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膀，欢天喜地的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膀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的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外面穿起旧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离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随上百人站在江边上盼望能有船来。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到江北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有人断定是中央军在强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纷纷离去。我又怕又无可奈何，被迫按许老板的吩咐，跟随几个大人往燕子矶方向返回，指望从那里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时，乌龙山炮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宣告封江了!后来得知，此刻三艘日舰已出现在栖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轰敌人所致。
燕子矶的江滩上和街里的难民在增多，其中也夹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节，宽大的江滩上站着黑压压难民在等船盼船，想从这里渡江去，逃了一条生命。但是听说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条船影子都未见到。人们纷纷议论叫苦连天，也有人愤慨地骂道：“唐生智说话不算数，坚守南京三个月，与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骗老百姓的!”看到从燕子矶过江到八卦洲已经无望，我只好往城里赶路。迎面仍有很多难民陆陆续续地向燕子矶涌去。他们全然不知在燕子矶的难民已有好几万人了，像积水不畅那样被滞留过不了江啊!
下午2点钟左右，我赶到和平门时，守军还在试关城门。当我和一些难民在第三道城门洞里慌慌张张交错而过时，看到守城的官兵们正忙着往城墙头上抬运“水机关”，即马克沁重机枪。但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我，并未去猜测日本兵已距和平门不很远了。在下坡的路上我听到中华门外隆隆的炮声，然而我又想起李老头的话：“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我想着走着来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许多难民成群结队地走向和平门，估计也是逃往燕子矶去的。到达鼓楼便听到中山门以南隆隆的炮声，似乎比昨天的炮声有所减弱了。经过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走进难民区里。放眼看去，一片凄凄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号后，当晚我又奉许老太太之命，摸黑赶到长乐街，劝说沈老太太带上钱、被子和换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们同住在一块，或者同去难民区避难，以免时时刻刻惶惶不安、担惊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犹疑不决。
日寇野心勃勃地试图灭亡中国，因而进攻南京的攻势极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关系重大。因此我爱国部队在城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毙了大量日本兵，阻滞了日寇进城的速度。市民们听到一些胜利的消息，都寄希望于爱国部队——击退日本兵的进攻，保卫住南京的城池，保卫住市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形势突然变化，市民们的希望一夜之间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唐生智召开军长会议，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传达到师、团、营、连。整个守军紧急作出撤离南京的准备，城外我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下来。不知内情的市民、难民们还以为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紧张的心情宽松了一些，却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兵借着中国部队作撤离南京准备之机，已经攻占中华门以西一段城墙，磨刀霍霍，正准备向南京市民和难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个大悲痛的日子——侵华日军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对南京市民、难民们展开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天上午，日军未经攻城战斗，摆开杀气腾腾的战斗队形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划定区域，明确任务。刹时刻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相互交织，一阵紧似一阵，日本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我市民、难民、散兵、伤兵、病兵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倾刻间街头巷尾、居民门口一个一个活人被无故打死，血肉狼藉，尸体纵横，伤者惨叫，呼天喊地。而追上来的日本兵惨无人性，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一一补刺一刀，决不饶过一个活人。
这时我正在劝说沈老太太快些动身。昨天晚上，她听我讲了所见到的那些险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讲了和平门试关城门和一些难民走进难民区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灯光下捡好一包衣服。我从房门外还看到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现洋，反复的数了又数，恋恋不舍地放在包袱里，试着提提后放在自己的床上。又过了好一会问我吃饱了没有，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才要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睡觉。早上起来，她要我帮她捆好被子，连同大、小包袱都提来放在正厅的桌子上。本来锁起门来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为我煮的饭没有吃完，说吃过早饭再走也不迟。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这份祖传的家产。犹豫中突然听到中华路方向响起的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又见几个市民惊慌地从她家的大门外向西跑过去，精神上也紧张起来了，急忙从后进穿过天井和前进，跑出大门外想向惊慌的人们问出什么事了。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中她的头部，顿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处流出，两手张开似乎想抓住什么似的，挣扎中倒在门槛上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南京，却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华日军打死在她的家门口了。正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惊哭不已时，为送给沈老太太刚上好棉鞋的李老头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后进，断断续续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进了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许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样……被打死了!”我说：“不是说鬼子的眼睛碧绿……”在李老头对我解释的时候，几个日本兵快速从沈家大门外向西追过来，边开着枪追杀刚跑过去的老百姓。后面上来的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拨动一下沈老太太的尸体，又补刺一刀才走。
