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学的风波刚平息下来没几天，我们又被卷入了非常体制的旋涡，学校的社团活动要被取消了。
为四人俱乐部的诞生提供了契机的物理老师，这回又要把我们国际笔会支部以“次品社团”的罪名取缔掉，好把那间屋子腾出来做科学部的实验室。物理老师的这个建议几个月前就提出来了，但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他们可算找到理由了，物理老师等人把我们集体违反校规的罪名推给了国际笔会支部，非把这个笔会搞掉不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知是学校的哪位头头说了句话：“暂缓执行。”因为11月份要举行建校纪念活动，不要因此影响校内的欢乐气氛。谁都知道，建校纪念活动时要举办书画展、书法展和海外笔会展览会等等，尤其是海外笔会展览会对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
世界史老师是我们这个笔会的辅导员，可在这次撤销社团组织时他却帮了我们个倒忙。
世界史老师的脸色从来没有好看过，总是煞白煞白的。他爱穿一件T恤衫，但从来没洗干净过。听说，他老给南美的某一个大使馆写信，说他是该国王族后裔，弄得人家很烦。后来，医生诊断说他有精神病史，校方传出话来，下个学期一开学就将他免职。
原有的国际笔会支部会员大部分都已经退出，只剩下了创建支部的几个“元老”——我们四人俱乐部成员自己了。为了重振笔会支部的声誉，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好这次展览会了。
要把展览会办得成功，首先得有丰富的展览资料，也就是说得有很多外国朋友的来信。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支部名义上是国际笔会，实际上和国外的书信往来几乎没有。说实在的，四个人里头除我之外，他们每人所掌握的英语单词，全部都写下来也超不过十行去。因此，国际笔会支部的命运，实际上就得靠我一个人了。
开始，我也是想救活国际笔会支部来着，所以就像个替人代写书信的人一样东跑西颠地去到处寻找《英文笔会教本》，照着上面的各种书信格式拟写。接着又东打听西打听，弄来了好多外国人的通讯地址，然后再把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
信的内容大体都是这样的：
您好！我是住在韩国的某某某，我的家里有父母、弟弟和妹妹。我是一个美男子，别人都叫我“帅哥”。我家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叫“梅里”。我的父母善良、仁慈，家庭也十分和睦。我们的老师都很好，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在学校觉得很幸福。现在，韩国一天比一天富强起来，经济发展也很快，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祖鞠为了帮我一把，就把我写的信作为范文连同外国人的通讯地址一起分发给了班上的同学，不管是谁往外寄，只要能收到回信就行。有几个无聊的孩子想借这个机会显摆一下，所以就在如何介绍自己上大做文章。有人把在故宫前面照的照片标上“在我家的庭院里溜达”的字样寄了出去。有的同学更离谱，把自己的家庭写得天花乱坠。他们说：“反正那些孩子也不会坐着飞机专程到这里来核实是真是假，干脆把咱们父母的身份写好一点，要么政治家，要么艺术家，怎么样？”
“不！我看干脆就写成总统，和我同岁的英植不就住在青瓦台总统府吗，冒充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祖鞠坚持认为，住在青瓦台的那个孩子不叫英植，可也觉得冒充一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左右为难，一时下不了决心。大家都还记得，有一次报纸上发消息，在某国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北边的国家也参加了，于是祖鞠就把报道中用的“败北”这个词理解成是那个北边国家失败了，闹出了个大笑话。这次祖鞠算变得谨慎些了，很坦率地承认，到底怎么处理才好，自己也没有把握，但又不丧失信心地认为，反正又不用花钱，组织这次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祖鞠那个英文水平，就是照着笔会教本抄也是抄不对的。如果让他发挥一下再添上那么一两句，一定会漏洞百出，笑话连篇。例如，他把“第一”的英文抄来，是“1st”，他照猫画虎就把“第二”写成了“2st”，连“第二”应该是“2nd”都不知道。
后来，英语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举了祖鞠这个例子，说：“学外语就是这样，开始不知道怎么用，接触多了也就会用了。”而物理老师则不然，他也举了祖鞠的这个例子，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无知的家伙胆子大。”一件事两种结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祖鞠他们帮的忙，总算还是有结果的，毕竟有人回信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种书信往来，最多也只能坚持两次，因为过了自我介绍这个阶段，到底该写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进入个人思想交流阶段后，《笔会教本》也就帮不了什么忙了。
笔会展览会的日子临近了，不要说我们手里可供展出的信件没有几封，就是连布置展室的钱也没有啊。校方对各种展览会的支持也仅仅是把资金集中在能对教导处老师有所影响的文艺班、书法班和美术班上，我们几个不管怎么折腾，也是竹篮打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到头来，只能丢人现眼。
围绕着纪念活动各社团都在积极筹备自己的展览会，为此，学校搞了个统一规划，并向全校张榜公布。可令人失望的是，别的展览会都在“正册”上，惟有我们笔会支部的展览会被打入了“另册”，后边挂上个括号，里面写了个“未定”。我感到这是我们国际笔会支部的奇耻大辱，倒不如干脆把我们笔会的名字给抹掉，或明确表示不准办展览会更好一些，这个笔会本来就是为了和素姬拉关系才搞起来的，如今它的“鹊桥”使命已经完成，就是不让搞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但祖鞠对此事的反应却和我不同，他看了括号里边的“未定”二字后大为震怒：“这是关系到祖鞠自尊心的问题嘛，我一定要捍卫祖鞠的名誉。”
