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

对于上述“例证之一”有必要用新发现的马骥(又称马吉)的日记来补充。因为出现了有2个“13口人”，容易引起误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杀死11人；后者1家13口人全被杀死。所以不能重叠起来看成是一件事有关。该日记的新闻于1993年1月25日由《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新书披露美传教士目击日记

南京大屠杀又一历史证据

(路透社东京1月10日电)题：日本人阅读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记载：

日本士兵杀死了屋里所有13人，包括75岁的老头，74岁的老太太，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1岁的女儿。在此之前，两个姑娘被先后强奸3次，然后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

这是美国传教士马骥日记中的一段。马骥是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几位外国目击者之一。

马骥的日记5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1年人们才在纽约市郊马骥儿子住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它。

后来马骥日记作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击记》一书中的一部分出版。书中还有一些年迈古稀、当年幸免于难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叙述。

该电讯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人赶走了留守的5名外国记者，城里只剩下几个外国人。马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特殊避难区，收容逃难的中国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马骥在日记中写道：到12月19日，日军随意强奸杀人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国人头部中两弹的情景：两名日本兵如同杀了一只耗子一般无动于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杀的情景：大批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倒下，成堆的尸体被焚烧。

马骥的大部分时间在尽力阻止日本士兵强奸避难区里的中国妇女。马骥还拍了4卷胶片，一共37分钟。后来他把这些胶片偷偷带出了中国，这些胶片也直到1991年才发现。(1993年1月25日《参考消息》)

例证之二

刘庆英，女，当年45岁，家住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确目的挨门挨户搜查，在她家里搜出她丈夫韩老六和她20岁儿子韩小斌及房东张老板的大儿子张老大、二儿子张老二。张老大因脚上长疮，用纱布缠着；张老二手上有老茧；她儿子韩小斌和二张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张家兄弟俩当场被砍死在家门前；她儿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1刀，又将重伤后的韩小斌拖到大门口，看他死了才放下。这时她丈夫韩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儿子惨死便往儿子的尸边挣扎。恼了火的日本兵竟把他举起，活生生地投入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块往下扔，就这样把韩老六连砸带淹死于井中。

例证之三

马忠山，男，住中华门外雨花路58号。

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和大哥、二哥逃到乡下，留下父亲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春华在家看门。12月14日，马明春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豆腐店里一个女人跑进来，惊慌地对马明春说：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要侮辱她。马明春赶紧把她带到后门口，让她逃走。紧跟她身后闯进来几个日本兵，搜又没有搜到，硬逼着马明春、马明庆和马春华交出那个“花姑娘”。他们进行了解释，而日本兵竟用刺刀将他们三人活活捅死。临走时将马家的房屋一把火点着，连接在一起的10多家房屋全被付之一炬。

例证之四

陈光秀的控诉。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讯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本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两百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一百多个青年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志应和进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家里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幸存者几年前先后死去。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象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掼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叫刘老五，日本兵冲门入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四十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子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因二子被杀，也忧郁而死。

例证之五

魏延坤，家住头条巷18号。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他父亲、母亲急忙带着他躲进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楼房的地下室里。该地下室里早已躲有三四十人。有一个卖豆腐干的人在洞口向外张望，不幸被日本兵发现，随即便被一枪打死。日本兵当即赶到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里的人一个一个都逼出来。20多岁的魏延坤急中生智，悄悄地钻进干墙边一个尚未收口的烟囱，躲了起来。接着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他父亲、母亲和那三、四十个人全被杀害。夜里，他从烟囱里出来，转到一个大管道内，几经周折，才活下来。

例证之六

杨余氏，女，32岁，住凤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自己领养6个，另一个女儿寄养在伟子街弟弟的家里。

1937年冬，日本兵进了南京城，她从家里带领6个孩子和邻居家1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以防日本兵糟蹋杀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发现，先用机枪对洞里扫射，后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烧熏。等到日本兵走后，她的6个孩子和邻居家里的1个女孩，统统都死在防空洞里。唯独她1个人活了下来，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来的丈夫还不知道他3个儿子、3个女儿和邻居家1个女孩已被日本兵杀死在防空洞里，却到防空洞里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当场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尸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远处，太惨了。

