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洲和祖鞠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会有绊脚石或意料不到的沟坎。升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人生坎坷多于平坦。其实，我们并不是处处不顺，而是预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才到处碰钉子的。可如果把困难和“钉子”想得太多，又会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干不了大事。虽说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才会少跌跤，撞南墙的事也不会多。但是，这种瞻前顾后、四平八稳的人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尝不到生活的乐趣，体会不到人生的真正价值。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敢闯敢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人生中多的是冒险故事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行为，但也不乏失败之谈。假如没有了这种勇夫，这个世界恐怕会变得平淡无奇，没有生气。可要跟着这帮人去闯天下，难免要遭受一番难以忍受的折磨。
我随着这帮人来到了这块举目无亲的土地——地球的另一半，在那儿所发生的丢人败兴的事是一件接一件。刚到圣保罗机场，祖鞠的第一句话就是“应当让那些大鼻子给我们照张相”。可照相机用英语怎么说，谁也不知道。从机场出来，我们被领进倭人街的老式饭店，一进门就是一股难闻的霉味。从窗户往外一看，到处都是晾着的旧衣服。显然，这里是个贫民区。看着这一道道令人不快的风景线，我们心里犯开了嘀咕。崔先生赶忙上去把饭店的窗户
关上，还自我解嘲地说，这个地方是专为韩国人准备的特级饭店。
后来，升洲花钱包了个被称为“白马”的白人妓女和一个被称为“黑马”的黑人妓女，一起在恋爱宾馆过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人折腾了一宿，也算给他解了解馋，如愿以偿。第二天早晨，升洲一只手拉着“白马”，另一只手牵着“黑马”，一起到免费提供早餐的宾馆餐厅去吃饭，结果看到听到的都是鄙视的目光和“哼”、“呸”的唾骂声。本来几个人约好要到里约热内卢去，可为了芝麻大点小事——他们争论什么东西最能壮阳，有人说是大蒜，有人说是银杏，有人说是枸杞子，有人说是蜗牛——争得连上飞机的时间都误了。几个人风风火火跑到机场一看，离起飞还有四五个小时呢。于是，就说起了风凉话：“慢性子的巴西人真有意思，飞机连个钟表都不安，几点走连个准点儿都没有。”结果，这句话犯了“众怒”，不少巴西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吓得我们直吐舌头，不由得发出了“哎哟，我的妈呀”的感叹。
走到哪儿都爱留名的祖鞠，游览两棵树瀑布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1992，11，祖鞠到此一游”几个大字，原本想显示自己才华不凡，却遭到了游客们的斥责。
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几个人跑去看脱衣舞，不知从哪儿响起了枪声，吓得他们就像鸵鸟钻沙子，撅起屁股钻到了桌子底下。
起初，几个人以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说的都是英语，所以祖鞠就操着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四处搭讪，巴西人以为他不是地球那边来的贵宾就是外星人，对祖鞠十分尊敬。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国外吃洋面包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们在饭店里煮方便面吃，打扫房间的进来了，把他们几个吓了一大跳，赶忙用床单去包泡菜，不料泡菜汤把床单弄成了大花脸。几个人为赔款——究竟谁该出多少钱——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们又在屋子里烧下酒菜——烤乌贼，结果，隔壁房间的人向饭店举报说有人在焚烧尸体。饭店保安跑来追查，祖鞠抬起了两条腿说，是自己的脚臭味儿太大，不是在烧什么东西。保安听信了他的话，蒙混过关了等等……讲起我们在巴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要说我们在巴西干的“公事”嘛，倒也有那么几件。
有一天，我们被请到了崔先生的双马汽车发动机进口专卖店。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几位侨民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侨民餐厅的老板。就像让我们到巴西航空公司公关部去访问一样，这次去发动机专卖店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跟着崔先生的屁股打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崔先生在这些人面前把我们几个人吹得天花乱坠，说升洲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及赛事企划公司董事，祖鞠是电视制片人，说我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笔杆子很硬的记者。后来崔先生才跟我们说，之所以这么介绍，是出自工作需要，希望大家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清楚他这么胡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祖鞠倒是很高兴，打那以后，如果谁叫他的名字时不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他就装没听见，不予理睬。看，祖鞠到国外不是“出息”多了吗？
祖鞠对侨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和当地报纸一起搞了个座谈。后来，他又在崔先生的斡旋下，和一位创办了一份四开版隔周发行的侨民报纸的报社社长见了面（报社成员就他一人）。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社长的谈话是在一间韩国餐厅进行的。祖鞠向老社长建议，找一个可容纳四千人的剧场，外带餐厅，把驻巴西使馆的人、侨民公司的经理、侨民团体负责人、演艺界人士等组织起来，搞一场高尔夫比赛。而且既然大家已经到巴西来了，自然少不了来场足球赛。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唤起巴西五万侨民的爱国心，让韩国侨民第二代对祖鞠产生一种自豪感。祖鞠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举起了两个紧攥着的拳头嗷嗷地叫。手心攥着的写有“四千座位”、“五万侨民”字样的字条都被汗水洇模糊了。老社长似乎也被祖鞠讲演般的谈话所打动，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
