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的控诉案有350起。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集体屠杀有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以上。(引自《档案》第51页)
可以肯定，上述28案中不包括《虎口余生记》中所记载的蒋王庙大汉奸高冠吾诱杀俘虏一案。因我在外地工作而没有机会向世人倾诉。
现在，我在叙述侵华日军南京集体大屠杀之前，请允许引用陈光敬先生的《写在敌人罪行照片集子前面的几句话》一文。他当时是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该文说——
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个早上，我们的首都——南京也终于给敌人占领了。在那个时候，所有未能退出城的人民，一批一批的被敌人拖上汽车，在煤炭港扫射了，在汉中门扫射了，在大方巷扫射了!更有惨无人性的在草鞋峡的五、六万人大屠杀，扫射之后加以刺击，刺击之余加以烧毁，最后再投入长江以饲鱼鳖。
逃走吗?何处是生路?!八卦州江中漂流着满江的尸体，不都是逃走的去路吗?水电营江边垒垒高耸着的坟墓，不都是逃走者的归宿吗?何处是生路?!
不逃吧，也不是办法。红十字会、崇善堂等机关团体以及私人掩埋的几十万具尸体的数字，不都是不逃走的结果吗?这间房间，那间庭堂里的肢离体裂，血肉模糊的，不都是藏在家里不肯出门的人吗?
杀!杀!杀!昏天黑地地杀!天摇地动地杀，藏也是杀，躲也是杀，逃走也是杀，不逃走还是杀，蹲在难民区还是杀。南京城内的血水如长江里的水一样流着，尸体像紫金山一样堆着。精华的南京城变成阴风惨惨，鬼哭神号的地狱。
如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这里收集了。我们带领了掩埋和摄影者到这些给敌人消灭未完的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号啕大哭，纵然将敌人全部杀死，又何能补救这个永远不能补救的创伤。
——记于三十五年元月十四日拍照后(引自《档案》第52至53页)
陈光敬先生带领当年掩埋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者尸体的人员和摄影工作者，到达中华门外，拍摄敌人仍未消灭完的荒冢及其从荒冢中挖出的累累白骨。之所以面对那些被害的同胞要放声大哭，追想到当时被日军杀害的情景，是因为被日军杀害的人太多了，太惨了!令人寒心、同情、愤慨。
(1)中华门外大屠杀。
1937年12月8日，占领秣陵关的日军见人就开枪射杀，致使尸横遍野。该镇上桥北一户姓张的全家六口都遭杀害。张母张妻均遭18名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戳死。张某及其子被吊在后院的一棵树上，4名日本兵同时打“肉靶”，当时被射杀。另有两个小孩见状惨叫呼救，亦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同时该镇另有10个老人被强抓夫挑运军用物资，因挑不动而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在路上。
1937年12月12日，在中华门外附近的凤台乡和花神庙一带，日军将难民5000余人和放下武器的俘虏2000余人集体屠杀。
同日下午，日军在中华门外西街145号将张玉发一家及其亲戚王福和、张书新、张马氏、张玉根、张玉福、张小六子、张小狗子等12人集体屠杀。
前面“分散屠杀”中的“例证之三”和“例证之九”的屠杀都发生在中华门外，尸体无人收埋。芮芳缘、马鸿儒、杨广才3人，在日军侵入南京后，从逃难之地的沙洲圩返回家来，眼见沿途尸体遍野，惨不忍睹。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接洽，办理掩埋工作，共集合热心于此项工作的30余人，组织义务掩埋队，由南门外附廊至花神庙一带，计掩埋难民尸体5000余具，国军兵士尸体2000余具，分别就近埋在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一带。
从崇善堂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的具体情况中看，中华门外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人数众多，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重灾区之一。
崇善堂第4队，1937年12月在中华门以东埋尸404具，其中女尸34具，童尸18具。该堂第1队，1938年4月，在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至花神庙埋尸26612具，其中女尸567具，童尸293具。两队合计埋尸27016具。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22日，在中华门外望江矶埋尸109具，其中女尸9具；同日在中华门外高辇柏村埋尸261具，其中女尸11具；又在中华门外普德寺埋尸280具。同年12月28日，又在普德寺埋尸6468具。1938年1月25日，在望江矶埋尸431具，其中女尸21具，童尸3具。1938年2月23日，在普德寺义地埋尸106具；2月28日，在望江矶埋尸87具。随后数日又掩埋尸体3038具。该会合计埋尸10780具。
前者掩埋的27016具尸体大多数都是在中华门外被日军杀害的难民、市民，崇善堂则就地掩埋。后者掩埋的10780具尸体，大多数是从城里各地运来。芮芳缘等30余人和两个慈善团体在中华门外掩埋尸体总数相加，共计45000余具。陈光敬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累累白骨，感到是国耻，怎么能不想放声大哭呢?
