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头号目标--李宗仁-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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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头号目标--李宗仁

按照毛人凤拟订的暗杀名单,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赫然列在了榜首。那末,头号目标何以选中李宗仁?

其实,这一点也不足为怪。李宗仁被列为头号目标,正对了蒋介石的胃口。

早年,李宗仁作为新桂系集团的魁首,在广州国民政府鼎故变革之际,并同白崇禧、黄绍竑,引领时尚,但开风气,为两广的早期统一,起了巨大作用。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初始,新桂系出动了6万人马配合蒋介石一举荡平南方。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氏,1891年生于一个乡间富裕家庭。其祖父李印迁本为一名乡村医生,开有药铺、当铺,拥有大量田产。李宗仁自幼接受私馆的塾师教育。稍长,便考入广西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李宗仁入广西新军,由排长起家,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中,渐升营长。1919年,李宗仁谋得桂军团长一职,拉起一支约2000人的队伍,成为起家本钱。在随后的10多年征战中,他执牛耳,白崇禧主管军事,黄绍竑主政外交,三人同心协力,用武力一举统一广西,击败陆荣庭等老派桂系军阀,由此形成三巨头体制的新桂系军阀集团,此三人被称为“桂系三杰”,同为国民党桂系集团的魁首。

早年,这三人在广西志同道合,共同组建起了一只新型军队,通过几年的角逐,逐渐取得了广西的统治权。

1926年,李宗仁派黄绍竑联络上孙中山,取得了政治上的资本,归附了广东国民政府。新桂系由此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全国性视野的政治军事集团,不再满足于占领一省的狭隘地方势力。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新桂系两巨头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担任了重要职务。李宗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行营参谋长,黄绍竑则留守广西后方。他们出动六万人马配合蒋介石一举荡平南方,继而,如犁庭扫穴,由南而北,直打到北平,襄助蒋介石完成了表面上的南北一统。

李宗仁是一个极有个人报负的人。他还是一个营长时,请来当时广西出名的相术师为其相面。那位算命先生当时就预言:李宗仁今后前途无量,“有九五之尊”。李宗仁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老家风水好,1925年,完成广西统一后,李宗仁立即在临桂老家大兴土木,建造府邸,在新落成的立府大门边请高士题写了醒目的对联:“天下皆春,山河永固”,传递出自己的真实心迹。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第一军表现差强人意,李宗仁的第七军则所向披靡,被誉为“钢军”。这种情形,使李宗仁对蒋介石的鄙夷言词溢于言表。如“蒋先生原非将材”,“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均不逮远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李济深的武力支持下,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非法的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立即遭到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声讨,北洋军阀孙传芳等部也在长江以北跃跃欲试,蒋介石两面受敌,处境困难,李趁机逼蒋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即捧出在野的西山会议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实际上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新桂系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太浅,缺乏控制全局的人才和力量。为时不久,蒋介石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利用湖南籍军人程潜、唐生智、谭延之间的矛盾,联合程潜、谭延等人,将占据两湖的唐生智击败,夺取了两湖地盘,将新桂系后方广西与两湖连成一片。其后,白崇禧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将新桂系势力扩展到北平、天津一线。加之,坐镇广东的李济深是新桂系的朋友,这样一来,新桂系占有的地盘就从两广、两湖沿京汉线一直延伸到了平津,其势力范围几乎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皖、闽、赣五省不相上下。

1929年,由于分赃不均,蒋桂再度撕破颜面,兵戎相向,爆发了现代军阀史上著名的“蒋桂战争”。结果,新桂系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曾经由广西、湖南及至北京一带的全盛态势顿时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等狼狈退回广西。蒋介石不给他们以喘息之机,一面大军压境,一面公开通缉。黄绍竑万念俱灰,转而只身离开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将兵权交予部属后,由镇南关经越南海防逃亡香港,直到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方才默许他们重新回到广西。

抗战时,李宗仁出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两人内外关联,渐渐复苏,再度坐大为一个令蒋介石若芒刺在背的军事集团。

然而,势高震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欲整合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布局。遥想当初,北伐军攻进长沙时,蒋介石以江湖手段极力拉拢李宗仁,两人撮土焚香,结为桃园兄弟,并立下了四句誓词:“共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誓词言犹在耳,他们的矛盾却愈结愈深。

按蒋介石的构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后的格局大变,蒋介石想重新整合各派政治势力,他欲将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摒弃在中枢之外。岂料,随着他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美国人对蒋介石和他治下的国民政府,渐渐失去了信心。

1947年8月24日,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离开中国时,在蒋介石举行的欢送茶话会上,公然宣读了一份访华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称“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谁具有“感召力”?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有桂系集团武力为后盾的李宗仁,无人可以担纲。

蒋介石如坐针毡,当场下不得台。半月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他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民众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

显然,李宗仁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同,并准拟以其全权替代蒋介石。

蒋、李间自抗战以来隐伏的矛盾被激化了。

接着,国民党“行宪”举行大选。蒋介石瞩意孙科当选副总统。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李宗仁以新桂系为后盾,全面参选,即使在蒋介石以所谓党的名义逼迫其退出竞选时,李宗仁也丝毫不为所动。他在白崇禧、黄绍竑的策划支持下,一举击败孙科,最终当选。

蒋介石大为恼怒。可面对既成事实,又处于内外交困中,他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佯做认可的姿态。实则旧仇新恨齐涌上心,恨透了自己的这位“桃园兄弟”。诚如李宗仁秘书程思远所说:“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开始,从此卷入美蒋矛盾的漩涡,并使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新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

可是,当踌躇满志的李宗仁走入前台时,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首先,蒋介石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争”;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

这时,李宗仁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南山有鸟,北山张网。更令李宗仁料所不及的是,蒋介石不但处处制约他,而且已心生恶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春城无处不飞花,时序虽为二月,1949年初的昆明依然徜徉于花海春色之中。

城中翠湖旁一座隐秘的官邸内,军统云南站外松内紧,一片忙碌。“沈站长,南京急电!”一位妖冶的国民党中尉女军官手握一纸电文,袅袅婷婷地飘进了森然冷寂的内室。

被唤作“站长”的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这位皮肤白皙,面庞清秀的军统最为年轻的少将是毛人凤派往西南的保密局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个“金刚”分别为保密局(军统)西南区区长、恶名昭著的大特务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军统总务处处长成希超。此三人资望、声名与个人能力俱不在毛人凤之下,皆为军统将字号的人物。