“祖鞠”二字一语双关，不知他什么时候又想起要鼓动一下大家的爱国热情了。
“就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吗？”
升洲也是不想就此罢休的。他吹牛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先搞起来，让素姬她们那个笔会支部的女孩都来不就得了。”
斗焕坐在这儿抽了几支烟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可争执还在继续进行着。
“学校不给我们提供场地也没有关系，我们自己租一个炸酱面馆或小饭馆也可以搞展览会嘛。”
“对啊，搞个电唱机，升洲也可以弹吉他，进行现场表演嘛。”
“嗯，我看收门票也是可以的嘛。”
“着啊，干脆咱们做他一把生意。自己设计票样，搞预售，说不定刨去租场子的钱我们还能赚它几个呢。”
“咱们就用赚的钱作笔会支部的活动基金，你们看怎么样？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展出的信收集起来出本书，在全国的高中学校发行。我们在各校的校刊上发广告，不怕卖不出去。”
“要有什么大会就好了，就像高中生进行讲演比赛那样的大会。参加这样的大会得个奖的话，说不定我们还会上电视呢。”
“这次弄好了，下次展览会我们还可以把和我们通信的这些外国朋友请到韩国来玩玩儿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蛋生鸡，鸡生蛋地议论着，对国际笔会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祖鞠和升洲往往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事非常感兴趣，而且，爱在虚构上动脑筋。
“如果弄不好，丢了人，我们是要被勒令退学的。”
我冷不丁从旁泼了一盆冷水，就从社团活动办公室出来了。
我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个展览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其基础就像三个二元一次方程式求解一样，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还是早一点脱身为好。人虽然出来了，但心里总觉得很别扭，我信步走到操场上，一脚就把一个小石头踢了起来，嘴里不住地嘟囔：“他们爱说就说，爱骂就骂，说我是冷血动物也好，说我是利己主义者也行，反正都无所谓。这些话本来都是一些转眼就会忘掉的废话。我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干脆从这个可笑的四人俱乐部樊笼里脱身出来，去寻找我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好。”
无论我如何安慰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儿，什么味儿都有。对什么四人俱乐部啊，万寿山啊之类的称呼我一直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因为大家老混在一起，共同分享痛苦欢乐，一来二去，自然互相之间也就产生了感情。“少好之友金不换”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交好的朋友，但不管自己交的朋友多么不好，一旦跟他混熟了也会有感情的。说我幼稚也好，单纯也好，无知也好，要想使已生出的感情从我心灵中消失却是非常困难的。想到这儿，我长长叹了一口气，不觉低吟起来：“你说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已经被拴上四人俱乐部的这辆马车，不跟着跑也得让他们拖个稀巴烂。”
吟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些看破红尘，飘然离开你争我斗的喧嚣尘世，去寻找不染人间烟火的山间僻地的书生，顿时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同情感。我停住脚步，拎着书包一动不动，对着夕阳的余辉发起愣来。
祖鞠自己常说“我是个飞毛腿”，其他人是什么“腿”暂且不论，仅就传递信息来说，祖鞠的确是最快的。第二天我们一到校，祖鞠就跑到我跟前，表情异常兴奋，他说：“我有一个重要情报，邮电部要举办外国邮票的集邮展。如果我们笔会支部在这次集邮展上能够崭露头角，得个奖，不用吹灰之力就能人气大增。当然，我们笔会手里的外国邮票还太少，得赶紧设法收集才行。”
一场邮票收集战开始了。
升洲把他家前院、后院、隔壁的女生都动员了起来，这帮女孩子被弄得手忙脚乱，不知道收集这些邮票要干什么。
升洲手很巧，他把收集来的这些邮票编辑整理，弄得还蛮像那么回事。他以祖鞠的名义把这些邮票寄给了邮电部出人意料地得了高中生集邮三等奖。
这一天，是全校学生早集合的日子。一大早，祖鞠就顶着凌晨的冷风到学校来了。因为来得太早无事可做，他和比他晚到一步的同学东拉西扯地吹起牛来，弄得整个教室乌烟瘴气。
这几天，学生们谈论最多的是杀人魔王金大头的事，祖鞠头大，因此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头”。对此祖鞠还被蒙在鼓里呢。这会儿同学们基本都到齐了，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有人还挤眉弄眼，时不时地丢给他一个嘲弄的眼神。祖鞠正陶醉在他的奖项上，并没有留意其他同学表情的变化，还以为同学都为他得奖的事儿高兴呢，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不时地向同学们点头表示道谢，似乎第一次体会到了班集体的关心和温暖。
早集合不久，老师就叫祖鞠的名字，祖鞠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了奖状，又凑到校长身边，抓起放在桌子上的话筒就要讲话，被校长喝住了：“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祖鞠没有理会，对大家说：“谢谢！我要把这一荣誉发扬光大，让它在国际笔会展览会上大放异彩，让祖鞠的名声传遍世界。”
