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到了三十岁，斗焕也和我们差不多。岁月蹉跎，一晃就是三十个春秋。
有一天，祖鞠默默地望着手指缝里夹着的，正在一点一点变成灰烬的香烟，心灰意懒地说：“我难道就这样像一条狗似的混下去？”
“是啊。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本来不想混，但不混也不成啊。你不混，人家能追到厕所里，把你从厕所里拉出来打耳光。”
“可不是吗，我们是挨着打长大的呀。但话又说回来，高中学生抽烟本来就应该挨揍。”
升洲和我一人一句地拌起嘴来。
说也奇怪，活到三十岁的我们反倒对高中生抽烟喝酒有点不理解了。是啊，常言道“儿媳妇老了也是个婆婆嘴”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教育学上所说的角色论和这是一脉相承的，环境决定人的道路，角色决定人的品格嘛。一个人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他就有着什么样的处世原则，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他就会养成什么样的品德。
看着这些调皮捣蛋的高中生，我们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的高中时代……到了而立之年，再来看看那些高中生，我们自己也会想，他们为什么从小就不学好，显得那么幼稚呢。
此时此刻，斗焕那副调皮捣蛋的面孔又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喇叭裤配上不合体的教练服，要多邋遢有多邋遢。上课的时候手轧着一支秃铅笔在桌子上来回碾，那声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从挂在教室后墙的镜子前面走过的时候，故意一扭三摆地对着镜子照上一照，挤眉弄眼地瞅上两眼，说一声“小伙子长得蛮帅的嘛”。尔后，再对看他的同学招招手，露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微笑。
我们依然感到，三十岁以前斗焕还是和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完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各自的人生还没什么大的不同，可从三十岁以后，就很不一样了。
从1987年一月份开始，整个社会不同的声音一浪高似一浪，变得不安稳起来：三月份发生了阴谋案；四月份，有人硬要捂住沸腾了的锅盖，可民众的回应是“你叫我向东我偏要向西”；五月份，整个街道都在沸腾；快到六月份，是闹腾得最凶的时候，无论是办公室还是餐厅、酒馆，不管走到哪儿，工薪阶层议论的话题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独裁和反独裁。我所在的那家广告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太平路，所以，老看见示威游行的队伍，一拨接一拨的没个完。当然，我从来没有特意和这些人接近过。
我们广告公司有那么一个人，自认为社会意识很强也有正义感，可偏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和政府的统一口径没有什么两样，明明是把游行示威的学生拷问致死，却要说得像打死了一只苍蝇那么轻松，报道时硬写成“一拍桌子他就啊地叫了一声，吓死了”。传阅别人写好的稿件时也专爱在口径能否与上面保持一致上做文章，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你懂不懂上面的口径啊？！”他以为这么一说，别人准认为他政治意识很强又会看风向。每当说完这句话时，神色就别提有多得意了。
六月的某一天，汉城蚕室体育馆搞了个大的政治集会，本来和我们公司的这位职员没有什么关系，可他偏要削尖脑袋往里钻。这位老弟提前十分钟下了班，偷偷从圣公会的院子里翻墙进了体育馆，硬挤进齐唱国歌的队伍。第二天，他为了把这件事当作谈资显摆一下自己的“进步意识”，故意把别人的话头儿往这方面引，诸如问国歌作曲者是不是金圣太啊，圣公会的神父和修女能不能结婚啊等等，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在公司他对我特别感兴趣，这不光因为我也像他一样是为了卖弄才华才到公司来的，也因为我和他一样是属狗的，有着像他一样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做哈巴狗的那种遭遇。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外头，他逢人便讲自己是属狗的。说什么在诸多肉类中狗肉是最好吃的。狗的智商高，记忆力也很强，比智商低的人都要强得多。全罗北道有一个“悟树村”，据说是从前一个酒鬼带着自家的狗到外边去喝酒，醉倒在半路上，怎么弄也醒不来。狗看到这种情况，就跳进附近的河里把全身浸湿了，再跑回来把水抖搂到主人脸上，来回跑了数百次，最后主人醒过来了，狗也累死了。主人醒来后非常感动，就在狗死的地方栽了一棵梧桐树。从此，那位主人就戒了酒，以表示狗使自己悔悟了。当然，这个地方也就叫“悟树村”了。讲起带“狗”字的故事，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三天三夜。比如说，“臭狗屎”这个词原来是指狗拉的屎，现在可以用来指人，说某某人是个臭狗屎。再比如说，自己住的村子里，狗主人把一条狗卖给了狗贩子，后来，那条狗从狗贩子那儿衔走狗宝口袋跑了，狗贩子从门上的狗洞爬出去，找到了狗屎，寻到了狗村，见到了狗主人，费尽千辛万苦最后从母狗堆里找回了这个“狗小偷”。狗贩子刚把这条狗领回自家狗窝，得了许多狗宝的狗主人又找上门来问他再要一次卖狗钱。狗贩子把狗主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是满嘴放狗屁，他这个狗崽子狗苟蝇营，只想赚狗钱。狗主人一看狗贩子的这狗脾气，吓得退避三舍，不敢再见这“狗司令”了。后来，一个狗头军师给狗主人出了个“狗主意”，让他晚间悄悄在墙上挖个狗洞，来个“狗爬式”钻进去，从狗窝里把狗偷出来。狗主人采用“狗刨式”挖了个大狗洞，踩了一脚狗屎，沾了一身狗毛，落了一身狗豆子，还跌了个狗吃屎，好不容易从满是狗蝇、狗虱、狗蚤的狗窝里偷回了自己的狗。这条狗见了主人格外亲切，它一声不吭地让主人带回了狗村的狗笼子。狗主人为了不让狗贩子再找回这条狗，就狗急跳墙，让狗头军师的狗腿子用狗头刀杀了这条心爱的大狗。狗主人把狗宝做了药材，把狗皮做了狗皮膏药，把狗骨头、狗杂碎熬了狗肉汤，把狗肉做了菜，把狗筋熬烂，冒充是狗皮膏卖给了一个从不狗仗人势的狗宝二道贩子……其间，他还要时不时地对忠实于主人的“狗品德”大加赞扬。其实听的人总觉得这种狗屁理论有狗尾续貂之嫌，引不起大家对狗的兴趣。
说也奇怪，有人本不属狗，却偏爱往属狗的堆儿里挤。他对狗就甭提有多痴迷了，给人的感觉似乎可以学狗跷起一条腿去尿尿，可以躺下来把舌头伸得长长的喘着气纳凉，甚至还可以像狗一样四爪朝天，躺在地上睡大觉。
后来我一打听，这个人之所以这么看重属相，是有其苦衷的。这一时期，公司人事部门正在对所有职工的学历及工作经历进行调查。在这个以学历门第为就业先决条件的社会里，大家不惜去伪造履历表或者涂改成绩单。听说，有两个人同时伪造了某一名校的成绩单，而且伪造手法十分相似，这才被人事部门看出破绽，曝了光。这件事本来和那人没什么关系。碰巧有一个很讨厌他那“狗屁理论”的同事，在人事部门核对履历表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位老兄的年龄比其他属狗的人小一岁。原来，他出生于阴历腊月，属相是一样的，但论起年龄来却比我要小一岁。他为了不让同龄人把自己看成“小弟弟”，就故意把属相的牌子举得高高的，好掩饰自己的真正年龄。于是，那个同事让他拿出他的身份证。身份证是拿出来了，但他硬说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是上户口的时候弄错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在我们这个序列意识、等级观念还很严重的国家，这些人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别看这位老兄对狗这么感兴趣，他却不是那种爱交狐朋狗友、结帮拉伙的人。出人意料的是，当这位老兄明白自己比别的属狗的人小一岁的时候，反倒变得更神气了。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都不愿意成为某一团伙的成员，对我来说，和这些讲究同窗或同乡关系的芸芸众生并没有同龄人的那种认同感。我刚从军队出来要回大学复学时，校园里那个热闹劲，就和大车小车送子上学或参加毕业典礼时的情景一样，家长、亲友来了一大堆，校园里吵吵闹闹，到处是人。
用属狗的那个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出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他们的命运都会随之改变，但这是注定了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韩战结束后兴起了生育热，我们这一代就是在这种热潮中一个接一个呱呱落地的。同龄孩子多，教室不够用，学校上课要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教室里桌子挨桌子，人挤人，想从过道上走过去都要侧着身子。我们这些属狗的要上高中时政策又变了，不是按照自己的志愿和考试成绩自由选择学校，而是由教育部门按地区分配。自己不愿意去的学校也得上。