当即,沈醉扶扶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接过电报一看,保密局本部发来,署名“以炎”。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对于化名为“以炎”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沈醉是掂量得出轻重的。当年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因为害怕戴笠对他报复,便设计制造空难,结果军统头目戴笠被摔死在了南京的戴山。平时不大显山露水的毛人凤浮出水面,击败众多对手,接任了局长的职务。国民党内外这才着实体味到毛人凤的非凡手段。军统上下更是众口一词,称毛人凤口蜜腹剑、面善心恶、奸诈毒辣、城府过人,是天生的一块干特工的好料。

沈醉当然不敢怠慢,他习惯性地立刻从座上弹射起来,然后急急地捧住电文凭窗细读起来。那电文大意为:着云南站站长沈醉立即飞往南京,受领重要任务。

沈醉将这纸电报读得发烫,心中却揣度不出毛人凤的用意。

军令如山倒。次日,他草草与部属交结一番,便飞去了南京。

“沈老弟,一路风尘,辛苦啦!”依旧是那张伪善的笑脸,毛人凤眯着眼,握住沈醉的手寒暄不停。

“局座,”沈醉不敢造次,毕恭毕敬地问道,“此次急电召我,有什么重要任务?云南那边,面对龙云在香港的鼓噪,卢汉已经心仪狂动,随时都有投降共产党的迹象……”

“云南的事搁一搁。”毛人凤打着哈哈摆了摆手,朝座下做个请的姿势,“老弟,时局维艰,你、我等任重道远啊!自从戴先生牺牲后,军统的日子就不好过。现在共匪未清,党国内部的其他派别处处与总裁作对,干出不少亲痛仇快的事。”

“这……”沈醉点着头,嘴唇张了张,找不出合适的词,只好咽下了后半句。

“老弟,”毛人凤敛住笑,燃上一支烟,不疾不徐道,“党国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桂系那帮人处处为难总裁,尤其是李宗仁,逼走总裁出任总统,原本指望他能挽救时局于倒悬,他倒好,干的是丧权辱国、卖主求荣的勾当。”

“卑职明白!”沈醉机械地点头。

“所以,”毛人凤望望一脸平静的沈醉,将手中烟灰弹了弹,“这个人不但危及总裁,而且危害党国。”

“李宗仁一惯与总裁离心离德。”沈醉附和一句,显然不解其中意。

“这次电召你来,就是要解决他的问题。像以往制裁其他异己分子一样,一劳永逸解决掉。”

“啊……”沈醉张大着吃惊的双眼,腾地一下从座上弹了起来。脑袋顿时“嗡”的一声,脸色变得煞白,脑海里一片空白。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

“沈老弟,”毛人凤将烟灰使劲掐灭在烟缸中,“这次任务非同小可,你可是总裁亲自点的将,足见领袖对你的信任。”

“不是取消了吗?”沈醉喃喃自语。蓦地,他的眼前凸现出了一个清瘦的身影,那是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去年冬天,南京大选完毕,他被毛人凤电召来到南京,执行一项军统内部史无前例的绝密暗杀行动,目标就是刚刚当选为副总统的李宗仁。

沈醉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来到南京,闭门不出,专等蒋介石的亲自召见。盘桓数日后,毛人凤得报,蒋介石唱起了国民党党歌,心情有所好转。据说,蒋介石的业余爱好是唱歌。他不唱国粹京剧,也不哼吴越小调,更不唱一般的流行歌曲,而是专唱国民党的党歌、军歌、国歌,乐此不疲。他心情好,态度平和时,就唱国歌。如果情势紧张,特别烦心,则唱军歌。遇有重大纪念日,就唱党歌。几首歌翻来覆去,百唱不厌,殊为有趣。

南京谒蒋的地点是在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态度很是和蔼。他首先问及了沈醉在云南的情况和家庭状况后,最后才提到了召沈醉来南京受领任务一事。沈醉铿锵作答,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一个劲地夸耀他在戴笠飞机失事后表现出的忠勇和信义。

随后,沈醉便召集几个人,加紧布置。岂料,不过一个星期功夫,毛人凤传达蒋介石口谕,取消此次行动。沈醉大惑不解,但他又不便相问,意态怏怏中又有些庆幸,毕竟未替人去干这种火中取栗,弄不好赔上身家性命的事。然而,回到昆明,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又再次被电召来到南京,而且是继续执行谋刺李宗仁的任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反复?难道内中又生出了什么变数吗?正待沈醉兀自发愣分神的时候,突然,毛人凤急迫地唤道:“沈老弟、沈老弟。”

“哦!”沈醉这才回过神,本能地应答一声。

“前次不是取消了吗?我们的人员都解散了。”沈醉复坐在座上,迅速恢复了常态,叹了口气,“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不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能为总裁和局座效犬马之劳,是卑职责无旁贷的份内事。”

“这就辛苦你老弟喽!”毛人凤笑容又堆满了脸,他重重拍了拍沈醉肩,“原本打算让行动处叶翔之处长具体执行的。总裁说他是书生,军统的笔杆子,此等重任恐怕难以胜任。总裁和我商量再三,觉得你经验与能力更适合些,类似的行动你也干过多次。”

老滑头!沈醉在心中暗骂一句,回想戴笠生前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而眼前毛人凤极力排斥他,不但将自己外放云南,甚至连核心决策都不让自己参加。相反,这样一件苦差事倒是反反复复急急火火交了过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对自己还是了解和信任的。

想到这里,他又感动了起来,忙站起身,“叭”地一下端正地行了个美式军礼,几乎是感激涕零道:“是!感谢总裁和局座信任,卑职就是赴汤蹈火,深入龙潭虎穴,也要完成任务,不负总裁和局座的厚望。”

“好!”毛人凤笑得满脸红霞飞,“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去溪口见总裁,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执行暗杀头号目标的任务何以会选中沈醉呢?细述开来,倒也不足为奇。

沈醉,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家教甚严,诗礼传家。沈醉幼时,便受到良好教育,毕业于长沙文艺中学。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练得一身好武功,身材高挑适中,粗略一看,十分儒雅。十八岁那年,胸怀一腔报国之情的沈醉,踌躇满志来到上海,从此误入军统,沉沦孽海。