祖鞠在这里又来了个一语双关。
会后，祖鞠主动走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开诚布公地谈了举办国际笔会展览会的事，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因为祖鞠他们在外边得了奖，要马上取消这一展览会也是很难决定的。这一次，老爱给他们使绊子的物理老师却按兵不动，没有难为他们。这里边的隐情只有升洲自己知道了。
被学生们称为“恶魔”的物理老师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儿。上次，他在教导处见到贤珠以后，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个多月来，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解除停学令以后，照惯例是要进行家访的。这一次，物理老师别的学生家都没有去，就只到升洲家。升洲心知肚明，事先作了精心安排，把妈妈打发到别人家去了，只有姐姐和自己在家。物理老师坐下后姐姐给他冲了一杯咖啡，并拿出了白糖让他自己加。不料，物理老师一见贤珠就失魂落魄，语不成句，控制不住自己的举止，往咖啡里放糖的时候，拿勺子的手就像零下28度穿着个背心在冰天雪地里站着的人一样，抖个不停，还没等放到杯子里，那些糖就抖搂到桌子上了。物理老师好几次想使自己镇定下来，都手不从心。最后，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扶着勺子，结果咖啡杯子旁边还是撒了不少白糖。
感情到了这个份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会失去理智的。被视为第二生命的尊严也会黯然失色。把升洲叫到跟前，问他能不能帮自己转交一封信时，物理老师的态度是那样的和蔼，言语又是那样的温柔，在升洲面前，他已经不是一个手持非法武器——丁字尺的恶魔，而且也没有了电影院事件、郊游事件后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把我们穿的牛仔裤都撕成一条一条的禽兽行为，而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显得那样的腼腆和扭捏，仿佛他压根儿就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兄长。这会儿，物理老师深信，升洲一定会把求爱信原封不动地转交到姐姐手里，——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那样的单纯和幼稚。有时候，大铜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还悄悄把升洲叫到自己跟前，压低嗓门问姐姐对求爱信的反应，升洲总是以模棱两可、捉摸不透的言语来应付他，使大铜锣感到他还是有希望的。只有这样，物理老师才会一封又一封地再给姐姐写信。其实，大铜锣交给升洲的信，都被一封一封地放在了国际笔会支部的文件箱里，自然也要拆封的了。看了信以后我们先是开怀大笑，然后我就用红笔一一给他修改写错的地方。祖鞠预言，这些信一定会在展览会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精品”，并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
正如祖鞠所吹嘘的，只要打出自己的名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回，他又干了件大事，从中华料理餐馆厨师长那里拉到了赞助，支持他们在餐馆举办展览会。厨师长对祖鞠说：“你们搞个大海报，在下边写上七星阁的名字就行了。”
“搞个大海报多寒碜啊。”我嘟囔了两句。
“我本来还想在海报上写上‘竹筒饭大王’几个字，厨师长却说，这么一弄不是又要我多出钱吗，算了吧。很明显那个师傅认为这是给他下套儿，掏他的腰包。”祖鞠说。
不知是怎么搞的，名义上说是赞助，实际上我们连个赞助款的影儿都没见着。厨师长师傅说，展览会结束后用这些钱让大家会餐，但实际上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连一碗面条都没吃上。看来，祖鞠是上了厨师长师傅的当了。筹办这次展览会所花的钱，大部分都是强行让升洲掏的腰包，还是升洲妈这个预备役少校的遗孀从军人救助厅领来的年金呢。
最近，升洲对素姬越来越不满了，他老叨叨说：“女孩子家就是这个德性，只要你对她好，她就蹬鼻子上脸，将来还不得把你打翻在地当马骑？！”
升洲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看得出来，他是越来越害怕素姬了。的确，素姬处处都想占升洲的上风。升洲想，为了在心理上降服住素姬，这回一定要在展览会上好好出出风头。他认为，只要把那股子帅哥儿的劲头拿出来，女孩子们就会蜂拥而上，围着他转。素姬就会明白，如果再不温柔些，升洲就会被其他女孩子抢走。这样，升洲就可以把素姬攥在手心里了。
一般来说，家里排行最小的孩子或独生子都是嘴馋身子懒，升洲在家里既不是“老小子”，又不是独生子，可他却懒得出奇，废话很多，一遇到麻烦事就开溜。升洲爱新鲜，好奇心很重，脑袋瓜里老爱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但仅仅是想想而已，要落实到行动上却比登天都难。升洲既明哲保身又八面玲珑，从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失。哪儿出了差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推给别人，自己溜之大吉。但这次展览会的筹办却有点例外，升洲是异常热心的，靠着他的小白脸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女孩子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这是升洲惟一能够做到，而且最喜欢做的“专利行为”。看到升洲谁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光说不干的人并不是懒，而是他本身就不具备这种素质。
