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香港大抢运-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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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香港大抢运

上海易手后,蒋介石父子乘坐一艘军舰游弋在舟山群岛一线,企图让部队死守住东南沿海的岛屿链。这时,解放军三野、二野一部很快又解放了浙江。蒋介石只能凭险据守一些并无多大用处的小岛屿。

东南半壁仅剩福建及沿海诸岛。八月,蒋介石只得将政府迁往广州。

与此同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在北京筹备开国大典,召开有各团体、党派、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大批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云集到了北京。尤其是声望卓著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无党派人士黄炎培、史良、章乃器等,纷纷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全逃离上海。

这些人俱是军统那张暗杀名单上响当当的人物,蒋介石历来将他们视为捣蛋分子,总想通过军统将他们一一暗杀。谁知,这些人居然有惊无险地从军统手中逃脱,堂而皇之去了北京。这怎不令蒋介石愤懑呢?

不过,到了广州后,他明白过来,共产党新政协的召开还离不开一些人,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保护组织和输送。

其中,最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是一些过去被他视为党国肱股的人物,也倒向了共产党的怀抱。原来,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立法院内一批主和派委员相约聚集,寻找机会向人民靠拢,准备脱离国民党政权。

中共南方局经过争取,又闻桂系的黄绍竑、谌小岑、金白光、张潜华等主和派立法委员,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推动这一运动。于是,中共便由黄绍竑、龙云等出面,将范围扩大,不局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上层人士,均可在争取之列。

经过一个时期的联系,黄绍竑在其香港的寓所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到会者有20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林这些报界、文艺界的名流都参加了进来,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彷徨无主和苦闷的心情。

这次集会上,黄绍竑报告了北平和谈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桂系另一重要人物刘斐则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及其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还当场答复了与会者所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

为了扩大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他们决定集体发表一个政治性声明。因此,他们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最后由高宗禹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这个声明由黄绍竑领衔,联名签署的还有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鎏、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李荐廷、朱惠清、黄统、金绍先、高宗禹、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计44人。

这个声明义正词严指出:

“我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反动集团,曾经不断予以抨击。而对于其最近不顾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与谴责!同时我们并愿郑重声明:自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劫持党权政权以后,一切反革命的责任,完全应由他们负担,与大多数被压迫被排挤的党员无关。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对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党的新生。

我们深知道在各地,尤其是未解放区域内,一定有许多国民党同志具有这种同样的主张,我们希望大家一致起来,蔚成普遍的共鸣,并参加这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

8月13日,这个声明发表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8月25日,邓召荫等11人发表《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讲话,决意参加这一立即与蒋介石政权决绝的政治运动。之后,又有王普涵等13人也表示拥护黄绍竑等人的政治主张。

9月上旬,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国民党军队连年进行内战,完全是为四大家族的利益而战,是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的利益而战,所以,反共战争即是反人民、反国家和惨无人道的战争。因此,《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全体国民党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或弃暗投明,率队来归;或举兵起义,实现局部和平。

蒋介石看到这些人的主张后,恼怒之情可想而知。恰在这时,国民党元老,多年一直同他唱对台戏的李济深最后完全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更是恼怒不已,他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与黄绍竑、龙云、刘斐等的声明掷在毛人凤跟前,咆哮道:“香港聚了那么些人,为什么没有见诸行动?你们军统究竟干什么吃的,这么大一个家交给你,居然连这些失意贪鄙之辈都对付不了?”

毛人凤早读到了这份声明,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他大着胆子答道:“总裁,这些人中如刘斐、黄绍竑、龙云、贺耀祖、李任仁、李济深、陈铭枢、司徒美堂、李默庵、刘建绪等,他们大多在制裁之列,但这些人情况特殊,现在又躲在了香港,行动起来,多有麻烦。”

“有什么麻烦?”