初出道时,完全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沈醉的姐夫余乐醒是军统上海组组长。经不住沈醉的恳求,将他介绍加入了这个特务组织。

刚开始,姐夫曾给他三天时间考虑,因为加入了军统,一要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都不能泄露,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得随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至关重要的一条还有工作的冒险和特殊。

涉世不深的沈醉未加多思,便答应下来。随后,填表宣誓,正式加入军统,成了军统上海组的联络员,化名陈沦。沈醉第一次执行任务,便获戴笠青睐。

从个人意义上讲,祸福如倚,对立转化,这种朴素的哲学观点在沈醉身上便是绝妙佐证。

戴笠当时是军统浙江警官学校的特派员。初见沈醉,戴笠就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沈醉一身长衫,手持姐夫的书信,举止洒脱练达,显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

戴笠甫一见面,将信草草看看,便重点对送信人沈醉感了兴趣,再一相问,沈醉一口国语,表述问题清晰在理,丝丝入扣。戴笠顿生好感,临别时,特别关照说:“我有个儿子和你一样,也是18岁,在上海上大学,你去了上海,可与他玩耍,年轻人,后生可畏,好好干,一定有前途。”

果然,不多久,沈醉便被戴笠任命为情报组组长。手下的特务大多是资历老,功绩高的,这些人的出身行道五花八门。但戴笠不拘常规,破格提升沈醉。从此,沈醉走上了死心塌地为戴笠效命的一条万劫不复的罪恶之路。

他第一次担任冷血杀手,奉戴笠之命,制裁一个违纪的军统特务。这名特务和他朝夕相处,沈醉毫不胆怯,两人同居一室,他趁对方在睡梦中将其杀死。随后,他在轰动一时的“

怪西人案”的刺杀活动中,替宋子文诛杀刺客而名噪一时,为戴笠大加赞赏。

1935年以后,沈醉兼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他更是在孽海中越陷越深,负责军统的大部分绑架工作。他一接手,就受到戴笠的刮目相看。原来,军统特务们这时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老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为此,性格暴躁易怒的戴笠常叱骂那些特务是蠢猪笨蛋,只会用力气,不会用脑子。

沈醉走马上任后,很动了一番脑筋。他带着自己率领的十来个小特务经常策划、密谋改进绑票的方法。沈醉认为,他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还有在英、法两租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公开逮捕。

当他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单,当把绑到的人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其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趁势将被绑架者推入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他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他们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他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他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为了做到“一手软,一手硬”,接着,沈醉又投戴笠所好,进一步研究出“软”的绑架办法,不仅仅局限于偏僻地区,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绑票而不露痕迹。

沈醉带着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加了好几种。例如,他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着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轻易地支开了。

沈醉的这一套办法出笼后,戴笠乐不可支,立即在军统上下全力推行。他由此平步青云,很快就混成了军统最年轻的少将。

在以后的军统暗杀活动中,沈醉以行事周密、手段毒辣而著称,先后参与了暗杀报业大王史量才、杨杏佛,监视宋庆龄等一系列大的活动。

极度机密情态下,沈醉、毛人凤面谒蒋介石,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凛然作态,他对沈醉说:“古有聂政、专诸这类侠士,今有雨农这类英雄,他们都是舍生取义,浩然正气的代表。”密归上海,沈醉磨刀在手,李宗仁“奉旨待诛”。

江南小镇溪口,蕊寒蝶冷,寒气森森。惟有迎霜怒放的腊梅暗香盈袖。

极度机密的情态下,沈醉在毛人凤的带领下,悄然隐匿南京,不露声色地赶往了溪口。一路上,毛人凤对亲自驾车的沈醉反复叮嘱说:“见了总裁,一定要表示坚决完成好任务。”

沈醉点点头,心里却是苦不堪言。他平生最怕见三人,一是军统二号人物郑介民的老婆,此人依仗丈夫权势,颐指气使,贪得无厌,时常令军统特务为她干些不法勾当,非常难缠。其次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此人仪态威严,毕业于保定军校,做过黄埔教官,是国民党军中元老级的人物。他因“西安事变”险些丧命,一直认为是军统特务们坏了事。沈醉每次见到此人,都能感觉到对方瞧不起人的神态中又暗含故意刁难。

第三个人便是蒋介石了。按理,沈醉多次见过他,还差点被选调为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因戴笠不舍,编方打条,搪塞住宋美龄,他才得以继续留在军统。可他为什么怕见蒋介石呢?原因是蒋介石礼仪繁缛,对部下尤其是军方人物,特别看重对方礼仪。他自以为深得曾国藩的冰鉴识人精髓,往往以人的衣着、风貌、眼神,决定其好恶。戴笠摔死前,摸准了蒋介石的这些禀性,每有军统特务谒蒋时,他必要反复叮嘱、交待,并细致到打探揣摹蒋介石心情的地步,然后再从问对、姿态、举手投足,反复演练设计好,这才放心。

可是,这对性格活泼、不爱静的沈醉而言,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蒋介石操一口软软的宁波官话,沈醉觉得不大好懂。每次谒蒋,他紧张得全身大汗,竖起耳朵,生怕听错、听漏。

毛人凤也轻松不到哪里去。他与沈醉有过节,将他外放云南,如果不是蒋介石钦点沈醉,他也不会老远将沈醉两度反复叫回南京,执行此等最高机密的暗杀任务。

上个月,他随蒋介石隐退溪口,草拟出那份暗杀名单时,蒋介石就曾当面问他,由何人完成暗杀李宗仁的任务。毛人凤胸有成竹地推荐了保密局内主管暗杀行动的行动处长叶翔之。

蒋介石一听,将手中的拐杖戳得咚咚直响,他连连摇头,否决道:“不妥!不妥!据我所知,叶翔之,文人一个。军统内部的文案皆出此人之手,一个握笔的人怎能握刀呢?选出的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总裁,”毛人凤眨巴着眼忙趋身上前圆着场,“叶处长……”

“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蒋介石一摆手,打断毛人凤的话,目光犀利地剜过一眼,伸出拐杖点了点,道:“去年底布置任务时,不是沈醉嘛?!我看这个年轻人不错。此人忠勇,又是你们军统负责行动工作的骨干。再说,他上次受领了任务,心里已经有了底,做起事来也方便。”