我们的学校位于一个小山包上，后边就是成天吵吵嚷嚷的市场。入学时因为总统的儿子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去学校的路才用沥青重新铺了一遍，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和总统的儿子同校就感到自豪。总统儿子所在的那个班里，就有这位属狗的同事，权且叫他“老弟”吧。我和这位老弟关系平平，平常见面也没有多少话好讲，只记得有一次，那是七十年代末，他告诉我一条轰动全校的爆炸性新闻：吉他歌手被揭露抽大麻的事件是由总统儿子引起的。大麻叶是总统儿子送给他的课外音乐老师——吉他歌手的。他说话的神态就好像亲眼见过似的，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
我不喜欢这位老弟不是没有道理，可在我们工作的广告公司只有我们两个属狗的，又是同期毕业生，不管我们俩的关系好不好，都会成为被比较的对象，而且，大部分负面评价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位爱夸夸其谈的人，不但提升他做了项目经理，而且夸他有幽默感，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爱吹嘘自己反倒被认为是一种优点。一些人认为现在是充分表现自我信心和力量的时代，他的这种性格正好和广告公司的性质吻合。在进公司的第一天，他就急火火地说什么：“写一张人事接收函哪里需要一个小时，人事安排为什么得花两个小时呢？”他急于出成绩，一心想在工作中来个大刀阔斧，一鸣惊人——这一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性子急，什么事都想干，什么新鲜事都想搀和一下，他对工作的那股热情和速战速决的精神也是大家所公认的。
与此相反，我办事稳重、追求完美的作风却没有得到公司的认可，反而给人留下了暮气沉沉，缺乏进取精神的印象。比较的对象就是我的那位老弟。人们本能地认为，我和他同属狗，又是同期毕业生，从地域上讲是老乡，年龄还比他大一岁，理应比那位老弟做得更好一些。再加上，我又不会像那位老弟一样以同乡或同窗的关系去拉帮结派，比如，叫“阿尔蒂”的浪漫派，出身什么特殊部队的战友会，甚至儿时一起玩过足球的“光腚足球协会”，这时也成了一个什么“派”。总之，只要有一个由头或说道，都可以成为聚在一起的理由。今天一起比戒指，看谁手上的好看；明天比裤腰带上的皮带扣儿，看谁的最漂亮，等等。只要有人提议，立刻就有人响应，甩着胳膊，扭着腰身上来凑热闹，那劲头就像南北离散家属见面一样热烈，那么亲切，那么“令人感动”。
我常受到的指责是缺乏合作精神，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并不认为，几个人勾肩搭背，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一头栽倒在煤渣路上起不来，或者成群结队在咖啡馆里打群架，在酒吧里泡妞儿，或者抱着个电话机在那儿瞎贫，惹得周围的人不是乜斜着眼瞅他，就是摇头走开等有害社会的行为就是“合作精神”，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其实，我并不是不能融入群体，而是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我认为“和群众打成一片”应该是平易近人，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职尽责，并和他人很好地配合，把本职工作做好——但这种想法怎么也得不到周围同事的认同。在工薪阶层占主导地位，风气不正的当今社会里，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说法和黑社会的拉帮结派没有什么两样。只要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就不能再考虑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得一起瞎混。晚上聚在一起喝一茬酒还不成，还要喝第二茬、第三茬；说要洗桑拿，只要大家一起哄，不去也得去；有人提议要到小剧场观看人体表演，少不了也得凑上一份。甚至，几个人凑份子包个妓女，也得跟着去凑热闹。这哪儿是“打成一片”，简直是鸡鸣狗盗，扰乱社会！
刚升职的这个项目经理特别喜欢带着手下的人东跑西颠。一上班，就学着西洋人的腔调，到处问“早上好”。在他看来，学得越像，打招呼越洋气，就越够一个上司的派头，也才有上司的气质和风度。他相信，这样的上司部下是最喜欢的。可是，当他喝醉酒的时候，“早上好”的绅士派头就无影无踪了，从军事生活中过来的韩国男子的蛮劲也就上来了，口里念念有词地说：“好小子，叫你打狗你为什么撵鸡？！叫你用大屌砸核桃，你也得给我敲出仁儿来，懂了吗？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子，还想在部队混饭吃，趁早打起背包走人！”几句话里，极权统治者的嘴脸不就暴露无遗了吗？如果有人喝醉了坐不直，或者趴在桌上起不来，他就会说：“像你们这种人还算男子汉大丈夫，我看顶多像头蠢猪！”
这种人的信条是，所有部下都要和自己搞成铁板一块，无论头天晚上醉成什么样子，第二天也得按时上班。他认为，这个世界上自己最不能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十几年前给自己介绍对象的媒人，因为有了家庭，他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二是上班迟到的人，因为不给他面子。这位经理喜欢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他们进桑拿浴房汗蒸时，即使肉皮烤伤也能咬紧牙关挺着，没有上司的命令绝对不会走出桑拿房一步。
我和这种社会气氛，和这些人是格格不入的。要说“打成一片”拉帮结派，我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里就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和那些本不愿有关联的人硬混在一块，被瞧成是一丘之貉，哪怕一伙人里只有一个混混儿，其他人也都会被看成是混混儿。除此之外，我不合群也还有其他原因，我既清高又多疑，总觉得谁都不如我。
总而言之，我和富有创造性又有才干的人想法一致——大家都过不惯有组织受约束的生活。青少年时期的我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秀才，现在又成了和这个世道格格不入的超脱者。
二期公司职员研修班的主讲人曾嘴很甜地说，公司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公司职员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愿意跟大家拧成一股劲，在这个公司干一辈子等等，非常娓娓动听。但在我看来，工作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它和家庭没有什么关系。譬如说一辆有三万个零件的汽车，其中一个零件装配时有些松动，如果这个零件还能一直坚持到汽车报废而不被更换，那我真算服了。同样，在一个公司，有的人明明一开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怎么可能拧成一股劲，整个公司又怎么可能是铁板一块呢。那么，研修班那些主讲人说的不是屁话又是什么。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对那些规章制度、条条框框及广告编排都可以适应的趋于成熟的人。不，应该这么说，我是一个口头上唯唯诺诺，但又有勇气变通规矩，具有灵活性不循规蹈矩的人。上司的话刺耳我也不会当场反驳，而是像应付暴风雨一样，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老老实实听着就是了。
广告文字撰稿人的职业这种情况。撰稿人的工作是很费劲的。不像在樱花树下面对酒桌，看着蓝天白云吟风弄月那样富有情调。对这一点我不是不清楚，但我是这么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瞄准一个中心目标去拼搏，而是只远远地站着指手画脚。这种性格，使我对什么事情都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我捕捉现实的触觉虽然并不十分敏锐，却也有不同常人的一面。可真一接触广告业务，我马上感到其强度和对速度的要求比我所预想的要高出二十倍。广告文字撰稿人的最大课题是要会“爆冷门”和“捕捉悬念”，从表面上看比较轻松，但要真正做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有时，为了捕捉个悬念，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只能张开双臂仰天长叹。说来也怪，我的上司——项目经理却硬要一个接一个地把撰稿工作交给我：“你就搞了这么一点点？！每个人的脑袋瓜都差不多，就看你肯用不肯用了。像这种点子，和我们竞争的公司早就想到了，你得比他们高出一筹才对。我不是说过嘛，广告文字，得有搞十个废十个方案的思想准备，从第十一个方案起才应该说是真正的开始。不光要绞尽脑汁，还应该绞尽灵魂才对！”
“我没有灵魂，那该怎么办呢？”我满不在乎地顶了一句。
“没有灵魂就绞心计！”项目经理生气地甩给我一句。
