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的一天，我们清晨六点就在汉城火车站会齐了。我从公共汽车上一下来就急急忙忙往车站钟楼下边赶去。放下背包抬头一看，离出发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为了找到升洲和祖鞠，我在晨曦中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四处搜寻。
蓦地，我发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幅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画面正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地展开：闪入眼帘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报纸在读，他们脚下满是撒下的传单和纸片，纸片上还赫然印着“号外”两个大字。我正想捡起来看看，突然身后传来了祖鞠的叫喊：“喂，金亨俊！火车要开了，快跑！”
我转身一看，升洲和两个女孩子，还有祖鞠，一边朝检票口跑一边喊我。我也赶忙背起背包往那儿跑。祖鞠一边跑一边把一张火车票塞到我的手里。
我们刚一上车，火车就开了。祖鞠把自己的钓鱼背包和升洲的吉他放在了行李架上，看着一掠而过的车站长长松了一口气，这才算放下心来。然后，他很认真地问我：“‘变故’是指什么玩意儿？”
这一问把我也弄蒙了。我一大早起来，就往背包里装煤气炉和简易饭锅，三把两把塞好就急急忙忙出来了。坐上公共汽车还一直在打瞌睡，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来呢，所以也就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边鼓就是戏剧里边敲的那个小鼓呗。”似睡非睡的我竟把“变故”听成了“边鼓”。
“‘变故’就是敲的小鼓，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祖鞠这么一说，逗得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一笑，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定了定神，反问道：“变故怎么能是边鼓呢？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变故，边鼓，边鼓，变故。咳，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同学们，请静一静！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服装系三年级的韩美英，那位是美英的同屋，你叫——”
“我叫李云聪。”
祖鞠和我的谈话被其他同学的互相介绍给打断了。
你如果到女大去一下就会发现，美英是一个好在大家面前卖弄风骚，称得上风情万种的女大学生。用云聪的话来说，美英的父母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当然，日后我和美英也见过面，但由于她相貌平平也就没有更深的印象了，要不是她的那个美妙的名字，我是很难记得她的。
记得那一天，我的书包里照例插着一本文库本的书。云聪问：“那是一本什么书？”
我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把那本书掏出来递给她，说：“是一本写意识形态的书，名字叫《终焉》。”
“哟，这书的内容好难懂噢。”
我从她的举止看得出，她是个比较有头脑的大学生。再说，她连两个艰涩的汉字书名——“终焉”都能念得出来，我就觉得她的知识水平还不错，心里暗暗给她打了个“及格”。
那天我们下车的那个站的名字，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叫“抒情里”。当时下车的人不多。车站对面饭馆的大娘正在拨弄炉子里的火，旁边一家小小渔具店的门上贴着“鱼饵”两个大字，玻璃门只开着一道缝。整个车站冷冷清清，平平静静，压根儿不是个热闹去处。我们叫醒了正在汽车里打盹的司机，就开到钓鱼的地方去了。
对钓鱼最感兴趣的只有祖鞠一个人。他的两条短腿站在水边，钓鱼竿甩了一个大弧形，鱼线轻轻地落在了水面上。升洲坐在我们旁边给那几个女孩子唱歌。大家都说，歌声会把游来吃钓饵的鱼吓跑，我们就把升洲及几个女孩子都赶到芦苇荡里去了。
快到中午了，我一边和这些人聊天一边做饭。
我蹲下身子，把往烩豆腐里放的小鱼都过了一下水，然后把葱放在巴掌大的砧板上切，那几根葱杆怎么也不听话，摁不住，刀也不听使唤，切不断。站在旁边看着我操作的云聪，可能明白我做饭压根儿就不是行家，说要帮一把，蹲在了我的身边。实际上她这既不懂礼貌，也没有眼色，我从小就有一个怪脾气，干活总不愿意让别人看，所以对云聪帮的这个忙我是很不高兴的，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云聪其实是在帮倒忙，不是找不着包在报纸里的刀，就是点不着煤气炉的火，后来，我让她把煤气炉搬到背风处，好不容易才把火点着了，火苗哗地往上一蹿，又把她吓了一跳，喊了声“危险”就一脚把煤气炉踢翻了。可她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还拿着小姐的架子，显得那样的自命不凡。我一看这架势，就说：“你去打水吧。”
“到哪儿去打呢？”
“我也不知道，你自个儿想办法呗。”
