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早有预谋的日本侵华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得手后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思想指导下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南京扑来，以为一举可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结束日中之战，从而使中国永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迫于险恶的形势，蒋介石在宣布“迁都”的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调配13个师计11万人的兵力归他指挥。守军在紧迫的时间慌忙布防，连同城墙在内构筑3道防御阵地，以期御敌、歼敌。

侵华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指挥下的9个师团攻陷上海后，用6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南京进犯。松井在华以武官身份活动多年，对上海、南京的军事险要早已掌握在胸。东路沿沪宁线经镇江攻击南京的正面；中路沿杭宁路取道溧水、句容袭击南京之背；西路则选广德经宣城，直取芜湖，截断南京守军西去的退路。由此妄想把中国部队全建制的13个师歼灭在南京地区，使中国无力再行抵抗。

12月9日，各路日军紧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对南京缩小了包围圈。早在12月1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称：“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9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劝降书》，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废尘”。唐生智一身正气，用阻击的枪炮声对松井的恐吓作了回答。10日，松井恼羞成怒，下达了总攻南京的命令。中国守军在南京城外与敌人进行了激战，击毙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日那天阻击日军攻击牛首山的战斗中将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击伤，挫伤敌人的锐气。但是与日军相比，中国部队的兵力、装备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更致命的是在战略上消极防御，不得不在激战中步步后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于是军队按卫戍司令部的布署，放弃了阵地，分头突围或后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却虚张声势地摆出战斗姿态，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划定区域，明确任务，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就当时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军的内部情况做某些探索，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乃属我的心愿。

第一，日本最高军事当局选择南京下毒手，并不单单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条件”，甘做日本的“顺民”，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后来的“三光作战”便体现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南京模式”在侵华战争中的继续。归根到底，它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和灭亡中国的需要。

向外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共同本性。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里，各帝国主义先后多次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并强行在中国领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表现得最积极，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残忍的敌人之一。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兵侵略中国台湾，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抗击，清政府亦调兵增援，全面布防。日本政府转而派代表与清廷谈判，阴谋从外交讹诈达到目的。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压力下，同年10月恭亲王奕沂与日本特使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日本退兵的条件是：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银4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给日本此后正式兼并琉球找到口实。（《中国近代史词典》第106页）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最早的一例。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此举日本早有预谋，耍阴谋诡计诱中国上当，趁机占领朝鲜全境，进而攻陷旅大，血洗全城；接着在海上袭击北洋舰队，逐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日军占据海城，又兵分三路连陷牛庄、营口、田台庄。辽宁半岛陷落，京畿震惊。辽东军民奋勇抗击，但已无法扭转由清政府所造成的败局。1895年4月，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取台湾及其周围的岛屿，掠夺去巨额赔款，从此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1900年，日本得寸进尺，派兵1万余人参加八国联军，充当强盗的主力军，镇压我反帝爱国力量，侵入天津、北京地区，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剥夺了我国人民爱国反帝的权利，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904年2月，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两国强盗在中国土地上火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破坏。后俄帝战败，由美国出面调停，签订《朴资茅斯条约》，日本取代俄国在满洲享有一切特权，为后来全部占领我东北三省起到跳板作用。

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借口对德宣战，肆意出兵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取我山东半岛，并公然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因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阴谋未能得逞。但日本并未由此放弃侵占山东半岛野心。1927年至28年，日本又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事件”，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步骤是日本侵占朝鲜割据台湾之后，妄想独占东北全境、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的一个具体行动。随后日本加紧向华北渗入，并把上海作为下一个侵占的目标。

1932年1月21日，日军借口“日僧被殴事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未待答复，于1月28日间突然向闸北发动武装进攻。中国19路军在上海人民大力支援下，连续打退了优势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三易主帅，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骄横气焰。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19路军抗战未能持续下去，最后将该军调离上海，满足了日军的要求。

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后，就把有着丰富资源、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野心到此暴露无疑，也是它自己走向灭亡的开始。

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断地扩充军备，目标对准外国的领海、领土，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夺殖民地的财富，用以充实日本国财力和军备。日本是个领土有限、国土散落、资源不全、市场狭小、与外界交往条件有限的岛国，历来把发展放眼在国外。朝鲜、台湾和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就想尽快吞并下人口众多而又向来团结对外的中国。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固有的本性。日军残酷暴戾的根源又在于帝国的殖民政策。这一点，已由日军在我国各地所作所为为所证明。