就这样,沈醉再度被选为了头号目标的头号杀手。并不待见他的毛人凤不敢怠慢,只好同意了蒋介石的点将。

下午,毛人凤领着沈醉悄然抵至溪口。溪口恹恹欲死的枯树发了回光返照般的新芽。

御前听宣,蒋介石已心知肚明等在那里。一丝暖融融的阳光洒落在了丰镐房的庭前。蒋介石脚蹬一双圆口布鞋,身着一身铜钱印花底的府绸长衫,手中举着一杯白开水,颇似一个诗礼传家的乡间隐士。那装束虽使他掩敛了杀伐之气,却又多了几份东方政治家的阴险与诡异。

“总裁,”毛人凤佝偻着腰,肥胖的身躯更显突兀,他轻轻拉过沈醉道:“这位便是……”

“总裁好!”沈醉已利索地摆开一步,然后双脚并拢,咔嚓一声,便抬手行了个军礼,铿锵作答:“卑职是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请总裁训示。”

“唔!好的,好的。”蒋介石俨若慈父一般,满意地点点头,笑道:“云南僻处边疆,形势复杂,你们辛苦啦!但云南关乎西南苗彝腹地进出通道,将来要建成党国复兴的基地。”

“为党国尽职,替总裁尽忠,卑职三生有幸。”

“坐下讲。不用紧张。”蒋介石望望立正铿锵作答的沈醉,大方地将手往座上一指,“雨农生前曾在我面前多次提及你,年轻有为啊。”

“沈站长曾是我们军统最年轻的少将。执行起任务来是不折不扣。”毛人凤忙不失时机地补充道。

“你家里还好吧?儿行千里母担忧,戎务繁忙,应抽空向老人家多尽尽孝道。”蒋介石又在施用拉拢部属的惯用手段,“忠孝不能两全。你代我向令堂大人表示歉意啦!”

“谢谢总裁关怀。”沈醉霎时呆了,抗战时他曾做过蒋介石的警卫,负责过他的安全,不曾料到“领袖”会如此关心自己,“我家里的情况一切安好。”

“这我就放心啦!”蒋介石吁一口气,似释去身上重负一般,“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是很羡慕你们的,你们尚可尽尽人伦孝道,而我的贤慈为我操劳一生,业已作古……”

“总裁!”沈醉和毛人凤二人同时轻唤,眼中已蒙上一层潮湿的雾气。

“毛局长告诉你到这里来的任务了吗?”蒋介石像个大喜大悲的演员,表演得丝丝入扣,收敛自如,“你可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毛局长已经给卑职布置了。”沈醉答道。

“好的,好的。”蒋介石脸上又起秋霜,严肃地说道:“这次由你去执行此等特殊任务,是关系到党国大局,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除了共产党、民盟,还有内部的捣蛋分子,所以共产党他们能打胜仗。”

蒋介石沉痛摇摇头,有些不忍下说。

沈醉和毛人凤将双手端放于膝上,正襟危坐,倾耳细听。

“但是,”蒋介石猛地抬起头,眼含愤怒,“有人逼我于此,愈来愈甚,共产党搅得国无宁日,而我们内部又不统一,我们不仅有共产党这个敌人,而且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相逼,故疲于应付,困难重重。共产党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而我们内部的混乱比共产党更难应付,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统一起来,一致对外。”

沈、毛二人频频点头。

“你们是雨农生前的学生。”蒋介石又变得和风细雨了,“雨农又是我的学生。他为党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是你们情报人员的榜样。前次,雨农蒙难,沈站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方查找下落,又为他妥善办理后事,极有知恩图报的古风。这些,我心里都是清楚的。古有聂政、专诸这类侠士,今有雨农这类英雄,他们都是舍生取义、浩然正气的代表,你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尽忠职守。”

“是!”沈醉霍地起身,双眼平视着前方,慨然作答:“卑职誓死不忘总裁的知遇之恩,一定不负重托,即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要完成此等重任。”

“很好!很好!”蒋介石首肯后,又严肃地说道:“这次任务不比寻常,你回去后和毛局长商量商量,一定要精心布置,从速执行,等到行动命令下达后即可实施。我重申一点,事关党国安危和最高机密,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是!”沈醉的胸腔里迸发出金属般的撞击声。

蒋介石缓缓站起身,紧握住沈醉的手,转而对侍立一旁的毛人凤吩咐道:“沈醉同志乃我党国精英、军统健儿,是我们最为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解决好。”

“卑职一定谨记总裁训示。”毛人凤一脸正色,仿佛与沈醉毫无过节,“全力保障沈同志完成任务。”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毛人凤见此情景,与沈醉知趣地告辞而去。

溪口谒见不过半小时光阴,沈醉和毛人凤辞别蒋介石后,立即悄然赶往上海。

沈醉忐忑不安。蒋介石虽只字未提李宗仁,但他明白,军统这张“暗杀名单”上,李宗仁“金榜题名”,列为首席。

三套方案刺杀李宗仁,沈醉枕枪待旦。特别行动列为最高机密,李宗仁浑然不觉,总统门即是阎罗门,“美龄号”专机不是登天,而是入地。

回到上海,为遮人耳目,毛人凤选定在其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一处隐秘的公馆,作为他们临时策划的会所。

此时,国共间虽进入了停战阶段,李宗仁宣布接受共产党的“八项和谈”主张,正苦撑危局,派出和谈代表欲赴京会谈。面对军心涣散,民心丧尽,国民党败相毕露的窘况,沈醉这位国民党军统少将也不由得在心底生出了几许绝望、彷徨的情绪。

毛人凤没容他休息,立即又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马上去探听军统原上海组组长余乐醒的情况,因为已经风传,他准备离开军统,向共产党弃暗投明。

当天晚上,沈醉只得亲往其姐夫、军统大特务余乐醒家串亲。沈醉18岁时,正是这位姐夫以送信、做军统低级交通员为名,将他推荐给戴笠,始而步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工。

余乐醒这时已离开军统,以经商为生,在沪上过起了富足生活。闻听沈醉来访,他异常高兴。

两人亲热地寒暄坐定后,沈醉蓦然发觉,从前挺拔伟岸的余乐醒已然佝偻着腰,步态迟缓,两鬓已开始花白。他心中顿生出了几许英雄迟暮的酸楚感觉。

见沈醉行色匆忙神秘,余乐醒知他是有不能示人的秘密任务在身,作为军统老人,他不便相问。沈醉则未忘记自己的目的,便旁敲侧击问道:“姐夫,很多人都去了香港和台湾,你有什么打算?”