别看升洲人品不怎么样，还是有点歪才的，搞海报、宣传画什么的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参展的信件不多，他还是能千方百计地让它们占满整个展板，挖空心思把版面弄得活泼一些，以吸引那些爱花哨的小姑娘。升洲找来了好几本美术插图集，画个小孩子滚铁环啦，在树上卧着的七只麻雀啦什么的，整个展览橱窗看上去还蛮像那么回事。插图旁边写的名言警句都是我从书上抄下来的，建校纪念宣传册登的国际笔会支部部长祖鞠的创办辞也是我代笔的。
当然，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宣传。祖鞠在自己见到的所有墙上都贴上了海报，但他并不知道，贴没有盖公章的海报是违法的，一听这个，祖鞠一下子傻了眼：“怎么会有这个规定啊。”
对这些事祖鞠一向是不大关心的，他从来也没想到，尽管自己在政治上一向是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极左分子，就连名字也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爱国主义精神，仍然被高压政策给套住了。但不管上边怎么追查，那几张海报也不过贴在教堂的张贴栏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负责收集邮票的几个女生这次也很活跃，她们到处宣传，在自己学校做起了“小广播”。
一切大体就绪以后斗焕才冒出一句话：“弄不好这一次又是白干了。”祖鞠顶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嘛。”
斗焕一般不大爱发表自己的主张，对什么事都不爱搀和，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但他对国际笔会并不是什么作用也没起，说他是一个“象征性存在”还为时过早。无论其他社团的学生怎么看不起斗焕，还是不会小看我们这个集体的。这颗“眼中钉”不会马上就被拔掉。
停学处分解除的那天，在中华料理餐馆出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升洲和斗焕两个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从升洲的表现看，他始终在寻找机会抓斗焕的小辫子，但斗焕似乎并不愿意和升洲翻脸，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斗焕突然说了一句“名言”，给大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谁先下手谁沾光。”
因为斗焕，展览会又面临一次危机。消息灵通人士称和斗焕等十八罗汉“决战”过的那伙人将集体“参观”展览会。他们要么会将展览会弄得乱七八糟，要么就是去找女学生的茬儿，把她们的名字记下来到处去糟蹋，据说，这伙人连记录女孩子姓名的纸和笔都准备好了。这次展览会真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
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全部就绪以后，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不光展品像回事，连水壶、花瓶、签到簿等都无一不令人满意。
展览会的前夜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明天要办大事，今天得早点休息。我早早吃了晚饭躺在地炕上。仰卧在炕上的我，愣愣地瞅着顶棚，周围死一样的寂静，脑袋瓜里一片空白，朦朦胧胧的意识笼罩着我整个心灵，似乎进入了一种神奇的幻觉状态，爸爸的澡堂面向大道，澡堂后边的住屋面对着胡同，有一扇大门出入，我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就冲着胡同。突然间，我隐隐约约地听见谁在窗户外边叫我，恍恍惚惚的就像在做梦。我不自觉地站起身来打开了窗户，在十一月的朦胧夜色中，我似乎影影绰绰地看见了一个人，好像是素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没交夜呢，做的什么梦呀？是不是在刚躺下的那一会儿就睡着了，现在还在梦中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地张大嘴巴站在窗前发愣。
正在我似梦非梦、似信非信的时候，突然胡同里的路灯亮了，这回我看清了，那个人就是素姬，素姬就像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脸在灯光的照射下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此时我感到，那是一张似曾相识但又很陌生的脸，令人捉摸不透。
我打开大门走出去，素姬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正在等待我的到来。当我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她突然把身子一侧，向后退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是什么碰响了自行车铃，“嘀铃铃”一阵清脆的响声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铃声刺激了我，使我的心里不安起来。
素姬送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素姬对我有这种友好的表示。这一笑反倒使我的表情变得呆滞起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素姬开口说话了：“我明天要走。”
我不由得一愣，在眼镜片后边眨巴了一下眼睛，问：“为什么？你要到哪儿去？”
素姬默默地站着，咬着嘴唇，什么话都不说，好像她压根儿就没有回答问题的思想准备。过了好一会儿，她低着头，用脚轻轻地踢着墙，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但如果有人能猜透我的心思那该有多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么近的距离和素姬说话似乎还是头一次。素姬穿的那件红色棉毛衫在路灯的照射下颜色变得更深了，由于在电灯底下站着，她脸上的阴影也显得更加浓重了，这使我无法判断此时此刻的素姬究竟是一种什么表情。