例证之七

葛仕坤，家住乌龙山附近的许家村(后住燕子矶巴斗山村)。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难，唯他经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听家乡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乌龙山炮台，许多未来得及撤退的中央军官兵被俘。他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用绳子捆绑起来，强令他们跪在地上，当即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许家村到乌龙山沿路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地方尸体堵塞了道路，过路人要从尸体上跨过去。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还亲眼看到，在老10亩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进行轮奸。

例证之八

朱再兴是个中年人，在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占领南京时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个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里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几个日本兵在外面砸门。他打开门来，一个日本兵一句话未说，一刀戳进他的胸口，当场挣扎中死去。朱再祥见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例证之十六

张从贵，男，家住宝塔山。

日本军攻陷南京时，为了躲避日本兵屠杀只好向外逃难。他路过江东门时，桥边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竟将他们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示意要他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活。他们要求放走他们，日本兵又不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要他们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等到日本兵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日本兵把他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上，逼着他们全部跪下。两边各站一名日本兵，以防他们跑掉。另有九个日本兵，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使劲朝他们身上刺去。第一刀正中张从贵的腰部，因天气很冷，他穿着棉衣，这一刀未刺着他的肉。第二刀正中他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便昏倒在地。什么也就不知道了。日本兵也以为他被杀死了。到了深夜，他苏醒过来，借着月亮，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操场上，周围一片血迹。仔细一听，没有一点动静，猜想日本兵都睡着了，便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又忍痛爬出了一里多路，经过许多艰难周折，第二天到他岳父家，逃出一条活命。

例证之十七

杨品贤，男，家住小彩霞街6号。当时在古乐斋商店学徒。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他全家5口人搬进上海路豆芽桥难民区避难，目睹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难民登记要过五关：1.光头关；2.手上老茧关；3.肩膀上老茧关；4.头有帽子印关；5.套头卫生衣关。在过这5个关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军侵占南京两个月后，就把豆芽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难民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摆着方桌，日本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都是难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到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是中央军的举手，结果仍无动静。第三次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忽啦一下都举起了手。日本军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说他不是当兵的。连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来了。青年难民被拖出去后，日本兵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人都当作是中央军，押上了大卡车拉走了。杨品贤当时头上留有长发，手上又没有老茧，故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去的青年逃回来了，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在枪声响时倒下，夜间从死人堆里爬起，又逃了回来。杨品贤一家领到“良民证”后，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很多同胞。

例证之十八

刘世尧，男，40岁，住丰富巷。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里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区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35难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革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35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里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点左右，突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奸掠。

冬月十四日，刘世尧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人在云南路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中国人带走，中午时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闻枪声响，不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个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口，把人推进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15.5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沈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他们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月云被摔得半死不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沈锡恩、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沈锡恩的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沈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淑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的尸体。

他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按宗教习惯，进行土葬。

埋尸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尸体较近的地方。

他们共干了3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他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两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时应付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逐一登记，收埋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害的回族人。收埋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两人被害后侧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妈妈，死得好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事隔多年，他想到当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刘德才等人的埋尸情况：

1947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在民间就南京大屠杀埋尸情况进行调查时，刘德才说：

我是同善堂掩埋组正组长，戈长根是副组长。26年12月，日本人进城时的大屠杀是十分的惨极了。各街各苍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没有衣服。新码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进阴户内死的。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具。区公所后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二千多是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三百多，水台二百多。还有多少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头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的，还有两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

本节分散屠杀2000例，这里仅举19个例证。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原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所调查，又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其中一部分是受害者向日伪当局和胜利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申诉，所收集的材料很不全面。二是解放后，有关单位陆陆续续地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订教科书的机会，矢口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有关部门又进行了全面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1700余人。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苦难，对当年日军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诉，其中，共计104篇，作为第三部分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可靠的历史见证。由于这些见证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又限于南京市内，就其个人对日军暴行的了解难免有局限性，不可能对屠杀的规模、被害人数等方面作出精确的回答。南京是个交通枢纽，本来人口流动性就很大，加之侵华日军摧毁了一些在南京赖以生存的条件，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不少人已流向全国各地，其中有部分人因自然原因而已死亡，这些人的苦难史肯定已被遗忘了。

上述的十九例只说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之长、地点之广及其残酷性，是南京大屠杀中分散屠杀的一个轮廓，仅以这有限文字不可能叙述得透彻无漏。那么集体大屠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