余乐醒扫过他一眼,端着茶杯,轻轻呷过一口,漫不经心地答道:“去那些地方,靠什么过活?我已是一介草民,留在这里不碍事的。倒是你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出路了。总这样打打杀杀,也不是办法呀。姐夫就是一个例子,以前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在军统也是令人不可小视的人物,结果怎样?你都看见了,还不是自己给自己讨生活。”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沈醉避开姐夫的眼神,叹道,“眼下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我们身为情治人员,更应替总裁,为党国,分忧解难。至于个人去留,国家有了前途,我们就有了前途。”

余乐醒搁下茶杯,鼻子“哼”过一声,“像现在这样争权夺利,荼毒民众,糜烂社会,何来前途?你可不要执迷不悟。”

沈醉却听不出姐夫的弦外语了,他故作振奋地说道:“毛人凤让我组织一个别动队,专门制裁那些与总裁离心离德,危害党国的异己分子。在军统这么些年,我没白呆,蒋……”“蒋”字刚吐出口,沈醉自觉失言,忙打住了话。

余乐醒望住沉稳内敛的内弟,没再相问。他叹口气引导道:“18年前,你刚踏入社会,那时是多么纯洁可爱。如今,进了军统这个染缸,干的简直不是人的勾当。我劝你一句,暗杀是下作手段,别看军统常用此等手段,那是吓不倒人的。”

沈醉却不以为然,反驳道:“古人讲得好,杀一儆百,杀人立威。当年你不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吗?”

“立谁的威?”余乐醒轻蔑一笑,说:“想一想你自己吧。你在军统这么多年,做了多少亏心事。关键问题是,那些事大多是助纣为虐,昧着良心所干。国民党民心丧尽,根本就不值得为他们殉葬卖命。”

“姐夫,”沈醉霍地起身,脸上露出了怪异莫名的神情。

“难道不是这样吗?”余乐醒踱着步,依旧不疾不速道,“不说远的,就说你的情况。你这样为军统,为毛人凤卖命,又得到了什么?毛人凤当上了局长,却一脚把你踢开,外放到云南那个瘴疠之地,简直与流放差不多。现在有急难险重的任务,又想起你来了。你就是陪上身家性命,杀了再多的人,组织了再多的别动队,那也是枉然。大厦将倾,切莫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劝你一句,浊流勇退,抽身回头。”

沈醉经姐夫这一说,不由得低下了头。见他良久无语,余乐醒近乎痛心疾首,他喟然长叹一声道:“18年时间改变了一个人,而且变得令人不可理喻。我真后悔当初把你领进这个门,让你堕入孽海。”

沈醉眼巴巴地望着姐夫,却不知该如何作答。幸亏,姐姐不失时机地闯了进来,一家人聚在一起,拉拉家常,便草草结束了这次会面。

第二天,沈醉一夜没睡好,他红肿着双眼,拖着疲乏的身子来到了毛公馆。推开门一看,毛人凤、行动处长叶翔之、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三人已早早等候着他。

四个大特务关上门,密谋了一个上午,终于草拟出了一份详尽的暗杀方案。经过蒋介石首肯后,方案迅即被确定下来。

毛人凤对此颇为满意,他打气说:“此次行动必须成功,各位不必担心别的准备,我已命令行动处和人事处了,凡是行动组的要求必须尽量满足,不论是要人要钱,全力保障。大家尽可放心。”

第一套方案由沈醉提出,以非常手段在南京解决李宗仁,具体地点选定在李宗仁居住地傅厚岗官邸。

他们决定在通往其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一个旧书摊,掩护侦察,作为书摊自然可以以看书的名义在此多停留几人,多停留几时,而不易引起别人怀疑。并且设书摊于此处还有利于趁李宗仁汽车进出拐弯时放慢速度而从两面进行狙击。

为了完成监视任务,书摊的负责人是由沈醉亲自选调,曾是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高才生”,一向干行动工作的吴德担任。

同时,按暗杀工作主持人沈醉的要求,助手必须是高手,因为沈醉能双手开枪,一向以神枪手而在军统内部闻名。对此,毛人凤挑选助手时很动了一番脑筋,千挑万选,他最后选定了一向担任军统暗杀任务的秦景川。此人枪法准确,执行任务时沉着冷静。另一姓王的助手则为东北人,从小即开始了杀人越货的惯匪生涯,他能以手枪击落空中的飞鸟,沈醉对此倒也满意。

这套方案名为“公馆设伏”。这样一来,无论李宗仁往哪条道走,都逃脱不了被暗杀的结局。

李宗仁浑然不觉,每日大摇大摆出入公馆。说来有趣,乱世的李公馆,曾几易其主。1934年为国民党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所建。破土动工,历时3年完成。由于抗战时期的南京陷落,这个宅子还未完全竣工。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就曾住在这个公馆。抗战胜利后,姚琮接收了自己一度失落的公馆,次年又租给美军做了招待所。

李宗仁来南京后,姚琮将公馆送与他,李宗仁便改名为李公馆,当时人称“副总统官邸”。

但这个方案也有弊端,一是在南京城内闹市区,行动起来目标过大;二是就在其官邸附近,事情一旦闹大,不好收拾残局。

为稳妥起见,毛人凤与沈醉他们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加以辅助。

军统定下的第二道方案便是暗杀电报老板史量才的翻版,准拟在沪宁线上,利用李宗仁外出的机会,让杀手以车胁迫李宗仁的座车停下后,然后再行狙击。

史量才被刺一直是军统上下津津乐道的经典教案。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新闻报业史上的巨子、《申报》老板史量才,公然宣称“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他的激进、民主、人道与遵循新闻规律的办报风格深为蒋介石所不容。在蒋介石多次高压和利诱之下,史量才固守着自己的办报方针,不为所动。1934年10月,军统利用史量才由杭回沪的时机,事先派出几个杀手伏于沪杭公路上,待史量才的座车遇阻停下后,不由分说,上前打死司机和史量才儿子的同学。史量才父子情知有变,夺路狂奔。由于年高体衰,史量才终被军统杀手射杀在一个干涸的水塘里。蒋介石贼喊捉贼,佯做调查,昭告天下。可查来查去查不出个所以然,此案不了了之,后由军统内部人员泄密,人们才明白史量才遇刺的真相。