第二，南京大屠杀来自把中国人民统统都当作敌人的指导思想。

日本侵略者自己完全明白，它和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是水火不能容的敌对关系。“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民英勇抗日。当战场上出现胶着状态时，松井坦率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皇军的敌人，说道：“中国官民对我无不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行动，乃至妇女儿童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这种军民不分的指导思想，是后来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松井是抱着“膺惩”中国的目的而率军来到中国。在攻陷南京前，松井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泡影”。可以认为此是松井对异国人民和文化仇视的反映，更是南京大屠杀宣言书的明确的写照。果真，松井说到做到，陷城后便把南京市民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

日本侵略军基于非正义，一经踏上中国领土，心理上就非常胆怯，时时刻刻都担心遭到中国人的袭击，处处都担心落入陷阱。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时时处处都疑神疑鬼，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在这种把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看成是敌人的思想指导下就导致以烧杀淫掠为主要手段的罪行。据统计，登陆后的日军在金山卫乡屠杀当地平民1050人，仅在山阳一带，日军就杀害无辜农民351人，烧毁房屋4,177间，抢杀耕牛708头，5,300多亩水稻和大量棉花田被烧成灰烬。属于第10军的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平民最多，也是出于指挥官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想。

屠杀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日本也是《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签字国。然而，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一开始时就作出决定，不受《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约束。

日本军部为了冲破国际法的约束而绞尽脑汁，先在战争程序和文字上大做文章，强调对中国是不宣而战，可以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的程序。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天皇的想法。

第10军第6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在该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份传达文件，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到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该师团在向昆山进攻时又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洞富雄先生深入研究了所有资料后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10军，或双方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引自《大屠杀》第225页）

所以，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侨得出结论说：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德国驻南京的代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中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第三，南京大屠杀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最野蛮的军事教育。南京大屠杀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反映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蔑视国际法的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出日本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残忍，形成当时日本军队侵略成性的本质。

军国主义教育以天皇至上为主线，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建立强大的海陆空三军的目的在于强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与这个目的相适应，或者说相配套的是“以在国土内外，发扬光大皇威之荣誉”为宗旨的军国主义教育。天皇至上，崇拜天皇，天皇凌驾一切之上。在日本军队里出现了许多为天皇战死而感到“光荣”的军人。

日本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奉行天皇主义，实际上他们通过种种步骤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义。比如松井石根统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之后一段文字记载。

8月17日上午10时，余于宫中拜谒陛下，并拜受如下敕语：

朕委卿以统率上海派遣军，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

余奉答如下：

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受赐优渥敕语，诚惶诚恐，不胜感激之至，惟仁惟威，发扬皇军之宗旨，以安宸襟。(《虚构》第102至103页)

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对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这就是极端天皇主义和对天皇崇拜的表现。

宣扬天皇至上的思想，逐步形成日本军人毫无畏惧、敢于残酷战斗的精神支柱。竹内实在《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一文中说：“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载日本《中央公认丛书》，1975年，第177页)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当时所有日本人的意识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军国主义教育从少年时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础。学生都要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时要求绝对严肃，在操场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墙听到军乐队奏国歌曲调，意识到在升太阳旗，都要肃立致敬，表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教科书课本上向学生灌输侵略意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规定学生要背熟、记牢。同时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预备军官学校，并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使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人得到实惠，在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优秀”人才集中于海陆空三军之中，以便用于对外侵略。

入伍后的军人教育首先要发扬崇拜天皇的精神。军歌《跨过大海》歌词中说：“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露骨地鼓励军人为天皇卖命，军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在侵略他国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杀人的意识，主张只有杀绝对手才能扫除占领他国领海领土的障碍，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放火焚烧”便是日本军杀绝他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中的反映。

军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于天皇，把“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诱导为侵略政策服务，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绝对优越，蔑视中国，使日本士兵心灵上受到可怕的影响。军事训练也是极其残酷的，要求极严，在操场上，在野外惩罚士兵是常有的事。由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是日本的典型军人，他们集顽强性与残酷性于一身，不仅亲自参与杀人，并作示范，要新兵也这样做，由此进行军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我同胞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鹈野晋大郎作为日本军人在侵略我国时犯有罪行，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他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并深有感受地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的手记：《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大屠杀》第259页)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日本投降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15年。他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引自《大屠杀》第265页)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第四，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队最糟糕的纪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看到南京城里城外被日本军烧杀所留下的现场后，感到自己的罪责难以掩饰，也认为：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扫地。日本军风纪已成习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下克上”、军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策划和指挥发动政变，要求改变对外政策，杀死内阁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提出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变虽被镇压下去，但军中的’少壮派”却更为反动。广田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导致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助长了“下克上精神”在军队中潜滋暗长。