“祖鞠，听了你的高谈阔论，我真有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老社长用著名韩国作家李河写的随笔《新绿礼赞》中的词句，对祖鞠的宏图大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
通过和老社长谈话才知道，三十年前，这位同胞为了摆脱贫困，不顾晕船呕吐的折磨，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巴西，经过多方周折，终于站住了脚。其实，移居巴西的韩国侨民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犯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侨民为了向韩国乡亲炫耀，只要听说从韩国来了人，必定弄一辆名牌小轿车接送。几年前，他们一定会领着韩国来人去参观自己的抽水马桶，以示生活比在韩国还要优越。可这位老社长听了祖鞠“宏伟”的计划倒有些动心了，他从祖鞠非凡的谈吐气质里看到了祖鞠飞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从而，这个祖鞠的形象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象征。最后社长激动得抓住祖鞠的手，让他一定把李美子和罗勋雅请过来。祖鞠这下可来劲了，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市场调查算是成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计划，那就是要选定一个“韩国日”并正式宣布。为此得和圣保罗市市长见一次面，后来市长实在挤不出时间，这项日程就取消了。在这五天时间里，崔先生忙了个四蹄朝天，不断跑东跑西为我们张罗，领着几个商家到处奔波，就像真的大富豪一样手机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地用熟练的葡萄牙语训斥这个训斥那个。虽然崔先生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是个大忙人，是个地位比较高的生意人，这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临回国的时候，崔先生到机场送我们，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和我们难分难舍。崔先生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祖鞠说：“在巴西英语并不是通用语，所以很难交流思想，至于其他方面嘛，我还是十分满意的。”他拍着崔先生的肩膀，操着洋泾浜英语说：“祝你成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祖鞠和升洲成了侨胞心目中的大人物，在乘机入口处，我说：“足球明星贝利还得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个问题不大。”一听这话，我的心也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贝利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儿童节这一天请他出来一下怎么样？”崔先生说：“那就试试看吧！”祖鞠一听，又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
在以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们只想伸伸腰，或者平躺一会儿，因为经济舱的活动空间很窄小，人站起来刚够伸直脖子。老那么一个姿势坐上二十个小时，真够受的。可我们一到汉城的金浦机场，祖鞠和升洲就一人一句地说开了：“我真有点怀念巴西了。”祖鞠还说：“如果能再到巴西去，我就算把老婆卖了也得凑够这个钱。”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升洲却说：“你小子本来心思就不在老婆身上，而在‘鸡’身上，卖老婆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升洲这样不咸不淡地顶了一句，祖鞠再也不说话了。
崔先生的“打猎”战术的确产生了特殊效果，从此以后祖鞠和升洲就被拴在崔先生的战车上了。
回国以后，他们首先和那些演艺界人士进行交涉，这两个人心里念念不忘的不光是巴西的自然景观，还有比自然景观更漂亮的野鸡小姐。每想到这一点，他们就激动不已。可是，此时国内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不是别的，而是总统选举。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什么违法选举呀，犯法无人究啊，模拟投票啊等等的话都出来了。有人说，军政统治实在太长了，他们只关心枪杆子、刀把子，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平头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一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看报纸。还有人说，选谁当总统，与我有什么关系，无论谁上台，对老百姓都一个屌样。街谈巷议，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总而言之，不过问政治者占大多数，政治朝哪个方向发展似乎都是政治家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各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众人也是各执一词，说法各异，有些人因为候选人是自己的同乡、同学，或是同龄人、朋友而十分感兴趣。因为如果他当上了总统，自己也就能谋上个一官半职。有的人则十分重视候选人的外表，看他长得帅不帅，读的书多不多，言谈举止像不像回事，甚至连候选人的领带打的是单结还是双结，笑的时候露出来几颗牙齿都注意到了。有的人对某位候选人有了感情，看他什么都顺眼，有的人讨厌某位候选人，就看哪儿都不舒服，死了都恨不得再给他补上两刀子。
选举智囊团专门招募擅长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为候选人大造舆论，摇旗呐喊：“我就认他，不认别人。”正因为如此，各个候选人都动员了不少演艺界人士为自己搞宣传，东跑西颠地进行游说。被动员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为了挣“红包儿”；有的想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候选人套近乎，将来好跟着他沾点光；有的则抱着政治野心，或者说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所支持的人一旦得道，自己就可以鸡犬升天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从内心深处想支持某位候选人的。