这位项目经理一向爱使用灵魂这个词儿。我记得他在撰写广告词的时候，曾经写过“女子和恶魔没有灵魂”的话，受到了女性团体的猛烈攻击。这位经理虽然不做撰稿工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每次送出广告展示会的参评作品时，总要把我的名字拿下去，换上他自己的名字。有一次，我设计的广告获了奖，当然领奖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了。看来，这位项目经理非要做我作品的总代理了。但是，后来他还没坐上董事的位子就被辞退了。谁都知道，广告文字撰稿人在当上公司领导干部之前都会被榨干脑汁，当技术和才能被全部攫取之后，就会成为牺牲品而被赶出公司。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有水平的广告文字撰稿人，对这一点我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无论干什么事，我都不想当领头羊，更不愿意鹤立鸡群，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尽心尽力干得最好，只想随大流，以免冒尖时被人掐掉，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我和凡事想碰运气的祖鞠不一样，如果不确定有好的结果或条件不完全具备，我根本不会接手的。然而世事往往是一开始想得很周密，但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理想的结果。我也不像升洲，凡事都只想个大概其，宁愿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过下去。对那些没有自我意识，只想混日子的人我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洞察力，足以解读人生奥妙。在这种处世哲学的指导下，我对干得不好的人看不上眼，自己又不愿意干，总在想：“只是我不想干罢了，我一干，你们谁也不是个儿。”这算不算眼高手低呢，我也不知道，但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我常常自我陶醉，感到十分满意。如果要对我的处世哲学加以简单总结的话，那就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自居中游，避免与人竞争。对那些力争上游的人我既无忌妒之意，也无戒备之心，而且，还和几个“一流人才”成了朋友，金富式就是其中的一个。
金富式高二的时候和我一个班，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子兵”。虽然他个子很矮，但对军训却十分认真，伸着小胳膊小腿，持枪，拼刺刀，一招一式都做得十分到位。在建校纪念活动中举办的马拉松赛上，他虽然是倒数第一，却坚持着跑了下来。班上的同学都把他当猴儿耍，再加上他性格内向，很难有同学跟他合得来，交上朋友。那次跑完马拉松以后，他反倒对长跑产生了兴趣，只要有空就去跑步，现在金富式已经成了马拉松赛的排头兵了。
后来他当上了志愿兵，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不知是单兵训练的艰苦生活使金富式感到刺激呢，还是“好木头不做柜，好男儿进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刺痛了他的自卑意识呢，“小个子兵”拒绝了某个好心人让他到空军当地勤的建议，除每天增加锻炼强度外，还坚持喝牛奶吃增高的营养品，终于体检勉强合格，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海军陆战队队员。
当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建有海军陆战队，美国就是一个。金富式当上了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后，备感自豪。复员后他又一头扎进了书堆，背起《一般常识》这本书来。除此之外，他还学到了好多就连我这个朋友都不懂的知识。后来，金富式从一所一
流大学毕业，应试合格，当上了记者。当时记者考试很难，需要有五花八门的知识。由于应试的人多，合格率就相当低。记者这一职位之所以对大家那么有吸引力，不仅是“笔伐强于刀劈”的理论所致，还因为国家对舆论机构实行关停并转以后，记者的位子更加希罕，拿的票子更多。金富式社会阅历多，意志坚强，敢打敢拼，所以最后被分到社会部去工作。
金富式是一个老被警察盯梢的记者，因此，他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什么“四鼻孔猎狗”啊，“尖酸鬼”啊，“鬼头笔”等等的绰号，不一而足。正如他的绰号所反映的那样，金富式是个嗅觉很灵的记者。有时，他和大家一起在人流穿梭的地方打牌，打着打着就突然不见了，与其较劲的其他报纸、杂志记者一下子就都急了眼，生怕自己抢不到独家新闻。有些晚报的记者干脆不动声色，继续打自己的牌，等金富式拿到爆炸性新闻以后，再抄一遍，比他晚发也就行了。金富式人小鬼大，他不但会捕捉爆炸性新闻，还会制造爆炸性新闻。有一次，他把某一杂志社的插图绘制者指责为赤色分子。其实，这个人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本来是个落魄艺术家，到杂志社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一天在设计主题为“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的关系”杂志封面时，想找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头像。他翻阅了好多书籍和画报，终于找到了具有宣传鼓动效果的人物，这位艺术家就把他搬到了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人是谁，他压根儿不清楚，也根本就没去想过。实际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人的确是个难得的天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富式看到了这本杂志，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灵机一动，爆炸性新闻就出来了：把一个敌对国家的首脑人物放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人不是赤色分子又是什么呢？金富式当即向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这个落魄的艺术家又一次倒了大霉——被抓走了。金富式的爆炸性新闻千金难买，可这位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却从此销声匿迹，不为人们所知了。
金富式有好几个绰号，有些绰号很容易让人们记住，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无独有偶，韩国历史上高丽朝文宗时也有个金富轼。那个金富轼因讨伐想把国都迁往平壤的妙清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文宗封为“精忠平乱靖国功臣”，而今天的金富式一提到平壤就恨得咬牙切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可以说是那个金富轼转世。那个金富轼文武兼备，而这个金富式出身于海军陆战队，现在又偃武修文，当上了专靠耍笔杆子混饭吃的记者。金富式模仿金富轼，自封为“精忠平乱靖国功臣”，僭称自己是“金文烈”。有人问他“你是尊敬当代大文豪李文烈吗”，他还嫌问话人墨水太少，嗤之以鼻。那个金富轼崇尚儒教，有着浓厚的中华史观和慕华思想，而这个金富式亲美崇美，比那个金富轼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富轼的才华和极右倾向给了今天的金富式以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金富式十分热衷于写报道，他为了爆冷门，竟不顾采访人员应当保护被采访对象隐私的信条，单方面将他人的隐私公诸于众。欺上压下也是他的一贯作风，这一点从他打电话也要大耍威风就能看出些端倪。他看到一个年过半百的下级职员坐着接电话，就走过去训斥说：“你难道没有听我说过吗，接电话要站起来接！你现在却坐着，明白哪儿做得不对吗？还不赶紧给我站起来！？”
他自己想打电话时，如果正好有电话进来，他不管急不急，一把把响着的电话拿起来挂断，再往外打私人电话。职员们对此敢怒而不敢言。
金富式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太忙，有时想轻松轻松，身边又没有一个能和自己推杯换盏的朋友。从他的为人我也可以揣测到，他身边是连一个知己都不可能有的。所以，他才对我说：“咱们是老同学，亲不亲自家人嘛，找个时间咱们俩喝两盅。”
可是，当你真的和他坐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他就可能掏出笔记本不紧不慢地写起来。我一看就发怵，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隐私也会出现在他的报道里。因此，金富式对我来说也绝不是一个“善类”。不过他给我打电话时语气还算和蔼，对他招待的酒我也就不客气了。奇怪的是，金富式从来没有因为有要紧事而给我打过电话。
有一天，我和平常一样，心情没有丝毫异样地接了他的电话。金富式告诉我，他在警署采访了一个被警察扣起来的男子。这个男子和老婆一起开了一家牛肉串小店，今天凌晨打了烊后，两个人一起开车回家，由于过度疲劳，那个男的开着开着打起了盹，迷迷糊糊，觉得好像受了什么冲击似的，睁开眼一看，汽车撞在了路边的一棵树上，坐在自己旁边的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他赶忙把尸首送到附近医院的太平间。自己以杀人嫌疑犯的身份被带到了警署。这个人就是斗焕，死者是他的老婆素姬。当时，斗焕正在向警察哀求，求警察放他出去为妻子办丧事，等办完丧事自己再来投案。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瞳孔一下子放大到了极限，十二年来我还从没有这么惊愕过。一个男子感到吃惊时，会自然而然使用自身器官中惟一可以放大的瞳孔。十二年前，素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吃惊过。
