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交友之道有两条：一是要仗义疏财，二是要诤言直谏。
第二条是不言自明的，可要把它说成是交友之道，又难免有点牵强。而第一条就有点问题了，在纯洁的友情间介入了阿堵物，不免会使人不可理解，但是也不能说它就完全不对。人与人的关系有爱有恨，这种关系才会十分密切。这就像一根普通的钉子与一根螺丝钉的区别，螺丝钉拧进去以后比普通钉子接触的面积要大，咬得紧，所以不易脱落。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有时，把对方打痛了反倒关系会变得更亲近。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钱才会产生爱与恨，并因此演化成离与合，由此也不能说朋友之间加进钱这一媒介就一定不好。
我从来不向朋友借钱，但也从来不借给朋友钱。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不想和任何人的关系搞得太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别人那儿弄到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那只能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种合理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非正常关系。
斗焕离开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实际上，这个辞呈我写好后压在抽屉底下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它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当然，写张辞呈放在抽屉里，也有一种想以此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守在同一个地方不动窝的无能之辈。日复一日部长对我越来越不满意，经常是牢骚满腹，时不时地用手拍我的桌子，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以前，每天下班的时候，总要嘀咕一句：“看来这张辞呈今晚又得睡一个安稳觉了。”现在就不同了，“逼宫”逼得我不能不走了。当然，部长每次敲的都是桌面，并没有看到抽屉里还另有玄机。他的行为就像要我赶快把这张辞呈交出来似的，桌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脾气发个没完。终于，这一天我拉开抽屉，十分平静地把辞呈递给了部长。
我在公司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摄影工作室董事祖鞠打来的，他说，杂志马上要创刊，要我在两个小时内走马上任，去当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刮起了这么一股“经理”风，“经理”多得一伸手就能逮着，升洲刚当上松岳企划兼平山娱乐公司的经理，我还没上任就有了经理头衔。我刚放下祖鞠的电话，升洲就来了电话，似乎很兴奋，他说：“我们钓上了个大鱼，他是巴西侨胞，一个事业家。我们要在巴西办的事他答应给我们出资，而且还要搞一本以侨民为对象的会刊，办会刊的事我们想委托给你。”
“这个侨胞是干什么的？”
“搞汽车进口，也搞业务咨询，他的业务范围很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巴西侨民社会的一个大腕儿。”
一听这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像个大腕儿，而像个掮客。在侨胞事业家中有不少人是做中介生意的，这种人往往先在国外搞一个关系网，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在故国有影响的人物，就在手里握上好几个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替自己创牌子，打天下。在自己要参加大选，或者是什么新的业务要开展的时候都由传媒当开路先锋。我在1988年受专门从事公司刊物代理的朋友委托，曾经搞过一本16页的杂志——月刊《韩国幸福时光》创刊号，这是应国内举办奥运会的特殊需要而由一个旅美侨民创办的，他想以此为契机在故国扩大地盘。这本杂志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什么什么媒体的发行人却赫然在目，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吧。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假如你对人说，什么什么事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不管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可被当作新闻报道登在报纸上，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就像侨民社会一样，他说在那个国家干过什么，只要通过媒体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布出来，就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可信度。一个社会越是疏于管理就越会缺乏信任，互相产生警惕之心，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里却更容易产生骗子。要是祖鞠和升洲也能受骗，说明这个骗子绝不是业余水平。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和祖鞠及升洲这类二流人物穿一条裤子。一是觉得，让我去敲上了二流钓钩的三流骗子的竹杠，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二是我不愿意被永远捆绑在二流骗子的战车上。尽管我是一时冲动递交了辞呈，事后为此紧咬嘴唇后悔过，然而目前既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也就没有必要去砸同伙的招牌，另起炉灶了。
几天以后，我顺便到祖鞠的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我好讲义气，不愿和别人撕破脸皮的“美德”所致吧。我这个人闲不住，领退职金总得跑吧，去找那些已经自己出来办公司的老前辈们谈一谈，为日后找条出路，总得跑吧，因此也可以说我仍然是个大忙人。祖鞠一天好几个电话催我去上班，烦是够烦的，但出于好奇还是决定去看看。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几天妻子云聪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交辞呈时云聪并没有唠叨什么，可让人难受的是，在家里她居然把我晾了起来，将一个洗净却长期空着的电饭煲冷冷地往餐桌角上一放，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家里的饭碗。谁看到这种景况也不能不焦虑嘛。
祖鞠的公司在一条很偏僻的胡同里，找起来不容易，看来租金也高不到哪儿去。按照祖鞠“走到胡同口就可以看见乐园打糕店的牌子，进店门以后上二楼”的路线，我找到了这家打糕店，要不是有这么个小店招牌，要找到祖鞠的公司那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小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小招牌——“和平洗衣店”。我顺着这座小楼侧面的楼梯一上去，不知怎么的，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就同时悄然打开了。从打糕店探出头来的是个女的，洗衣店则是个男的，看样子是一对夫妇。两个人眯缝起眼睛，就像私人侦探一样把来人打量了个够。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那些典当行店主的表情，只要有客人光顾，总要眯起眼睛以怀疑的目光把来典当的人扫视一遍，看谁都像赃物贩子。从这一幕也不难看出每天进出祖鞠公司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我一走进公司的办公室，就认定这是一家专门应付讨债人的皮包公司。业务经理小姐正在用指甲刀磨指甲，有人进来时连头也不抬，不假思索地操着公鸭嗓子，鹦鹉学舌般地说：“现在总经理不在，以后再来吧。”