我心情沉重地问：“你的心思又是什么呢？”
“我的爱是一辈子也不会变的，如果谁能得到它，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听了这话，我浑身开始发抖。是不是这时我才感受到了晚秋寒风的凉意，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你要能记住这句话就好了，我今天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到这儿来的。”
素姬的声音有点微微颤抖了。虽然语调很肯定，但在我听来，用肯定语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对方听清楚并且记住它，而是就连自己也感到言不由衷。素姬一句接一句地说下去，到后来，她的话越来越让人听不明白了，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她并不是因为喜欢我才找到这儿来的。好一会儿，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个人为什么就一定是我呢？”
“为什么，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嘛。”
“……”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素姬和我在带罩子的路灯下默默地站着，就像木头人似的。我们说话的地方是条死胡同，这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来往了，只有时间一点一点从我们两人中间擦身溜过。天色越来越暗，我们的身影越来越黑了……
素姬临走前说的那几句话和她的表情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我的心，并在我的灵魂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
过了好一会儿，素姬好像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似的，扶起了倒在墙根儿的自行车，但她并没有去握住自行车把儿，而是突然回过头来问我：“一直给我写信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说完，向我甜甜地一笑。那一瞬间，她的脸就像一弯明月，显得那么美，又是那样的甜，令人情迷意乱，神魂颠倒，我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美好的笑容。千万句深情的话语，也没有这一笑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素姬的这句话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但她一开始那句话却无法理解，这种含意微妙难以明铺直叙的话，素姬自己能说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看未必！
世事似乎常常是爱捉弄人的，我们预料这个展览会会盛况空前，但事与愿违，结果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八个展览会中就数我们国际笔会的展览会最没劲了，又乱又没有人气，前来观展的人都跑到别的展览会去了。书法班展出了在全国书法大赛上得了总理奖，为学校争光的作品。美术班有一个学生是为学校筹措发展基金的培才会会长的儿子，以校长为首的几位老师都跟着培才会会长到美术班参观去了。而且，诗画展组委会和一些地方报纸还给他们照了相呢。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的时调诗人——小有名气的高全先生给这个美术展提供了一幅作品，所以记者们才格外感兴趣。
到我们国际笔会展览会来的人不多，但祖鞠和升洲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感觉良好就算可以了。这次展览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物理老师的那些情书了。英文书信展会为什么会夹着几封韩文信呢，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就想看个究竟。大家看着那一封封“感情丰富”而又“低声下气”的信，再看那些用红笔批注上去的，诸如“厚脸皮”、“没羞”、“狗屁不通”之类的诙谐语言，不由得发出一阵又一阵笑声。后来，我们干脆给这几封情书专搞了个栏目，叫“老师赞助作品展”。不少人带着好奇心看了这一封封充满激情却是单相思的信，展览会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有时候，看信的几个人交头接耳，还会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呢。“赞助信”的消息一传开，不少同学都跑来看热闹，不能说是络绎不绝吧，也可以说是三三两两了。这情书的作者是谁呢？大家都想知道个究竟，不少人在胡乱猜测着。祖鞠和升洲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老在众人面前卖关子，但每当他们说“这可不能讲”这句话时，总要诡秘地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这帮人愚蠢地认为，物理老师是绝对不会到这个展览会来的，所以，才敢公然当着学生的面出大铜锣的洋相。
兴奋高潮一过，我们心里就感到空虚和惆怅起来，大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瘪瘪的。一想起素姬就要走这件事，在展览会老老实实守摊子的我便立即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刚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祖鞠就歪着脑袋问我：“为什么不见斗焕的面呢？”
