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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情只适合于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像脆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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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庞没再去正源图书公司拜访石涛先生，他什么都不想，从秋天开始一直读着史铁生的《好运设计》散文集，老庞偏爱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当老庞不读史铁生的散文时，就乘车去地坛坐着，在空旷的地坛里，老庞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子，随地拣着游客们扔下的面纸手纸和另外的一些杂物。有一次老庞在地坛遇到某杂志的主编和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女作家。主编和女作家正好从一个树丛后面走出来，老庞进去把他们擦某个特定部位的手纸拣干净，放进塑料袋里。转了一圈，老庞累了，就坐在树下的凳子上拿出《好运设计》读，读《我与地坛》。那位主编和女作家从老庞的身边走过，主编看到老庞在读书，礼貌地对老庞说，是不是能让他看着读的什么？老庞告诉主编，说自己读的是他钦佩的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主编笑着对身边的女作家说，地坛就是好地方，不仅史铁生写它，连拾荒者也读它。主编坐在老庞身边的凳子上，女作家坐在主编的身边。主编问老庞是哪里人，怎么来北京拾荒还读《我与地坛》？老庞如实相告，说自己于1999年在鲁迅文学院听过主编先生上的课，关于小说语言叙述的技巧……

老庞看到主编尴尬地离开，觉得主编大没有必要尴尬，在树丛里面和外省来的女作家做爱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女作家想在主编掌管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若是两人都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接触，那是平等的交易；若是女作家主动勾引主编的，那么主编是受贿者，而女作家是行贿的，性贿赂。

二是主编与女作家真的有了感情，哪怕是一时间的感情，在树丛里做爱，可以认为是浪漫，也可以认为是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受经济或者时间的限制，迫于无奈，只要在此草草行事。但可以被认为也是生活里的一个技巧，就像主编授课时所说的小说语言叙述技巧一样，那也是技术活。

可主编走了。

老庞相信史铁生绝对不会反对有人在地坛的树丛里做爱的。

看着主编和女作家渐渐消失在北京时间里的背影，老庞的脑子里琢磨了许多的事情，到了了，含糊不清，老庞茫然地举头望天，只有灰蒙蒙的一片进入老庞视线之外，走庞在北京的天空中寻找不到一点安慰。

老庞把目光收了回来，把思绪收了回来，捧起史铁生的散文集子，逐字逐句地低声朗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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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倘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厚，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对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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