“我不是来找总经理，而是来找经理的。”
我有意把经理两个字咬得很重。这一招果然管用，话音刚落，马上就从业务经理身后的隔板处露出了祖鞠探头探脑的烧饼脸。
“你来得正好。”
“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国际娱乐业，把办公室设在打糕店二楼究竟算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马上就要把公司搬到前面那座板房的二楼去了。”
祖鞠把我带进办公室后边的一个房间里，外边有隔板挡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这儿还有个套间。里边坐着升洲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四十开外的男子，穿着西服外套，挂着金项链。他们正在谈着什么，我刚一进去，那个男子就微微欠了下身子，十分轻巧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祖鞠介绍我说是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声音十分洪亮。升洲一看到那个人正从怀里往外掏名片，就忙上去打圆场：“金经理的名片刚用完，早晨才去订做的。”
祖鞠说得落落大方，简直就像真的一样，我倒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拿这个来糊弄人。
我一眼就看出那个男子力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家巨子，以刺探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耷拉着眼皮，嘴角向上翘着，一股皮笑肉不笑的劲头，说话时先大声清嗓子，然后才以低沉而又浑浊的嗓音说：
“你就叫我崔先生吧。”
工作七年间我收到的名片近千张，多如雪片。有的名片档次不高，是用再生纸做成的，显得很朴素，可各种“长”字依然历历在目；有的名片是用塑胶纸做的，就是放在洗衣机里搅动都不会烂；有的名片是烫金的，十分考究；有的名片简单明了，一目了然；有的名片罗列了一大堆职务，就连同乡会总务这样的“官”也印上去了；有的名片十分典雅，只写了个姓名和联系电话；有的名片英文拼得很粗糙，打错的，打漏的，什么都有。看了这些名片，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名片持有者的性格和真实面目。
不出所料，崔先生的名片很气派，纸张也很考究，名片专用纸上密密麻麻地列了六个职务。不消说，上面也印有巴西韩人跆拳道报发行者的头衔了。他不说我都知道，这张报纸正在创办之中，还没有“出笼”呢。
崔先生说，半个月前他在巴西曾经和祖鞠的师傅——摄影师见过面。当时，他们俩和当地侨民喝了一顿洋酒。那位师傅说，他是为了让自己公司雄心勃勃的计划——举办巴西侨民大会一事能付诸实施才暂时从亚马逊密林中出来的。看来，这位摄影师无论走到哪儿都先编织关系网的做法一点都没有变。喝酒的时候，一位侨民为崔先生介绍说：“我们做的都是些小生意，卖点衣服，开个小店什么的，而这位大老板干的是大买卖，真正的娱乐业。”其实，两个人一打眼都看得出对方是个骗子，却都说对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两杯酒下肚，两个人便臭味相投地“好”上了。
摄影师对崔先生说：“我叫金太星，咱们携起手来大玩儿一把吧！”
说完，紧紧抓住了崔先生的手，显得十分亲热，又十分真诚。
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了金太星的所作所为你就可以知道他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他爸爸的抱负可以说志在宇宙，大得很。他家前院那家有三个闺女，尽管长得丑陋无比，但还是把名字起成了仙女、玉女、美女，为了不使自己家的三个儿子逊色，老头便“高人一筹”地把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巨星、太星、大星，叫成三颗星了。其实，祖先、祖织、祖鞠三兄弟的名字也不比这“星级”称号差到哪儿去。
崔先生嘴皮子功夫很硬，他海阔天空地谈了巴西美丽的大自然，从事服装业的侨民的生活状况，在迎接移民三十周年时巴西开展娱乐活动的可行性，以及本身的财力和爱国心。另外他和金太星总经理虽然是一面之交但感情很深……说得口干舌燥，唾沫横飞。本来我是在别人谈话时常爱走神的人，这一次却也不知疲倦地集中精力听了一个小时左右。
崔先生还说，从巴西到巴拉圭去的话，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自由保税区。在那里，韩国人就像用耙子搂柴禾一样，可以大把大把地把钱往口袋里装。卡西诺赌场就别提有多红火了。巴西在桑巴舞节的时候大家一个月不干活，尽情地吃呀，玩呀。圣保罗的人都把快艇装饰得花花哨哨的，在海上走几天几夜去里约热内卢玩……那儿打高尔夫球便宜，人们打得都不爱打了。又说在亚马逊采集的蜂王浆是世界上最好的强身剂，等等。沥沥拉拉神聊了一个多钟头，天南海北扯了一大堆。
侃完之后，又说：“这周末我要回巴西去。怎么样？如果不忙的话，下周就先到巴西去考察考察，机票我马上给你寄来。”
“下一周？”
“到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边看看。我好长时间没有动过快艇了，这回借你的光一起去桑托斯海边晒晒日光浴。有一个巴西朋友自己买了个岛子，你要是住在他的别墅里，坐在阳台上都可以钓鱼。巴西最有看头的海岸都被私人买下来了。当然，就是不看海不少人也会说巴西是十分漂亮的，可看了以后就感觉有天壤之别了。哎，如果时间富余的话，可以坐上皮艇到亚马逊的原始森林里去转一圈儿。就会知道那景致有多美，看了以后真是死而无憾了。”
听到这儿，祖鞠和升洲都叹了一口气。
接触久了会发现，尽管崔先生装得很像，但他怎么也装不出大富翁的派头来，叫人看了，觉得不过是个墨水不多的买卖人而已。实际上，据说他也只是个商人而不是什么大富户。崔先生和很多韩国侨胞的第二代一样，年轻时也是在缝纫机前度过的。他曾经伸出手来让别人看，那双长满茧子的手就是天天侍弄缝纫机才弄成这个样子的。他一听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生活在别的国家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永远是二等公民，我也没有料到我的生意会做得这么大，如果不是放不下手里的生意我早回国居住了。”
崔先生的话使人感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事业成功的人也会有苦恼。当然，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他那叶落归根的故土依恋之情，那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他又强调了生意经：“凡是做买卖的人，你要让他出钱，他都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这一次，我为什么要赞助活动呢，因为如果活动能在巴西报纸上登出来，再在电视里一转播，那我公司的名声可就大了去了。我并不只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宣传自己才赞助的，电视荧屏上如果能连续出现‘崔先生咨询公司赞助’的字样，我们公司不就威名远播了吗？”
崔先生一说完这话，升洲就来了个大动作，举起双手表示赞同，频频点头。他早就想到世界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看来升洲的脑袋瓜还不是那么死性。
升洲用十分热情的语调说：“别担心，造舆论、发广告这些事是我们金经理的拿手好戏。”
“是啊，金经理从学生时代起脑袋瓜就很聪明，懂的东西也多。我们三个是高中同学，我们求他，他才愿意出任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经理的，要不他怎么会推掉一般人很难进得去的广告公司副部长的头衔来这儿工作呢。他还是个作家，笔头很硬。我们写封信都得吭哧半天，熬通宵，可他写篇文章不用吹灰之力，而且是一鸣惊人，不少人都被他的文采所倾倒。”
升洲和祖鞠一唱一和，吹得天昏地暗，但在这种场合我又怎么能否定他们说的呢。我一边听他们胡吹，一边静静地坐着，像久经沙场的老手一样沉着、稳重。这一招果然很灵，崔先生不由自主地向我投来了尊敬的目光。
“金经理，能不能给我写个自传呢。你到巴西来呆半个月，和我一起走走，也可以就地取材嘛。”