“是不是睡觉去了。”升洲漠不关心地应了一句。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升洲的脸，他那原本就白净的脸皮现在变得煞白煞白，嘴唇也有点干裂了。并不是因为斗焕的事他才变成这个样子，而是该来的女孩儿都来过了，可就是不见素姬的影子。
下午两点左右，建校纪念活动进入了尾声，最后一项活动是短程马拉松比赛，操场的麦克风里传出了军体教练老师“集合，全体集合”的喊声。
金秋十一月，天瓦蓝瓦蓝的，见不着一丝白云，真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在这块蓝天下，有一千二百名十七至十九岁的男生正在做着跑步的准备。这些孩子下身穿着运动式短裤，上身不是背心，就是T恤衫，有的呼哧呼哧地做着徒手操；有的噘着嘴，弄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跑步；有的对人不理不睬，好像身边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对着耀眼的太阳，眯缝着眼傻笑；一开始就想溜号的学生蹲在地上，脸涨得通红，全神贯注地系着鞋带；有的孩子随大溜儿，别人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现在也鸡手鸭脚地跟着大伙做准备活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还是那样的蓝，风和日丽，秋色满目。午后的日光透过树荫在学生的身上跳跃着，显得那样的不安和烦躁。
如果从飞机上俯瞰这个操场，画面是动感的，这些学生都在慢慢移动；如果从远处眺望，画面是停滞的，似乎一切事物都处在静止的状态，眼前的世界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悠闲。可是，走近一看，会马上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是被和自己有着多多少少距离感的幻影所蒙蔽，无论对谁来说，现实都不会是悠闲而宁静的。对这些跑步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
校长打响了发令枪，参加比赛的学生就像那支发令枪里射出的子弹，嗖地一下向前飞去。刚才还在发牢骚的孩子，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孩子，这时都条件反射似的跑了起来，我也和别人一样，在人堆里挤着朝校门外边跑去。横在校门前的是一个小山包。当我东碰西撞、擦着其他孩子肩膀跑出校门的时候，很多孩子已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翻过小山包去了。大家都盯着前方，用尽力气自顾自地向前跑。从远处一看，那么多光膀子的大活人就像吃人魔王的餐桌一样，呼呼地往上冒着热气。
跑着跑着，我心中突然袭来一股莫名的悲哀，禁不住眼泪就要往下掉。
翻过小山包，前面出现了一条四车道宽的大道，两边东一个西一个地站着头戴小白帽、嘴里含着哨子的老师，他们就像给猪圈里的猪屁股上打烙印一样，在学生满是汗渍的胳膊上盖个戳儿，没有这个戳儿，他们的跑步就是无效的。
路边不远处，祖鞠和升洲装着调整呼吸，正在找机会开溜。他们看见我，赶紧打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胡同，示意从那儿溜走。我们装着往前跑，跑着跑着就一闪身折进胡同去了。从那儿到祖鞠的家只有十分钟的路。
祖鞠的家里空落落的，在晚秋的下午看上去格外凄凉。院子里的柿子树叶儿都掉光了，秃秃的。一封从军队来的信，和搭在晾衣绳上的白毛巾一起被吹到了靠墙边的泡菜缸上，这是祖鞠的大哥祖先从部队寄来的。水井边放着一张长凳和一副杠铃，旁边的墙缝里插着一面小方镜，在晚秋的阳光下熠熠闪着冷光。祖鞠的二哥祖织每天早晨起来要洗冷水澡，然后躺在长凳上举杠铃。做完了运动，他总要从墙缝里拿出那面小镜子自我欣赏一番。
我们轮流着压小水泵，从井里打了些凉水洗脸，然后就推开门进屋去了。亮光光的胶木桌子上放着黑乎乎的电话机和玻璃烟灰缸。旁边立着一架缝纫机，上面盖了一块天鹅绒，四周缀着黄澄澄的金色流苏，冷冷清清地站在那儿。
祖鞠和哥哥一起住的屋子黑黝黝的，一开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酸臭霉味。我突然想起祖鞠曾经说过，他整个冬天几乎是不洗脚的。有时候被妈妈臭骂一顿才去澡堂洗一次澡，洗澡之前先在家里洗一次脚。因为脚上污垢太厚，到澡堂去怕人笑话，才在临去前自己先清理一下。大哥比祖鞠鬼，他进澡堂的时候是穿着袜子进去的，下到水里后才把袜子脱下来，如果一进澡堂就脱袜子，露出来的那就不是一双白脚，而是一双脏乎乎的“黑袜子”了。每一次进澡堂，祖先哥总是先从热水池一角下到水里，把那双“黑袜子”“脱”干净，然后再到池子中间去洗。
祖鞠的妈已经成了识别袜子的专家，不管是哪个儿子脱下来的袜子，她打眼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祖鞠和大哥脱下来的袜子都是黑乎乎亮光光的，袜子放在那儿仍然会直挺挺地站着，绝不会折下去，就好像里边放着一个楦子作陈列品似的。因为他们睡觉从不脱袜子，久而久之，袜子变硬了，也就自然而然长出棱角来了。
出落得油光水滑的老二祖织老嫌家里条件太差，不愿意进家门，动不动就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
祖鞠从厨房拿来了能装两公斤葡萄酒的一个大酒壶。不知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农协上班还是什么原因，他家里总有好几缸用葡萄皮做的葡萄酒，那些葡萄皮都是做葡萄罐头时剥下来的。三下五除二我们几个人把那一壶酒都喝光了。在这里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随便抽烟，自由自在地高声唱歌。这时那些傻男孩儿们正在满头大汗地跑着马拉松呢。酒劲儿一上来，我们的心里反倒感到不安和懊悔。我现在真想见到她，见她一次、两次，不，只有老看见她心里才觉得踏实。她将来究竟会成为谁的女伴呢，真让人捉摸不透……我心里老觉得少点什么，空荡荡的。祖鞠的蛮劲上来了，他把一切都发泄在了自己的歌声中，发了疯似的高声嚎叫。此时的祖鞠，给人一种“色厉内荏”的感觉，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十分空虚的。