金富式就像写报道文章一样，按照新闻报道六原则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说明。从他的话里不难听出，他说了句话，警察就同意放斗焕出去了。虽然只是猜测，但我料想斗焕会跟金富式这么说：
“你真是小个子兵吗？你真成个人物了。你让警察把我放了，你真了不起，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金富式只跟我说，斗焕抹着脸上的眼泪急急忙忙往医院去了。
当然，抹着眼泪想最后再看素姬一眼的不止斗焕一个。
“是哪个医院？”我的声音颤抖着。
“你为什么要去？斗焕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是老了许多，但大样子没有变。”
“难道就没有活的希望？”
“啊？斗焕老婆是当场死的呀！”
放下电话以后我点燃了一支烟，走到楼道尽头，靠在窗户边往外看。一支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冒着催泪弹的烟雾跑来跑去。看到这种情景，我的表情刹那间凝固了。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个属狗的同龄人停下脚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意味深长地耳语着：“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给祖鞠和升洲打了电话。
祖鞠听到这个噩耗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低低地呻吟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升洲听了后，就像晴天打了个霹雳，显得异常惊慌：“你说什么，什么？”
他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好多分贝，就像电视连续剧中故意结巴的蹩脚演员一样：“你，你，你再再再说一遍！”
他来回重复了三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下班以后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已经和斗焕见过面了。喝得醉醺醺的祖鞠和升洲正在给烂醉如泥的斗焕添烧酒。正如金富式所说的那样，斗焕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当然，面部的稚气消失了，但大样子还是没有变，就和我们头脑中印下的高中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斗焕还是那个老毛病，一坐下就爱抖腿。本来就不太高的个子也没见长，显得比升洲还要矮小一些，和已经开始有啤酒肚的祖鞠相比，块头也十分单薄。原来就比较宽大的额头已经有点谢顶了。
太平间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人前来吊丧。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都给素姬守了灵，生怕她的灵魂从我们身边飞走似的一直守护着她。我们四个坐在那儿喝了一夜的酒，各自都在想，真正爱素姬的是自己。对素姬的爱充斥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素姬离开人世的噩耗来得太突然，太使人难以接受了，所以四个人没有一个不喝得酩酊大醉的。
素姬走了，我们的初恋不是受到了损伤而是到此彻底结束了。我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那个羞红了脸、梳着长辫子的少女，她在十二年后的今天该不会已经变成了体宽腰肥的胖大嫂吧，嘴里成天离不开不干不净的污言秽语，散乱的头发胡乱盘到头顶上，东跑西颠地卖电褥子，或者去干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干的粗活。素姬是一朵洁白的鲜花，只笑容可掬地开了一次，就因为开得太美而夭折了。在这一刻，我们谁也无法忘记这朵鲜花芬芳的香气。我们都觉得，素姬因为坚信爱是惟一的，不可能再由其他人去分享，所以离开了我们。素姬真的选择了自己的爱之后，对爱这种东西就再没有工夫去思考过，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提前走完了人生旅程，在心酸与眼泪中和我们分手了。难道这无情的结局就是纯洁而高贵的素姬的人生不成？我心头始终有一种感觉在萦绕着：十二年前素姬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她选择的不是爱，而是幻灭。
“夫妻关系无公平可言，只是搭帮过日子而已。”这是我老婆云聪的一句口头禅。细想起来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夫妻之间总有一方的负担要重一些，另一方则轻一些。说什么“夫妻之间不分彼此”，那是为了加重对方负担而处心积虑想出来的花言巧语，目的在于哄骗对方。两个人私奔，也是一方糊弄一方的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斗焕绝不会像素姬那样傻乎乎地过上一辈子。
斗焕和素姬结婚后，斗焕一直想成为好丈夫，为此他也做过一些努力。在部队曾经学过开车的斗焕做过司机助手，也曾买了辆旧面包车跑来跑去做过小买卖，还办过流动洗衣店。总之，能干的事他都干过，该吃的苦他都吃过。有一次，斗焕看到个小广告，说有新车按旧车的价格转让，斗焕就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想买辆车，结果叫对方给骗了个精光。后来，他在回来的路上提光存款，进了一家赌场，本想大捞一把，把被骗的钱再赚回来，没想到却输得连裤子都差一点卖了。在各地转悠着做生意累了，想找个女孩子玩玩儿，解解乏，结果还叫这个女孩子给黏上了，撕不开。其实，一般人所说的“你太辛苦了”，从家庭角度来看，只不过是“让人心焦得要死”的同义语而已。
斗焕和素姬开肉串店是两个月前的事。刚开张，生意很红火。开始顾客谁也没有把他们两个当夫妻瞧，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天鹅和癞蛤蟆的感觉。后来，有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以后，不少人对斗焕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也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那个男的肯定是个能人嘞。”对这一点，斗焕并没有感到不舒服。斗焕曾经向素姬发过几百次的誓，不久前又重复过一遍，信誓旦旦地说：“以后我绝不会让你再辛苦了。”可是，谁能想到，他竟以超出常人想象的方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将她无情地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那么，素姬还会再辛苦吗？
素姬走了，斗焕流下了热泪，揪着自己本来就没有几根的头发嚎着：“没有了素姬我还怎么活呀。”此时此刻，我们三个都以十分复杂的心情看着斗焕。斗焕并不感到尴尬。由此看来斗焕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活下去的。说实在的，在我们眼中，斗焕狗屁不是，充其量不过是个厚颜无耻的癞皮小子。就是这个斗焕，在某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口叼走了如花似玉的素姬，过了好长时间又以吃人老虎的面孔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心里都在想：你这小子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给吃掉了，吃得那么快，那么干净，看来味道不错呀。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痛？！我们三个人可都痛到心窝子了。大家心里都在谴责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在我们的心目中，斗焕只是一个狗屁不如的小人物，可这会儿他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却以落魄志士的口吻说：“这个破国家没有一样事能让你顺心的，干脆到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去算了。”
我们记得，过去大家都在国际笔会支部的时候，斗焕也像祖鞠一样做过出国梦，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干活也不错嘛。现在中东正在大搞建设。虽然，开赴中东的韩国公司经常因资金不足或工程质量不过关而被迫垮台，正如大家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公司一倒台，除剩下一麻袋大小图章外什么也没有了，但是韩国公司的海外建设热潮还是方兴未艾。十四公里的马来西亚槟榔屿大桥，沙特阿拉伯的朱弗尼工业港，利比亚横贯三千六百多公里大沙漠、直径为四米的汲水管铺设工程等等，都在施工之中。追求最大和最好的韩国企业在世界遍地开花。当然，这种现象首先是以技术作后盾的。可是，要想成功，不仅仅要依赖于建筑技术，还要得益于冒险精神和石破天惊的“妙策”。譬如说，有一次，韩国货船到港口以后要卸货，按次序得等十天左右。急性子的韩国人等不及，于是就演了一出“监守自焚”的闹剧，自己在船上放起火来，其他外籍船只见势不妙赶忙退避三舍，这只韩国货船就及时地把货卸到了码头上。韩国人爱讲“神话”、“奇迹”什么的，我看这也可以算作“奇迹”吧。
