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口余生记 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