(2)各寺庙被日军屠杀的情况。
1.南门外方家巷长生寺僧人隆海所亲眼目睹：1937年12月12日，占领南京郊区到长生寺来的日军，将该寺19名僧人杀害在该寺内，附近被杀害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并将附近的房屋纵火烧毁。唯该寺僧人隆海见形可怕，事先躲在寺内地藏王菩萨身后才幸免于难。
2.正觉寺15名僧道被日军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军一队士兵窜到武定门444号正觉寺内，将看守寺院的17名僧道集中起来，以步枪射杀，或用刺刀戳杀。同时并有不知姓名的逃难者30余人，亦被杀死在该寺的空地上。这17名僧人的姓名是：
慧北、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
3.通济门外龙华寺多名僧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窜到龙华寺内，将该寺多名僧人和印源的师公集体杀死在该寺内；同时，将避难在该寺地下室内的30多名难民集体杀死，或用刺刀戳死。
4.祖灯庵内的烧杀。南京城北的祖灯庵是明代建筑，系本市之古刹。日军侵占南京后，日军冈村部队官兵多人窜进城北校门口晚市3号祖灯庵，将宏定、宏开、惟洲3个出家人杀害，并纵火将该庵大殿诸佛、菩萨、神像、应用器具、文约、经典烧毁，其价值难以估算。
5.消灾庵尼姑和平民8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本官兵8人持长枪到消灾庵搜查，当即将尼姑慧定、太真、登元、登高四尼赶入后门外防空洞内，先用枪击，复刀刺。太真行年65岁，胸部中弹，当即殒命。登元腰中弹，脑部被刀刺；登高头部中了3弹；日本兵走后二人即毙命。慧定腹部、腿部均中弹，惟她一人未死。此外，另有5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该庵防空洞里。
6.东狱庙内被杀害8人。1937年12月17日，该庙主持顾威目睹了日本兵多人窜至庙内，将庙内外不知姓名的百姓8人杀害，其中4人双眼被用布蒙着。庙内谢老太太亦被打死，遍地血迹。
7.放生寺内四、五百名难民遭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当时三叉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均为难民收容所。毕正清亦在该收容所避难。日本兵因向民众索要一切，他利用此机会走出。当日目睹河岸尸体四、五百具，日军随便将我众多同胞杀害。
(3)两条血路
日军攻陷南京前夕，大部分本市居民搬进难民区避难。可是，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军所威胁的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南京城。他们逃到南京后，日军的炮火、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到慌张，希望能躲进难民区，但又被拒绝；最后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往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的时候，守军因日军临近或担心难民在江边与撤退官兵争船抢渡，便于12月12日深夜，突然将挹江门和和平门关闭，致使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中山路和中央路上，处于绝境。
1937年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里的日军一部分立即占领国民党各机关、银行和仓库，一部分则象野兽似的寻找屠杀的对象。中山北路中央路和两旁街巷中的难民，就被他们当作战斗目标，使用机关枪、步枪和手枪，疯狂射击。
成群的老人、妇女、孩子和混在人群中的伤病兵，随着枪声，纷纷倒卧下去，大多数人当场死去，但也有些仍在呻吟，叫骂。马路和街巷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毫无人性的日军，不论官兵，都露出狰狞的面目，践踏着千万具善良人们的尸体，继续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
14日清晨，日军的坦克车带头，炮队及各种车队涌进了南京城。他们穷凶极恶地继续屠杀，并搜杀逃散到其他街巷中的难民，成天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无片刻停息。一直杀到马路上街巷内都没有人了，他们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把屠杀的范围扩大到城外。
经过13、14号两天的大屠杀，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都成为血路、血窟。
(4)在中山门外的集体屠杀
难民李有田、杜长才等向敌伪南京市长高冠吾呈文时说：“窃难民等多数环居中山门外附廓各村，自经南京事变，房屋被毁，农物被劫，农具粮罔不扫荡一空犹未已矣。男子被掳无归，幼女非伤即毙，以致母不得子，妻不得夫，兄不得弟，姐不得妹，罹此浩劫，悲惨情况实有诉不胜诉之势……
毛贾氏在其呈文中则说：氏子毛汉卿，在民国二十年提间，开设毛森号煤窑货，营业地点中山门外仙鹤门。至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被日本兵杀死后，推落塘中。在斯时中，被日兵所杀死的有严姓等六人，均被日军杀死后推落塘中。
从句容方向逃向中山门的难民和当地居民被日军杀害者甚多。这里仅录《日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六月份事业报告书录》的记载如下：1939年6月据村民告，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有遗骨三千余具，由掩埋队前往掩埋，计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
(5)大方巷、虎踞关、阴阳营集体屠杀。
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期间，程金海家住琅琊路11号。1937年农历冬月的一天，他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对他们三人检查一番。日本兵看到程金海像当兵的模样，就把他双手倒背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人放了回去。从早上9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集中，到下午4点以后，被抓来的人就有好几百。程从早上9点被抓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4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程金海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人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他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日本兵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他躺在那里不动，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待日本兵走后，程金海爬起来走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帮他把绳子解开——他就这样生存了下来。
邓明霞，女，家住汉西门堂子街，日军侵占南京前夕搬进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937年12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3挺机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接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邓明霞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年仅35岁。
