二道防线，其佐翼的伊佐部队从下午二时半开始参加了攻击中山门的战斗。猛烈的炮击在城墙上打开了缺口，门口的守军是教导总队的精锐，作着拼命的抵抗。
这里说的是“下午二时半开始参加了攻击中山门的战斗”。“此刻南京城内尚驻有15000名以上的中国士兵”是对的。但田中正明把实际时间推迟到13日下午，那就是虚构的欺骗。
日军12月11日曾经突入光华门，但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所击退，日军伊藤善光少佐被我军击毙。12日下午才正式突入光华门。12月12日中午12时，第6师团的山田工兵部队在中华门以西爆破成功，使城墙出现缺口，长谷川部队用绳梯登上城墙，窜进南京城里。很明显进攻中山门的伊佐部队与从光华门、中华门进攻部队攻击进展迟了一天时间。12月12日和13日南京城内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在原铁道部里下达了“停止抵抗，撤出南京”的命令。各部队立即就地动员，按照命令的要求，分别利用夜幕，向不同方向撤退突围。可以说“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城市”。那么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未经攻城战斗便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何来的“顽强的抵抗”的呢?
13日下午，在南京城内日本军实际行动情况又如何呢?
[十二月十三日]，随着占领区域的逐步扩大，我海陆空军从下午二时停止轰炸，中央军官学校、国民政府等机构，先后落入大野部队之手。另一方面，前日开始一直在城南一带进击敌人的部队，把敌人不断地赶向城北丘陵地区。我军城内的扫荡战，在黄昏前终于结束了。(引自日本国际画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开始总攻南京》，见《档案》第16页)
上述文字清清楚楚证实了日本军在南京城内的扫荡战，于13日下午“黄昏前终于结束了”。这里又揭穿了田中正明把“12月12日下午，中山门外与城里的情况”移到13日下午的鬼把戏。直到翌日下午4时，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市区”的内中便隐藏着屠杀中国军民的阴谋。
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后来曾与日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有一次谈话，对大西一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激烈的枪战”作了具体地回答：
[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城内的一部分日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条马路，约五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大西一在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所谓“激烈的枪战”，实实在在地看到的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即中山北路上血腥的大屠杀。而12月16日下午经过中山北路的佐佐木元胜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对汪良的介绍作了印证：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每町约合109米——作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216页)
这里所谓“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便是难民，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中国兵”的好几倍。
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市区，不仅中国人实事求是地一贯声称，而且被外国人目睹所证实。南京陷落时，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先生一直留在南京，并组织收容难民工作，曾秘密地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他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写道：
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作，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中。
雷伯先生说：“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那是事实。但说“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那就相差太远了，也许所指仅限于安全区附近被杀害的“五千人”而已。
1982年，我《人民日报》谴责日本教科书把南京无抵抗的市区写成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歪曲了历史事实，是地地道道的无耻谰言。田中正明此一虚构，到此也彻底破产了。
虚构之七，谎称“正确对待俘虏”的问题，是因为屠杀俘虏为国际法所不允许，表明日本军野蛮，丧失国格，而且战后要追究指挥官的战争责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却无视国际法，竟“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记录》44号，第19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Ⅰ)
田中正明从为日本军抵赖罪恶出发，虚构谎言说：“所谓杀害俘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部队转移时都让他们返回了家乡。”(见《虚构》第154页)。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来在《虚构》一书中找到日本的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激流中》中写道：
翌日(12月16日)，我和新井及照片中的祓川等人一齐前往军官学校(即中央军官学校——作者注)观看“处刑”。关在校舍一角的俘虏一个个被拉到院子里面来。下士官令他们向前面的防空壕方向跑，早已做好准备的士兵用刺刀向他们背后刺去。对于惨叫着栽入壕内的俘虏还要补上一刀。学校内共有三处这样的“刑场”。
另外，松川晴策(千叶铁道第1联队.陆军队长)说：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或者16日，在下关码头，我曾见到陆军士兵让中国俘虏每六人排成一列，然后用刺刀把他们挑死或者用枪把他们打死。(见《虚构》第149页)
田中正明接着说：“看来在17日入城式前夕确曾有过这类处刑”，但又诡辩说“绝非什么大屠杀”。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日本兵用俘虏作靶子进行刺杀训练也叫做“正确对待俘虏”?