国内怎么乱，也一定要把巴西侨民联合会的会长请到移民三十周年大会上来，名歌手太宇也一定要请来捧一捧这位老先生。对这位会长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走上政治舞台的各国政治家都各有高招儿，好莱坞的演员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日本的职业摔跤手安藤当上了众议院的议员，意大利演员鲍尔诺当上了国会议员。北欧在野党中的议员，类似情况者比比皆是。当然，他们都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演艺界人士的舞台形象给人们的好感却是不可忽视的，就平民百姓而言，不管是张三李四，首先得对他有个印象，才肯投他的票。歌手太宇在人际交往中所取得的成功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歌坛上红得发紫的他意识到不久就得退出歌坛。他才不想将来作为一个歌坛老将去参加什么“歌曲半世纪”节目的演出以度余生，而是开始走从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有时间和我们见面呢？事关重大，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金富式。金富式冷笑了一下：“现在的孩子甚至连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那些演艺界的少爷、小姐们又能听谁的呢？”
虽说金富式的报纸就是靠“卖”这些演艺界的少爷和小姐来维持生计的，但不难听出，他对这些人品性的评价却并不怎么高。
说罢，金富式就提起笔来，刷刷刷一气呵成一篇报道文章。文章说，某歌手单方面撕毁了赴巴西侨民会馆演唱的合同，使企划公司陷入了空前的经营危机。这一举措不仅使我们国家在国际娱乐业威信下降，而且招致了种种非议。据悉，他之所以要单方面撕毁合同，是因为他要为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去大唱赞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向上爬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不道德行为。金富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支持这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游说是多么的无信誉。对这位候选人，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具不具备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素质和资格？
看到这篇报道，祖鞠和升洲高兴地嘴都合不上了。祖鞠一只手高高地举起这张报纸，另一只手就像在部队参加跆拳道训练一样，一拳就把报纸打烂了，口里还不住地狂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升洲说：“看来，这一回太宇不去巴西也不成了。”
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夸起金富式来：“小个子兵可真有两下子。”
酒后开车被金富式救过驾的祖鞠先开了腔。升洲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补了一句：“我奶奶在朴正熙时代说什么来着？她好像说过，辣椒还是小的辣，朴正熙，不就是个小个子吗……”
“唉，真的是辣椒越小越辣吗？”
“辣椒这个东西，它的生长是有个过程的，开始长‘骨头’，而后越长越大，‘骨头’变成了皮，变成了肉，这些皮和肉就没有骨头那么辣了，所以辣椒小的时候才最辣嘛。”
“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祖鞠和升洲突然换了个话题，互相看着对方的裤腰，瞄瞄对方的身体是朝左侧歪还是朝右侧歪。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我，问：“亨俊，你是倾向哪一边的，倒一点看不出来哟。”
“看不出来我的倾向？左倾。”我应了一句。说着，把身子故意向左侧一歪。
“有话直说，别卖关子！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站在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上吗？”
说罢，三个人心有灵犀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实是严酷的，并不像祖鞠和升洲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事都讲道理，我们这些小人物——“小辣椒”，想辣也辣不起来。就这篇报道而言，也是金富式出于敏感的政治嗅觉写出来，作为巴结报社社长的礼品。因为社长作为舆论界保守派人士出马参加总统竞选，他被吹鼓手们捧为当然的第一号候选人。报社对这位一号人物的宣传，不光停留在政治版面上，几乎所有的版面都在大鸣大放，为社长呐喊助威，就连体育版都不例外。金富式正想找个机会为这位第一号人物效劳，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祖鞠他们提供了一颗打击二号候选人的重磅炸弹。于是，金富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写成了这篇杰作。驱使金富式这么做的动机既不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不是想看看到底谁最辣，而是出自不可告人的投机欲。这也是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欲望，是权力欲的本能表现。最终目的无非想出人头地，做一方领袖。
金富式一个电话就和演艺人足球队队长顺顺当当地见了面。下面，就是印刷广告宣传品的问题了。我们找到了位于汉城独山洞的一个小厂子。这个印刷厂三角债太多，经营很不景气，也就和祖鞠的青石沟出版公司挂上了钩，作为公司的印刷基地被固定了下来。我们到厂子里头的时候，厂长有事不在，值班经理小姐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妇女杂志。不说我们也猜得着，因为我们是欠账印刷，所以，厂长故意躲开，不想和我们打照面。后来，我们又到印刷厂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家一家地找，把那一带的印刷厂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接这个活儿的。最后，在一家卡车来回穿梭的印刷厂对面找到了个专门卖灌肠的饭馆，我们横下一条心，就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等厂长，不见黄河心不死，一定要把这件事落实下来。不一会儿，天就黑了。
饭馆的厕所在门面外边。上完厕所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印刷厂大楼前边围了黑鸦鸦一大片人。这些人又分成了两拨儿，你拉我拽地争吵着什么。不一会儿，两家打了起来。有几个穿着藏蓝色工作服的人在中间劝架，无疑就是对面那个厂子的工人了。站在远处瞧，打骂声越来越大，弄不好一场混战就不可避免了。站在人群最里边的那个人的激动劲，就像谁挖了他家八辈子祖坟似的。好一会儿，我才听出来他们是在为总统候选人的事吵架，这些人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好，应该上台；那些人又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最合适，当仁不让是未来的总统。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双方都动了拳头。我本来想多看会儿热闹，但天太冷，就进饭馆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警车开了过来。本以为还要乱一阵子，但不大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了。接着，一些人走进了饭馆。我一看，真巧，有一个是我的大学校友。前些日子，他还为旅美韩人联合会会刊的事找过我呢。