“这个想法很好，出版事务就由我们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去做。”
崔先生点点头，对升洲的话表示赞同，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在巴西的滞留费用、稿费我都先汇过来。说这话我可能是自吹自擂，我是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啊，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
我模棱两可地应了一句，就再也不说话了。本来就不想张开的嘴又合上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未心领神会的祖鞠和升洲却说：“好好斟酌斟酌。金经理，你就是再忙，这件事也得应下来，这可是崔先生托付的呀。”
不管怎么说，会见是在一种和和气气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都很满意。临走，祖鞠和升洲把崔先生送到了打糕店门前。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又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各探出一个脑袋来，崔先生就在这种由几个脑袋凑起来的热烈的欢送气氛中离开了公司。
回到办公室的祖鞠和升洲这才松了一口气，情绪显得很激动。
“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很直率的。”
“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纯朴大方。”
“他是我二十年未遇的真正的男子。”
他们两个人的交谈，让人感到他们骗了一个纯粹的侨胞事业家后，现在良心发现，有点过意不去了。可在我看来，崔先生并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事业家，可也不像一个根本无法打交道的危险的骗子。祖鞠和升洲一下子就陷了进去，我却认为和这种人还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崔先生想和我们合作的工作计划中，成功率最高的既不是搞什么活动，也不是什么传媒创刊，而是出版自传。要多油有多油，要多世故有多世故的崔先生的目光，绝不会看不出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是一个真干实事的人。
只要崔先生兑现自己的承诺，把预付款汇过来，我就承担这项工作。因为这里边不掺杂祖鞠和升洲的是是非非，是我自己一个人干，放心得多。所获收入理所当然也该归我一个人所有。我把稿费先捞够了，至于将来这本书出还是不出，我就管不着了。
“嗨，我们赶快去办签证吧，到下礼拜已经没有几天了。”
“11月份那儿也很热吧，到梨泰院去看看还有没有卖短裤的。”
“既然到巴西去了，是不是得去看看贝利呢？”
现在正是白天比较短的季节，外边已经渐渐暗下来，五点整，业务经理小姐就背起包要走，祖鞠走过去说：“唉，我说金小姐，你现在本该下班，可今天我们有重大的计划要商量，所以得上夜班了。你跟太和楼要点煎饺子，再要点老白干。哎，等等，就要有钱了，这点煎饺子算什么。金小姐，你给要个糖醋肉来。你如果愿意和我们一起吃了再走，那就再要一个火锅面，多要点洋葱。”
金小姐刚把话筒放下电话铃又响了。她用一种不耐烦的口吻应答：“真是的，我不是说过了吗，经理不在，他到总公司去了。”
我悄悄问祖鞠：“总公司指的哪儿？”
“指的是赞助公司。总经理到亚马逊去深入考察，离开韩国之前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就是双马汽车公司赞助的。一直到总经理离开的前一天，我还穿梭于总公司公关部、京畿道〖HTK〗（道，相当于中国的省）〖HT〗和工厂之间，把腿都跑细了，裆里的两个小蛋儿也都磨破了。钱是公关部出的，吉普车是工厂提供的。”
“别人还赞助了一辆车？”
祖鞠兴头十足地把野外摄影师的成功之“道”给我们聊了个够。
这位总经理会照相，一点不假，可像他那种摄影水平的人比驴都多。但话又说回来，会摄影的人里像他这么能折腾的寥寥无几。这位摄影师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瞪大牛眼睛到处搜寻“猎物”了。后来，他终于瞄准了双马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就不顾一切地去和他拉关系。至于他采用什么手段打通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和形同鬼门关的秘书办公室这两个关节，至今还是个谜。当然，这个谜毕竟不像“芝麻开门”的咒语那么神奇，或像海湾战争中非得用爱国者导弹轰炸那么可怕。无巧不成书嘛，在这位总经理软磨硬泡的不懈努力下，忽然有一天，和汽车公司董事长直接挂钩的秘密通道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了。这个通道是怎么打开的，有人说总经理采用的还是传统手法，有些是几千年前的神话故事，有些取自伟人自传或者好莱坞电影。终于，董事长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答应给钱了。
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金太星来说，干这种事是不会亏本的，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大不了破口大骂一番门卫和那些把守“鬼门关”的秘书，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再说，还可以借题发挥，给自己编造些神秘的故事，是一桩绝对吃不了亏的无本买卖。那会儿，金太星已经十分明白，靠民众牟利的人不管口碑好不好，都会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名垂千古和遗臭万年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它的社会效果都是相同的嘛，甚至，有时候遗臭万年的人“知名度”还会比名垂千古的人高得多，久得多。
听人说，双马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看到金太星想大干一番的“英雄气慨”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空着两只手白手起家的事儿来。金太星要把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都以地球家族的名义拍摄在胶片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创举啊。董事长被这种无以伦比的崇高的人本主义精神所感动，对金太星一鸣惊人的挑战精神，面对像自己这样的大人物毫无惧色、敢碰敢斗的勇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有人说金太星送给这位董事长的礼物简直是太贵重了。金太星把在所有图书馆、报社和各类资料室里搜集到的这位董事长的照片统统翻拍下来，按董事长的爱好及兴趣加以设计，弄成组照，最后搞成了一本超大的巨型相册，送给了董事长。金太星的这一奇思妙想让董事长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还有人在背后议论说，金太星为给双马牌汽车做广告，还出了不少“馊主意”呢。譬如说，在美洲野人的背上画上双马牌汽车，然后把它拍成照片啦，找几个印第安女子把双马牌汽车的图案织成旗子插在吉普车上，不仅可以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还可以画成订购汽车的宣传画啦，这些点子也可以统统活用到广告宣传上去啦，等等。董事长觉得好像是在看一部漫天胡扯的武侠小说，感到既荒唐又有意思。
从那儿以后，董事长好几次为金太星的野外摄影项目提供过赞助。这次去亚马逊，听说又和董事长谈判过，最后金太星终于把钱弄到手了。而且，汽车公司还把两台双马牌汽车进行了特别改造，以适应原始森林探险的特殊需要。摄影采访所需要的经费也都装进了金太星的腰包。