“香港是英国人在管,我们的同志去了以后,英国人特别留意,弄不好会酿出外交纠纷。当年,戴先生就是一个例子……”

戴笠当年为了刺杀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曾亲自出马,从九龙一线乘船入港,谁知,他提着行李一入港,便被港英的高级督察发现,连市容都未睹上一眼,直接被关进了大牢。后来,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照会英国,戴笠才被释放出来。港英当局以他从事了与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理由,让他签下了保证书,留了案底,最后驱逐出港。

这成了戴笠乃至军统的一大笑柄,蒋介石心里当然清楚,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依然冲着毛人凤蛮横地问道:“黄绍竑、刘斐历来是广西的捣蛋分子,和谈以后,他们干的是丧权辱国的事。我记得,当时你毛人凤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制裁这二人。可你们查来查去,连他们的影子也没看见。现在倒好,这些人在香港稳坐钓鱼台。你们就不能在香港动手?”

“这是卑职的失职。”

“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蒋介石放缓了语气,又开始激励毛人凤,“不管有多大困难,你们也要克服。按照计划,把这些人干掉,一个也不能让他们去北平。记住,无论他们过去的职位有多高,影响有多大,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更不能畏手畏脚。”

毛人凤就此领命,展开了军统在香港的追杀。但是,按图索骥易,真要动手却难。联想到戴笠生前在香港受挫闹出的笑话,他心里也直犯嘀咕,如此明目张胆去香港,如此大动干戈追杀这么多人,港英当局会不顾及舆论影响?再说,在一个没有治权的地方动手,该有多难!

可是,难归难,蒋介石已经说得很明白,要动手。于是,毛人凤亲自将已经去到台北的军统行动处长叶翔之叫来,让他和军统广东站的特务配合,首先追杀有影响力的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重要谋士刘斐。

毛人凤对风尘仆仆的叶翔之说:“老头子动怒了,把我叫去吃了杯杯茶(批评之意),埋怨我们军统办事不力。名单上那么些人都跑去了香港,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翔之,你是负责具体行动方面的专家,你一定有办法。只是香港这个地方不比大陆,做起事来不那么方便。上次,郭旭把事情办砸了,搞得我们好被动。”

叶翔之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局座放心,我早安排了一些人在香港严密监视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只要一声令下,我们行动处随时就可以动手制裁他们。”

“那就好,那就好。”毛人凤顿时眼放异彩,他一把拍在叶翔之的肩上,表扬道:“你的工作做到了前面。说说你的想法。”

“名单上聚在香港的人大概有20名左右,其中,黄绍竑、李济深、刘斐、龙云、贺耀祖这几人是最危险的死硬分子。听说,共产党要召开什么政协会议,这些人很快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事情不能落在人后,我们得赶快行动。”讲到这里,叶翔之望望毛人凤,又道:“我以为,可以抢先动手,首先制裁黄绍竑、李济深、刘斐、龙云四人。这样,对其他人是一个震慑。如果有人敢拿脖子上吃饭的家什开玩笑,我们也不手软,坐飞机、赶轮船的,管他海上、陆上,争取一网打尽。”

叶翔之这个表面上看似文弱书生的军统职业特务,其实比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并不逊色,蒋介石一直以为他只能伏身文案,完全将他看走了眼。

自从在毛人凤那里领命后,他立即赶赴香港,装扮成一个失业的大学教授,以激进和愤世嫉俗的面孔出现,既不住军统香港站,也不住其他国民党驻港机构,而是自己单独租了房。然后,将一名打入黄绍竑内部的军统线人叫出来,正式布置暗杀黄绍竑的计划。

这位军统线人不是一般的交通员,也不是军统内部的特务,而是叶翔之花重金收买的一个民主人士,名叫于鸿鹄,此人伪装进步,又在论坛内积极奔走,替黄绍竑传书送信,甚至召集开会,博得了黄绍竑的好感和信任。

叶翔之到港后,立即找他来问明情况。于鸿鹄说:“黄绍竑等人活动谨慎,最近就要去北平了。据说,被共产党认为是处境不妙和特别显要的人物,一般是搭乘香港到北平的飞机,其余人等则赶海轮北上天津,然后转道再赴北平。”

这些情报已为叶翔之掌握,他不禁急了,“那黄绍竑有什么动静?”