1988年开完奥运会以后，专为奥运会服务的工作没有了，这位老同学的饭碗也就砸了。他把本来就债台高筑、在赤字中挣扎的企划公司清理完以后，又到妇女杂志社混饭去了。我走到他跟前，装作很熟的样子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看到我，感到很高兴，不久就收起笑容向我诉起苦来：“现在办杂志很难，就拿我们那个妇女杂志来说，早几天或晚几天出差别可太大了，弄不好就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接着，他又说：“这回的第12期为什么在11月中旬出呢，也是为了抢12月份总统选举这个时间。这本杂志，从一开始交印就展开了时间争夺战。我们这回开印晚了，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就是按时出，这一期还有个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呢，别说现在这样了。因为临近大选，推出的各种刊物实在太多，根本就印不过来。为了让出版日期和销售时间吻合，我们还有意把截稿日期向后拖了呢。你看，这下不又完了吗？”
他咽了口唾沫，又絮叨开了：“刚才警车开过来，你看到了吧。双方你推我搡，不是打起来了吗？有人指责对方的宣传品诬蔑了自己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是一种黑色宣传，所以不让印刷厂印。”
“那么，这个宣传品就印刷不了了吗？”我禁不住问了一句。
“印宣传品那是在做买卖，哪能让候选人出钱雇的打手给搅黄呢。把武警叫来打跑也就算了。一谈到政治，大家都恶心得想吐。拿了人家几个臭钱就跑到印刷厂门口闹事，那像话吗？都这么弄，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人，不就连饭碗都没有了吗？”
我回到祖鞠和升洲坐的地方，给他们讲了我刚才见到的“西洋景”，他们两个感到很遗憾，那么热闹的场面自己竟然没有�看上。
“那个校友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咳，那小子是运动专家，不知已经是二进宫还是三进宫了呢。”
“从他那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劲头看，至今对政治还是很热衷呢。”
“那么，他和斗焕是一个专业了。”
“专业？”
“从三年级开始，他们两个人的专业就分开了，那小子的水平只相当于低年级。这样说起来，他和斗焕可以算是一个行列里的人物了。”
“刚才印刷厂值班经理小姐不在看一本妇女杂志吗？这小子就在这个杂志社当记者。”
“那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个女的也是记者了？”
“看样子是吧。你想过去和她套套近乎？”
“看样子，她今天不顺心，心情很不好。”
“所以才让你去套近乎嘛。”
“我又不是什么安慰专家。”
“你过去就说，有什么事我这个当哥哥的给你做主。”
“你知道我见了女的爱说什么话吗？我只说，像我这样能把女孩子给弄舒服的男人是没有的。”
“哼，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见了女孩子不就知道把她摁倒，往身上趴吗？”
“是啊，趴在人家身上，一会儿还不给弄舒服了。”
“看那女的，我像在哪儿瞧过她似的。是不是前几天在电视里瞅过的那个女的？”
我一句话没说，把酒杯里剩下的那点烧酒一口灌了下去。就连给祖鞠指出那不是“瞅过”而是“见过”的心情都没有了。虽然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但每个人却各怀心事，这也可以叫同床异梦吧。
我想起了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老训斥我的口头语。在他的习惯用语中有一句老挂在嘴边的话，那就是“人分为两种”。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人有两类，一类是智人，另一类是虽愚笨但可以得到公司信任的人。”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要冷面，而是要了一碗排骨汤。他就对我说，“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另一种是不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这种不成其为理论的理论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有借鉴价值的，我借他这句“名言”也打了个比喻：“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关心政治的人，另一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这里我只是借用他的两分句式而已，其内容却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凡人，有时可能脑袋瓜很清楚，称之为“智”，但有时又会犯糊涂，称之为“愚”，有时“智”和“愚”兼而有之。一个人也许在吃冷面的时候，突然又会对排骨汤产生食欲，因此，对人不能绝对化。只要是人且有国籍，他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有人表面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那只能说明他不懂政治，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
不久，从崔先生那儿来了个传真，是关于贝利的事。那张传真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这种开头语是我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常用的套话，一般给人不好的预感。可这次却挺走运，“坏消息”并不是噩耗，贝利目前不住在巴西而是住在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好消息是说他的秘书马上要给我打电话，听说贝利对韩国的兴趣还是蛮大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富式，他乐得一口气跑到乐园打糕店楼上祖鞠的办公室来找我们。祖鞠见金富式来了，就没给他买廉价的切糕，而是买来了顶好吃的南瓜糕。金富式连瞧都没有瞧一下，一把抓起那张传真纸就跑了。
金富式走后，升洲对我们说：“小个子兵这小子，不知怎么的，个子好像比以前大点儿了，从前他的个子就齐我的胸这么高。为什么他脸上皱纹会那么多呢？没有皱纹他的脸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么多皱纹就没法看了。”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同学中他还算是最有出息的。”