见此情景我又被吓哭了。李老头对我又劝又吓。因怕招来鬼子，我才止住哭声问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么得了?许老板一定不会饶我。”他说：“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别怕，许老板也不怪你。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难民区吧。”我们说话间突然有一个日本兵端着枪闯进门来，照准我开了一枪，子弹头把我右肩膀头上的棉袄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陈旧的棉花。我当即被吓懵了。李老头惊慌地催促我说：“有什么要紧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转向迈开一步，又听一声枪响，子弹头穿过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荡一下，随即一块块白花花的现洋哗哗地落在地上。我正准备弯腰捡现洋时，李老头抓住我的一只手在枪声中拖着神志模糊的我冲出了沈家的后门，随即我们汇入了躲避鬼子追杀的人流，在炸耳的枪声中跨过一具一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拼死往难民区里逃命。
由外国人划定的难民区在新街口西北，东起中山路，南起汉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头在南京挑皮匠担子十多年，对主要的街巷都很稔熟。从长乐街往难民区里逃命全靠他领路。只要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他就会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街、什么巷，我们该往哪里走比较近。
好在当时大街上家家关门闭户，而在小巷里却有不少人家门户洞开，大概主人想观察外面的情况，仍有一些站在门里伸头向外张望。日本兵在后面追杀我们，或者前进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杀死我们的日本兵，我们便利用时间差，从小巷里的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进那条巷，跑跑躲躲，躲一会趁有机会又往难民区里跑。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儿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颤心惊。
李老头在不住的叹息中想带我和另外三个人跨过一桥，再横越建邺路，准备抄近进入难民区。恰巧此刻建邺路东边又响起枪声，估计又是日本兵从白下路过来追杀老百姓，决不能横越建邺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无小巷，返回去将会离难民区越去越远，更不能站在街心里等死。于是，晕头转向的我们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乱地向东逃跑。
李老头和我从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过几条街几条巷都茫然无知，到底看到过多少具尸体也说不上来。我们本想通过中华路过内桥，但到了小巷的出口处又听到中华路上的枪声，只好打消此一念头，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无一人的大屋子缓一口气。此时我才感到口干舌燥，拧开自来水龙头想喝水，无水出来。找到一口缸里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们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们站在这家的院子里静听，四面不远处都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大伙儿都认为直接横越小河和白下路，经洪武路直奔中山东路，再向西到难民区去的路最近，特别是巷子小也就比较安全。
时近傍晚，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出这家大门，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国银行五层大楼底部有好几个窗口往外冒出黑烟，估计才被鬼子纵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方向都没有枪声，大家都断定是逃向难民区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横越快要干涸的河底时，冷不防内桥顶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其中两个人中弹被打死。李老头不顾死活地领着我们快步如飞地冲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远远看到中国银行的墙脚下躺有好几具尸体，丝毫也不敢迟疑一步，快步钻进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只有好几具尸体躺在街心伴随着空荡荡的一些肉案子。我们正向北往前赶路时，发现前面有好几个人也向北走。李老头催我加快步伐，说道：“这就不要紧了，一定能够安稳地到达难民区里。”我提出要去看看许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诉她。然而还未等李老头说出可否时，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嗄公!嗄公”炸耳的枪声，无疑又有鬼子了。枪声中只见二男二女调头向我们这边跑来。我惊哭着紧紧跟随李老头和一个中年人调头猛跑一气，在枪声中拐进闺奁营小巷，迅速钻进一家大门。后跟进来的一个矮子很机灵，反身关上大门，又插上了门闩。
这家的房屋很宽畅，三开间，两厢两进，中间是小天井，后院半边是厨房，看来是个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职，随着“迁都”带着老婆孩子已去汉口，独自留下老父亲在家守门。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棉鞋，已备足了四个月的米、煤、油和盐，以为中央军可以守住南京三个月，英美亦会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蛮横到底，定会和中国签定停战协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无恙。
我们四人中的矮子是从秣陵关方向带着老婆、儿子、女儿前天才逃进城里，到难民区里没有找到住处，返回到马道街临时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因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华路上已被鬼子打死，惊慌中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被冲散，生死不明。矮子讲着讲着哭了起来，估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很难留下一条活命。另一个中年男人是从句容方向带着老婆孩子前几天逃进中山门里，因没有县里发的“难民证”，又没有熟人证明他的身份，所以难民区里拒不收留。他们曾经逃到下关，那里的人很多很多，因没有找到住处又返回城里。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再往哪里逃已无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们走到西华门却遇到杀气腾腾的鬼子，老婆孩子计三个人当场被打死，只身沿中山东路狂逃，后来又钻进小巷，晕头转向地跑过几条小巷，本想跟着熟悉街巷的人经洪武路逃进难民区去，可是又遇上万恶的鬼子。他们途中所看到的烧杀情况与我们所见大同小异，都认为鬼子已下定决心要把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人。
老先生听了外面惨状，却说了他的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会那么不讲理，特别是不会不问清是什么人就把人打死。你们不该跑，站住让日本人检查，他们认定你不是中国兵，也就不会把你无缘无故地打死；你一跑，他们认定你是中国兵，就会开枪。那个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说他在家里就听说鬼子要霸占中国地盘，中国人不服，所以鬼子见到中国人就开枪打死。我这才逃离家乡，本想往乡下逃命，可乡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儿有女，好死总是不如赖活着，只有逃进南京城一条活路。今天的事实正说明日本要霸占中国土地，果真见到中国人就开枪一一打死，我的儿子才11岁，女儿才9岁，日本鬼子都不肯饶过他们啊!他说着说着就断肠似的痛哭不止，令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先生心也软了，很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拿出锅巴要我们就着冷水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