王鹏清，男，25岁，家住居安里7号，是个铁匠。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家(包括父、母、妻、妹)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避难。1937年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看他手上有老茧，其母以铁匠工具为儿子说明身份，却挨日本兵痛打，并将王鹏清强行押到宁海路。此处已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全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又用绳子捆住每个人的手腕，4个人一排捆在一起；两边有日本兵押着，把这200多人赶到虎踞关，驱至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将王鹏清这200多人围在中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从王鹏清的头上擦过，鲜血直流，他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他隐约听到用脚踢尸的声音。当踢到王鹏清时他没有动，后来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他从死尸堆里慢慢地爬起来，满身是血污，便顺着原路摸回家。
周凤英，女，23岁，家住二条巷，曾搬到大方巷难民区避难。她家10口人被日本兵惨杀5口。1937年12月16日上午8点多钟，七、八个日本兵将周凤英院子里100多人都赶出，一个一个进行检查。凡肩上、手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军”，另站一边。周凤英的丈夫周永其一家都在止马营种菜谋生，手上、肩上都有老茧。于是日本兵便把周凤英的叔公周必富，她丈夫周永其及夫兄周永春、周永寿、周永财、周永林等5人都拉出来，硬说他们是“中央军”。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本兵将拉出来的100多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10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尸体掩埋了。
(6)在汉中门、汉西门的集体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函节录
(1937年12月18——19日)
迳启者：
非常抱歉又一次麻烦你们。为20万平民生命安全，请贵国军事当局立即制止施暴士兵在安全区继施骚扰。
贵国士兵暴行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缕述……
12月16日司法部被架去多人，其中好几百人为我们熟悉，还有50名警察。这一事实如得不到澄清，那么难民区之所有平民生命安全绝无保障……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有“便衣中国士兵”。此事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
以下均略。
陈永清述日军在汉中门集体屠杀的结文
(1945年11月4日)
余谨将亲见敌人之罪行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兹于26年12月15日，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境内之司法院，查出军民以及警察等合共二千余人，用轻机枪12架将一解人等押送到汉中门里，每行列用绳捆绕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对其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当年29岁的伍长德是日军汉中门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了那场集体屠杀的经过，并于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事法庭审判战犯时，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目睹之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15日上午8时左右，忽然来了10多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住在司法院难民区里的青壮年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他们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后改为爱国电影院)门前时，队伍后面开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兵和机枪，并由那几辆卡车在他们的队伍前面开路继续前进。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日本兵命令这2000多人都坐在城门里的地上。接着，两个日本兵一个人牵着一头的长绳子，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有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伍长德看着这批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走，又一批一批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有个别人被吓瘫了，不能动弹的，日本兵就地将其杀掉。到了下午5点钟，伍长德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他们带到护城河边，赶到河堤斜坡下面。他看看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睛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卧着的尸体。他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扑倒在乱尸堆上。恰在这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他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随后，伍长德感到尸堆上象是有人走动，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冷不防他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原来日本兵在尸堆上刺杀尚未断气人，刀尖透过他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他的背上。在这之后，伍长德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肯定又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又放火烧尸。伍长德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时，趁着天黑忍痛跳进秦淮河。幸好河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河向南爬，爬到水西门旁，躲在瓦厂街9号一个住宅的厨房里。大约10天后设法逃回难民区，经鼓楼医院医治50多天。现在他的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7)下关和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
中山码头和下关站是南京当时最主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南京沦陷前夕数万难民和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撤退官兵都拥挤在下关，江边上的行李、箱笼堆积如山。他们指望从这里渡过长江，免遭屠杀。但一部分船只被军方控制，以备撤退之用；另一部分船只见南京即将沦陷便提前逃往上游，或装载最后一船难民到江北不愿返回而由此逃入江北内河。这样数万难民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12日下午，他们便听到东面和东南方向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预感到处境即将恶化，江边上的秩序随之更加紊乱。稍微有点力量的人，不问是伤病兵还是难民，都在焦急地设法作最后挣扎。