云聪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端起锅去找美英。稍后，两个女孩子一人一手搭起那个钢精锅到村子里去了。看样子村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远得多。云聪端着那口沉甸甸的钢精锅回来时，满脸都是汗珠子。让我吃惊的是，走了那么远的路，水居然没有洒，还是满满的。空着两只手跟云聪回来的美英向升洲瞥了一眼，说：“太费劲了。”
说着，就把钢精锅接过来递给了升洲。升洲是个白面书生，给女孩子唱歌倒嘴上有劲，可胳膊没劲，钢精锅没接得住，一下掉在了地上，洒了不少水。可他对这些视而不见，赶紧掏出手帕向美英献殷勤，去擦美英只沾了一点点水的小手，这时候云聪的线衣前胸被水浇得湿漉漉的，正在往下滴水呢，可升洲连看都没看一眼。
把大米泡好后还剩了一点水，我想把它倒掉，升洲看了后赶忙向我打手势，示意别糟蹋：“美英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了来，哪能糟蹋呢？”
他端起钢精锅把多余的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水虽然没几口，可用来滋润女孩子的心那是足够的了。
折腾了半天，祖鞠一条鱼也没有钓着，他丧气地走到美英跟前，让美英教他钓鱼的方法。升洲和美英就跟他一起到水边去了。云聪蹲在饭锅旁边守着，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钢精锅的锅盖，生怕水从锅里溢出来。我本来想说：“云聪，别傻了，你蹲在那儿盯着它就不溢了吗？这种锅是不会溢的。”但我怕伤了她的自尊心，就只说了一句：“烩豆腐熟了，锅自个儿会响的，别操闲心了。”
我这么一说，云聪赞同地点了点头，说：“有一次我坐高速大巴，正好就坐在司机的后边，车走着走着我突然从司机上方的反光镜上看到司机老大爷头一低一低地打盹儿。我手里捏了一把汗，一直盯着司机的后脑勺，如果他睡着了，我就赶紧把他拍醒。当然，那天没出事儿并不是我一直盯着的原因〖JP〗,但我总觉得还是盯着点好，以防万一嘛。我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总喜欢想得周到一些。”
是称赞两句呢还是说她过分细心？就在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云聪突然向我提出了个问题：“对‘变故’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
“变故？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在高中不是学过普通社会学的课吗，那里边不是说‘总统有什么变故时，国务总理可以代行总统的职务’，我就说的是这个‘变故’呀。”
到这个时候我才听懂了云聪的意思，于是我反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总统会有什么变故了？”
说完这话，我突然茫然了，眉头都锁成了一个大疙瘩。似乎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可它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对我是福是祸，却理不出一点头绪。按兵役法规定，上完这一学期我得去当兵。如果真有“变故”，说不定在我服役期间就会有战事发生，也可能我会吃枪子儿……
由“变故”想到这儿，我顿时神经紧张起来。
我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去年，我们一家人都迁到了汉城，爸爸的澡堂搬到了花谷洞，可新澡堂还没开张，就碰上了世界石油危机，因此，爸爸成天唉声叹气，没有个好脸色。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又冒出来个“总统变故”，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大概爸爸现在正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呢，或许生怕家里人也有什么“变故”，正在打听我的下落呢。大家此刻都在头脑里画了一个问号，下一届总统究竟是谁呢？从我上小学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统都是同一个人，别人谁还能当总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正因为如此，我的思维才陷入了现在总统变故所出现的政权空白之中，不敢往下想了。云聪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似的，说：“不管怎么说，独裁是该结束了。”
突然，水边一阵骚动，传来了女孩子的惊叫声：“噢，钓上来了，我钓上来了，是我钓上来的！”
云聪站起身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下，嘴里嘟哝着：“究竟是谁钓上来的呀。鱼是祖鞠钓上来的，你在那儿瞎嚷嚷什么呀。”
美英一手抓住钓钩，一手往下摘那条两寸长的小鱼，兴奋得喊个没完。她看见这条小鱼，就像发现了一件最伟大的宝物，高兴得要命。
吃饭的时候，祖鞠和升洲都想给美英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争相向这个女孩子大献殷勤，力图要充分地表现自己。要论升洲勾引女孩子，那手腕是没得说；而祖鞠呢也不甘示弱，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真让人刮目相看。男孩子讨女孩子的欢心，并不是考虑将来成功的可能性或自己得付出多少代价后，才把触角伸向女孩子的，而往往出于本能去和女孩子套近乎，哪怕是短暂的一小会儿，例如一起坐出租车，一起乘电梯等等，任何一点小机会都是不想放弃的。只有这样，才会觉得心里舒服，甜丝丝，美滋滋的。