钱有了，还得找一家愿意支持的公司做宣传，主要是得找舆论机构。实际上，这一举措是说动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和公司公关部的真正理由。金太星绞尽脑汁，耍了很长时间的嘴皮子，给双马汽车公司开了不少空头支票，说什么，我要把广播电台和报社的关系网全部动用起来，动员各媒体进行广泛报道，电视台的教育栏目记者进行跟踪采访，随我到亚马逊的密林去，报纸还要连载此次原始森林腹地的探险活动。另外，自己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穿上双马的T恤衫，开上双马牌吉普车，在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下面都要写上“双马汽车公司赞助”的字样，等等。金太星凭三寸不烂之舌连唬带蒙，终于说动董事长把钱塞进了自己口袋。从董事长的角度讲，提高人们对双马汽车的认知度，哪怕让这种汽车商标在人们头脑中多留下一点印象也好，这样才能逐渐塑造双马汽车的美好形象，使双马汽车成为热销货——这才是董事长赞助金太星的真正理由。
这种话只能私下说，实际上金太星要做的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而是纯粹向那些老实人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公益广告。说动董事长和公关部所要来的钱，和真正商业广告的费用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双马汽车公司也是想花小小的代价去钓条大鱼。
金太星作为自由投稿的摄影师，在舆论界有一些熟人不假。这个人自来熟，才见面就说人家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再见第二面，他就会说我们已经是认识十年的知己朋友了；第三次再见面，他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了。无论是谁，他都可以无条件地和他成为一家人。如果对方有个儿子，他就把自己七岁的女儿当场许配给人家，说我们已经是“亲家”了。老家在自己家三百公里以内的人，他都称之为“一个村的”。金太星的家族谱系很复杂，除“一家人”之外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爹”及以当老鸨为生计的“远房嫂子”，甚至还有比他小十岁的“年轻大哥”。总之，金太星族谱的辈分简直可以说是乱不堪言。
金太星不光对照相很在行，出损招儿、馊主意他也是行家里手。有一次他请一个酒肉朋友去唱卡拉OK，那个朋友说，这些日子正在给刚去世的父亲戴孝，不能参与娱乐活动。金太星就说，这有什么关系，你到卡拉OK唱《不孝之子他在哭》这首歌不就行了，这不算娱乐活动嘛。还有一次，他硬叫一个滴酒不沾的朋友去喝酒，那个朋友说，我一点不能喝。金太星就说，走吧，烟酒不分家，借酒交朋友嘛，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和别人喝酒的时候，在酒杯旁边放半杯饮料，喝到嘴里的酒别咽，然后装着喝饮料再吐到饮料杯里，不就糊弄过去了？！因此，金太星才有了一句口头禅：“主意不坏人不爱。”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不到利益谁也不会跟着跑的，即使媒体也不例外。他们绝不是因为跟金太星有某种说不清的“亲属”关系，或是什么友情或义气之类的东西，更不是看着金太星有吸引人的魅力才拔刀相助的。广播公司几乎不花一文钱就可以制作一套原始森林探险节目，何乐而不为呢？对报纸来说，这也是个美差，他们不花一分钱的差旅费，就可以以采访为由到国外逛一趟，这该是多么合算的买卖啊。至于名目嘛，自然是可以随便定了，忙里偷闲，消除一下工作上的疲劳，总该不会有人怀疑是“目的不纯”吧。
组团工作，说白了就是“凑伙伴”，把一些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凑在一块儿，大舅子，二姨子，还有花里胡哨的小妮子。实际上，有谁想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到原始森林腹地去探险呢，只不过是想去玩玩儿罢了。至于片子嘛，在电视台的摄影棚里制作好了背景，拿起摄像机这么一拍，就可以完成。只要画面上有代表赞助公司形象的双马牌汽车，只要观众看了汽车穿越茂密森林的场景，就会对双马牌汽车感兴趣，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买一辆开开呢。
这些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带着根本无法看清实物的广告，和在摄影棚里拍摄的片子，像政治骗子一样到处招摇撞骗，以此来捞取钱财。这也许就是第三产业的本质所在吧。
祖鞠通过对金太星总经理生财之道的观察，不觉对大众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及现代产业的性质结构有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认识。谁要是问祖鞠，“你们公司的业务是什么？”祖鞠表面上会一本正经地说：“是作为一个男子应该大胆去干的事。”心里却在说：“是什么，是诈骗呗。”
金太星他们制作的电视节目出来了。看，金总经理有多风光：天边的太阳冉冉升起，一辆吉普车插着面旗子正在穿越沙漠。总经理正把印有大韩民国字样的T恤衫脱下来，往一个用兽皮护着下身的酋长身上套。实际上，这些镜头没有一个是在实地拍摄的，都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可赞助公司不管这些，只管有多少镜头与双马牌汽车有关，哪儿出现赞助公司的名字了，字幕占整个画面的百分之几，画没画框儿，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等等。本来赞助的钱就不多，为那几个钱去较真儿，哪些镜头是野外的，哪些镜头是摄影棚里完成的，该扣多少钱——说起来都让人笑话。
“当然喽，露脸的事都是总经理的，打下手的成天东跑西颠，有时还碰一鼻子灰，可什么也捞不着。”
祖鞠被叫到赞助公司去坐冷板凳的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连字都不爱认的祖鞠，让他坐在那里翻阅转了好几回手的公司刊物可有点太难为他了。祖鞠胡乱翻着那些杂七杂八的刊物，其中“生词解答”一栏中一半以上的单词是空格，公司下属的工厂职工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他便以此为由，骂大企业中的职员都是草包。其实总公司和工厂职工的知识水平差距是很大的，总公司发给公关部刊物上的这一栏，除一两个问题外都填上了答案。当时我就说，可能是公关部好多小姐的水平还不错吧，可祖鞠并不这么看，说他老婆朴女士过去在高层次的大公司干过，很有水平，这些小姐要和她比，谁也不是个儿。
酒劲一上来，祖鞠和升洲的脸就变成了大红布，他们要去巴西的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美好。在旅行社工作的升洲的朋友也像崔先生一样，说那里是韩国男子的天堂，恋爱宾馆里，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只要一摁按钮，天花板就会敞开，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椰子树底下就是游泳池。不知是怎么回事，那儿的漂亮小妞儿都不懂怎么赚大钱，她会一整夜一整夜把男人服侍得舒舒服服的，要不了几个钱。来自四面八方的对巴西妓女的赞美使升洲十分动心，而且深信不疑。他还听说，根据巴西法律规定，所有女子穿的正装都是用带子随便一系的荧光三角裤衩，裤衩前面用国际通用语写着“抚嘬吻”三个大字。对此升洲信以为真。如果有谁跟他瞎吹，男人的三角裤衩上也都写着“战必硬”三个字，他一定会频频点头，表示相信。
他们正在神侃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金护士找升洲。接完电话，升洲就发上牢骚了：“他妈的，她从来不在爱抚丈夫上下工夫，老是在监视我上做文章。晚上去私人侦探班‘进修’，第二天就用学会的手段来对付我。如果我凌晨才回去，她不但要一个一个翻兜，就连三角裤衩的线缝儿、沾在一起的线头儿也都要打开看一看，闻一闻，而且盘问个没完，你几点几分和哪个娘们儿见面了，和她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吃完了喝完了又到哪儿去睡觉了，等等等等，细得简直让你没法说清楚。这些年来她没别的长进，就是腰长粗了，对我的怀疑
也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可够烦人的，她真有点疯了。”
“升洲，你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吧。”