对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神话”和冒险精神祖鞠倒是十分欣赏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祖鞠的耳朵竖得格外高。
“你为什么没有到沙特去？”祖鞠问斗焕。
“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没去成，我不是被这个世道给抛弃了吗？”
“这个世道又把你怎么啦？”
斗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张斗焕不是在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闯荡‘江湖’了吗？！”
“那你这么多年怎么就连个消息也没有呢？”升洲追问了一句。
升洲这么一问，斗焕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点燃了一支烟，长长地吐着烟圈。从斗焕默然无语，闷葫芦一样的神态来看，他是想给我们讲些经历了。过了好一阵子，斗焕才耷拉下眼皮，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你们没有看过报纸吗，关于我的消息，报纸已经报道过三次了。”
他先谈起了自己在部队的事。斗焕所在的部队里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下士“老干部”。战士们一提起他的名字都吓得发抖。这一说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多残暴了。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当兵的正在小便，一听见张斗焕的“张”，就吓得尿不出来了，如果再听到“斗”，立即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接着再听到“焕”，那些鸡皮疙瘩就会啪啦啪啦从身上全掉下来。
刚分到这个部队来的第一天，斗焕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战士们一听见张斗焕这三个字就那么紧张，那么战战兢兢。斗焕一个劲捉摸着：我的一切情况都被部队事先掌握了？不可能吧！十八罗汉的事不可能传到大韩民国的军队里来啊。后来，了解了实情的斗焕惊得瞪大眼睛，大声喊了起来：“什么？还有一个叫张斗焕的？！”
还没等斗焕惊诧完，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落到了他的脸上，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
当时斗焕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自己犯的是“不敬老兵罪”。
这一来，斗焕的前程如何就不言自明了。那些老兵们在下士张斗焕的指使下千方百计找斗焕麻烦，张口“狗东西张斗焕”，闭口“张斗焕臭小子”。有时，还被无缘无故地叫出去练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
“张斗焕，腿站直！”说着，就上去踢他两脚。
这种不叫体罚的体罚，一搞就是两三个钟头，弄得斗焕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好觉。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下士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治他。自己的尊姓大名哪能让一个臭小子玷污呢？可是，这起名儿又没有专利证书，也无法指责他违犯了大韩民国那项哪条哪款专利管理条例。再说，新兵张斗焕这个名字又不是他自己起的，而是一生下来父母就给他安上的。要说有什么不对，那也是当父母的过错，而不是斗焕本人的大谬误。
斗焕所在的内务班表面上装作对斗焕的遭遇十分同情，暗地里不少人却袖手旁观，冷冷地等着看热闹。
可是，谁也没料到，内务班的期待完全变成了泡影。有一次，下士张斗焕把全体士兵都叫过来站成一排，按官阶级别一个一个给自己立正敬礼。这些士兵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和下士一样�的——�当然喽，如果有重名重姓的早叫下士给整趴下了。叫到张斗焕的时候，斗焕突然灵机一动，一闪念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张斗焕！”
“到！新兵张斗八向您报告！”斗焕报告得很干脆。
张斗焕一下子就变成张斗八了。
下士飞快地扫了一眼名单，会心地笑了。
顿时，下士觉得这个斗焕变得十分乖巧，又非常可爱。受宠若惊的斗焕就是在变成老兵以后也没敢正经叫过自己的名字，而是随机应变，有时说自己叫斗八，有时说自己叫斗七或斗三，等等，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下士为了照顾斗焕，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任务，让他给自己的夫人当勤务兵。这个美差对斗焕来说可是难得的机遇，能有机会到城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有一天，斗焕到全罗北道去办事，得知火车站前边有一场名歌手河春花的专场演唱。谁都猜不到，斗焕竟然是这么想的：如果把素姬换成河春花就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子会认为能取代自己老婆的女孩是坏女孩。斗焕尽管囊中羞涩，还是倾其所有凑足了钱，买张入场券迈进了演唱会的门槛。正在这时，演唱会大厅里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
斗焕赶忙跑到广场上和救护队的队员一起运送伤员。事后他对别人说：当我要去救河春花的时候，喜剧演员李周日把我一把扒拉开，抢了先。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把河春花先救走的。当地报纸曾在“事件拾零”栏目里写了那么两行：市民也曾协助救护人员清理事故现场，一个休假士兵做得格外出色——这就是斗焕所说的、自己在报纸上显著位置首次亮相那件事。
斗焕第二次上报纸的时候就连他的真名实姓也都登出来了。1980年春天斗焕复员回家，在家里闲待了一两个月，后来，他想起比他早几个月复员的一位老兵临走前说的话：“罗州果园那边可干的事不少，你来看一下吧。”他就奔梨田往南去了。不知怎么的，他刚走到光州就被截下了。长途汽车站挤满了军人，一个穿着汗衫、戴着眼镜的男子正在受大兵盘问。从大兵们的装束看，他们似乎是整装待命，随时有可能开拔到别的地方。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小女孩，叫了一声“爸爸”，就朝这个男子跑了过去，扑在他的怀里。那个男子才有机会摆脱了大兵们的纠缠。
斗焕从那个男子那儿弄了一支烟抽起来，并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都挤在这儿，弄得大家谁也走不了。”
这个男子原来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因为写的报道不合上面的口味而被赶了出来。最近几天，汉城乱作一团，开始了全面搜查。为了躲避祸乱他就到光州老丈人家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似乎也很不平静。不住嘟哝着的男子额头上的皱纹已经很深了。他长长地吐了个烟圈，说：“如果不是带着小女儿，这次肯定被带走了。全国宣布处于非常时期，并发布了戒严令，逮捕了三金及一大批民主人士，现在汉城的春天已经结束了。”
那个男子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斗焕的身份，以爱护和同情的口吻开诚布公地把心里话讲了出来。
还听不大懂的斗焕眨巴了一下眼睛，又问道：“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弄？我到梨田去还有事要办呢。”
男子一直用深沉的目光盯着斗焕，再没有说话。斗焕觉得那个男子心里显得很沉重，于是就漫不经心地摸了摸那个女孩的头，走了。