于鸿鹄说:“动静倒没什么。一般终日隐伏家中,非是万不得已,不再像以前抛头露面,甚至与龙云、李济深、贺耀祖这些人联系也都是靠往来的书信传递,连彼此的送信人都见不着面。”

“家里都有什么人?”

“几个下人,再就是这广西佬有钱,交际又广。不但有朋友派来的保镖,还有他自己雇用的锡克兵,警卫得特别森严。”

叶翔之听到这里,不由皱起了眉,沉吟良久,他若有所思地问道:“这个广西佬有什么爱好?”

“爱好倒是不少。”于鸿鹄双眼眨巴着朝天花板上望望。思索一阵,答道:“他有钱,喜收藏,特别是金石字画。现在有那么多人失魂落魄来到香港,带出不少宝贝,又急着找钱。他正好落得捡便宜。听说还收购了几幅宋、元时期的山水画,高兴得不得了。”

“这就好办了。”叶翔之听到这里,不由得喜出望外,“你能不能直接见他?”

于鸿鹄把头一摇,“这有何难?只是我去时,一般是一个人去,不能带陌生人,这家伙警惕性高,特别交待了我不要带生人去。”

叶翔之点点头,笑道:“我去扮回古玩字画商,你帮我引荐一下。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我这里倒是有两幅宋代山水画,你先试探试探,看他有没有兴趣。”

于鸿鹄答应去试试。

按叶翔之的设想,黄绍竑行伍半世,不比常人。自己只有借卖画的名义先取得对方的信任,熟悉了环境后,才能下手,否则鸡飞蛋打,连老本都得赔上。

黄绍竑听说有宋代名画,非常爽快地答应见面。这可乐坏了叶翔之。次日下午,他装扮成一个内地逃港来的落魄的教授,带着一幅重金求得的清代赝品和于鸿鹄来到了香港九龙窝打道黄绍竑寓所。

这是一座雅致的小公馆,外面林木葱茏,花草掩映,横亘在临街口,是一座考究而巨大的铁门。门外一些便衣保镖不停地在穿梭巡逻,往里一望,缠着头帕的锡克兵若隐若现。

于鸿鹄往门前一凑,就有一个保镖模样的人上前问道:“干什么的?”“老朋友,老朋友。”于鸿鹄忙赔着笑脸:“烦请您通报一下,就说卢教授带了字画来。”于鸿鹄在黄绍竑那里化名为“卢教授”。

那保镖这才看清是于鸿鹄,口气软了些,便道:“请稍等。”

一会儿,那保镖走出问道:“卢教授,您们是两个人吧?”于鸿鹄忙向叶翔之指指:“这位张先生,刚从上海来香港,专程给黄先生送画的。”叶翔之将画箱往前亮亮,矜持而又不失礼貌地点了点头。

铁门迅即为他们洞开了。两人闪进院内,正欲奔向小洋楼,那保镖却礼貌地将他们带到了一间屋内,然后说道:“卢教授,这是规矩,你们的东西我们得检查。”

叶翔之一听,忙点头答道:“那自然!那自然!”说着,熟练地撩起了他的西装,两名锡克兵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无声息地站在他们身后。他们熟练地对来人和物品进行了仔细检查。当确定无异后,那两名锡克兵冲保镖点点头,保镖这才将他们带到了小洋楼。很快,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客室里,黄绍竑身着一身白西装,嘴里咬着根大雪茄,在三名膀大腰圆的保镖簇拥下笑容可掬的迎了进来。

大家一阵寒暄后,黄绍竑客气地问道:“请问兄台画带来了吗?”