升洲挑了个平整一点、草又长得很厚的地方，把支棱起来的草拍平，赶忙让美英坐下。祖鞠忙不迭地从饭碗中挑出一个盛得比较满的，连勺子一起递到了美英的手里，那些盛菜的大碟子小碗都争先恐后地被拿过去放在了美英的面前，烩豆腐当然不用说了，就连苏子叶、糖蒜这些小菜也都一个接一个地跑到了美英手底下。云聪面前只剩下了一小碗泡菜。云聪为了把大白菜帮子做的泡菜弄碎，用筷子和白菜帮子进行了足有五分钟的较量，可没见哪个男孩子过来帮她一把。最终，筷子弄断了，那块白菜帮子才被撕开。云聪就是这么个倔脾气，不见分晓是不罢休的，她的性格就像那白菜帮子一样，既坚韧又顽强。
我们回汉城的时候坐的是慢车，车厢里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再没有别人，我的心里不免有点不安起来。升洲和美英一会儿“石头剪子布”地猜拳玩，一会儿“手心手背”地打闹着。坐在旁边的祖鞠一会儿吃饼干，一会儿喝汽水，一边大嚼海塞一边不住嘴地瞎搀和。我下意识地感到，这种气氛和周围的空气那么不和谐，国家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回到汉城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另几个人也感到不对劲，大家谁也不说话，告别后各奔东西。
我坐上588路公共汽车，从汽车的广播里又一次听到了“变故”这个词。所有的乘客都竖起耳朵听着，谁也不说话。这个词在我上国文专业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个很耳生的单词呢，现在可好，到处都嚷嚷开了。
取得了夜大经营专业二年级学籍的升洲在新村租了一间民房住宿。升洲回到宿舍的时候，那一帮和他一起租住民房的大学生为了庆祝总统被刺，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小酒呢。升洲不
识相地对他们喊了一声：“你们别闹了好不好，我和几个女孩子折腾了一整天，早就累了。想早点睡觉。”
听到这话，一个同宿生就喊：“我们灌这小子！”
话音刚落，有人就把一瓶烈性烧酒灌进了升洲的嘴里，呛得升洲喘不过气来。
那几个学生把升洲摁倒在地炕上，把这天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都跟升洲说了：“今天上午我们到学校一看，校门关得紧紧的，门卫都换成了戒严军人，领头的是个军官，学校门前有好几辆装甲车和坦克，炮口都是对着天上的。你猜猜，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进行全民防空演习呗。”
大家一看这小子什么都不明白，于是就用开导式的办法问他：“你的朋友中今天有没有去土地干活或去上工人夜校的？你听没听说有因为违犯了紧急状态令而被抓去吃豆儿饭的？你看没看见有的学生因为爬到树上撒了‘时局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抓走的？……”
学生们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一无所知的升洲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难为情地说：“成天跟在我屁股后头转的女孩子太多了，根本就没有空儿去和男孩子交朋友，当然，更没有可能爬到树上去看了。我的交际范围实在太窄呀。”
也许因为升洲和这帮男生一起租房子，混熟了，他们并没有鄙弃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开导他：“你说说看，新民党党部是在麻浦呢还是在南营呢？金泳三是被国会开除了呢还是在YH贸易中被解雇了呢？”
他们就像出预考试题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客观题。
这一下升洲可被难倒了，因为他平常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他涨红着脖子喊：“现在是课外时间，你们烦不烦人。你们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晚上还没有醉啊？！瞧瞧你们那德性，想吃人了是不是？”
说着，他给那几个人一人背上一拳，然后便洗了脚躺下睡觉了。临睡前，他本来想给美英打个电话，但一看放电话机的房主的屋子已经关灯了。再说，美英住的宿舍一过晚上九点是不会给传电话的，所以也就拉倒了。
升洲太累了，一躺下就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升洲一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在他这二十年左右的人生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亲自做过，如果说有过一件事的话，那就是睡觉。假如还有别的什么事，要么是妈妈，要么是贤珠姐姐，或者是别的什么人自然会出面帮他解决。例如，他上大学是以补缺的名义进去的，租住的房子又干净又卫生，每天提供的伙食味道也很不错，大凡这些事在升洲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家里人都已经替他想到了。当然，升洲并不是没有苦恼，他的苦恼就是去当兵，在韩国所有成年男子都得去当兵的，这是公民应该尽的一种义务。升洲有洁癖，如果不是抽水马桶，他拉屎都拉不出来。所以，他去当兵也得挑一个有抽水马桶的部队。最难办的是，如果去参军，和美英的联系就得断了，以后再也见不着美英，这对升洲来说可不是个一般的问题哟。