是啊，这年的春天，斗焕理解不了的事何止一件两件呢。他本来和要给他在果园找工作的老兵约好在光州见面，但老兵一直没有来。从罗州开过来的公共汽车遭到了枪击。光州还展开了枪战。别看斗焕身体长得笨拙，但他躲枪子的动作却是十分灵活的，他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躲藏起来，其麻利程度足以让人咋舌称道。我们高中时就对斗焕的这一特点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他仍然如此。可是，躲在胡同深处的斗焕突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瞧见满街都是血，这种惨象他还是平生第一次看到。他的思绪乱了，手脚乱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茫然地朝旅馆走去，钻进房间老老实实猫了起来，静观事态的变化。在长途汽车站看到的那个男子额头上的皱纹，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斗焕心里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几年以后，斗焕把家搬到了汉城。有一次，在去明洞的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见到了那个记者。他正在给示威群众讲话。只见他振臂一呼，示威群众齐声响应。看样子好像是在声讨美国。斗焕想挤进人群看个究竟，讲演的人到底是不是在光州见到的那个男子。镇压的军警跑了过来，示威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不偏不斜打在了斗焕的小腿上，流了一些血，斗焕吓了一跳，就赶紧跑到附近的医院包扎去了。一个记者追上来，问清楚他的姓名和年龄就匆匆忙忙走了。第二天，斗焕看到报纸上赫然登出了自己的名字，下面还写着：由于一些人暴力示威，致使过路的市民张斗焕（33岁）被飞来的石头击中，负了重伤。这纯粹是胡扯！斗焕很激动，他本想打电话问一下报社，为什么把自己的年龄写大了四岁。可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也没有和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通上话。
第三次见报得上溯到1983年。斗焕为了特别强调就把它说成了第三次，实际上按时间顺序它应当是第二次。这次可不像前两次只写了一两行，文章做得很大，好几家报纸都登了，有的报纸还登了斗焕的照片。
这段往事说来话就长了，是一个与间谍案有关的、有血有泪的离奇故事。就因为这件事，斗焕还有幸光顾了被大家戏称为“冰库宾馆”的保安社冰库分社，被放出来以后斗焕仍然是心有余悸，见了熟人就躲躲闪闪，连头都不敢抬。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痛苦回忆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淡薄了，而且，事过境迁，他不仅不是人们深恶痛绝的间谍，反而变成了足以让大家翘大拇指的反独裁、求民主的政治犯，成了报纸大书特书的人物，也在自己的履历表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时，斗焕和素姬在汉城新林洞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住着。他们搞了个临时柜台，卖牛肉串，准备生意红火了再开爿店，正式开张营业。斗焕白天睡觉晚上营业，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收摊，所以同一个楼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不很清楚，只知道主人一家子都住在一楼，二楼住着一对年轻夫妇，和自己一样也是交房租的，至于还有谁，他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有一天，斗焕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在自家门口哇哇吐着，就走上去替他捶背，那个小伙子操着洋泾浜韩国语说了声“谢谢”。那种大舌头发音是斗焕迄今为止听到的最为特别的外国口音。一交谈才知道，住在二楼的这个小伙子是旅居日本的侨民。虽然已经在日本大学毕业了，但日本人总认为他是朝鲜人而倍加歧视，小伙子受不了那种侧目而视的冷眼，一气之下就跑到自己的祖鞠来读研究生了。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韩国来读书的旅日侨胞，一般都会选择在日本很难上的医科等专业。可是这个小伙子却有点特别，他虽然身在异国，但一直不忘祖鞠，所以选择的是国文专业。后来，他通过一个家住济州岛的学生的介绍，结识了一个济州岛姑娘并和她结了婚，他的妻子现在已经怀孕了。
打那儿以后，这个研究生就时不时地光顾斗焕的临时柜台，成了回头客。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和两三个朋友一起来。这个小伙子不怎么会喝酒，几杯酒下肚，便把脸往辣酱罐边一贴打起了呼噜。他的朋友也很斯文，要一瓶烧酒、六七对鸡腿，一边喝一边聊天，议论的话题很多，海阔天空，什么自己专业的哪个女生胸脯最丰满啦，飞机是飘在天上的织布机啦，品牌是糊弄人的鬼把戏啦，研究韩国语动词和形容词尾比研究一种新的感冒药更有意义啦，这次考试结束后要到甫吉岛去玩儿啦，等等，话题非常广泛。喝完了，吃完了，也就议论完了，然后抬起身子走人。
有一天，国家安全人员突然来到了斗焕的简易柜台前：“有几句话我们想问问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一天正是周末，从傍晚就开始上客，来的人很多，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一听安全人员传唤，斗焕就老大的不高兴。
安全人员十分耐心地说：“不多打扰，就一会儿工夫。”
斗焕扯下围裙，不耐烦地说：“等一会儿，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们了吗？”
当斗焕被带到“冰库宾馆”的时候，安全人员说话的口气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给我进去！”
这帮人就像往猪圈里轰猪一样，连推带搡地把斗焕推进了一间屋子。斗焕没有思想准备，打了好几个趔趄，差一点没有摔倒在地上。
这间屋子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除去地当中放着一张铁桌子和一把铁椅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墙、地板、天花板全是用红油漆漆过的。
安全人员甩给斗焕一卷八开纸和一支圆珠笔，恶狠狠地说：“你和那个旅日朝鲜人在哪儿认识的，都说过什么话，统统老老实实地写出来！”
本来就和那位旅日侨胞没有说过几句话，究竟写什么呢？斗焕为难起来。但最为难的还不是内容，而是根本就不会写。上学的时候他只写过检讨和悔过书，毕业以后也就写过收条和欠账单，至于文章嘛，从来就和他没有过什么缘分。
此时，这间空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斗焕想哭，但哭不出声儿来。人家赶着鸭子上架，这鸭子也得上啊，没有办法，他只好拿起了笔。
斗焕半通不通地写道：那个研究生起先要的下酒菜是鳅鱼段儿，最近口袋里钱不多了，每次只要一些酱汤和白酒。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是韩国人而被打过，后来有一个高班的同学救了他。那个高班同学对他说，你到韩国以后一定要到济州岛去玩一趟。有一次他喝醉了，倒在地上睡着了，醒来以后觉得身上冷，就说：“为什么这么冷，韩国太冷了，什么时间春天才能来呢？”
斗焕写完后累得浑身都湿透了，流下来的汗水足够他在简易柜台煮十碗面条的。他用拳头捶捶脑袋，好像再也挤不出什么来了。写这么多东西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确实也是绞尽脑汁了。
斗焕把写的东西念了一遍又一遍，一直等着安全人员进来。上学的时候不知有多少班主任让他放学后写检查，他写完后认真检查一遍，交上去，老师过目以后就收起来，然后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再把它转交给家长。斗焕以为这里也是这么个程序。
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很像看守，他手里拎着个照相机。
“你到那边去站着！”
斗焕走到他们指的那个角落，“哐”的一声，他站的地方突然陷了下去。斗焕陡然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定下神来向脚下一看，哎哟，我的妈唉，这是什么鬼地方呀！原来这个地方弄成了只能让一个人容身的小电梯箱，只要安全人员手里拿个遥控器，就能随意控制上下。如果他们认为谁没有老实交待，说不定会让他掉进地下室的水窖里去。
斗焕吓得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提着气，尽量减少脚下的压力，生怕会一下子把自己送进十八层地狱。突然，嘭的一响，斗焕吓得啊地叫了一声。还没等回过神来，他那惊恐万状的嘴脸就被镁光灯摄进了照相机。一向遇到不利的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避的张斗焕，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以此种狼狈相钻进照相机里。他感到又窝囊又冤枉，心里冒出了莫名的愤怒。
这些人把斗焕歪歪扭扭写下的一大张交待瞥了一眼，又扔给他：“就这些？老老实实写，给我竹筒倒豆子，一点不落地写出来！”
说着噼里啪啦就是几个大耳光，然后又用皮靴子踢了他几脚。
安全人员走后，屋子里又只剩下斗焕一个人。斗焕用唾沫在干了的圆珠笔尖上湿了湿，又吭哧吭哧地写了起来。写几个字就得湿一次唾沫，最后，斗焕的嘴唇都变成青黑色的了。斗焕补充写道：
有一天，那个研究生来到柜台，要了一瓶烧酒和一盘鸡胗子，总共花了一千块钱（相当于人民币十块钱——译者注），那一天他穿的是红夹克，这算不算赤色分子，我不知道。还有一次，和朋友一起来，要了一瓶烧酒和几个鸡屁股。他们说鸡屁股没煮熟，硬是少给了二百块钱（相当于人民币二元——译者注）。后来，他老来赊账，我心里也就腻烦了。
下面他就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