叶翔之因是来探听虚实,准备以画为饵,钓住黄绍竑的味口然后再伺机下手,所以他从容答道:“请先生过目,我带来了一幅画。如果先生喜欢,我那里还有。”

于鸿鹄趁机说道:“这位张先生刚刚来到香港急需用钱,万不得已才出卖他的藏品。”

黄绍竑含笑点点头,朝画匣指指。

叶翔之赶紧将画取出与于鸿鹄一道牵着画轴徐徐展开。黄绍竑一见,顿时眼睛一亮,他取出放大镜走上前,对着画卷仔细看了起来,嘴里说着广西土话,那神情分明是一种陶醉。

看完画,黄绍竑回到了座上,几名保镖却须臾没有相离。叶翔之知道对方警惕性高,心中当下就浩叹开来,到底是戎马一生的桂系三杰,不比他人。

“你这幅画是上好藏品。”黄绍竑吸着雪茄,似笑非笑,“不过,你真人没有露相。今天带来的东西是清代中期的赝品,但同样有值价。因为这是扬州八怪难得的伪作。”

叶翔之对金石字画仅是懂个皮毛,他也知道这是清代的仿制品,为了怕露馅,他红着脸吹嘘道:“先生真是行家,不瞒您说好东西还放在家里,就看您识不识货。今天一见先生果是识趣之人,不是叶公好龙之辈。如果先生有兴趣,两幅宋代山水画的真迹我明天上午再送来。”

黄绍竑高兴地答道:“那就烦劳您了,您有多少我就收多少,价钱决不会亏您。”

叶翔之和于鸿鹄以为鱼儿上了钩,乐颠颠地走了。叶翔之回到住所,老成的他也禁不住笑出了声,“黄绍竑啊!黄绍竑,阎王爷在等着你呢!”

事也凑巧,当晚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邀请黄绍竑与刘斐到《华商报》总经理家中吃晚饭。这位负责人与他们见面时,满面笑容地告诉他们:“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绍竑、刘斐听到这个消息,喜不自禁,如沐春风。他们多年来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就要实现了,于是极为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负责接送黄绍竑的中共秘密战线的特工华克之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当即决定让黄绍竑和刘斐搬离原来的住所。黄绍竑面有难色地答道:“我还有点私事需要处理。”

华克之赶紧说道:“有什么事我们去帮你处理好了!你们不能再回原来居住的地方,有可靠情报显示蒋介石已派了军统特务对你们下毒手。”

黄绍竑不好意思再说他收购字画的事情,心里却总有不甘。华克之见状坚持道:“无论如何两位不能再回原来的住所了,这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

黄绍竑想了想便和刘斐商定,不再回九龙,改由中共地下党另行安排住所。

叶翔之和于鸿鹄二人第二天赶去时,却发现已是人去屋空。两人恨恨归来抱怨不已。

两天后,黄绍竑、刘斐等人在中共驻香港负责人的安排下,离开香港北上。在船上,黄绍竑填了一首《木兰花》词,最后两句是:“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这首词一面是写晚上海景,一面也是抒发他内心里感谢中国共产党、回到人民怀抱的心情。

后来黄绍竑得知叶翔之准备利用送画之机暗杀他的消息后,他不禁感叹道:“好险啊!多亏共产党,将我拽出了鬼门关。”

如果说新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有惊无险,躲过了军统的追杀。那么,另一广西著名民主人士、白崇禧的恩师李任仁老先生,则是经历了险中之险,方才虎口余生。

李任仁多年与李济深合作,一直从事反蒋工作。此时,滞留香港,为的是响应共产党的和平主张,积极说服白崇禧和李宗仁一道拉出桂系武装,走和平起义道路。

蒋介石早就对之恨之入骨,将他列入了暗杀名单。

一天,一辆银灰色出租汽车驶到查理大街729号——一座豪华的公馆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一个20多岁的美艳小姐,她略略理了一下秀发,就款款地往大门里走去。

刚进门,她被门卫拦下:“小姐,您找哪一位?”

“我找李任仁老先生。”那小姐礼貌地答道,然后从精致的挎包里掏出了一张记者证。

门卫仔细看过,又警惕地将她上下打量一阵,确信无疑后,这才问道:“你跟老先生联系好了吗?”

