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的同时，日军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到无比深重的灾难。

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其手段而言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纳粹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送进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将人杀死，被害者经历痛苦较短；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外，很多是日军成群地或个别地在屠杀之前对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残酷形状难以用笔墨所形容。这不仅在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里起，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约19万多人，分散屠杀约15万多人，惨遭屠杀的人总数在30万人以上。日军并大肆奸淫妇女，约2万多名7至70岁妇女被强奸、轮奸，一般的都是先奸后杀，惨不忍睹。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被洗劫一空，为了毁灭罪迹，日军随后把房屋纵火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建筑物被付之一炬。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在那场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恶，当时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特别关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议，指责日军的暴行。这要归功于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教授、传教士、摄影师等外国友人。他们利用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有利条件，凭借目睹的真实材料，及时地向本国写出报道，多角度地在报刊上报道了日军烧杀奸掠的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都纷纷向本国发布日军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学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从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要求日军保护难民区内难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及时地编撰出《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38年7月，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斯诺也以《为亚洲而战》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他们(除斯诺外)都以目睹的事实遣责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严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动中的反映。这些外国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公正，一语击中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要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残酷的蹂躏，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难保，危在旦夕，没有从南京发出信息的可能，更没有将日军暴行形成文字的条件，以便及时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他们痛心疾首，忍辱负重，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有朝一日的时机。一些人一经逃出地狱，获得自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随之涌上心头，难忘血债，便找亲人诉说，并以亲身经历或口头宣传，或写报道，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

由于幸存者九死一生，陆陆续续地从敌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身边的人诉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可以断定，这些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口头报道。很多听者心惊肉跳，谈日(军)色变，惶恐不安。由于战乱，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佚名。他对逃出南京而辗转逃到武汉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在《国政与公余》杂志上以《失守后的南京》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杀人、纵火、奸淫、抢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激起抗日军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紧接着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报道：

(1938年3月7日)，倾据最近由京抵汉者谈及南京失陷时我军不及撤退，被敌杀者达六、七万之多，全城满是尸体，河渠尽红。无辜平民被杀害者最初日达数千，最近日渐减少。亦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特工人员早已随政府迁都到了汉口，未能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从幸存者口里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报道是不足有余的报道，被屠杀人数之差相距甚大。事实上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谁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材料呢?

由于国外的报纸报道和幸存者从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逐步被舆论界所掌握，在汉口的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相继作了报道，《陷都血泪记》、《陷京三月记》、《敌蹂躏下的南京》、《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血泪话金陵》等等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陆陆续续在抗战区域内出版发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军民进一步认清敌寇的狰狞面目，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报道和用血泪写成的文学也流传到国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学问渊博，造谐极高，处理学术问题态度极为严肃。他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极端关注，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为中心，收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报刊上大量有关的报道文件、档案、书籍、回忆录及散落在民间当事人的日记，把它们分类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认真地进行对比，鉴别，批判和筛选，去伪存真，于1967年写成《近代战争之谜》一书。后半部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的机会纂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洞富雄出于对日本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逆流而进，又于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定本(1982年日本现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毛良鸿，朱阿根译。以下简称《大屠杀》)，侧重批判铃木明和山本的错误谬论，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而言，该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深入研究，从中定会受益匪浅。

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田中的《虚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会基础，迎合了长期存在的侵略史观和旧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所散布的谬论纂改历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势力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恶毒，他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嫁祸于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强加在被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头上，干涉我国内政，用军国主义口气剥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妄想从根本上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依仗强大的财力，已暗中出动相当数量的人员，四出搜集对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时机，一举推翻历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国报刊杂志揭发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惊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慨，必有文章回击。或逢周年祭日，亦发表相应的文章，或怀念，或谴责，难忘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新仇旧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个人署名发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当的数量。它们涓聚成行，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众多的文章都较为短小，或属片段，或只是一个横切，或是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论证，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资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撰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共八章，前后有导言和结论，并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经修改将该书稿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并打出清样，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人们用它向国内学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绍，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该书限制铅印2000册，未能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参考。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欠缺考虑，成绩甚微，难以令人满意。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赖了之。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遗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想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企图以外贸为杠杆，用经援向中国施加压力，妄想我“让步”屈从，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为“解放”中国而来，一笔勾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有暴行罪恶。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图就是如此。必须明确，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岂能屈耻让步?

作为一名南京大奢杀的幸存者，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在这场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