13日拂晓，他们想到夜间已撤走一部分官兵，断定已处在最后生死悠关的时刻，便搬来商店的大门、洗澡盆、长凳子、圆木等作为渡江工具，跳入刺骨的江水，艰难地向浦口方向泅渡。但具备泅渡条件的人数和可利用的泅渡工具毕竟有限，大多数人仍在下关望江兴叹。而就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指挥一支日军部队冲入了下关火车站、各条街道和中山码头及各船舶停泊的各个码头，用机关枪、步枪疯狂地向难民群射击，手榴弹也在难民群中轰轰爆炸，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惊恐、愤怒、咒骂声中倒下。后来佐佐木承认这一天杀害我难民和伤病兵20000人以上。
日军侵占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码头进行集体屠杀，其事实有被害者和幸存者证实。
徐康氏证实其子徐文鑫死于日军在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当时她家住在东关头，后全家避居难民区大方巷兵工署内。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将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为中国兵，不容辩解，强行带走。全楼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约一星期后，有隔壁邻居之张有仁逃回，言说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车装至下关中山码头，当时挑出10余人，余者全部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所挑的10余人用汽车装回中岛部队，留作奴役。张有仁趁黑夜跳墙逃回。
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证实日军在中山码头曾一次集体屠杀5000余人。他们当时住在难民区内五条巷5号。16日早饭后12时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们的住地进行搜查，随即将他们五人带到华侨招待所后面的大空场上，已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们坐在人群旁边。继之由日军又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上人已满，复送至对面两大空院中时，人多已容纳不下，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也不肯开船到南京来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骗，为的是一股脑儿推卸掉自己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屠杀掉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罪行。那么，集体屠杀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日本方面曾有人说：屠杀这14777名俘虏的地点是草鞋峡。不对，这个地点应该是鱼雷营。其理由如下：
第一、草鞋峡集体屠杀的对象是来自幕山下之四、五村，而不是来自上元门营房。
第二、草鞋峡集体屠杀之前有个捆绑屠杀对象的过程，而上元门押送屠杀对象之前则使用“送往长江北岸释放”的欺骗方法。一硬一软，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
第三、从押送集体屠杀对象的里程上看也不是草鞋峡，而是鱼雷营。上元门至草鞋峡在3公里以上；而上元门至鱼雷营仅一公里多些。这个里程由第65联队据有“65联队活字典”之称的平林作出了回答。他就当时从上元门收容所押解俘虏到江边的情况说：“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引自《大屠杀》第310页)且原文就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这14777名被俘军民是从上元门营房押至鱼雷营集体屠杀掉了。
第四、时间上也证实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是在鱼雷营被集体屠杀的。草鞋峡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6日晚上，而鱼雷营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7日晚上。
即便如此，鱼雷营集体屠杀也只有24000余人，距30000人以上还差6000之遥。
我们知道：12月1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下关进行屠杀时，有一部分难民为了避死求生，自上游逃向了上新河，遭到日军第6师团的屠杀。而向下游到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一带的难民也遭到日军的屠杀。这样说有无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同盟通讯社记者前田雄二，最近写出《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就16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如山。他走去一看，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卫兵如发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动的话就立即把他杀死。
洞富雄先生对上述情况研究后说：
深泽记者说，他在17日傍晚看到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象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自13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引自《大屠杀》第51至52页)
前田和深泽都没有明确提出在上元门附近看到尸体一事。但我认为，从下关到草鞋峡要经过上元门。在漫长的扬子江岸，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元门附近的尸体。否则两记者就不会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了。此外，日本官方也为宝塔桥、鱼雷营、上元门一带集体屠杀提供了证据。
12月21日，就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就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
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转引自《大屠杀》第47页)
从什么角度可以推断这数千人被集体屠杀在鱼雷营呢?
此刻，中山码头到浦口的轮渡已经通船，也有少量外轮在江边码头停靠。日本军搞集体屠杀不会不担心被第三国的侨民看到。煤岸港、宝塔桥靠近英商和记洋行，也不是集体屠杀俘虏合适的场所。草鞋峡此时堆积如山的尸体仍未处理完毕，更不适宜在那儿集体屠杀。鱼雷营原是军港，此刻此处停有日本的舰只，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接近。同时在鱼雷营集体屠杀俘虏消尸灭迹最为理想。日本军当然会进行比较，淘劣择优，自然而然地选择鱼雷营了。
综合上述各点，以事实为根据，说日军在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在30000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既然时间上不同——为什么草鞋峡集体屠杀发生在16日晚上，而关于上元门的14777名要在17日晚上押到鱼雷营集体屠杀呢?