写着写着，斗焕伤心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一个劲往下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关在了这个鬼地方。思前想后，好像也不是常来的那些客人把他举报给这些愣头青警察的。他心里琢磨，有一天我死在这里，恐怕也不会有人找来给我收尸。以前就听那个“大哥”说过：“我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见阎王去！”原来以为这只是嗐吹，实际上没有能力做到。“大哥”们所说的“让你横着出去”这句话，是他们抢人家的夜总会经营权时用来吓唬人的。今天一看，才知道这“坐冷板凳”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的手段显然比“大哥”还要高一筹。这时，斗焕才切实感到，自己是被比听到看到过的任何黑社会组织都要可怕的恶势力给抓进来了。斗焕失望了，茫然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此时，素姬那白净的脸蛋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素姬，你该有多孤单，又该有多伤心啊？！可回头想想自己的处境比素姬还要可怜。他又伤心了，伤心得哭了。
五个小时以后，斗焕从那间红屋子里被带了出来，又被关进了另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陈设和红屋子完全不同，放着沙发，还有洗澡的浴槽。斗焕仔细看了一遍，屋子里没有香皂和香波之类的东西。几个小时以后，斗焕的神经完全绷紧了，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可疑，感到害怕。只要这伙人的手一动，他就像挨了一个耳光似的，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他们手动的方向。斗焕一想起那几个小时就感到后怕，好像是在地狱里度过的一样。
后来，那几个人让斗焕在保证书上摁了个手印，保证出去以后绝不向外透露这里的事，才把他放出来了。
斗焕从“冰库宾馆”一出来就背上间谍的黑锅了。报纸说他和外国间谍有过接触；说他是被拉下水的潜伏特务；有的报纸还画了一张间谍组织联络图，把斗焕说成是中心人物，甚至他的头像也被画在了这张联络图上；更有甚者，还说斗焕拿到了二百万元（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为了弄清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斗焕把所有的报纸都买来了，铺了一地，一张又一张地仔细阅读，看看自己搞的“间谍活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组织联络图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是自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有名的大报也胡说八道，使他感到十分伤心。看来，这件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组织联络图上标出的另一人物就是住在二楼的那个研究生。根据这家报纸胡乱编造的报道，斗焕是属于朝总联系统的，曾经到朝鲜去过，他为了把自己的组织网向大学的研究生院扩展，就把住在二楼的旅日朝鲜人拉了进来。
关于“朝总联”的简单情况斗焕曾经从电视里看到过。他记得，一个叫“实话实说剧场”的电视节目对此进行过连续报道。小时候，他为了看这个节目还经常往有电视机的漫画小店里跑呢。
那个研究生被画到了组织联络图的第二行。说他光靠在日语补习学校当老师所挣的钱无法缴齐学费和生活费，老是手头拮据，后来他被斗焕收买，靠活动经费维持生活。
组织联络图的第三行画的好像是两个来过简易柜台两三次的客人。其中有一个是济州岛人，据说与“四·三惨案”有什么瓜葛，甚至连被拉下水的时间都列出来了。而且，那个研究生穿的红夹克被认为是朝鲜国旗的变种。还说，从这一点来看，这个人的思想早就被赤化了。他说“韩国冷”、“没有春天”也是影射现实，企图煽动老百姓和反动势力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为这些社会渣滓提供活动据点的就是经营简易柜台的张斗焕。
看到这儿，斗焕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交待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竟然让这些人上纲上线，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就更把斗焕给弄蒙了，那个研究生居然以此为契机被发展成了保安社的成员。斗焕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实际上，一个人一旦沾上了间谍嫌疑的边儿，就等于把一生都押给了检察机关，让自己的人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可以从六岁起就成为了长期潜伏的特务，也可以成为企图颠覆国家的罪犯。一旦上了“贼船”，所有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就会受到严密监视，受到周围人的白眼。到了这个地步，就像封建社会株连九族一样，整个家庭都会罩上阴影。
在这个世界上，最能使人变得懦弱的力量是家庭关系。那个研究生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夫人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正因为如此，保安社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他，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你如果不听从，我们就会让你的夫人永远见不到你，然后再把你的孩子送到孤儿院。”
进了这张罗网的人，如果不想被起诉，就得按这伙人说的去干，不得越雷池一步。对这一点，斗焕还不清楚。所以才有了个口头禅：“这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社会。”
另外，斗焕还有一句口头禅：“在这个破国家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在出国政审时就是由于有间谍嫌疑而被刷下来，没有去成沙特阿拉伯。斗焕本想离开这个闷得要死的国家，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在外边大干一番事业，为此他苦苦等待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这一梦想还是破灭了。后来，斗焕把那个卖牛肉串的简易柜台收了，与酒为伴，过了很长时间闷闷不乐的日子。因为他有黑社会和政治犯的记录，从此就成了游离于这个喧嚣世界的流浪儿，除过受狐朋狗友的款待，能喝上几盅不掏腰包的酒以外，他再没有了任何乐趣。斗焕说，我不是靠着开“黄店”、开黑店来赚钱的，而是靠心力和体力养家糊口的。
说到这儿，斗焕又把一杯烧酒灌到肚子里：“我是将将就就地混日子，谁料到素姬又一命归天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活人过日子真是太难了。”
“真是厚颜无耻的东西！”——这句话我们谁都想说，但谁都把牙关咬得紧紧的，没有开口。
“斗焕我问你，出事的时候你是酒后驾车吗？”
“只喝了一点，要是一点不沾，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哼，难怪要出事。”——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的想法才能一致起来。升洲和祖鞠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祖鞠好像才想起了什么，又问了一句：“那孩子怎么办？”
一听这话，斗焕紧紧闭上了眼睛，沉重地摇了摇头。升洲赶忙追问了一句：“没有孩子？”
升洲怎么也不愿相信，素姬和斗焕连夜私奔是因为已经有了身孕。那时，花花公子升洲几次想拉一拉素姬的手，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曾经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试想，素姬怎么可能会怀上斗焕的孩子呢？
“不知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孩子打掉了，后面的孩子坐不住胎还是怎么的，反正以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从斗焕说话的神态看，他是十分失望的。
素姬非常想有一个孩子。为了能怀上她没少吃中药，也没少跑医院，只要打听到有治不育症的好医院，就是换上好多次车她也得去一趟。可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素姬，而是在斗焕身上。由于体质的关系，斗焕的精子数不足，当然受孕率也就很低。斗焕曾听人说过，一个男子的精子数多不多与他的精力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医生诊断，有时候斗焕也会有50%的受精率，因此，他和素姬睡觉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她安稳过，每一次两个人都得折腾好长时间。
有一天，素姬从报上看到总统被人击毙的消息后，苦笑了一下，说：“世界上也有和我一样命苦的人哪！”
说完，就把这张报纸卷巴卷巴，做了流动洗衣店的裤子架了。
听到这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了一下斗焕那笔直笔直的裤线，想，这里边也有素姬的心血啊。