《铁证如山》一节中已说过，日本军对待中国俘虏一概都杀，未曾饶过一人，无需加以重述。这里仅就日本军指挥官对中国人的认识，由此发出的命令和对待屠杀的行为加以引证和补充。
松井石根指挥侵华日军来华作战的任务是“膺征”中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攻打上海时便在《阵中日志》中写道：
然上海附近之中国军民，受蒋介石多年排日侮日精神影响颇深，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之行动，乃至妇女儿童亦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
松井仇视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鉴于非正义的心理，第10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地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步步紧跟进攻的日本军前进，他在属第10军的第6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个文件，其中说：“不许共产主义暴虐，为了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见《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的情况异常》)另在《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中也记载着：第6师团司令部在向昆山进攻的途中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烧毁。”初步体现了日本军“三光作战”的政策，随后又大加发挥和不断地升级。
事实证明，仇恨中国军民的思想在日本军将领中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对待俘虏斩尽杀绝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有充分证据表明，华中方面军在进攻南京的布置中未曾提到对待俘虏如何处理的问题。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阵中日志》为“正确对待俘虏”之虚构进行诡辩，欺骗不明真相者，以便蒙混过关。但我们查遍了他引用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总共615个字，其中却未见“俘虏”一词，“正确对待俘虏”又从何谈起呢?1937年12月8日，松井在给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劝降书》中说：“百万日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城正处在包围之中。”又说：“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但对一般无辜之良民及没有敌意的中国部队将是宽大为怀，并保障其安全。”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未曾提到如何处理俘虏问题，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省略。《劝降书》中的第一句“意识到将有大批中国军人被俘”；第二句“是处理俘虏的方针”，即“格杀勿论”和“宽大为怀”相结合的方针。所谓“宽大为怀”只是对中国部队官兵抵抗意志的软化，诱引他们投降，是欺骗手段。因此，“宽大为怀”是假，“格杀勿论”是真。
从田中正明引用的“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松井的《阵中日志》中大部分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反证的线索：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中用“回避处理俘虏”极关重要的事项替代将俘虏斩尽杀绝的命令，用“宽大为怀”的欺骗手段替代“对俘虏一律格杀勿论”的方针。这个论断恰恰与“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的叫嚣相互印证，一点也不牵强附会，而且前者是前提的暗示，后者是内容的执行，正好形成因果关系。
虚构之八，制造“以公正态度对待一般市民”的假象，用以收买人心，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被害者达15万人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是市民、难民!
21日的《朝日新闻》以5栏篇幅，并穿插照片，大加报道特派记者守山19日发的消息，共有4个标题，其中《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报道说：“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躲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军的宣抚工作在稳步进展。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见《虚构》第204页)
《虚构》中的虚构纯属一派谎言!15日以前日军屠杀的情景我们姑且不提，看看16日至18日，日本军在南京有哪些屠杀?