李宗仁此时遇到的情况与史量才有些近似,他局促南京,多方受制,和谈进展又不理想。苦闷之中,常轻车简从,仅带少许人出游,往返于沪宁公路上,权作解闷休闲。

但这套方案更有它的弊端。李宗仁毕竟是代总统,一旦出行,少说也有一二辆车跟随护卫,如果行刺不顺,还容易反招麻烦,杀手们不易脱身。如此这般,操作起来,颇有难度。但这套方案一经得手,蒋介石和他的军统最易开脱,很容易做贼喊贼,嫁祸于共产党或其他派系。善后工作上,极易争得主动。

第三套方案,相形之下,最为保险,但费时,费力,不易操作。利用李宗仁乘坐飞机的机会,制造空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又能搪塞四方。

原来,李宗仁夫妇一直有个梦寐以求的心愿,他们一直想坐坐蒋介石的总统专机“美龄号”,显摆显摆。因为“美龄号”专机是当时从美国进口的最为先进舒适的波音飞机。

李夫人郭德洁就一直对宋美龄乘坐的这架专机艳羡不已。

1948年的一天,李宗仁夫妇应邀到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的“美龄宫”作客,正极力拉拢李宗仁不要参选副总统的蒋介石在席间很关切地问李宗仁道:“德邻,你可以在四处散散心嘛,你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乘上飞机来回就方便多了。”蒋介石很亲热地问应邀来家作客的李宗仁。

“蒋先生,”李宗仁赧然一笑,不自在地说道,“我的是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达令,”在旁的宋美龄向蒋介石问道,“李先生的专机一定要很适于乘坐,我们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予李先生吗?”

蒋介石笑了:“哟,不是你提起,我还忘了,怎么不能把‘美龄号’送予德邻呢?反正我们有‘中美号’就够用了。”转而他又对李宗仁和李夫人郭德洁说:“以后你们用‘美龄号’就行了。”

“不敢当,不敢当。”

“德邻,你我兄弟之间还用客气什么呢?以后你们就用‘美龄号’好了。”

宋美龄转而对郭德洁说:“‘美龄号’很好的,很适于飞行旅行,里面的设备是特制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啦!”郭德洁显然对“美龄号”很感兴趣,“我们还从来没有坐过呢!”

李宗仁含笑不语,显然他对蒋介石“让袍之恩”也很感激。

此后,郭德洁多次对李宗仁提出乘坐“美龄号”专机抽空去杭州、上海等地散散心,特别是蒋介石下野后,宋美龄又在美国。“美龄号”专机一直静静泊在杭州的笕桥空军机场。郭德洁心中更是跃跃欲试,但时值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及政府的情势日益紧急,李宗仁重任在肩,一时无暇抽空陪陪夫人感受一下乘坐“美龄号”舒适的滋味。

此时,毛人凤、沈醉等人早已在南京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同时特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准备好了两架随时停飞待命的战斗机。一旦发现李宗仁去飞机场即打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战斗机尾随李宗仁的座机,只要一离开南京上空就进行空中射击,使之机毁人亡。

这样一来,以空中飞机失事的借口就可以达到暗杀李宗仁的目的而无太大后患。当然,调查空中失事事故的人员必然是军统的人员,必然要毁灭事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不给桂系军队及社会舆论落下口实。

现在回过头来看,蒋介石、宋美龄赠送“美龄号”这一美举,亦不过是为了让李宗仁夫妇增加兴趣,乘机外游,以便干净利落地促成“意外事故”罢了。

蒋介石对此可谓用心良苦。

制定方案时,令蒋介石、毛人凤较为高兴的是,李夫人郭德洁对该飞机始终情有独钟,加之宋美龄远在美国,“美龄号”专机送给他们顺理成章。

郭德洁得知后,喜不自禁。这位出身于木匠之家的小家碧玉,天生丽质,为人聪明,在嫁给李宗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一天,李宗仁带着一个营长登上广西桂平的城楼看“美女”,一眼望见学生游行队伍中的郭德洁,遂决定休妻另娶,抱得美人归。从此,她陪李宗仁出入大雅之堂,为李宗仁倒也增添了不少颜面。李宗仁对之,宠信有加。

不过,面对蒋介石送上门的“美龄号”专机,一向对夫人百依百顺的李宗仁,这回没有理会郭德洁。他一直不逾矩,没有接受蒋介石的美意。在李宗仁看来,用这种小恩小惠拉拢别人,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段。况且,他正为蒋介石在背后拆他的台而气恼不已。因此,他不顾夫人噘得老高的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蒋介石的“厚意”。

“代总统”不愿坐飞机,总不能硬生生将他绑上飞机吧。

暗杀组的人也没了抓拿,他们不知道究竟哪一套方案可行。蒋介石得知后,原本倾向于第三套方案。他见李宗仁不入圈套,就只得从另外两套方案着手了。他听完毛人凤的汇报说道:“在城内动手,必须有我的命令,没有命令你们切不可鲁莽行事,只要监视好了就行,但不能走露任何风声。”蒋介石顿了顿又说:“哼,如果他私自离开南京城,那么就不必等我的命令了,他很可能是去调动部队了。只要在城外就可以动手。”

毛人凤将蒋介石的话向沈醉等转达后,沈醉等又作了安排。因为当时桂系军队多集结在安徽一带,所以行动组就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房子摆设香烟摊,一旦李宗仁乘火车出走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上进行狙击。

如想在南京城外动手,必须趁其出外游玩的机会,而李宗仁一般不轻易离开南京,偶尔不过是去杭州散散心。于是行动组又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了一个小饭馆,一旦李宗仁乘汽车离开南京,即用毛人凤特别拨给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

反复比较,毛人凤经往返溪口数次,终于决定采用稳妥的第一套方案。回到上海,他几乎天天召来沈醉,命令道:“现在国势危急,而李宗仁之妄想代替总统以祸乱党国前途,你们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待命,一旦总裁之命下达即圆满完成任务,”毛人凤咬牙切齿地向沈醉等人嘱咐道:“如果他不出门,那么便进他的住宅内去干掉他!”