祖鞠从两年制的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正准备上工业大学呢。他住的是私租的房子，用当时流行的新闻词儿来说，就是“无职业的黑人黑户”。这一天，他仍然是浑身带着酸臭味，脏着脚，打着呼噜睡过去了。第二天他一睁开眼就接到爸爸的一个电话，明白自己要做大韩民国政治史的牺牲品了。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还会发生什么事连他爸爸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声枪响，现政府就落下了帷幕，原本为加强国防建设而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产业现在看来要告吹了，下一届总统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听得出，爸爸在电话里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相当沉痛的：“以前说的是工业立国什么的，以后究竟怎么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祖鞠开始安慰父亲了：“爸爸本来就是在农协工作的嘛，在农业方面多动动脑子不就得了。”
爸爸一惊，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似的，他声音柔和地说：“谢谢你提醒了我。总之，以前那种入学照顾制度已经取消，看来你上工大是不可能的了。”
祖鞠这时振作了起来，他以一个男子汉的气度一本正经地问：“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至于这个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确不清楚，因为整个国家怎么办大家心里还都没有底呢。
不光祖鞠的爸爸不知道，其他人的爸爸也都不知道。大家都对上边许诺的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深信不疑，只知道跟着喊“增产、出口、建设”的口号，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上边还说，为了将来过好日子我们要勒紧裤带，妨碍这一工作的那些赤色分子是天底下最坏的坏蛋；和这些赤色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在野党、游行示威的人是比韩国历史上的大卖国贼——李完用还要恶劣的歹徒。对这些话，那些做父亲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熟得很，可别的呢，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父亲们每天就只坐在半导体收音机前抽烟，听收音机里不断播放那些让人腻烦的送葬曲，一到晚上大家就猫在家里不敢动弹了。等着吧，一切都会好的。每个人都会有交好运的机会——谁说不是呢。
爸爸就像背诵名言警句一样，又给我说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话了：你在屁股兜里插上一本《时事周刊》，在女学生众多的钟路大街和新村一带来回晃荡晃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文学青年，好引起女孩子的注意。我照着做了，却“怀才不遇”。遭了两次雨淋，又喝了些酒，有点醉意，就拿起红笔来，模仿着著名诗人李霜的诗给我单相思的女孩子写信，本来没有写诗的能耐，偏要生拼硬凑，一封短短的情书，就足足折腾了我好几个钟头，无非是些“鼓足勇气向着绝望走去，挥动双臂在大海中漫游”之类的话。
有一天，我突然把收藏的习作本撕了个粉碎，放在奶油桶里拎到院子去。那一天好像正是我的高中同学崔炳道在某一本文艺刊物上初次亮相的日子。当时，我把奶油桶里的纸点着后，又点燃了一支烟，仿佛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一个又一个地吐着烟圈。烟抽完了，我低着头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爸爸对我说：“别着急，等着吧。每个人都有好时候的。”
他这句话就好像是从一个哲学家或算卦先生嘴里说出来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澡堂的老板，每天灌进耳朵里的也就是这些让人听厌了的、开给老百姓的空头支票。
那一天，云聪、美英她们出去，在离晚点名还有十分钟，即八点五十分回到了宿舍。两个女孩子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非常不对，那劲头好像马上就要爆发战争似的，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准备逃难。美英瞪大了眼睛，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云聪呢，觉得很自然，她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时学校会关门，宿舍自然也就会被封大门了。