前面经证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慎重考虑，周密安排，尤其是已被看管起来的中国军民。
众所周知，日军在攻陷南京战役中最突出问题是投入的兵力与战役目标很不相称：首先未能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其次在屠杀被俘军民时也暴露出兵力不够支配的问题。这样一来指挥者就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安排兵力，分清难易，逐一屠杀。对那些不愿当“顺民”者在哪里相遇便在哪里屠杀，决不放走一个仇视“皇军”的人。对已被俘者看守不易而容易跑掉的俘虏则先斩尽杀绝；对圈禁牢固的地方则最后“处置掉”。比较起来，草鞋峡集体屠杀对象圈禁在幕府山下之四、五村中，地点分散，显然看守兵力不足；这一带地形复杂，被俘军民极易逃跑。而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看守起来比前者牢固得多，而且事实上还有一个向司令部请示“处置掉”的过程。所以16日晚上，日军进行草鞋峡集体屠杀便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17日集体屠杀上元门营房内的被俘军民日本方面也有证人。1984年，当时参加处理这批俘虏的栗原军曹详细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南京陷落后，大批处决无抵抗的俘虏，的确是事实。不管日本方面如何否认这一事实，中国方面只要有些幸存者，这个事实就无法隐瞒。
栗原当时只有24岁，为把“事情的真相留给后人”，当时画一些示意图。示意图中提到的俘虏数是18500人。他回忆说：“在沿支流挺进是幕府山腰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在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些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上，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路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俘虏队伍到达三四个小时，俘虏们注意到：说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等着，天已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群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形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不一会儿，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式，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声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
齐射持续一个小时，直到俘虏全部倒在地上。这时天已黑下来。”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前面平林证实从上元门营房押至江边仅一公里左右，因而证明集体屠杀这批俘虏的地点是鱼雷营，而不是草鞋峡。现在栗原又说是“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会不会由此否定这批俘虏被集体屠杀的地点不是鱼雷营呢?不会的。鱼雷营在上元门之北。而栗原则说“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这就明显地成了直线和曲线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地点则是一致的。且来看看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对上述的理解也会有所帮助。
(23)草鞋峡的集体屠杀。
草鞋峡集体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具典型性，一是屠杀人数之多令人胆寒；二是并非单纯地屠杀，而是在屠杀之前进行迫害，丧尽天良地令屠杀对象冻饿几天几夜；最后，屠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尸灭迹。
对于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南京沦陷前在首都警察厅工作的鲁*3，作为目睹者对其经过作了如下陈述：
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418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16日夜间，作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尸骸悉投入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总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郭某，将绑扎挣脱，佯卧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惟冯班长左膀上被刺刀戳伤，郭某脊背烧焦，逃至上元门大茅洞，具结人(即鲁*3)觅便衣更换，偷偷渡至八卦洲始脱险。
鲁*3与敌巷战中被敌炮弹炸伤腿部，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与圈禁被俘军民之村落和屠杀场地很近，居高临下，目睹了惨状。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7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书记官陈光敬先生，亲自深入到下关等地调查，完全证实了鲁*3所提供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也提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出的报告：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幼难民共57418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1937年12月16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地抛入扬子江中。(转引自《大屠杀》第41至42页)
有人对鲁*3提供的“57418”这个数字，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是自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怎么知道是“57418”人的?应该肯定，鲁*3在首都警察厅工作，因职业的关系，他平时可能很注意人的数目，自有一套简便的统计方法。同时匿于大茅洞内，居高临下，时时都会注意村庄里敌人的动向，更会担心同胞们的命运；时间又有那么长，为忧虑中的他提供概算人数的可能。再一个是：他见到冯郭来洞，三个人不可能不交换看法，其中对被惨杀的同胞不可能不进行估算。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会那么轻意地认可吗?