于是,毛人凤又招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特务协助特别行动组执行暗杀任务,借口检修变压器以便站在变压器后面用手提机枪从外面向李宗仁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同时行动组还作好了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任务。

行动组成员甚至已被发给了弹头内部装有猛药的子弹,这种子弹无论射入人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引起人体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

与此同时,旧书摊等处亦准备了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以便强行狙击。另外,行动组亦增调了一些惯于暗杀的特务,作好层层布置,一旦干掉李宗仁后,连带将其他几名重要的桂系将军亦一同干掉。

血网已经拉开。

沈醉狐凭鼠伏,带着他的暗杀组磨刀霍霍,布置得万无一失,专等蒋介石的行动命令。

然而,恰在这时,沈醉得到命令,行动计划取消。

一天,毛人凤紧急约见沈醉。望着表情略显尴尬的毛人凤,沈醉正欲相问。不料毛人凤痛苦地摇摇头,说:“不用问了。总裁召我去溪口,指示取消特别行动组的任务。”

“取消?”在毛森的公馆里,沈醉得知这一消息,惊骇至极,“为什么?局座,一个月以来,我们准备得多充分啊!肯定万无一失。”

“不用问了。”毛人凤痛苦地摇摇头,“总裁召我去溪口,指示取消特别行动组的任务。”

“可是,”沈醉一听是蒋介石的指示,顿时泄了气,“哎……”

“你也不必悲观。”毛人凤忙安慰道,“事出有因。总裁有他的难处,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要充分理解,不要给领袖添乱。”

“那我现在呢?”

“立即回昆明去。”毛人凤意味深长地说道,“把特别组的吴德厚、秦景川一并带上,那边的任务重呢。”

沈醉遂飞回昆明,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的监狱之路。那么李宗仁何以逃脱杀身之祸呢?

本来,蒋介石对军统精心准备的谋刺方案是比较满意的。他也主动作了“配合”。将李宗仁严格限定在南京,实际行动没有自由。就在沈醉他们蛰伏待机之际,李宗仁的长兄在桂林老家病故。按理,回乡奔丧是天经地义,更何况蒋介石一贯标榜忠、孝、仁、义,“孝”字为先。可是,当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向这位下野的总裁通报此情时,出乎意料,蒋介石劝他“节哀顺变”,坚决不让他回乡。李宗仁事后推测,可能是蒋介石疑心他回广西,拉拢联络两广旧部。殊不知,蒋介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举完全是为了配合军统的暗杀行动。

一切迹象表明,李宗仁的总统门便是他的“阎罗门”。谁知,就在这时,风云突变。正所谓应证了邱吉尔的那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宗仁从蒋介石手中接收过半壁破碎河山以后,可谓得意洋洋,雄心勃勃。李宗仁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也夸口说:“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由此看来,李宗仁、白崇禧是要与中共“划江分治”,搞所谓的“南北朝”。

李宗仁一上台,就发动和平攻势。对此,中共中央起初并不抱什么希望。但通过同桂系派出的人接触以后,中共感到可以“取桂反蒋”,才同意与李宗仁派出的和平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对于李宗仁“划江而治”的政治构想和和谈的底线,蒋介石心知肚明,并且极为愤怒。但他这时,却觉得李宗仁是他手中的一张牌,打出来极有用处。他将李宗仁推入前台,与共产党和谈,扯来扯去,至少也得争取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蒋介石在下野之际,心中的如意算盘就拨得哗哗直响——利用这3个月时间,重新整合军事实力,赢得喘息之机,在南方各区域与共产党一决高下。

此时,桂系手中尚有数十万装备精良、建制齐整的大军,蒋介石一直心怀忌惮却又不能不用。两难之下,他弄得自己都举棋不定,是一劳永逸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还是继续忍让迁就?

恰在这时,世所瞩目的国共和谈已拉开帷幕,李宗仁苦撑危局,一直遣使南来北往,交替穿梭。至于和谈结果与内容,蒋介石已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和谈幌子下的三个月时间。因此,为了争取他的所谓时间,蒋介石觉得李宗仁似乎是共产党惟一可接受的和谈主人。

蒋介石明白,他需要3个月和谈时间,可和谈的操作又离不开李宗仁,权衡利弊,他渐渐收敛起了杀心。

恰在这时,又公开传出桂系内部李宗仁、白崇禧不和的苗头。白崇禧桀骜不驯,是桂系内一直领兵的人物,深为蒋介石所不容,但他又是强硬的反共中坚。他和李宗仁在和谈底线上产生严重分歧,他认为李宗仁想全盘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甚至有了出任未来联合政府副主席的想法是一种软弱,完全是一种牺牲桂系集团利益的做法。白崇禧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党不能过江。

两人默契配合数十载,这是惟一的一次公开分歧。

一贯与白崇禧交厚的何应钦窥出了端倪,他径去溪口,向蒋介石报告了李、白二人争论的前前后后。蒋介石大为高兴,桂系不和,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振奋之余,蒋介石又重新考虑起了他的暗杀李宗仁的计划。本来,桂系铁板一块,自从北伐一来,一直拥兵自重,与他作对。在那张暗杀名单上,李宗仁位列第一,而其他桂系头目,如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谓、韦永成等,亦应俱在制裁之列。但要暗杀掉这么多桂系骨干,那也是一种玉石俱焚似的豪赌。弄得不好,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桂系数十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何况他还需要他们替自己固守中南和华南。

蒋介石尽管将李宗仁、白崇禧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实施暗杀的下作手段,但真正付诸行动,他却一直举棋不定。权衡利弊,他觉得采取军事上拉拢白崇禧,政治上除掉李宗仁的办法,是最稳妥的办法。

而今,桂系不攻自乱,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何必去兴师动众。

基于这些,蒋介石遂命令毛人凤,停止实施暗杀李宗仁的任务。

上穷碧落下黄泉。李宗仁虽然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谋杀,但最终却被逼得流亡美国。由堂堂的“代总统”到“贫居闹市无人问,门前冷落车马稀”,他在美国过得很是落魄。时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与寂寞。