无视政令军令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常有发生。攻陷上海后，在向南京追击的途中，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及时地下达了以苏嘉线为“限制线”的命令，要求皇军到达此线后讨伐任务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劝蒋”的动向，同时皇军在上海经过苦战，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劳，急需休整，以恢复精力，并在此期间获得补充、补给，预计1938年1月再向南京进击。但11月15日，第10军不接受“限制线”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军越过“限制线”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脱缰之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击。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未及时制止，显示出他默许这种做法，在日本军中起到了下级可以不按上级命令办事的纵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军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级不会不模仿。总之，在日本军队中“下克上”的风气，似乎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因此军纪紊乱之程度可想而知。泷川政次郎后来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下士官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到97页)应该看到，高级指挥官“下克上”行为的危害性要甚于下级军官。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调查。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竟对阿南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可见“下克上”的风气以及军纪的败坏又到何种地步。

松井进入南京后，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属犯下了暴行，却得意洋洋地宣称：“鉴于皇军攻占外国首都乃属有史以来之盛事，永垂竹帛之业绩，万国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抚亡灵，进行“忠灵祭”，转赐天皇的“御酒”，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大胆妄为。

在日本侵略军里，军纪败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侵略战争中逐步地使人性异化。参加战争双方的人无疑地都将得到心灵的改造。中国部队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民族利益而战斗，英勇顽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残酷的战场上心理状态自然会出现反常，侵略战争很容易把人变成了魔鬼。许许多多日本军人，在血腥的战场上只考虑把对手——中国人杀尽而取胜，表现出野兽般的残忍。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埃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便来到中国，到过许多地方访问。就日本军野蛮性的问题，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转引自《大屠杀》第250页)

第五，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对我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

日本军早年在侵占朝鲜和台湾时，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单薄，以日军全胜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过重大伤亡代价，逐渐养成了骄横一时的傲气。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大批忠于祖国的部队被纷纷调进关内。日本军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使3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人们怨声载道，呼天抢地。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呼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声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强盗尚存，英雄见危授命。凶敌未灭，男儿何以为家。“七�七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作了坚决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授，爱国抗日的将士们深受鼓舞。红军自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平型关大捷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浪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表明了中华儿女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顽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尤其是上海防御战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国部队在当地工人积极支援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日军以4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又增加1个军2个师团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阴谋得逞。

就局部战斗而言，南京保卫战十分激烈，有的几近白热化的程度。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9日早晨，日军第九师团之一部已突至光华门外。我军从城墙上进行猛烈射击，阻击敌人的进攻。10日午后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爆破城墙，曾三次突入城内，均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和156师苦战，将突入城内的日军予以歼灭，并缴获全部武器。雨花台防御战更为惨烈。日军第6师团在凶悍残忍的谷寿夫亲临前线督战下，该师团第11旅团发动30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攻陷雨花台阵地。到我军下达撤出南京命令时止，华东战场上的日军伤亡已逾7万之众。加上华北战场上的战绩，已初步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幻。

伤亡7万，对于兵源有限的日军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沉重打击。短短几个月的战争便击溃中国军队的幻想在日军指挥官的头脑中逐步破灭了。这样，无疑地将在日军官兵中产生报复心理。在松井“对抵抗者极为严峻”的思想纵容下，攻陷南京城后，日军对中国军民最残酷的蓄意报复便由此产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证实由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对中国军民进行了报复。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各国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日军军纪败坏的原因发表了谈话。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美国务院电文中说：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记录》59，载前书1，第162页)

这就是对中国军民报复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给了日本军一定数量的杀伤，而且中岛被击伤，对此日本军尤其是中岛满怀仇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极残酷的报复。

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战役期间，日军付出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松井认定中国人“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因此对所有中国人都深怀敌意，必将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攻陷南京前，松井对中国军民报复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抵抗者极为严峻”体现了松井报复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计错误，他以为《劝降书》空投下，唐生智将开城欢迎他，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唐生智用枪炮声对松井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恼火，攻陷城进行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严厉制止，从反面印证了松井的报复意识。

田中曾经企图为松井解脱罪责，说他在攻城前向日本军强调过军纪风纪。其实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看看而已，也是后来推卸罪责的托词。在被判处绞刑以后，松井自己都承认南京事件可耻之极，罪有应得。在东京审判30多年后的今天，田中还厚颜无耻地为松井石根涂颜抹脂，企图翻案，岂不可笑?