家住下关宝塔桥桥东的何守江也证实了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他说：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尸体，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
日本方面对下关一带集体屠杀的惨况也有详细的描绘。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说：
昭和12年(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17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5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在散发了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转引自《大屠杀》第273至274页)
上述中西义显虽未直接提到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但完全证实了日本军“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
从掩埋尸体的情况看，也证明草鞋峡集体屠杀是铁的事实。
日伪南京市卫生局抄报草鞋峡
农民金国桢掩埋尸体呈文
(1938年)
草鞋峡农民代表金国桢呈报：宝塔桥、草鞋峡、滨江一带尸体暴露，臭气四溢，请求掩埋。经呈准经费，饬萧财源领掩埋夫四名，募临时夫20人住宿该处。由6月13日至7月6日工作24天，共收瘗及迁埋尸骨3575具。选定地势较高，离江较远之地作大型土坟一座，并竖碑一方，以资纪念。又掩埋男女尸12具，孩尸37具，施大棺12具，小棺一具。
日军在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数万人，大部分尸体当时被焚烧后抛入江中。日本军这样做的目的是毁尸消灭罪证。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不管日军事先和事后计划如何周到，也不可能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因为如此，事后，红十字会仍掩埋尸体24000余具，作8个合葬坟墓。墓前石碑上书有“民国廿六年草鞋峡无主孤魂墓”字样。抗战胜利后，曾拍照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而金国桢等掩埋的3575具尸体只是红十字会漏埋，或是由上游冲来，或是散落在偏远地方上的尸体罢了，仅是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尸体中一小部分而已。
(24)燕子矶的集体屠杀。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一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中国方面未曾向该法庭提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认为证据暂时不足，待搜查确切证据再行呈报；二是被屠杀的人数有争议，一时统一不了；三是当时未能找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或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鉴于慎重的原因才未轻易向该法庭提出。或许还有人认为：燕子矶集体屠杀一案无论呈报与否都不会影响南京大屠杀的定性，因而被忽略。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燕子矶集体屠杀的资料。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说：
燕子矶地处南京城东北角沿江边处，是南京风景胜地之一。
南京陷落前，这里集聚几万难民，想由此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的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封锁，并向沿岸难民袭击，死伤无数。日军入侵南京后又把难民赶到沙滩，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扫射。(引自《暴行》第132页)。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史料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经得起论辩。对此目睹者郭国强作了证明。郭在1936年参加88师，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参加抵抗日军的进攻。撤退下来后，在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随后退到南京，参加保卫南京的战役。他说：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下来。
郭国强说“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被屠杀的人数到底是多少我们暂且不管，先来弄清被屠杀的人中有无一般难民。这个问题唐广普可以作证。
唐原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他说：
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楹争相泅渡长江。
唐广普证明“燕子矶满街是人”，这个人当然指的是穿着便衣的人，是逃难的难民，其中难免夹有象郭国强说的“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毫无疑问，日军在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中屠杀的多半是难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最早系统地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难得资料。其中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记载如下：
燕子矶：这里有许多古庙，也有一个乡镇，乡镇附近数里的地方统称燕子矶，乡镇前有一座小山岗，登岗四瞩，长江在望，是南京古迹名胜之一。
这里在南京沦陷前，聚了十万多难民，希望由此渡江，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控制，轰击难民。难民们正分向四乡疏散，不料日寇于侵入南京的同时，有一部分日军赶到燕子矶，随即把难民赶到沙滩(燕子矶当时的江滩很阔，隔江与八封洲相望。冬季该江滩有数平方公里——作者注)上，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射击。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雨淋日晒。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臭恶气味，远闻数里之外。
对于燕子矶的集体屠杀除了上述记载外，据洞富雄先生介绍，台湾方面也有记载：
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南京陷落时隐蔽下来，次年在逃往上海的途中在燕子矶下游二公里处的巴斗山下船，目睹了当时现场的惨状：“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尸体都是军人。”这些尸体“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摘自《大屠杀》第75至76页)
毫无疑问，郭岐看到“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完全是事实。但把20000多具尸体说成都是军人的尸体与事实就有出入了。前面提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被屠杀的多半是难民，而被解除武装或穿便衣的军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上新河、下关、草鞋峡等地的集体屠杀也都是难民多于军人。这个事实我在下面还要继续谈及。