这天的晚点名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每屋四个人排成一排，在自己宿舍门口静静地站着，等助教来过数儿。助教一叫哪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答一声“到”，毕恭毕敬地向辅导员鞠个躬。受完礼的辅导员和助教又朝下一个房间走去。助教点名的时候，学生们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不露出一点惊慌的神色。刚才校内有线广播已经发布了一条消息：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等通知，通知到校再来。不许动摇，不许传播流言蜚语，人人都要以身作则……
从一楼到四楼的晚点名并没有花多长时间。点名刚一结束，云聪就跑到比自己高一班的四年级同学的房间去了，归还从她那儿借来的《和八亿人的对话》这本书。那个高班同学压低嗓门给云聪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年轻人的责任及义务。和四年级生住一个房间的一个一年级同学，不知从哪儿听说四年级生要留在汉城的亲戚家，和学校社团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流行乐。当时，那个一年级同学正一边放沈洙奉的歌曲磁带，一边在脸上擦雪花膏做按摩，突然插话说：“学姐，听说你也爱好流行乐？电视上放了‘哈佛大学的书虫们’之后，不就又放了好长时间的流行乐吗，可带劲了。”
四年级生就像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似的，压低了嗓门继续跟云聪谈话，她们正在商议怎样才能搞一个非常联络网，并长期保留一个联络点的问题呢。
云聪又回到了和美英共住的房间。已经收拾好行李的美英怎么也不想到经营果园的爸爸那儿去“避难”，此时正牢骚满腹呢。发牢骚的时候美英说一口地道的庆尚北道方言。这种方言，在她和升洲一起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她一边发牢骚一边往提包里塞东西，当然，学校开庆祝会时她在梨花女子大学门前的服装店定做的那件绸连衣裙是少不了要放到里头去的。我们都还记得，每当搞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得破费一笔，当时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那就是“TPDB”，这是“入场券、伙伴、礼服和手提包”四样东西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那会儿，美英为了凑那个“D”和“B”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呢，她成天抱着电话机不放，用庆尚道方言嗲声嗲气地和爸爸泡蘑菇，最后，爸爸磨不过女儿，还是给她钱了。这些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美英噘着嘴，这时她最想不通的是，总统的死和硬要自己回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是啊，这是谁都想不明白的事，但归根结底，总统的死还是改变了美英的人生，把她推向了她并不愿意走的另一条路。
在回故乡的火车上，美英碰到了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男生，他和美英是同乡。那个男生主动帮她背背包，提行李，可热情了。但美英并不喜欢他。回到家里，呆久了，别提有多烦，但升洲一次也没有找过她，美英感到很失望。为了填补空虚，她把在火车上相遇的男同学当成了惟一可亲近的人，一来二去，由不喜欢变得有点喜欢，由有点喜欢变得很喜欢，由很喜欢变得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后来，干脆把他们两人的相会当成情感上的最大安慰，精神上的最大享受。有一次，并不怎么能喝酒的美英和那个男生喝了个酩酊大醉，美英怀孕了。在多次踌躇之后，她决定早点结婚，生下这个孩子。正在女大求学的美英有了孩子就得辍学，不能再当大学生了。女孩子家迟早是人家的人，不上大学也罢，反倒少了一份精神负担，反正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父亲这样想着。
第二年美英就作了母亲。有一次，某家妇女杂志还在读者来信栏里以“如花似玉的母亲，情真意切的妻子”为通栏标题公开了美英的育儿日志。这一天，美英才给两三年没有来往的云聪打了个电话。她对妇女杂志读上了瘾，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在报纸杂志进行改革以后，新闻界开始为一些好文章举办评奖活动，为了使美英的这篇文章能够入选，杂志社还特地为它加了一篇评论呢。