“唉，社会就是这样，有出息没出息，不在本事大小，而在机遇，运气好就冒出头了，运气不好就像我们这样，凤凰落架不如鸡了。还记得吗，二班有一个说话慢吞吞、专爱跑到老师面前告屌状的小子，他爸爸好像是牙科大夫什么的。听说，这小子现在当上广播员了。还有，那个乌贼眼，蔫得没一点儿火气，爱说假话，办假事的，现在当上什么国会议员还是市议员了。那个有名的烧饼脸，尖嘴猴腮，每天就知道拿着铅笔在那儿玩，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大医院当上科长了。”
“嘿，还有那个三角脸呢，他那会儿每次考试成绩都还不错，现在成了半导体博士了。”
“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大眼镜，那会儿大家都叫他眼镜蛇。听说，现在当上哪个大企业的咨询顾问了呢。”
“其实这几个小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敢在我面前哼一声？就是敢过句话，我用鼻子哼一下，他都得吓趴下。”升洲说了句大话。
“那几个小子什么时候跟你过过话来着，你是谁，他们连认都不认识。”
升洲对我的话装没听见，又接着吹开了：“咳，你们想起那个锅底脸了没有，就是脸黑得像锅底，长满疙瘩的那位。不知什么时候办了个儿童杂志，挺赚钱，听说现在肥得流油呢。”
“这些事你们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废话？”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心里有些不快。
“不久前，不是开了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吗？难道你们没有收到邀请信？那里边不就附了一张校友会的名单吗？”
“老婆怕出校友会会费，所以信来了也不让我看，我还是后来从升洲那儿看到的。亨俊，你也收到过吧？”
“嗯，收到过。”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不去参加校友聚会不为别的，只怕又会遇到我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把气氛搞得让人很不愉快。所以，我就把邀请信往抽斗里一塞，让它睡大觉去了。
“人家不是大腕儿就是大款，聚在一起不是吹权就是吹钱，我跑去凑什么热闹呀。”
虽然升洲说的有点道理，但从祖鞠的眼神看，总觉得有点遗憾。
“你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去拉点赞助，好用这个钱给学校买几台电脑，借此提高祖鞠的身价——拍着胸脯说：你们看我多棒，想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直到现在，祖鞠还认为高中的国际笔会展览办得空前绝后地成功。他光记着从邮电部得奖的事，而把从女同学手里抢邮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近我见到了崔炳道，他对祖鞠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中文艺班的崔炳道摇身一变，成了小说家，正在金富式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爱情小说呢。有一次，我找到他的工作室。他见我进来，很亲热把我让到了电脑前面那把惟一的座椅上，赶忙端来了一杯热茶。这种茶因为喝起来味道柔和，大家都叫它“柔柔茶”。当时，他正在用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文件还历历在目，“保存”、“打开”、“文件”等字样也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写小说的素材你是怎么搜集来的？”
他摇摇头，淡淡地一笑，说：“我老在外边跟女孩子搞多角恋爱，自然会有一封封的情书了。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存进电脑，用的时候调出来，换上名字，中间再添枝加叶地编些情节，就是一部爱情小说了。”
我猜想，电脑上的“文件”是他写小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一定是打印了。这样一来，一部业余作家的爱情小说不就出笼了吗？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作家有业余的，总经理也有业余的。金太星人不在公司，可总摘不掉那个总经理的头衔，不是业余的又是什么呢？好长时间和这位业余总经理——金太星没有联系了，最着急的是祖鞠：他是不是被困在亚马逊密林深处了呢？是不是断粮断水了呢？是不是正在接雨水充饥，点着篝火等待救援呢？不管祖鞠心里有多乱，业余总经理还是见不着人影，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静候佳音了。因为录制电视节目的事，单靠金富式的力量是难以落实下来的。
这几天，讨债的人都快把门槛踢断了，被巴西之行鼓舞起来的值班经理——金小姐说话底气十足，她就像泼妇骂街一样，把这些讨债鬼一个一个给赶了出去。但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想赶也赶不走，他就是这座楼的房主。还不到两天时间，房主已经催过三次债了，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连马路对面广开土房地产的总经理也带来了，向金小姐下了“最后通牒”：本周内再不交清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就赶快滚蛋，他马上让新客户入住。广开土房地产总经理也在旁敲边鼓说，你们把房子空出来，房主马上就加房租，等着租这个房子的人正排着长队呢。
这事儿可让祖鞠他们作难了，金太星临走前留下的一点点零用钱已经花光了，能借钱的地方总经理都借过，借的钱他一股脑儿塞进自己腰包带走了，现在想借都没地方借去。如今办法只有一个：让崔先生出血。祖鞠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一个自称是崔先生秘书的人回了个很简短的传真，说，崔先生到美国出差去了，回来后会马上把款汇过去的。祖鞠高兴得简直都要发疯了：“我说崔先生够哥们儿嘛，你们看他不就来传真了吗？”
祖鞠一边说着一边把传真收了起来。
可是，交房租的最后期限是这个周末呀。大家抓耳挠腮，冥思苦想，最后升洲打起了我退职金的主意，我说：“把我的退职金搭进去不是不可以，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件重要事哟。”
“现在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急不急的事，得先把这个口子堵上。围棋手不是有一句话，叫‘哪儿吃紧先堵哪儿’嘛，你是围棋业余选手，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吧。”升洲顶了我一句。
升洲这么说是在对我报复。前两天我跟他下围棋，他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他要悔棋我没让，最后他输得很惨。很明显，升洲是话里有话的。
“崔先生不是下星期就寄钱来了吗？就这么几天为什么不能通融。你也见过崔先生，你看他是那种骗人的人吗？”
“你看，就连小个子兵也来帮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咱们这几个哥们儿往哪儿容身呀。亨俊，不管怎么说咱们几个也好了一场，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就帮帮忙吧。小个子兵也想让你把积蓄拿出来，你就别抠门了。”
“你都不想投资，还想干什么大事？!”