“早有预约。李老先生答应今日有空,接受我的采访。”

门卫让她稍等,操起电话与李任仁通话后,抱歉地一摊双手,“小姐,对不起,老先生说不认识您,不见!”

“不见?”那小姐睁大了眼睛,转动着眸子沉吟道,“不见就算了,麻烦你了!”说罢,返身便走。

这位李任仁先生是广西名流,白崇禧的老师,也是李济深的长兄。此刻,滞留香港,正待中共地下党安排去往北平。

李济深北上后,因种种原因,他和黄绍竑一道留置香港,试图说服李、白二人走和平之路。可是,由于桂系内部意见不一,他的种种努力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毛人凤自在蒋介石那里领命后,派叶翔之潜入香港,暗杀他与黄绍竑等人。今天,这位假冒记者的特务便是叶翔之派去的军统女杀手金名杰。

这位女特务是吉林朝鲜族人,出生于武术世家。1932年赴南京,考入中央警官学校。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息烽特训班、万县特训班武术教官;后为宋美龄贴身卫士。抗战胜利后,金名杰回军统局第三处,后任望龙门特务总队少校分队长、局本部特别行动组、渝特区重庆组副组长、组长、长沙行动总队副总队长;国防部外勤督导组中校督导官。1948年在淮海战场被解放军俘虏,被押途中逃跑后去了香港。

她和军统立即接上头,被树为英雄。旋即,潜伏下来,操起了杀手的老本行。接受刺杀李任仁的任务后,鉴于李任仁喜欢借助新闻舆论的习惯,她摇身一变,装扮成了一名记者,装作进步之样,多次预约李任仁,准备在采访时乘机动手。

没想到,她费尽心计联络上了李任仁,却总不能如愿。今天,也不例外。走出李公馆,她有些扫兴,但又不甘心。

过了片刻,李任仁写字台上的电话机忽然又铃声大作,他走到桌前接过电话。

“喂!我请问您哪一位!”

耳机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音:“我嘛,就是您刚才不肯见的杨姗姗。”

李任仁迟疑了一下,觉得意外,“唔——小姐,您有什么事?您我素不相识……”

对方回答道:“未曾谋面,早闻其名。老先生,我是《南华早报》的记者,预约了你多次。我们很想听你谈对时局的看法。”

“哦……报社是有位杨姗姗小姐。”

“正是敝人!咯咯,李先生您好大的架子啊!”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小姐您现在在哪里?”

“我嘛,吃了闭门羹以后,没法回报社给主笔交差,现在到了太平山,这会儿在山顶公园给先生打电话。肯请老先生一定要给我个面子,接受我的专访。刚才冒昧去你家,我也觉得不妥,毕竟现在不比寻常。这样,我在这里等你,怎么样?”

“这个……”李任仁打了个嗝顿,随后答复道,“杨小姐,这样吧,我亲自来和你叙谈。”

“浪费李先生的宝贵时间,很不好意思。”

放下耳机,李任仁暗自思忖,这个杨姗姗,自己早问过了,报社确有其人。如果接受她的采访,正好可以对桂系再作最后的争取。再说,一个记者混碗饭吃,也不容易。

李任仁连个警卫也不带,与秘书简单交代了几句,就来到太平山山顶公园,杨姗姗早已站在电话亭旁边等候,看见他的行迹,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张李任仁的照片迅疾对了对,待确信无疑后,她迎上来自我介绍:“是李先生吧?我是杨姗姗。”

李任仁边和对方握手,边打量着对方:她约摸30来岁,中高个子,肌肤细白,面容俏丽,穿一身黑色麦尔登西装,外罩柴油绛色夹风衣。李任仁觉得这位小姐颇有亲和力,他客气地抱歉道:“杨小姐,您好?对不起,刚才……”