1965年，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江良，在日本“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时，曾对该团体成员说：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10万难民。日本军从三个方面追赶而来，用10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杀了。据仅有的幸存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日]山冈繁著《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9页)
可见，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不是个别人的道听途说，而是有广泛的文字记载，不能视为谎言或误传。既是事实，必定还有其他证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除依靠军统、中统、警察厅及各行政机构进行统计外，还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调查人李龙飞在1945年10月1日的呈报中说：
罪行事实：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在燕子矶一处，杀毙我解除武装青年在五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同日，中央统计局职员陈万禄向组织呈文报告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敌人有计划之恐怖行为，敌占南京时任意杀戳。在燕子矶江滩我解除武装被其杀害者五万人以上。
可以肯定，李飞龙的报告来自在燕子矶当地调查报告。后者则是情报，材料的来源很可能就是李飞龙调查的结论。二者不可忽视的缺陷都说我解除武装者”，没有提到被杀害难民的数目。
陈光敬叙述日军在八卦洲集体
屠杀军民致广松信函
(1945年12月27日)
广松先生台鉴：来表得悉令郎怀金君给敌人残杀，至感痛心。本人决代转呈上峰，与敌人结算此一笔血帐，为死者申冤。又八卦洲一表，所填未详，闻该处欲渡江之军民，约10万，俱给敌人扫射，尸体蔽江，江水停流，此千古浩动，有心人莫不发指。
前面已经提到：燕子矶江滩与八卦洲隔江相望，若是睛天而江上又无雾，对岸停靠的船只肉眼都能数出。而八卦洲虽有内江和外江之分，但洲内并无很集中码头，不可能一处集中“约10余万”人。燕子矶江滩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也不是单纯去八卦州的，而包括直航江北的卸甲甸、通江集、九里埂、沙洲桥、划子口、大河口以及内河东沟、瓜埠、六合等地。所以陈光敬先生的“又八卦州一表……约10余万”指的就是燕子矶江滩上集聚的“约10余万”人之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在燕子矶被集体屠杀的一说是2万以上，一说是5万人以上，有的则说约10余万人。这三个数字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可靠呢?从材料的来源看，郭国强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称得上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最强。但三台洞和燕子矶江滩有一定距离，所目睹被屠杀的人数和对象就不那么准确；然而可准确地证实燕子矶江滩上发生过集体大屠杀。唐广普的证言可证明“燕子矶街道上有那么多被屠杀的对象。郭岐的叙述证明燕子矶集体屠杀后留下的部分惨状。说其是部分，一是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大部分汇入江中的激流冲到长江下游去了，只是在回水湾处才残留下少量尸体。二是残留下的尸体中可能还有上新河、下关等地集体屠杀被江水冲下来的尸体。
其他资料的来源当然是来自当地群众中的调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视为历史资料也完全是应该的。燕子矶的集体屠杀未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和目睹者，客观上有其原因：第一、当地人先于难民逃到江北去了，留下的看家守门者已被日军杀害；第二、燕子矶本身就是过往客商的码头，由这里逃到江北去的难民散居在苏北、皖北，以致山东、河南等省；第三、八年抗战中这一带都是战场，或参加抗战而牺牲，或为民被日军屠杀；第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整个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深度和广度都有限，许多很有价值的直接见证人被忽视；第五、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曾做了大量工作，但到后期，由于一些幸存者和目睹者死亡，失去了这一部分证人。但是，既然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不管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如何狡辩、抵赖，也不管日本投降时他们如何下力气去消灭罪证，但总会有些证据留下来了。
日军在南京销尸灭迹15万具就是证明。
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军民后，将尸体大部分扔进长江中，部分用汽油焚烧后掩埋，妄图以此方法来销尸灭迹，逃避罪责。
据可靠材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这5天中，日军就销毁尸体15万具，其中包括2100名伤虽重却未断气的活人。现已查明，由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处理掉”下关地区的尸体10万具，由城内作战部队“处理掉”城内的尸体5万具。
南京碇泊场司令隶属华中碇泊场司令部，又称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于1937年10月在大阪编成。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期间，司令是铃木义三郎中佐。该司令部随作战部队于12月13日进入南京，设于下关码头附近。司令部当时编制人员32人，司令官、次官各1人。军官15人，军士15人。军官中少佐2名，一名叫安达由巳，另一名叫太田寿男，均为司令部部员。
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到达南京后即接受处理下关地区中国军民尸体的任务。14日至15日两天，由安达由巳全权负责，在下关地区“处理掉”尸体6.5万具，其中包括伤重未死者1500名。处理尸体的工作日夜进行，将尸体从下关码头及其在下游投入江中者计3.5万，经船运至浦口东沿江烧埋计3万。
15日，太田寿男到达南京，立即接受与安达共同负责处理下关地区尸体的任务。司令部拨给安达和太田30只船、10部卡车以及负责运尸的部队士兵800名。安达和太田把下关划为东、西二区，安达负责西区，太田负责东区，各分15只船、5部卡车，分别带领400名士兵从事销尸作业。远离码头地区的尸体，由士兵用铁钩子将尸体搭上卡车。有重伤未断气者，先用铁钩子猛击其头部或胸部，将其打死后再拖上卡车，运至下关江边，或直接抛入江中，搬上船再从江心扔下。
16日始至18日，3天中共处理掉尸体3.5万具，其中包括重伤未死者600名。这3.5万具尸体中，安达处理了1.6万具，含250名重伤未死者；太田处理了1.9万具，含350名重伤未死者。
自14日至18日，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10万具中国人尸体，加上作战部队处理的5万具，总数为1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通过这份材料，再次证明中国军事法庭关于日军集体屠杀我19万同胞的判定是完全有根据的。