我一听火了：“那你们又投什么了？”
“我们投的是精力和时间！叫我们投钱，我们哪儿来的钱啊。我们倾其所有，把我们的全副身心，全部人生都投进去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人里就数你还强点，喝的墨水比我们多，老婆也还有点背景。我们这几个要什么没什么，不仰仗你还去仰仗谁？”
正因为有这段对话，所以，尽管云聪把那个存折看得比大韩民国陆军总部还要严，我仍然把一部分退职金取出来充当了房租。
那一年的12月17日是平山娱乐公司最为得意的日子。这一天，金富式爆了个大冷门，将我们的策划做了一个整版，整个版面都设计成黑色的，上面有几个斗大的白字：贝利要来韩国。这一“壮举”使升洲和祖鞠兴奋不已，脑袋扎进报纸好半天没有抬起来。他们过读边笑，越读越高兴。这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贝利明年春天准备访问韩国。他是受平山娱乐公司金亨俊、祖鞠、裴升洲等三位董事的邀请到韩国来的，这一协议是三位董事在巴西访问期间达成的。一直对韩国有着特别好感的贝利通过多次传真联系，和平山娱乐公司定下了具体日程……这篇报道写得很长，但好多话都是弯弯绕，来回重复，基本内容也就是上边说的这些。金富式的笔杆子的确很硬，能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祖鞠对写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部分格外感兴趣，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来干脆就大声念了起来。
“哎，这张报也向海外发行吗？斗焕小子，我们也见报了，你看到了吗？”
“咦，不对呀，这儿是不是写错了？”突然，升洲指着一行字说。
“为什么把亨俊的名字写到我们两个人名字前边去了，这是不是主办单位搞的鬼呢？”
说到这儿，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们几个人谁都不相信贝利会访问韩国，金富式的报道也就谈不上写没写错的问题。上一次，通过写太宇的报道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记者报道的东西是真的。那么，记者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否相信自个儿写的东西呢？
这一天，我们几个忙得很。虽然日子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陶醉在了自我欣赏的欢乐之中。后来还来了几个祝贺电话，但比祖鞠预计的要少得多，祖鞠一连问了好几次金小姐，电话听筒放好了没有。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到酒馆去灌一顿猫尿。这样，也就提前下班了。
我们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来了一份传真，是发给平山娱乐公司总经理的。要不是我们几个雷厉风行的作风，要不是这张传真与我们最挂念的电视台有关，我们肯定会推到明天再处理的，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繁杂事扫了兴致。不然，这条报道所引起的兴奋至少会延长到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轮流读了好几遍传真，但谁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传真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电视台已经做完了巴西移民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全部企划工作，离出发时间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关邀请贝利来韩访问的报道，我们想请平山娱乐公司协助，帮我们在巴西和贝利搞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现在想了解一下贝利目前的情况，请尽快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和去巴西演唱的歌手联系过，那企划工作已经完成，是什么意思呢？三个星期以后出发，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我们和电视台一起去？是不是电视台把那边的事都已经弄好了？琢磨不透！”
“他们替我们弄好，那可能吗？但他们又说企划工作都已经完成，难道我们叫人给涮了？”
“什么话！那个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弄的，是我们往前推进的。”
“那会不会是电视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怎么会呢？电视台又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有我们的说法，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说法，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这个活动计划究竟是谁告诉电视台的呢，明年是不是韩国人移民巴西三十周年，一般人谁会知道？韩国人移民到哪个国家多少周年，难道电视台都有详细记录不成？”
升洲和祖鞠大惑不解，又十分气愤，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闷着头连抽了三支烟。抽完第三支，把传真拿过来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看清下边的落款，发送传真的不是电视台，而是电视台特别工作部。这个特别工作部在电视台负责搞开发，利用本单位的人力、设备和牌子捞钱，组织演出等等，为电视台职工弄点奖金，也为台里弄点活钱。虽然这些人也都在电视台工作，但并不是主要工作部门。
后来我们一打听，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扶持我们的恩人金富式把这事给捅出去的。
在金富式的报道中寡廉鲜耻的歌手太宇属于具有法人地位的某一团体。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所熟悉的电视台节目制片人。太宇和企划公司一向不和，一说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对这次巴西之行，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就把自己的苦水都倒给了这个制片人。制片人认为这次赴巴西演出有利可图，所以又把这件事讲给了电视台特别工作部的朋友。工作部毕竟是个专业企划部门，由乌合之众凑起来的平山娱乐公司的工作效率跟它没法比，计划书、与演艺界人士的协议，就连节目单等，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都拿出来了。他们还以电视台的名义和巴西侨民联合会取得了联系，让那边把演出场地等落实下来。这一连串的工作目前都已经基本就绪。在赴巴西艺人的名单中有演艺协会会长、歌曲分科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义演及友情出演人，等等，不少都是演出团体的正式职工。这一套组织工作相当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富式报社的编辑部长也堂而皇之地上了后援单位的名单。