杨姗姗大方地打断道:“李先生,咱们找个地方坐着谈吧。”李任仁笑而颔首。

两人来到一家咖啡馆。跑堂的把他们引入一个临窗望海的小间里坐下,在等上咖啡时,李任仁就见杨姗姗麻利地掏出了采访本,开始举笔沙沙地写了起来。

李任仁倾长身子往前靠了靠道:“杨小姐文笔清新娟秀,倚马可待。老夫今天就借助杨小姐的神来之笔向外界传达新中国和平建国的前景吧。”

杨姗姗莞尔一笑,就此合上采访本,“不急,不急。等咖啡上来后,我们再进入正题。”

一会儿,咖啡上来了,双方举杯互邀,外面静悄悄,一阵清风挟来半山腰教堂里唱诗班的练唱声。

李任仁正欲张口,突见杨姗姗神色庄重,举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口诵“阿门”,他好奇地问:“杨小姐是教徒?”

杨姗姗还没开口,小间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外国彪形大汉,此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一双深凹的蓝眼睛冲李任仁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李任仁不由一愣,用咖啡勺子指着他:“你找谁?”

外国汉子以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说:“你姓李,叫李任仁,是不是?”

李任仁从对方话中意识到苗头不对,拍着桌子大声喝问:“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对方微微一笑:“这么说,你是李任仁,我有一笔账要跟你算!”说着,他把手从裤袋里抽出来,李任仁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支五吋白郎宁手枪,由于那人手掌大,手枪在那里简直就像玩具枪一样。

李任仁情知不妙,他抓起面前的咖啡杯砸向对方。咖啡顿时撒泼了外国汉子一身,但力量不足。外国汉子下意识地躲过杯子,用手将胸前的水滴抹了抹,冷笑道:“李先生,你太不友好了。”

话音未落,外国汉子霍地扑上前,一把揪住李任仁脖颈,李任仁还没叫出声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重重一拳,直打得他眼前金星乱舞。挣扎中,李任仁蹬翻了桌子,使对方放在桌上的手枪飞到角落里。外国汉子一手扭住他的颈部,一手从怀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往他胸口扎来……

就在这时,“哐”一声门被踢开,跃进两个黑衣青年,手持左轮枪,对准行凶者,喝道:“不许动。”

“啊!”外国汉子一惊,但他反应迅速,拉着李任仁一个急转身,使其挡住自己的身子,迅速往窗口那里退。黑衣青年不敢开枪,只能一面吆喝一面逼过去。外国汉子突然把李任仁朝前一推,自己飞快地从窗子跳出去。待黑衣青年扑到窗前时,大汉早已不见影踪。

李任仁惊魂稍定,气喘吁吁,眼睛往杨姗姗那个位置看,那漂亮女人早已溜走了。

原来,那两个黑衣青年是李任仁离开公馆前秘书特地派来的保镖。当即,他和保镖一起回到了家中。

数日前,叶翔之根据掌握的情况,亲自制订了暗杀李任仁的计划;由香港站女特工金名杰冒名杨姗姗去见李任仁,约他外出,然后让临时雇佣的一个英国流氓去行刺。叶翔之对于这个计划十分满意,不料当晚金名杰跑来报告失手情况,叶翔之一听,勃然大怒,把女特工连同在场的香港站负责人一起大骂了一顿,叫他们滚蛋。

金名杰等人离去后,叶翔之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候,才觉得神清意爽,怒气全消,遂笑容满面地下楼,和部下共进晚餐。

晚餐过程中,他同部下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研究来研究去,一时仍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来。这时,有人送上当天的晚报,那个接报纸的特工眼睛略略一溜,惊叫道:“哎呀,中午山顶公园那事已经上报了!”