云聪在学校的表现就和她的长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在大二的时候第一次烫了发，有时也去参加一些集会什么的，至于上课她也会迟到早退，成绩什么的都是中不溜儿。时不时地她也到外语补习学校听课，想把英语水平提高提高。她很喜欢赵东镇，成龙则是她崇拜的偶像。有空的时候她也去找那位高班同学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位高班同学男朋友的朋友的大哥的一些故事，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大哥既不属社会上的这个团、那个圈，也不是前台或后台人物，但他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哥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在“紧急令”发布的那一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枪，单枪匹马靠近总统，在离总统非常近的地方开枪射击，企图刺杀总统。这可真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荒唐行动，他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当然，他刺杀未遂，在现场就被逮捕了。几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少不了有盯梢的便衣警察，那些人就像影子一样成天不离他的身后。每个月国家还要给他生活费，从生活角度来讲他还算是过得去的。正如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有用的土地修成路，有用的学生下大狱。”当时就是这么个年代，经济开发和国家安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上面随便用条理论就可以治住小小老百姓。中央情报部为了把那些“捣乱分子”稳住，不使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就半关不关地放养了一群要被大家养活的“猪”，为此，还加大了税金预算，把养活这些“猪”的钱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
那位大哥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而是被上面发的那点生活费给“容纳”了。他为了得到那笔钱，就得削磨自己的反抗情绪，让总统多活些日子。后来，总统被别人而不是那位大哥刺杀了，当然那位大哥的“财源”也就断了。大哥只是一个在这种独裁社会中显得十分软弱的小小老百姓而已，但这个故事对云聪思想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她为那位大哥的结局抱不平，好几次义愤填膺地对着警车扔石头，后来她被警察抓进了闷罐车，不几天又被放了出来。
云聪没有像她自己所说的那种“原装”男朋友，但听说一个男孩子曾经主动找过她，他是参军之前去找云聪套近乎的，据说，那个男孩子在她面前还流下了几点假惺惺的眼泪。后来，那个“男朋友”从军队复员后，为了让她走关系给自己买整鸡和扎啤，又和云聪接触过，但当时云聪正准备参加教师录用考试，没有和那位“男朋友”多搭讪，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云聪后来考取了，在城郊当了个国语老师。
其实，我和云聪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约定，在我复员前她就一直默默地等了我三年时间。复员后我到大学复学，又上了两年半，工作以后又过了两年，前后加起来总共七年半，云聪一直在默默地等着我，后来我们两个人结了婚。
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喝烧酒。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云聪呢，也不差。但是，我总觉着心里憋得喘不过气来，真想一脚踢开门，在外边的冷风里猛跑一阵，跑他个浑身大汗，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有时又想干脆明天一早坐上远去他乡的火车，一走了事。
此时，我思绪有些恍惚，素姬的脸又一次浮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像她就站在胡同里的路灯下，脸被灯光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似乎又看到她扶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胳膊碰了一下自行车铃，滴铃铃地响了几声。我回头一瞅，看见了她那不安却美好的笑容。想到这儿，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随手就把杯里剩下的酒一股脑儿灌了下去……
人生本不应是孤独的，但我此刻却异常孤独，就像一本杂志的封面，看上去花花绿绿，但又平淡枯燥。我究竟为什么而伤感，自己也说不清。因为害怕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就更说不清了。我心里乱极了，烦极了，不住地嘟哝着，但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扑簌簌地流下了热泪。我想，哪怕是最后能接到她的一个电话也好啊，思前想后，那样的女孩子的确是不可能再有了……我的脑海翻腾着，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就这样，我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妈妈看我还没有熄灯，就在外边喊了一声：“怎么还不睡啊，你也不看看明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我才关了灯，无奈地钻进了被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