1937年(以下均是1937年，故略)12月16日傍晚，有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集体射死，当时有梁廷芳、白增荣两人跳江自戕，幸而脱险。
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搜捕青年徐静森等十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扫射。
12月16日，在鼓楼四条巷难民所，将张义魁等五十余人集体屠杀。
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户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德海等一百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二百余名。
12月16日下午，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将军民石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射杀。
12月17日，在煤炭港英商和记公司内，将首都电厂工人许江生等45人，捕禁于煤炭港下游之煤边，初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人被烧死者。
12月17日，在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难民所等处，集体枪杀平民四五百人。
12月16日夜间，日军将被俘之国军及难民57418人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复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作骸骨悉投于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察郭某，将绑扎挣脱，佯仆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
12月18日，在下关南通路之北，将我军人及难民三百余人，集合该处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12月18日，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四千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人生还。(以上引自《档案》第132至134页)
这里叙述的仅是日军16日至18日的集体屠杀，计11起，被害者近7万人之众。在此期间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很多很多，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侵华日军分散屠杀的次数则数以千计；屠杀的人数则数以万计。
守山19日发自南京的消息，共有四个标题：即《忘记抗日口号的南京市民》、《与日俱进的友情》、《使人想起“奈良之鹿”的配给情景》、《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12月21日，《朝日新闻》在第三版头条位置，以五栏通篇，大加报道特派记者守山19日发的消息，可以想见文字之长了。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那篇文字不是12月19日一日一下子能够杜撰成文，而是取材于16日、17日、18日三天，甚至也包括日本军15日以前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已经铸成铁证。仅就12月16日至18日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近7万人之众，也就构成了血腥的大屠杀，何况仅仅是那3天的集体屠杀了!据考证《档案》和《史料》记载的分散屠杀的名单摘自《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附件关于分散屠杀部分统计节录》。分散屠杀文中只是例举的城西部分，不是在一区域内的所有屠杀，更不是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分散屠杀。屠杀面涉及南京城里及郊区农村，是被分散屠杀15万人中的一部分。但仅就被列出来被分散屠杀者的名单，足以证明日本军野蛮、残忍到了何种程度!这与守山虚假报道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松井石根耀武扬威地到达南京，并举行“宣扬皇威”的入城式，每个师团都调集一定数量的官兵去接受他的检阅。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煤炭港和上新河放生寺等处的集体大屠杀。分散屠杀中我们列举了2700余人。16日还发生草鞋峡、18日下关南通路、城里大方巷3起集体大屠杀，很明显，各师团都以大屠杀的“战绩”欢迎松井石根来到南京。
然而，仅就守山新闻通讯本身而言，按新闻“五要素”的要求，也经不起内行逐段分析，解剖推敲。比如他说：“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军的宣抚工作在稳步进展，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
不要忘记，该文的前提是日本军在南京用烧杀奸淫、抢掠所造成的恐怖心理。他避而不谈市民们恐怖心理的形成，恐怖心理在市民中仍在继续加深，只用一句“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头藏起来”，没有回答为什么会藏起来的真相，显然失真。在恐怖还在继续之时恐怖心理能够消除吗?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南京市民“同日本兵交上朋友”等于说“水和火”交上了朋友一样可笑，是一句地道的捏造之词。亲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身边的尸骨未寒，又走到“两条血路”的交汇点上来，在死神面前人们能够笑得出来吗?
守山所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精神的污辱。人们不免要责问守山：日本兵就哪些居民发了点心、香烟?人数有多少?他们各姓什么，叫做什么名字?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号?怀抱婴儿的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怀里的婴儿是她什么人?是男是女?几岁?日本军的动机是什么?各发了多少点心、香烟和奶粉?捏造就是捏造，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也只能起暂时作用，一经被识破，人们一定会责备守山的新闻道德弄到哪里去了。
揭穿守山虚构的报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标志着日本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监控，而在中国报道的明确方针是：只准报道皇军在国外的“圣战”，不准报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杀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滞了日本军战略行动的期限；只准报道皇军攻陷对中国人的所谓“宣抚”，不准报道皇军的奸淫抢掠。军国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被侵略者烧杀、奸淫、抢掠毫不手软，对违犯军规的人的处罚，包括污辱人格在内，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样方针”的约束下日本记者敢越过雷池一步吗?
田中正明说：“当时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记者和十几名外国记者竞相采访。其中无一人拍下‘大屠杀’照片，也没有人耳闻目睹过屠杀情景。”(见《虚构》第13页)情景真是如此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报道：
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