升洲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们所联络的歌手已经拿到签证了，就连文件、护照都弄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电视台组织的这帮歌手比我们联络的歌手更有人气，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是其他人组织这场演出，巴西侨民联合会是不会买他们账的，我们去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跟他们谈得来，很容易搞到一块。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难道不是这样？”
“净瞎说！我们在巴西能联系上的不就是一个办双周刊侨民报的老社长吗？再说，我们身无分文，在社会上又没有关系，算得上什么真正的出品人，真正的出品人是进了名单的那小子。说不定，侨民联合会的人还正在骂我们是骗子呢。”
“让金富式再写一篇报道行不行呢，这煮熟的鸭子眼看就飞了，报社有责任对这种现象进行抨击呀。”
“谁会为你效这个劳呀？报社？！傻瓜一个！你要是报社社长也许会去做这种蠢事，因为你本身就是个不称职的骗子。”
“哎，如果我们弄砸了，写这篇报道的金富式不也要受牵连吗？他为什么先支持我们，后来又去支持别人了呢，他不是跟太宇掰了吗？”
“不管谁主办这次活动，他的那位部长都可以去巴西，金富式在乎什么呀。我猜想，电视台特别工作部对这事有兴趣，也八成是太宇透露给金富式的。”
“这几个龟孙子，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哪。”
“有奶便是娘嘛，这么一弄对金富式不是更好吗？要是把这事托付给特别工作部，不但心里踏实，写出来的报道也会更有力度。说老实话，如果把接待部长的事交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虽然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矛盾，我当记者的梦就像吹到半空中的肥皂泡儿一样，破灭了，心里能舒服吗？越想越憋气，嘴也就像刀子一样，逮谁伤谁。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呢，我不知道。总之，我每次一开口说话，升洲就眯缝起眼睛瞅着我。
“你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自命清高？！不管是高中还是现在，自命清高的人都一个屌样，事情出了娄子他就退避三舍，添油加醋地说一大堆理由。看样子，你认为我们几个都是社会上的混混儿，根本办不成大事是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也是给公司掏腰包垫了钱的呀！”
“我们赶紧和崔先生联系一下吧。”
祖鞠看来很着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催促着大家。
现在，我们信得过的人只有讲义气的崔先生了。我们盼着他赶快从美国回来收拾残局，最低限度能把商定的赞助款的一部分先寄给我们。我这个人是外松内紧。其实，这个时候我比谁都着急，我不能做亏本买卖呀，得先把垫进去的房租拿回来。但是，我的脸上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
崔先生这个神秘人物的真面目不久便大白于天下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在巴西举行纪念活动的事没有兴趣，赞助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之所以邀请我们去，是想借金太星总经理和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的特殊关系，让双马汽车公司为自己进口汽车提供更多的优惠。他找航空公司联系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混熟了以后好把航空公司也拉进自己的客户圈子。说到底，他是想借我们大做宣传，为自己的活动铺平道路。崔先生在航空公司说我们是某某大报的记者，又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出品人，他自己的目的一实现，我们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给我们的机票当然也是巴西航空公司赞助的。
知道自己上了崔先生的当以后，祖鞠气得要死，让他赔偿损失，可崔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想从我这儿弄到赞助，答应让这个活动上电视吗？怎么样，这下没办法了吧。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赔偿你们的损失，而是你们要赔偿我的机票钱和观光费用。”
祖鞠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听筒。他也不敢再往下纠缠了，因为通话时间越长国际话费就越高，公司连支付高额话费的钱也没有啊。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去向国际刑警组织报案，把崔龟孙子抓回来不就得了。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国际机票呢？我马上飞到巴西去，揪住他的脖领把那小子拖回韩国来。”
气得直喘粗气的祖鞠给金富式挂了个电话，想向他兴师问罪。接通以后祖鞠突然把电话听筒递给了我，因为金富式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他说，强者吃弱者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不难听出，邀请贝利的事他一开始就知道成不了，至于那篇报道嘛，是早就留出了版面，等待时机成熟来个一鸣惊人。如果贝利来不了，再在报纸上发条特大新闻，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未能成行，不就又是一条爆炸性消息了吗？他还说，这种炒作方式是自己的一大“发明”……
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但是，那天下午我们都到办公室来了。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谁都是无约比约还准时”。大家不约而同到公司来的理由嘛，自然是各有难念的经了。
升洲是被夫人金护士给拽来的。金护士一直嚷嚷着这次要随丈夫自费到巴西去一趟，为了去巴西她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那里女孩子最喜欢的超短裙是什么颜色的啦，迷你裙又是什么款式的啦，问了个遍，今天她一进公司门就没停嘴。我本来想跟她说事情已经黄了，但金护士嘴巴的节奏快得简直让人插不进话去，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了。