“唉，算我倒霉呗。一开始就上了她的圈套，被她捏在手心里了。有一天，我跟她说到朋友家吊丧去，实际我没去，和一个女的混了一会儿。我一进家门，她早就在那儿等着我呢，眼睛瞪得像个铜铃，把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又上来闻了闻，然后问我：‘你嫖女人啦？那个女的约好往你公司打电话，你等了一个小时没等着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和她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喝了半瓶烧酒？就是上回在长兴的时候一起鬼混的那个女的？那个女的留着长长的披肩发？那是个狐狸精，狐狸精！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升洲虽然最会装傻，也招架不住老婆连珠炮式的进攻，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是怎么知道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教给了升洲几招：“如果太晚了，那你干脆就别回家，实在不行，到夜班室里去猫一宿也可以。就是等‘野花’的电话没等着，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也别留话说‘如果有女的来电话就说我等不及，走了’，如果电话不是‘野花’而是你老婆来的，那可就坏了，她肯定认为你又在外边和狐狸精鬼混了。在你家附近的小吃摊上喝了酒，千万别马上就进家门，这样老婆容易起疑心，怀疑你和哪个女人喝酒去了。你先在小区里跑两圈，那股酒气就下去了，然后再回家，就平安无事了。回家之前，一定自己先翻一下兜儿，看有没有什么容易引起怀疑的东西，比如化妆品发票、女人名片或者印有旅馆名称的火柴盒、餐巾之类的东西，如果有，要么藏起来，要么赶紧销毁。特别是肩膀，要拍打得干干净净，因为女人的长头发丝儿很容易留在眼睛看不着或手够不着的地方，例如背啊，肩膀啊什么的。”
我能给别人支招儿，并不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纯粹来自天生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
最后，我又告诉升洲，他错就错在一开始把老婆惯出了坏毛病，每次出门都要打听丈夫的行踪。这确实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从来就有一个习惯，在公司值夜班或者出去吊丧，要在外边过夜时，我一个字都不说。她习惯了后，真有一天我在外边和“野花”过夜，她也不会问，不会起疑心。即使有时听老婆叨唠两句，说我冷冰冰的，日子过得没意思，那也比被经常像录口供一样问东问西强。我常常说，人还没到家，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就应该想好。这一点，是那些爱采野花的人所不能领会的，他们往往是想采野花又怕扎了手。其实，和真正的坏人不爱听一个“坏”字一样。真正的采花高手对我的经验之谈是不会认同的。升洲原本就是个“气管炎〖HTK〗（妻管严）〖HT〗”，他固执地认为我的经验对他不适用，也许是我对他的忠告正好切中了要害，损伤了他自尊心的缘故吧。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升洲的花销都来自金护士的腰包，只有他一项一项都交待清楚了才可能从老婆那儿拿到钱。升洲为了让贴在自己身边的几朵野花高兴，每次的“招待费”都得自己掏腰包，可这钱从哪儿来呢，还得从金护士的皮夹子里出。有时候，他也从贤珠姐姐那儿拿些钱，但不够开销的。
还是升洲在某家公司营业部工作时发生的事。有一天，他用公司的车拉着一朵野花到春川去玩儿，结果半道出了事故，被追尾的那辆小汽车里出来了一个男的，一只手捂着后脖梗，一只手叉腰，满脸怒气——这也是出了类似交通事故以后韩国男子的一般表情。不用说，修车费又得走贤珠姐姐的账了。事实上，有两次，升洲喝得烂醉如泥，还被那些专门拉皮条的人把手上的结婚戒指给捋走了。找回“丢失”戒指的钱也得由贤珠出，只因为贤珠心疼弟弟才免去了一场场“家庭大战”。有时，升洲拿钱去赎回戒指的时候又喝得不省人事，或者他到酒馆去还欠的酒钱，赚钱有方的老板娘连哄带骗地让他“白喝”，结果旧账刚还又欠了新债，虽然数字不太大，但积少成多，过不了多久又拉下一屁股饥荒。那会儿，升洲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摆脱过酒债的纠缠。
不少次出了交通事故，都是贤珠背着金护士替弟弟补的窟窿。每一次贤珠都对升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酒后开车。有时候，贤珠也想用迟迟不给钱的办法拖住他，好让他收敛点。但最后总是免不了同情弟弟，和一个奇丑无比的护士过一辈子也够难为他的。贤珠总错误了认为弟弟太老实，如今被形同狗熊的女人捏在手心里，他心里能舒坦吗？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长得又帅，才学又出众的弟弟会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吗？实在太委屈了。每想到这儿，她都会对这个惟一的小弟弟流下怜悯的眼泪。
大凡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瞒着老婆的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钱。对升洲来说是女人，对祖鞠来说则是钱。在凑签证费用时祖鞠绞尽脑汁，其智慧和谋略不比某些政要人士差，但所得数额充其量也就像公共汽车乘务员吃的几个票钱。钱数不多，所花费的心机却不少，动用了各种瞒天过海的战术。有些“战术”手段是传统的，譬如说夹在书里，揣在兜儿多的衣服里；有些“战术”是非传统的，譬如说利用“制高点”，藏在洗澡间的顶棚上或塞进大衣柜上端的缝儿里；有些“战术”则善加利用地形地物，例如塞在自己穿着的袜筒里，夹在汽车的遮阳板上，等等，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从为同学红白喜事凑份子的钱里抠点，再从理发费里节约点。有时候，还活用高中时从买书钱里报花账的经验，弄几个零花钱。老婆和母亲的脾气一样，只要说是买书，是舍得给钱的。要去外国嘛，就得学点英语，以此为由祖鞠从老婆那儿要来了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他花了三千元买来一本EBS广播电台出的英语广播教材，剩下二千元就变成了酒钱……其实，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如此，算是普通草民的悲哀吧。
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情况，当时，大家所关心的不是老婆压在箱底儿那个按月发放工资的存折，而是奖金、加班费等小笔现金。后来，大家一听说这笔款子也要走账，放到存折里去，差一点没闹翻了天。可公司管财务的硬说，这些钱只有走账才合乎国家的财务制度。结果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在自己工资存折以外背着老婆另立了个存折，专门放奖金、加班费这些小钱。
电话铃又响了，不是金护士就是赞助公司的电话了。祖鞠接手业务经理小姐白天的“业务”，一次一次地拿起电话，每次的“答案”都一样：“你现在就是把我吃了也没有钱啊，这次去巴西可是能赚上亿元钱的生意。如果合同能签成，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种电话晚上也往这儿打？你那总经理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欠了那么多的债？”
“他不是会搞关系吗？打着到亚马逊去的幌子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也不清楚。他本来是路过一个蜂王浆加工厂，暂时在那里歇歇脚，照几张照片回来，就以此为口实从蜂王浆化妆品公司拿到了赞助款。另外，还有‘印加文物展’那件事……”
“印加文物展？”
“听说去秘鲁的路上要顺便去一个博物馆进行交涉。”
这位总经理就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沾上点边，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像章鱼一样向对方伸出触角的。有一次，他去找一家因传销而引起是非的电褥子公司，又耍弄起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什么从改变公司形象意义上讲，他可以展开扶助少数民族的游艺活动。又说自己马上要到南美去，他要用自己高超的摄影艺术让收到电褥子的土著民的兴奋表情被充分记录下来。但是，此次游说却没有对双马汽车公司那么顺利，总经理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类似双马汽车公司的神话再没有出现过。电褥子公司经理说，他只听说过在阿拉斯加使冰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马逊也使电褥子，无论总经理怎么周旋，磨破嘴皮说某某报社的记者对此很感兴趣等等，他都一个劲摇头，并严令门卫，以后不要随便把人放进来。