我们算好了马拉松结束的时间，就“按时”离开了祖鞠的家。升洲出门后迳直回了家，只有我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回学校去了。我在学校的前一站下了车，然后悄悄混入长跑的孩子中和他们一起跑了起来。拿名次的人已经在一小时前就通过校门了。对整个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的“老末儿”们根本没有人关心。然而我们都相信，这次活动不是重在成绩，而是重在参与，只要大家都能尽了最大努力跑下来，就是值得表扬的。所以，这些跑在最后面的人一个个还挺认真，虽然个个筋疲力尽，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些由于乳酸分泌过多而导致肌肉机能低下的男孩，一个个都像散了架子，身体软不拉塌的，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
我们班跑在最后边的孩子是班上最矮的，所以他的学号被编为一号。因为他的腿太短，所以上体育课上跳箱时，他从来也没有跳过去过，在军体课上，他老是被大家当猴耍。他伸开短胳膊短腿做的那个刺杀动作十六法，就像玩具里边的小锡兵。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子兵”。
这时，小个子兵离最后冲刺地点——校门不远了，但他显然已经体力不支，跌跌绊绊的，就像马上要倒在地上。他紧咬着牙关，两条短短的小腿就像打摆子的病人一样不住地发抖。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一摸，感到一股一股的热气直往上冒，简直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了。但小个子兵并不示弱，仍然在向前跑着。我有意识地尽量放慢脚步，随着他往前跑。别人跑一步的距离，小个子兵得跑两三步，他吃力得那张脸皱成了老倭瓜，汗水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从脸上往下流。他现在不是用鼻子呼吸，而是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往前跑着。当小个子兵迈着两条蒜瓣一样的腿跑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的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差一点没有为他鼓起掌来。
天完全暗了下来，夜幕笼罩着整个操场。很多孩子离开学校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慢慢走到了操场中间。此时此刻才意识到我已经被黑暗吞噬了，于是停住脚步，默默地站着，不知该走向何方。虚脱、厌恶、冷漠、饥饿、凄凉、恶心、疲惫一齐袭上心头，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蹲下了身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涌上了胸口。我静静地望着黑洞洞的夜空，一股酒味从胃里反到了口中，心里难受极了。
第二天，素姬和斗焕一起离家出走的事被确认以后，两个孩子的家里一下子就乱了营。想去追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次他们离家出走显然是有周密计划的，谁都知道素姬的心是非常细的。
最焦急的要数素姬母亲了，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跺脚：“和尚跑到哪儿也离不开寺嘛，你们倒是去找呀！”
这一天传闻也很多。有人说，素姬父亲曾经去找过斗焕的爸爸，在斗焕家吃了个闭门羹。据我们所知，斗焕的爸爸一直是个只蓄胡子不管家的人，他留了白花花的一绺胡子，成天在家闲吃闲住，对家里的事从来不过问。实际上，他是一个在韩战中服役而被社会遗弃了的人，是现代韩国苦难史的牺牲品。听说，这次他之所以要给素姬爸爸吃闭门羹，主要是因为素姬爸爸是一个在官公署施过工的建筑公司的经理，是吃官饭的。由于自己乖舛的命运，斗焕的爸爸最讨厌那些吃皇粮的，所以，也就对素姬的事不理不睬了。
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个小道消息，说素姬嫌爸爸有两个老婆，对他要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大为不满，作为报复她才采取了离家出走的自残式行动。也就是说，自从素姬爸爸把那个女人从夜总会弄到手以后素姬就得了抑郁症，以致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有人说得就更离谱了，说素姬已经怀孕了——这种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素姬离家出走，对升洲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升洲使劲捶着墙痛哭失声：“素姬啊，你真糊涂！为什么要跟斗焕那小子走，他哪一点能比得上我呀！”
这种委屈心理我和升洲没有什么两样。试想，两个男人同时爱着一个女孩子，突然，这个女孩儿被一个野汉子拐走了，这两个男人会是什么心境呢。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是这么一种结果：一个男人过去搂着那个女的，尽量让她镇定下来；另一个男人则跑去追那个野汉子。这就像演戏一样，舞台上的一个男演员抱着失了身而痛哭失声的女演员哄着：“别哭了，算了，节哀吧。小心把身子哭坏了。”另一个男演员则在舞台的另一角，一边追那个野汉子一边喊：“打死他！”结果他却被那个野汉子打翻在地，把戏搅成一锅粥。想到这儿，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升洲、我、素姬这种三角关系将来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素姬出走这件事，祖鞠想哭也没有时间哭啊，纸里包不住火，展览会上“赞助展品”一事前前后后都被物理老师知道了，他恼羞成怒，对祖鞠进行了“快速反应”式的报复，逼得祖鞠不得不自己提出退学了。表面看来这种结局是由于物理老师的报复，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头呢。