“哦?”叶翔之把手一伸,“拿来,我看看!”他一看,晚报上果然刊登了这桩案件。报道说李任仁下午时分在山顶公园险遭一外国人谋害,幸亏两位保镖及时解救。

叶翔之仔细看罢,松了一口气,报上只字未提案件背景、行刺动机,这说明李任仁自己对此也蒙在鼓里,警方当然也无从猜测。

叶翔之眼珠子转了几转,眸子忽然熠熠生辉,重新拿起刀叉,招呼部下,“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李任仁一回不死,还有第二回,你们准备一下,我要叫他自投罗网。”

众特工一听此言,脸露惑色。他用叉子轻轻叩着瓷盘道:“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计就计,我备上一份厚礼,谎称从武汉来,代表白崇禧马上给李任仁打个电话,说刚到香港,看到报上登着他遇险,想去慰问他,他听我这么一说,肯定说不敢当,反而要马上来拜访我。只要他进来了,那就对不起,回不去啦!我们把手脚做得干净点,事后矢口否认,英国佬也没法弄清是怎么回事!”

叶翔之把话说完,几个部下连连称善,他连晚餐都不想吃了,马上去楼上卧室往李任仁家里打电话。

电话是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李任仁,是秘书。他只在电话里跟叶翔之寒暄了几句,说实在不敢惊动大驾,非常感谢,李老先生受了点惊吓,去朋友家休息了。说完也不纠缠就把电话挂断了。

叶翔之不死心,还想探知确切的消息。不料,电话打过去,却再也无人接听。气得叶翔之将电话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骂了一会儿,他叫来行动员孔力三、蒋德生,吩咐道:“你们从明天起,和香港站的人化装成黄包车夫等,在李任仁家那段路上观察,弄清楚他的确切行踪,然后找机会下手。你们今天晚上把发下来的照片好好看看,牢牢记住他的模样,免得盯错了人。”

“是!”

孔力三、蒋德生等人经过3天秘密跟踪监视,并未发现李任仁,千方百计打探,也没有一点消息。

叶翔之闻报后决定狗急跳墙,“选择晚上时间下手,中途伏击。我不信,他不露面!”

他如此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毛人凤在广州那边催得急,李任仁公馆所在地都是热闹地段,白天刺客行动后不易逃循,倒不如晚上动手妥当,李任仁是老人,不足为虑。

之后,他们又仔细研究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当晚八点多钟,孔力三、蒋德生,邬柏益3人身穿西装,外罩风衣,一律戴鸭舌帽,脸罩大口罩,怀揣手枪,腰藏短棍,潜至查理大街李任仁公馆附近的一条小巷。预先他们已侦察过地形,看准了那里一家白俄开的小酒馆,坐在里面不但可以观察查理大街,而且还可以窥见李公馆的一举一动。夜间行人稀少,如果李任仁出来散步路过,一眼就能看清,3人在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慢斟浅饮,嘴里说着话,眼睛盯着巷口,10点钟敲过,一个小特务忽然站起来,“老板,结账!”

孔力三、蒋德生会意,看看手表,冲小特务点点头,“兄弟,你会钞,我们先走了!”

两人走出小巷,见一位老人从李公馆慢慢地走了出来,他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一手挟公文包,一手拿一支乌漆手杖,奇怪的是,这天晚上李任仁竟是独自出来散步。

孔力三、蒋德生两人忙跟了上去,此时,马路上只有个别行人在匆匆行路,四周一片寂静,走了大约两三分钟,孔力三对蒋德生附耳悄言道:“我上去下手,你留意四周动静。”

孔力三紧走几步,看看离李任仁仅四五公尺距离了,紧握短棍,低喝一声:“李任仁!”

那人一惊,急速转身,说时迟那时快,孔力三攥紧短棍迎头击去,对方“哎哟”一声,低头急躲,孔力三受过专门训练,精通暗杀窍门,在半空当中一转手腕,棍子挟着一股风猛砸在那人后脑勺了,一声闷响,俯身栽倒,那顶礼帽飞出去,像车轮似地骨碌碌滚出老远。

十几公尺开外有一对情侣在走路,见状大骇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孔力三看都没看他们,把那人翻了个身,用手指一试鼻孔已停止呼吸了,忙拉上蒋德生,两人夺路狂奔而去。