“刚才是不是来过个印刷厂的电话，他们也催得很急？”
“噢，那是为了拉拢广播电台那些干部，答应由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给他们出一本随笔集子。那几个小子打电话来问出五百本得花多少钱。一千多万元〖HTK〗（注：相当于十多万元人民币）〖HT〗的债务，这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呀，吓得我连张名片都不敢给人。”
在祖鞠看来，如果债务不超过一千万，别人会瞧不起自己。对祖鞠来说，与其说这债务得拿钱去还，倒不如说他把债务的数目本身看得更重一些，因为数目过小的话，弄不好会让人把自己这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给瞧扁了。
听了大半天我才弄明白，所说的“摄影工作室”、“平山娱乐公司”等四个听着很响亮的公司，所干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金太星总经理到外国去照相，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制造产品的能力。干事的是总经理一个人，背债的还是总经理一个人。四个公司实际上都是因为总经理一个人而存在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总经理，就连那一幕幕的诈骗闹剧都没有了主角。别看祖鞠平时口气很大，但想让他采用总经理的方式去拉赞助或者搞后援还嫩了点儿。别的姑且不谈，就拿巴西侨民聚会这一桩事儿来说吧，得邀请演艺界的三十多位高手，而且还得组织专场演出和足球比赛，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祖鞠这样的人连个计划都不会订，要靠他去组织这个活动，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那么多的演艺界人士要联络，护照要办签证，办签证就得有各种手续，再加上一分钱都没有，他所能依赖的，只有几个小时前才认识的崔先生，单靠祖鞠自己能成吗？
几个人东拉西扯了几个小时，越谈越来劲，最后都不愿意分手了。忽然，升洲问：“到巴西得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听说还要在拉丁美洲某一个地方换乘？”
祖鞠答非所问地应付了一句：“叫斗焕到圣保罗来接我们，还没有回音吧？如果他能来那就太好了。”
我朝越谈越起劲的祖鞠和升洲瞥了一眼，不难听出，他们把所有的事都看得那么简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所有问题也都分析得很肤浅，而且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看来，不动脑子的人总是很幸福的，他们没有必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去耗费精力，而把这些事都看透了的我却感到格外疲劳。回头一想，为什么我要多管闲事呢，不参与反倒能落得个心平气顺。干脆袖手旁观，坐等崔先生的自传稿费算了。好长时间没有给金富式打电话了，明天得给他挂个电话。不知怎么的，我现在总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工作单位没有着落，一天就这样东跑西颠，心里不是滋味。在家里闲待着，我又怕老婆云聪那副长脸，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越想越觉得憋气，窝火，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不由自主地一仰脖子，把酒杯里剩下的酒灌了下去。
第二天，我就和金富式通了电话，令人意外的是他被排挤到不起眼的体育专版去了。两年前从社会部往政治部调动时金富式的口气还是满大的。一般来说，升得快就意味着降得也快，可当时金富式的情绪高涨，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因为他个子太矮的缘故，本来和别人上了同一级台阶，也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所以，金富式有意无意地总在半抬着一条腿，准备一有机会就再上一个台阶。可能是他老半抬着一条腿，重心不稳吧，不知被谁一胳膊肘就给挤了下来。那天我的火气已经泄了一大半，但既然已经来了，我想还是到报社门前的酒馆里见一下金富式为好。
在酒馆里，我无意中跟金富式谈起了去巴西的事，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好奇的成分，和想隐隐约约、闪烁其辞地透露一下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的事。
人们谈话时，在有些情况下说，说者无心听者却确实有意，所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能产生敲山震虎的效果，或某种意外的联想。如果说：“我们一起吃饭去吧！”旁边就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想，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或者有人说：“最近我的肠胃一点也不好。”就会有人接上话茬：“看来是得运动运动了。”假如有人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有的公司为了让职员都去打高尔夫球，还给大家发补助金呢。”便可能有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说：“自从工资走银行的账起，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再打个比方，若是有人说了一句：“来块三明治，再要一杯烧酒，快活快活。”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前面有一家三明治店，是刚开张的，听说味道很不错。”“是啊，那咱们就去呗。”人们的对话有时很有条理，有时又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我和金富式的对话也是这样东拉西扯。
金富式一听巴西，就像一条眼镜蛇突然看见了猎物一样，一下瞪大了三角眼，顿时来了神儿。他点燃了一支烟：“啊，你们是要见球王贝利，是吧？”
他一边嘀咕着，一边陷入了沉思。我瞟了他一眼，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即使我告诉他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是祖鞠出的，也会因为事情本身使他受到的巨大冲击而感到十分尴尬。过了一会儿，金富式摁灭香烟，耷拉着眼皮，眼睛里却闪烁着似乎已经拿定什么主意的狡狯的光：“我当你们的后盾，你们试试看吧。”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体育专版不是演艺人的舞台吗？和演艺界人士交涉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去找贝利，让他往韩国发邀请信！”
我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可金富式却像一个快手记者一样，仔仔细细地做起笔录来：“那就是说，整个活动是由专场演出和足球赛组成的，是吧？”
“好像是。”
“那你就斡旋一下，搞一个演艺人足球队带去不就行了。什么时间去打猎？”
“打猎？”
“你们也不安排打猎，就要把那些谁的话都不听的演艺界人士带到巴西去？”
“崔先生已经招待过他们了，准备下周动身。”
当时，我就没敢说这件事落实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把动身时间再往后推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当你们后盾的话，你们得先给我一个日程表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该不是说你也要一起到巴西去？”