多少日子来，祖鞠的爸爸都在为祖鞠寻找上大学的门路。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就是碰一鼻子灰。有一天，祖鞠爸爸突然发现国家机关和车间里到处都贴起了“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巨幅标语，感到特别兴奋，他认为，只有自个儿才看透了总统为加强国防要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心思。当时，为了适应这一政策，各道〖HTK〗（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HT〗都在筹建机械职高。祖鞠爸爸前思后想，将来儿子想上大学，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了，同系统的人总是好办事儿的。
在这种双重背景下，祖鞠就势提出退学。
四人俱乐部里只有我一人如愿以偿，继续念了点书，并在升三年级的时候从差班转到优等生班学习去了。在充满希望的新学年的第一天，我甩掉翻烂了的《基础英语》课本，把一本崭新的《综合英语》放到了桌子上，当时别提心里有多美了。可转头一看，我旁边的同学放在桌子上的《综合英语》，其情况和我的《基础英语》差不多，书皮黑不溜秋的，书页皱皱巴巴，差一点都认不出来是一本书了。一打听才知道，这本书已经被好儿届的学生用过，因为缺乏纸，课本是一届一届往下传过来。《解析数学》的情况也不例外。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是天书呢，还是别的什么，只有书的主人才明白这些用铅笔画的符号。这时，我才深深感到，告别差班不但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无形中还多了一种精神压力。
这一年我过得比较平淡，也没有那么多沟沟坎坎。每天照例自学到深夜，用“热狗”填饱肚子后就坐上夜班公共汽车回家。我记得，那一年所谓的郊游也就是坐上租来的大巴，到汉城各个大学去兜一圈。各所大学为了招揽到好学生，都把招生简章和宣传片寄到我们学校来了。学校礼堂放映这些宣传片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就走神了，想起了在过去的国际笔会活动室——今天的科学活动站里睡觉被物理老师“耳提面命”地揪住耳朵提溜起来，听他陈芝麻烂谷子地唠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最后还被他捶了一顿的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又想起，对“满堂灌”填鸭式教育制度进行反抗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同情安慰，而是不屑一顾和百般嘲弄：“那小子也算我们班的学生？！”“他不撒泡尿照照，连自己是个什么德性都不知道。”甚至，有人还挖苦说：“他要考大学是没有指望了，活该如此嘛。”
每次参加考试，学生好像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动不动地在答题，只有熬过这“八股”式的考试，将来才可能被社会列入正册，出人头地。
说也奇怪，有的学校就不一样，学生考试明明没有来还要给他个及格分。有一回，几个学生高考志愿填的是汉城正一学院，大家上课的时候由于初到汉城，路不熟坐错了车，在过街地道里又走错了路，根本没赶上上课，可他们的考勤簿上却画的都是出席。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临时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又传来“二虎相争”的事，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全国又处于紧张状态了。但这一次有点例外，因为我们即将高考，所以就没有被动员去参加这样那样的政治活动。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学校里又人心惶惶起来。听说有几个学生被警察抓走了，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们学校的呢。有人说，是因为几个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了什么读书会，搞个什么活动，被认为是违反了非常时期的什么法。据说，这次被抓走的学生还与上次在基督教中心讨论存在主义及越南败亡的事有关系呢。我想，我们学校被抓的那个学生恐怕就是和学生护国团团长顶嘴的那个人吧。虽然，那个学生所采取的方式和哲学家萨特所谈的不一样，但对这个世道的厌倦和由此而引起的思考却是一样的。他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的看法和我比较合拍，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敬佩感。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心里难免有说不出的悲哀。
那天晚上自习时间，我从卫生间出来，遇见了文艺班的崔炳道，从他那儿我又听来了不少新消息。他说，过去老跟在素姬屁股后边打转转的那个少年才子、运动家、诗人，是这次活动的主谋。我担心地问：“那么，那小子得进局子了？”
“先得审呗。可话又说回来，这种审判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为什么？”
“……”
还没等崔炳道回答，我们两个人的背上都重重地挨了一拳：“你们这两个臭小子，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在下边散布流言蜚语？！”专门监督学生上自习课的老师在我们背后大声喊着。
没办法，我们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喘，赶紧溜进了教室——但愿这一拳头是我在高中挨的最后一次打。
学生们有几个能像我们一样关心这些事呢？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一学期毕业后能不能考上大学。
……在优等生班的这一年我就像蹲监狱一样，难受极了，最后还不得不成了留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