也许田中之流又会耍起算术的技能，狡辩说：800人，5天内处理10万具尸体，每天2万具，每天每人25具，又要用汽车装到码头上，再从码头上用船装到江中心扔尸，是不可能的。再说10辆卡车，每车装60具，要装1666多车，也是不可能的。同理，用船装也是不可能的。又再说汔车装尸、运尸、卸尸都要耗时费秒，5天之内不可能运送10万具尸体。同理，30只船运完10万尸体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南京碇泊场司令部5天内销尸10万具是来自中国方面的编造。不对!我们已经证明：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计29案完全是事实。日军集体屠杀场地主要选择在沿江一带，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销尸灭迹。可以认定，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在下关销尸10万具就是日军在下关集体屠杀我军民的数字。也就是根据这个日军称之为“战绩”的数字，华中方面军才向南京碇泊场司令部下达销尸10万具的具体任务。5天内，如果全部从距离下关很远的各街各巷，用10辆卡车把10万具尸体运到江边上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应忘记：日军在下关一带的集体屠杀都在江边，这10万具尸体中在屠杀的当时便有一部分落入江水，已被江水冲走。正如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所叙述亲眼见到的惨剧：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波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可见，集体屠杀的当时一部分尸体已被江水冲走，另一部分“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处理后一部分尸体只需用铁钩子从岸边拖下水去便会被江水冲走，无需动用卡车和船只转运，非常方便。
南京碇泊场司令部销尸10万具算是完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但前者只把交通要道处堆积的尸体或运走，或就地销尸。然而散落在一些偏僻地方的尸体并未去寻找，仍暴尸于日晒雨淋。所以后来才有金国桢等在草鞋峡、宝塔桥等地掩埋零散或在偏僻地方的尸体的可能性。同时，前面已经陈述：日军在草鞋峡和鱼雷营曾边集体屠杀边销尸灭迹。在这方面鲁*3等人已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铁证如山，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我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军民19万余人，零星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被屠杀的总数在30万以上。
这是侵华日军一大罪恶，有损日本的国格，更暴露了日军的野蛮和残忍。日本人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呢?首先不能护短，强行抵赖；其次应诚恳承认日军的犯罪事实；再次对后人进行正面教育，使其不重蹈覆辙。但日本右翼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其中用南京人口变化情况进行诡辩，就是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手法之一。他在难民区20万人口上大作文章，把这20万人说成是南京的全部人口，侈谈南京被屠杀30万人的不可能性，以假乱真，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其实，这20万人是日军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而不是在此之前南京的全部人口。
日军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人口变化情况如何呢?根据南京市马俊超市长就市内人口异动情况致内政部的咨文：至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份计为二十万一百六十户，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口。(摘自《档案》第700至701页)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时，鉴于前方传来日军对我实行“三光”政策的消息，南京有近半数人口疏散逃难，但仍有近半数人留在南京市内及近郊。同时尚有国民党军队数万人未及撤出，以及从前方流入南京一定数量的难民。事实证明，在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前夕，南京仍有50余万人，而决不是被屠杀后的20万人。这个巨大差距的变化也有人证。
日伪大民会总部组织部长王鸿恩在上海《朝日新闻》座谈讲话中说：
现在先就南京市民民众在事变的当时所受的痛苦情形，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南京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言念及此，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悲痛与遗憾了。据事变后调查统计人口减少的情形，其中二十余万人口，包括军民，因受了党政府的麻醉宣传，相惊怕有灾而避难于各埠；还有几十万人口，或则原在南京谋生而返回原籍，或则死亡失散了。(引自《档案》第705至706页)
首先肯定，王鸿恩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已背叛了祖国和人民，说话做事都是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处处为其主子辩解。但就当时南京人口大帐也说了实话。如事变前南京人口107万，有20余万人跟随蒋介石逃离南京；另有20余万人避难于各埠；还有几十万人口，或在南京谋生而返原籍，或则死亡失散了。准确的说，王鸿恩所说“还有几十万人口”，实实在在的是50多万人口。日军屠杀后仅剩下20万人口，还有30多万人口到哪里去了呢?明明是被日本军残酷无情地杀害了。
结论只有一个：田中正明妄想从人口上欺骗舆论，混淆视听，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些日本友人对此作了正确回答。
一位叫曾根一夫的，1937年23岁，曾参加南京作战。1984年，他写了一本《私记南京大屠杀》。他在书中写道：
战后，我读过大量战争纪事，其内容由于著述者的立场不同而大相径庭。
我认为，不老老实实地讲真情，则不能使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一代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决心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公诸于众。……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对此，我可以断言。我之所以这么讲，因为我本人作为一个士兵参加南京攻略战并干了那样的事。……以我猜测，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想从战史上抹掉污点，因此才歪曲事实的。
《私记南京大屠杀》一书由日本彩流社出版。作者曾根一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曾亲自砍过中国人的头，强奸过中国妇女，抢劫过中国人的财物。他以很大的勇气暴露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并表示反省和反悔。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田中正明是何许人也?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面目也就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