“不，不是我，是我们部长。”
到现在我才看清金富式的内心世界。看来，他还是那个老毛病，一有空子就要钻。听说金富式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纸编辑，也就是他所说的部长，对他是一种压力，又是一个威胁。部长深知“后生可畏”这句话，他总把金富式看成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野心家，事事处处都和他过不去。这几天，金富式正在研究如何使部长转变态度的对策呢。巴西之行有两个好处：舆论机构作后盾这是不成问题的，体育版比日报的正版版面还要多。写一两篇报道就可以取得参加巴西访问团的许可，把这个作为礼品献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编辑部长，让部长高兴，可是个不用吹灰之力的大好机会。由于金富式的苦心经营才使部长能到巴西采访、观光，部长回来后对他的看法自然会比以前好得多。如果再搞得轰动一些，不，简单地说，假如祖鞠真能和贝利接上头的话那可是福从天降了。下个月是报纸创刊三周年，可以把贝利请到韩国来，这样报社就会赏识自己，说不定下次人事调整就有可能到正版编辑部去工作了。这些鸡生蛋、蛋生鸡的想法就像电影一样，瞬间在这个以优异成绩从名牌大学和海军陆战队毕业的金富式的脑海里闪了过去。
金富式的脑子是不是转得太快，到现在还收不住呢？他又冒出了一个新念头，让我也为之心动。金富式所在的那个编辑部一两个月以后计划招聘新记者，他想向部长推荐我。这样一来，部长的巴西之行就不光是金富式的事，也成了我的事了。正如斗焕所说的，我的性格和特长都很适合待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当报社编辑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公司越小越容易实行“全体职员干部化”。就像祖鞠那个公司，本来就两部电话，他偏要申请一条小总机线，名片也一定要在电话号码后面注上“小总机”的字样，装成大公司的排场。对我也是这样，公司本来就我一个人，经理兼职员，可名片却印得好像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老板。我原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公司来的，可情况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我越来越脱不开身了，就像一股洪流过来你不可能不被卷进去一样。如果当初我不向广告公司递交辞呈，就不会卷入这场荒唐而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如果不是崔先生要委托出自传，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迅速撤手。最有吸引力的却还是金富式的提议，我越想越觉得报社编辑那把交椅应该由我来坐。我生性不爱见人，就爱坐在一个地方用红笔圈圈点点，挑别人的毛病。这几天来当编辑的想法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着，久久不能散去。
我把金富式的想法告诉了祖鞠。后来，还发了传真，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崔先生。没几天，崔先生真的寄来了三张飞机票。祖鞠可来劲儿了，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工作计划为由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电话，向大家吹去巴西的风。乐园打糕店也着实“红火”起来了，祖鞠的公司花两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元）〖HT〗买打糕，这是公司建立以来头一次。打糕店老板的那口子——和平洗衣店主人听了以后也顿时兴奋起来，她赶忙上楼来，说前年总经理让她干洗大衣的钱还没给，现在能不能把账结了。祖鞠咬了咬牙，准备给她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可这五千元也是从升洲那儿借来的。升洲从钱包里掏钱的速度快得惊人，不想让洗衣店老板看出破绽。这两口子拿到钱以后，洗衣店老板跟丈夫说：“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公司像这个公司一样配合默契，掏私人腰包都那么麻利。”
离去巴西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申请签证时间够紧的。这几天，祖鞠和升洲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们为了凑足旅费和买短裤、魔镜等什物四处奔走。人还没去，先打听巴西有什么特产，一定要给某某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以不负他的托付，等等。至于业务嘛，你就是说上一千遍，他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什么也听不进去。
打猎可不是打只野鸡、抓个兔子大家一笑就完了的事。专场演出能不能按计划进行，环境适合不适合，都得打听好了。另外，收支能不能平衡，划不划算，这也得好好筹划才是。那儿的侨民人口的总数，能有多少人对这专场演出有兴趣，市场可行性如何，都需要进行调查了解。而且，还必须勘察现场，租赁道具，物色合适的人搞横幅、广告及对外宣传。演出场地的规模、设备及剧场门票的制作，都得具体落实。不仅如此，既然是一个演出团体，那这些人的食宿、交通都得考虑周到了。还有，要举行足球比赛，球队的组织、场地租赁等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演艺界人士都是些大忙人，去一趟巴西，少不了要先给他们支付保证金。他们也是因为可以去巴西玩儿一趟才同意的，日程也得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虽然旅游观光并不是去巴西的主要目的，但祖鞠和升洲的脑子里却〖JP2〗只留下了这件事。其余的，他们总是说，崔先生会安排妥的。当时，我气急了：“崔先生是赞助公司的代表，他想的是怎样才能往自己腰包里捞钱，负责业务企划的公司是我们，是我们！这一点你们搞清楚了。”
〖JP〗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没问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那个得意劲就甭提了。无论谁到这个公司，时间一长，都学会了跟着巫婆跳假神，什么开空头支票啦，遇事打哈哈啦，等等沾上一身的坏毛病。稍微一提，这些人就搬出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那一套，唱起“谁又拿我们怎么样，谁又拿这些事怎么样”的老调。他们老说我把人生看得太悲观，老觉得世道太黑暗。我也针锋相对，对他们说，那你认为是光明的时候，为什么不主动去拥抱它，谁像你们成天胡折腾，混一天算一天？！这也算是我对朋友的一点忠告吧。
崔先生把飞机票寄来了，我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就加深了。如果他真在巴西的侨民社会根深蒂固，也许在一些事上能帮我们的忙呢。可事情远不那么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电视上进行报道的事到现在都没有落实下来。按照一开始订的计划，巴西的专场演出是要作为春节特别节目播出的。要把巴西侨民移居三十周年作为主题，把文章做得大大的，让大家浏览一下故国的山川，听听充满激情的乡音，表达出对各位父老乡亲的眷恋，然后再播放专场演出。中间时不时地插播巴西风光和有所建树的侨民代表的讲话，就能成为很有吸引力的特别节目了。专场演出如果不能上电视，那些有头有脸的演艺界人士就没有必要到巴西去，而崔先生也就没有赞助的理由了。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崔先生本人很想作为巴西侨民中的成功者上电视，至于巴西的韩人联合会会长啦，韩人教会牧师啦，律师啦等等，他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当初，计划要在巴西搞专场演出的人自然是总经理了。这个想法是他在招待广播公司干部时突然冒出来的。广播公司当场就欣然同意，并让他去从中斡旋。但这毕竟都是酒桌上说的话，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总经理一走，祖鞠可傻眼了，在社会关系上他是个门外汉，究竟当时是广播公司哪个领导答应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如果巴西之行上不了电视，那去巴西就是一句空话。就目前来说，这件事必须马上动手去做。祖鞠急得直搓手：从亚马逊密林活着回来的总经理也得传个话儿啊，哪怕是摩尔密电码一样的“天书”也好哟。眼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祖鞠只能干等着总经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遥控那些广播公司的头头，让他们安排在国内播放的具体时间。