后来我们听到素姬三十岁生日时去煮长寿面，结果被烫伤以后都十分愤怒，恨不能当场跟这个小酒馆要一盆开水，一下子浇到斗焕身上。素姬所希冀的东西几乎一样也没有得到，她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素姬入土的那一天，正是六月份，天气显得格外闷热。祖鞠和升洲一直把素姬的灵柩送到了墓地。我没有去，一是公司业务缠身离不开，二是我再也不想看到四人俱乐部臭味相投的场景了。老实说，给斗焕这号人的老婆去送葬，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可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思，似乎什么事都抓不上手，成天叼着一支烟，在设有自动饮料售货机的楼道里踱来踱去，心里乱极了。项目经理对我这几天的表现很不满意，常常投来冷冷的目光。好长一段日子，有人对我说某某地方是全国最好吃的狗肉店时，我不是发馋而是感到胃里很难受，直往外吐酸水。
但是，不管我怎么躲也躲不开这些人的纠缠。这一天，祖鞠、升洲、斗焕在我下班的时候一起到公司大楼前来等我。他们穿的黑色衣服上散发出酒精发酵的特殊气味，可以看出，他们掩埋好素姬以后又喝了一阵子，才找到我这儿来的。
当时正好实行夏时制，天还是亮着的。我们走的街道正是示威群众川流不息的去处，很乱，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看得出，示威人群里大部分是工薪阶层。本来心情就不好的斗焕，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就更乱了，他不无好奇地用特有的大舌头说：“那究竟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我若有所悟地回敬了一句：“什么部队？蓝领部队呗。”
实际上，我们四个人当时穿的都是笔挺西装，打着领带，可以算是“正规军”了。
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想找个合适的酒馆喝两盅，说说话。当时，我们走的方向正好和游行队伍差不多，也是朝退溪路、明洞方向去的。所以，我们干脆插进游行队伍里走了起来。祖鞠和斗焕都醉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个肩并肩走着，时不时地跟着游行队伍喊几句口号。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听清楚口号的前半句，只是跟着末尾的几个长音字糊里糊涂地重复一下而已。他们两个的声音很大，块头又足，所以在这情绪越来越激昂的游行队伍中算不上落伍分子，其怒吼声和叹息声不比其他游行群众差到哪儿去。
游行队伍走过一家药店的时候，店主人主动向大家赠送名叫“巴卡斯”的强身饮料，升洲眼尖手快，一下子就抓了四瓶。祖鞠和斗焕一点也不客气，用牙咬开瓶盖，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动作之麻利，姿态之潇洒，一点不比做巴卡斯广告的男模特儿差。路旁一个专门卖点心的老太太，把自己做的打糕和紫菜饭卷一个一个往游行群众手里塞。既然一箭能够双雕，打糕为什么就不能吃呢。我们也不客气，一下子就塞进嘴里了。正当我们吃得高兴的时候，催泪瓦斯在不远处爆炸了。一听见这声响，我们赶忙猫着腰，想就近钻进一座建筑物里躲起来，那动作比兔子还快。
我在高中当复修生的时候，就曾被防暴警察追着跑过。我当时刚从补习学校出来，想站在光化门前面看看热闹，没想到，警察竟把我错当成游行示威的学生追过来了。
今天又叫我碰上了。我们想往建筑物里头钻，可被站在楼门口的职工给挡了回来。没办法，我们只有溜进挂满“歌舞厅”、“科帕卡巴纳拉丁舞”、“剧场餐厅世界”、“有情鱿鱼”等各种招牌的小巷子里，没命地往前跑。
今天可和上次有点不同，做买卖的商贩就像平常做生意拉客一样，争抢着被警察追赶的示威群众，抓住他们的手拉进自己的店铺，让他们藏起来。更让人感动的是，便衣警察抓住一个学生要带走的时候，示威群众一下子就急了眼，就像进行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一样，呼啦一下扑上去，硬把那几个警察压在身子底下，抢走了那个学生。
过了一会儿，重新走上街头的斗焕和祖鞠喷着满嘴的酒气，又开始议论时局了：“蓝领、白领们为什么那么胆大，什么都不怕呢？腿上挨了石头该有多痛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忍无可忍了。”
“为什么要示威游行呢，这个鬼世道真让人弄不懂。”
“民主这个词你难道没有听过？大家不想让独裁政权再继续下去了呗。”
“独裁？就是和燕山君一样的那种统治？”
“是啊，燕山君最后不也是被中宗指挥的‘政变’给赶下台了吗？”
“哦嗬，李朝太祖之后是正宗、太宗、世宗，再下来是燕山君，燕山君下来是中宗，这个顺序对吧？”
“不完全对，在燕山君前面还有睿宗、成宗，燕山君后面是中宗、仁祖、明宗，中宗没有搞好，又叫仁祖搞了个‘政变’给推下去了。历史就是这样嘛。”
“中宗下来不是仁祖，而是仁宗。”我不由自主地补充了一句，纠正了他们历史常识的错误。
虽然一“祖”一“宗”对祖鞠来说没什么不同，可仁宗和仁祖的人生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仁宗一生下来，妈妈就得了产后风离开了人世，围绕着王位展开的宫廷斗争中，他时常有被人毒死的危险。后来，他在九死一生中总算逃脱了夭折的厄运。李朝时期，王子如果失去了母亲的保护就等于已经在死神那里挂上了号。仁宗被册封为太子后，一直过了二十四年才称王，可坐上王位一年就一命归天了。他的葬礼十分简单，陵墓修得太差，没过多久就不得不再动工修补。仁祖和仁宗可不一样，由于“政变”而当上王的仁祖一直坐了二十六年龙椅。在国难交加的日子里整饬军制，奖励农耕，倡导学问，因此出了很多大学者和政治家。如果要加以评价的话，一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舛误的人生，另一个是自己想做的事也做了，不想做的事也做了，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一生。可以这样说吧，仁祖是被历史推上政治舞台的，仁宗却不是，他到底是被历史推上去的还是被历史推下来的，这一点在历史教科书上却见不着。
祖鞠有一个毛病，想知道的东西不弄明白不罢休。一旦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知错也不认错，他非说仁宗就是仁祖，甚至还说，仁宗自己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诚然，他就是将错就错也无碍大局，没有必要一定要给他纠正过来，像祖鞠一样无知却满不在乎的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吧。一个人有生的欲望，他就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是在平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加以分析和批判，可素姬的死使我对人变得宽容起来，这究竟是虚无主义在作怪呢，还是失败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总之，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厌烦，感到格格不入，只想闷头多走一会儿。
从警察路开始对示威群众进行保护的修女们齐刷刷坐了一排，我们几个为了走捷径就从明洞教堂前边的修女身边擦了过去，可走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酒馆。那三个小子由于大白天喝了不少酒，现在浑身已经有点瘫软了，瞳孔大而无神，领带开了，西服也早已脱下来，搭在肩膀上或者提在手里，浑身被汗湿透了。那年六月的愤怒和悲伤是难以用行动来体现的，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警察对示威群众的镇压越来越严厉，示威群众的石头战也愈演愈烈。负责给负伤学生和市民包扎治疗的医大服务队、担架队来往穿梭。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媒体的采访记者在人群里来回奔走，忙得满头大汗。
天空变得昏暗起来，不知是示威人群的怒吼声变成暴风了呢，还是天人感应下老天爷对这不公平的世道震怒了呢，突然间狂风大作，树木哗哗作响。时局不定，人心浮动，整个世界似乎都陷入了不安和动荡之中。
斗焕哭了起来：素姬死了，素姬真死了呀！这时，嘭的一声响，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又爆了一颗催泪弹。祖鞠抹着鼻涕和眼泪，抚摸着斗焕的背安慰他说：“素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了，那里没有人世间的不安和动荡，也没有痛苦，她过得比我们要好。你得振作起来去寻找新的起跑线，你现在才刚刚三十岁呀。”
对这个世道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斗焕，似乎什么都没听见。突然，他好像被身后响起的口号声吓了一大跳，哭得更响、更伤心了：“没有了素姬叫我还怎么活下去呀？还活着干什么呀？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呀！”
升洲也用手帕捂着脸，一边抽泣着一边安慰斗焕：“你看看我们几个，没有素姬不也活到现在了吗？我们万寿山四兄弟今天不又聚到一起了吗？以后什么都会好的，会好起来的……”
实际上，我的眼泪也在一个劲地往下淌，为了转移大家的话题，我说：
“你们看，前边有一家啤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