我知道给公司垫的房钱是讨不回来了，所以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故意做给云聪看。云聪向来心思十分深沉，看不穿，摸不透，遇事总爱打持久战，因此在家里打嘴仗时她总是占领着“制高点”。可是有两句话一直对她刺激很大，那就是“做人老婆的都这样”和“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精神世界”。她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非凡的女子，这些人怎么能把所有“老婆”、“女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去呢？这种话显然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天早晨，我也装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副实在承受不了的苦恼的表情，把提溜在手里的外衣重重地甩到肩膀上，出门到公司来了。
祖鞠则和别人不同，老婆回娘家，第二天才能回来，自己在家待不住，就到公司来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老记挂着公司的事，加班来了”。
三个人又凑到了一起，当然免不了要喝几盅。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和祖鞠的家紧挨着。一进门，我们就像高中时几个人偷着出去喝酒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回想那会儿，我们悄悄藏在大人不在的某人家，或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进炸酱面馆，或者躲到国际笔会支部的活动室里，头顶就像被庞然大物压着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情景，那个时代。连酒菜也和当初四兄弟第一次一起喝酒时一样，一盘煎饺子，一碗热汤面和几瓶老白干。这天，我们喝了个通宵。
祖鞠家靠墙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几条女裤衩和袜子，祖鞠的裤子也在上面搭着，可那条裤子很短，比我们想的要短得多。祖鞠是不是个“外星生物”我不知道。但他上半身结实而下肢很不发达，两条腿实在是太短了。最先对他的体形感到意外的是其夫人朴小姐，祖鞠脸盘大，肩膀宽，坐在地炕上显得格外壮实，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朴小姐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畸形人。婚后的一天下午，朴小姐把衣服晾好后就去喝咖啡、听音乐。她是一个很容易受周围气氛感染的人。从音乐里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被这种力量所陶醉，感到自己爱上祖鞠是一种幸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想着，她进入了梦乡，醒时，睁开眼一看，瞧见了晾衣架上的裤子。朴小姐想，那么短的裤子，究竟是谁的呢？噢，她想起来了，那是自己这个白雪公主心上人——小矮人的裤子。想到这儿，她不禁打了个冷战，难道自己所爱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不够尺寸的“半残废”？但婚姻已经成了事实，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从此以后她总觉得生活中少点什么，无论是叠裤子还是熨裤子时，老有一种缺憾感。在日常生活上嘛，也总觉得欠缺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祖鞠已经失去了挺拔的身姿，但她总还觉得丈夫和韩国一般男子在身高上没有多少差距，——因为她很不情愿让这种欠缺感老留在自己心灵深处。
今天祖鞠又喝多了，他半醉半醒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光把事情闷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写个东西送到电视台去示示威，也好出出这口恶气啊。”
从现在开始，祖鞠才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难道不是吗？要不是总统大选，联络太宇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小个子兵也不会写这么一篇政治性的报道使事情复杂化。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们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所以我才说嘛，巴西之行黄了，都是大选候选人之间的角逐造成的。为什么呢，几个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才让替自己说话的舆论机关互相拆台，把我们几个无辜者给赔进去了。”
“能这样分析吗？”
“这么说，电视台就更可恶了。”
我把升洲说的这番话换了个方式，文绉绉地回敬了一句：“其实，这是一种经济运作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后来又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甚至无视职业道德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本去垄断市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正当的竞争。你们说对不对呀？”
祖鞠和升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两个人一齐把矛头转向了金富式：“不管怎么说，小个子兵也是怪可怜的，他在报道里说了贝利要来。我们也知道，贝利根本就来不了。你说小个子兵该怎么办呢？”
一向讨厌金富式的祖鞠断定，这句话一出口定会招来是非的，听得出他是在等待大家反诘式的发言。
“可怜，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说贝利要来，是爆炸性新闻。再写贝利不来，又是一条足以引起舆论大哗的爆炸性新闻。这就是记者们说的‘如实报道’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枪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爱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腿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下的照片，人的两脚叉开停留在半空中。由于重心不稳，车一颠，这个清洁工就跟着“前仰后合”。他两只手紧紧抓着车帮，生怕掉下来，嘴里不住往外呼着白气……不管哪个总统上台，老百姓的日子不都是这样吗？
清洁车过去了，可留下了让人恶心的臭味。后来，我蹲在那儿呕吐起来，一不小心，手里拿着的报纸滑落到了地上，吐出来的酸水把总统的头像给弄了个满脸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