去巴西的机票到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也传到了金富式的耳朵里。金富式就像拉满了的弹簧，“嘣”一下就做出了反应。第二天，马上把我引荐给了他的那位部长：“这位是我跟您说过的平山娱乐公司的金亨俊。那个野外摄影师金太星，经常到原始森林深处去探险，也经常上电视的，就是金亨俊的总经理。金太星下属公司的经理，是这次巴西之行的项目组负责人。”
“哦，是这样。快请坐！”
部长一边打招呼一边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我把准备好的计划书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这个文件是祖鞠的大话、升洲的小把戏和我的创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我拿出了吃奶的力气，绞尽脑汁，把那些谎话、昏话、胡话都杂糅在一起，再加工润色，写成了我认为是自己一生中写得最好的长篇报告。可是，部长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思去看我的计划书，要不是金富式从自动售货机拿来的咖啡需要腾地方放下，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只一门心思想知道观光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部长才把计划书翻了一下，说，报社的这次采访活动和专场演出没有关系，主要是为了庆祝韩国侨民移居巴西三十周年才去巴西进行现场报道的，即在旅游的路上顺便写几篇报道，像是自己报社花钱出去采访一样，拿点“猎物”回来填补版面。部长也和我们说好了，巴西专场演出的事可以登一两篇。报纸的权限，只是在宣传材料上用黑体字把有关人员的名字印得突出一些，醒目一些，仅此而已。
在报社休息室里，金富式和我都各自点着了一支烟。金富式偷偷告诉我，必须促成和巴西球王贝利见面的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黑手党在进行交易，嘴唇不住地蠕动着，话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给部长讲，要是走漏了风声，是没有我的好果子吃的。”
“知道。前几天我刚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他马上会答复我的。”
不知怎么回事，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假话就脱口而出了。我不禁对自身的变化暗自吃了一惊。我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假话就脱口而出了呢，而且说得恰到好处，比真话还要诚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对方表情看，一向以细心著称的金富式也没有怀疑我刚才说的就是假话。这时我才意识到，不被社会重视的金亨俊在适当的场合也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圆满的谎言”使我心满意足。我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在广告公司没有出头之日，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我搞的业务及周围的气氛并不适合自己。原先我被祖鞠和升洲强拉硬拽来干这些工作，心里忿忿不平，感到很窝囊，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倒觉得歪打正着，心里反倒变得很平静了。
到巴西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地球折腾出了人，人又在这个地球上折腾，折腾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折腾。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在以各种方式折腾着——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祖鞠、升洲之流也把自己叫做人，用祖鞠的口头禅来说，那就是“我们还像人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他们的行为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离去巴西已经没有几天了，“还像人做的”祖鞠酒后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他为了躲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自行车，把一个喝得醉醺醺乱穿马路的酒鬼给撞倒，趴在了汽车前边的保险杠上。祖鞠表面上请求酒鬼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这是“正当防卫”，不是交通事故。祖鞠的总经理就是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后来租了一辆车，无照驾驶整整两年。如果祖鞠这次被吊销驾照的话，那可窝囊憋气得很，弄不好去巴西的事就得吹了。祖鞠急得捶胸顿足，哭丧着脸，不知怎么办才好。
金富式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到交通队来了，庆幸的是，酒鬼受的只是点轻伤，在急诊室经过简单处理后就没事了。金富式急得满头直冒汗，向交警出示了证件，证明自己是经常进进出出交通队采访的记者。金富式对警察说，祖鞠是即将在巴西举行的重要大会的韩方摄影代表，这次去还要在巴西侨民社会建立一个侨民联络处，祖鞠就是这个侨民联络处办公室的民间使节。无中生有的故事虚构完了以后，他又威胁说，警察没有权力把一个马上要执行紧急公务到巴西去的人抓起来，因为春节特别节目和报社重要的海外采访计划都要靠祖鞠这双粗大的手来实现。负责案子的几个警察仔细一琢磨，这么一个大人物，居然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而是老老实实地被带到了这里，并低着头一再要求从宽处理。那么，还不如顺水推舟将这小子放了，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人做的”，从此对我们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祖鞠顺顺当当地从交通队被放了出来。
祖鞠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升洲就惨了。在临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知道升洲已被列入了禁止出国人员名单，海关是不会放行的。因为升洲拒绝参加预备役部队训练，收到好几次敦促其参加训练的命令后仍然置若罔闻，还说“看能把我怎么样”，赖着不去。如果不是来了个最后通牒，他很可能就会像犯了事出逃，又不知道自己已被禁止出国的政界、财经界人士一样，急急忙忙赶到机场，碰一鼻子灰，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家里。
升洲听到这一消息后，忿忿不平地说：“我这辈子是什么事都弄不成了，喝凉水都塞牙，不管干什么事都没有顺当的时候。”
他抨击这个世道让老实人都没有活路。但诅咒归诅咒，骂娘归骂娘，罚款不交还是走不了。他风风火火地赶在公务员下班以前把罚款交了。就在临走前一天的下午，升洲总算拿到了去巴西的签证，别提有多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