另一个蓄意报复的是中岛今朝吾。有资料表明，中岛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为人性格反常，对下级具有不少虐待的恶迹。在攻打南京战役中各师团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抢到头功。中岛在攻打牛首山战斗中“头功”未曾抢到，作为16师团的主帅却挨了中国军队的子弹，他能不恼火吗?“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完全反映了中岛的报复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支持。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集中点，也可以说是英美伸进中国的神经部位，一经触动，必有反应。皇军攻占上海和即将攻占南京，不可能不与英美发生矛盾。《田中奏折》中虽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但是能做到既不与英美发生冲突，又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两全其美的事，这取决于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了。

日本军事当局心里明白：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单纯地从军事素质和装备上对比，都优于中国，在攻占战略要点上，中国部队暂时还抵挡不住它的进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资源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基于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战速决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点出自日本军事最高当局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政权事实上未能统一中国的基础之上。

同时，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着“和谈”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同时投靠日本。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于迫使蒋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起码可以促进国民党内部分裂。到那时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势力，使其后悔。这样便可先在华中方面“取胜”，也给最后制服中国奠定牢靠的基础。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劝降书》，一方面是对守军进行威胁，“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峻，毫不宽恕”；另一方面发出招降的讯息：“对一般民众及毫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大为怀，全不侵犯。”当然这纯属于欺骗而已。南京陷落后，日军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兑现了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上的谎言。其恶毒用意就在于以此来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蒋介石政府从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对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说：“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100至101页)

此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抗日运动掀起了高潮。而蒋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抗日呼声已如雷贯耳，不敢轻意背叛人民的愿望，冒险去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选择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残酷的罪恶手段威慑住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听其宰割，永远做个亡国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和敌国人民。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密地团结起来，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第七，南京大屠杀是霸权主义逻辑下的犯罪。

南京是蒋介石政府的首都。日本军国主义选择南京下毒手也是向英美声明——中国是日本的国中之国，主权归日本所有的意思。

在进行攻打南京时，日本飞机公然在江阴炸沉美国军舰“巴纳”号，又在芜湖用重炮击伤英国商船“瓢虫”号，事后仅通过外交渠道说一声“意外的失误”了事。攻陷南京后日本拒不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然到安全区内抓走平民押到预定地点去屠杀，就地强奸、抢掠，不听从国际委员会官员的劝告，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的表现。

众所周知，战争中杀害俘虏和敌国人民为国际法所不容许。甲午战争时，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对战俘问题曾经提到受国际法的约束。后来事实告诉我们，日本最高层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时常常采用不可告人的投机取巧手段。

“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暗暗地按照田中义一的侵略步骤一步一步地吞食中国，而又避免与英美发生冲突。有确凿证据表明，当初东条英机曾就军部中央提到国际法的约束问题，却被军部中央有意删除，决定冲破这一现有国际法的束缚。处在侵略中国步步得手的日本军事当局认为，承认国际法将妨碍部下的军事行动；反之只做不说，日军在在中国土地上便可以任意处理俘虏和平民，直至把他们斩尽杀绝。

可以肯定，征服支那不可能和和平平、一帆风顺。斩尽杀绝倒是征服支那不可欠缺的强硬手段。只要考虑得当，行动周密，干得彻底，不被当场抓住证据，又控制住当地舆论，彻底摧毁支那人的精神，执行(刑)者的官兵和忠于日本的学者肯定会慎重考虑大和民族的荣辱问题，偏袒本民族，把有说成无，把真说成假，混淆是非。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人们的记忆也将淡化，往事定会自生自灭，不了了之。最最重要的是征服支那，手段促成目的，目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手段。到了目的达成之日，用羽翼下“溥仪式”的人物出面说话，为“皇军”歌功颂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皇军的圣战”所淹没，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只能纵容部下犯罪和起庇护作用。而对决策者，不因为他不承认国际法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战后依据国际法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其中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被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