5分钟后,静谧的夜空中响起一阵尖厉的警报声,几辆红色轿车急急驶抵现场,从车上跳下十几名英国警察,把死者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镁光灯闪出一道道耀人眼目的白光,那对情侣报警之后,没敢离开现场,这会儿被两名警官请入一辆轿车,提供目击情况,他们一致肯定地说,凶手在下手前的一瞬间叫了声“李任仁”。

两个警官互相对视一眼,显然他们已经从前日的报上知道了李任仁的身份。

这时,一个警察走到轿车旁边,从车窗里递进一个名片盒,“这是从死者身上发现的,初步判断,死者名叫李任书。这里有他的身份证。”

“哦?”警官接过一看,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时也给搞懵了,立刻叫李公馆火速派人来辨认,确证死者果然是李任书,他是李任仁的堂弟,在香港已经居住多年,今夜特来李公馆拜访大哥,结果没有见着人,遂告辞而去。

警方根据上述情况连夜开会分析案情,得出结论:凶手是准备杀李任仁的,却认错了人,把外形、身材、年龄、衣着都跟李任仁酷似的堂弟杀害了。

却说孔力三几人回到铜锣湾临时大本营,叶翔之正和另外几个特工在客厅里坐等消息,见他们回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事情办成啦?”

蒋德生兴奋地说:“处长,完成了!李任仁那老东西已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啦!”

叶翔之喜得眼睛放光,来回搓着手兴奋地表扬道:“好!这事干得好!回台湾以后,我要嘉奖、晋升你们。”

当夜,叶翔之几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胡吃海喝了一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次日上午,日头高照,几人才睡眼惺忪的起了床。叶翔之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当天的报纸。

突然,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了他的眼帘:“李代桃僵,凶手夜半枉杀‘替死鬼’,代兄蒙难,香港市民李任书命丧黄泉。”

他再往下一看,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暴跳如雷。报上详细登载了昨晚他们暗杀失手的情况。叶翔之当即跳起来,将咖啡杯狠狠掷在地上,然后冲上前对孔力三等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他边打边骂道:“两个笨蛋,人都没搞清楚就动手了。你们看清了吗?那是李任仁,不是,是他弟弟白白做了替死鬼。”

两个特务捂住脸顿时傻了眼。

原来,李任仁已被中共的华克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数日后他和黄绍竑一道乘船安全离开了香港。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

军统特务们在香港展开了全力的追杀,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抢运这批爱国志士。除去上述的名人外,军统这份包括了宋庆龄、李宗仁在内的暗杀名单上,国共两党分外瞩目的郭沫若也赫然在列。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

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

安娜接信后,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几天后到了北京,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

这样,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至此,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948年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2月份还有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父女、张炯伯力哑子夫妇、叶圣陶夫妇、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及其二子、郑振铎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孙子廖晖,由叶文津陪同,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

3月14日,黄炎培夫妇、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刘恕陪同,从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达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参加西苑机场阅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驻北平。

此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汹涌。

3月20日,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刘王立明、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顿儒、薛迪畅以及达德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共二百多人大批北上。

3月还有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4月3日有巨赞法师、吕集义北上。

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从英国回到香港,准备转道欧洲。周恩来布置潘汉年邀请钱昌照参加新政协。夏衍与钱昌照秘密会面,坦诚交谈,钱昌照决心北上,乘“太古”轮北上赴天津。

5月,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乘“迦太基”号由新加坡到达香港,又转乘“振盛”轮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

8月,83岁的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乘飞机从美国到达香港。香港工委精心安排,派他的亲戚司徒丙鹤陪同,护送老人同黄琪翔一家乘船北上,9月3日到达天津。同月还有叶笃义、刘思慕、胡子昂、曾昭森等人分别乘船北上。

1949年7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连贯、胡绳陪同北上。一般称为第四批。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组织护送民主人士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北上,加上党内干部就有一千多人,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汇聚。徒留下蒋介石和毛人凤恨恨地握住那张暗杀名单望“人”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