后来,蒋介石多次敦促他离美返台,但都为李宗仁坚拒。于是风声越来越紧,有好心人传言给李宗仁,台湾的越洋杀手随时对他虎视眈眈。1965年,在共产党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由美国归来。他在答记者问中,对蒋介石以及有关暗杀他的传言作了这样回答:“一个朋友提出关于台湾与蒋先生的问题,他提出问题时说‘蒋介石’,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时逢特赦后的沈醉也出席了这天的记者招待会,他听完李宗仁的这番话很为感动。他以悔过自新的口吻向李宗仁谈及当年暗杀他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李宗仁大吃一惊。若非沈醉解密,他自始至终尚蒙在鼓里。垂垂老矣的李宗仁,直面已被雨打风吹去的半世风流,苍然叹道:“蒋先生喜欢打打杀杀,总爱用些江湖手段。”

1968年,李宗仁在北京谢世,得以善终。

军统广州站站长郭旭大喜,如此天气,真是上天安排。皇冠酒店沿途的巡警、保安还不早就龟缩进了家门?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对于李宗仁,蒋介石虽将他视为头号暗杀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最后被迫放弃。可在心中,他对新桂系集团却恨之入骨。恰在这时,从香港传来了令他更加沮丧和愤怒的消息。

2月初的溪口,雾游剡溪,云绕丰镐房。这天,心绪烦闷的蒋介石扶杖晨游归来,却见挟了公文包的毛人凤正笨拙地立在门口,张望着,满脸焦急。

蒋介石的心陡地一沉,虽说连日来的不利消息,他已经了如指掌,但毕竟对于这位主宰华夏大地22年的统治者而言,他一直坚信自己能扶挽国民党这座将倾的大厦,重塑他东方大国领袖的形象。现在,见了毛人凤那副神情,他知道必定又有什么坏消息。于是,他用满口的家乡土话对身旁的蒋经国道:“看来又有啥事体了。不然,以毛人凤的性格,他不会一大早就来报告。”

说着,他加快步伐,漆风黑脸地迅速闪进了丰镐房。

毛人凤亦步亦趋,跟入内室,待蒋介石坐定后,便战战兢兢地从公文包中一面取出一纸军统台北本部发来的电文,一面硬着头皮检讨道:“报告总裁,学生无能,辜负了总裁和党国的信任。今天早上,我刚接到台北的报告,叛变投敌分子李济深已被共党接往北平,我们的同志没有完成制裁任务。”

“什么?李济深跑了?”蒋介石将手中的拐杖猛地摔在了地上,一巴掌拍在桌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名单上早就有了这个人,为什么不行动?”

“总裁,”毛人凤眼巴巴地唤过一声,唏嘘道:“我们已经派了广州和香港两地得力的同志去了,可共产党还是抢在了前面。而且,我们已经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有两位同志还被抓了进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毛人凤毛局长曾经信誓旦旦地给我保证过,决不会让李济深这些捣蛋分子溜出香港,可现在的情况呢?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倘使雨农在,事情不会办得如此糟糕。”

“我辜负了总裁的厚望,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毛人凤已是泪眼迷离。

“知廉耻,重气节。你毛人凤还是称职的。只不过,我们稍微的懈怠,就会给党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总裁,”毛人凤掏出手绢拭了拭雾气弥漫的双眼,赶紧表白道,“李济深他们走的是第一批,人数不多。除了李济深之外,没什么重要人物。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还准备布置转运大批滞留香港的异己分子。因此,我们正全力以赴,按照那份名单,坚决制裁。”

蒋介石瞟一眼毛人凤,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木已成舟,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对那些危害党国的异己分子太手软。”

蒋介石说完,愤愤地挥了挥手。毛人凤如临大赦一般,抱头鼠窜而去。

那么,蒋介石缘何如此痛恨李济深呢?这与李济深一贯的政治立场有关。

李济深,字任潮,桂系著名将领。广西苍梧人氏,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投身军界后,成为国民党元老。历任粤军第11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

综观李济深的历史,他曾多次策划反对蒋介石的数起兵变,与之分庭抗礼。特别是自1937年以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独裁政策。1948年,他和大批国民党元老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任主席。

李济深的反蒋大动作招致了蒋介石的特别“关注”,所以,在那张暗杀名单上,他的排位靠前,属军统暗杀的第一梯次的显要人物。尤其是在1948年岁尾,当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悄然离港后,仍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如退潮后的礁石,格外引人注目。

围绕李济深的政治动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人积极拉拢李济深,想利用他影响未来中国政权的政策;桂系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极力拉李济深加盟,希望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加强自己的地位;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不惜置之于死地;港英当局,则是倾向国民党,但又处于西方价值理念的矛盾之中。

李济深的周围,一时风云诡谲,杀机四伏。然而,他倒向共产党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这丝毫也不奇怪,这是李济深的政治定位与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

他被蒋介石列入暗杀名单后,毛人凤就迅速派出了军统广州站与香港站的特务联手,务必要制裁掉他,更不能让他离开香港。

李济深此时住在香港著名的豪华大酒店——皇家酒店,他几乎包下了整层五楼。平时除了外围港英当局派来了保安外,李济深自己也带了不少追随他多年的卫士。防范特别严密。

军统特务潜入香港后,看见如此严密的保卫措施,顿时就有些泄气。信息反馈到军统本部,毛人凤严令粤港两地的特务们务必要尽快动手,决不能让共产党给接出香港。

1949年1月28日,军统特务们狗急跳墙。

这天,夜幕刚刚降临,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给一贯温暖如春的港岛骤然平添了几分寒意。军统广州站站长郭旭大喜,如此天气,真是上天安排。皇冠酒店沿途的巡警、保安还不早就龟缩进了家门?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于是,他带上五个别动队员,携枪前往皇冠酒店。一路上,真如他的判断,巡警、保安稀疏,可到了酒店,郭旭却大吃一惊,逡巡游弋的巡警与便衣一如既往。怎么会这样?郭旭心里暗暗叫苦。

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略一思忖,他决定铤而走险,先带着特务入住皇冠酒店,然后伺机行动。

说也凑巧,皇冠酒店在八楼正好有几间空房,郭旭带着五名特务住了进去,入夜,皇冠酒店内一片寂静,郭旭命一名特务收买好酒店的侍应生,与他一道走向五楼以送水的名义侦察了一番,结果出奇地顺利。那名特务居然将水送进了李济深居室,还见到了正在看书的李济深本人。同时,那名特务多了个心眼,佯称天冷水不够,马上再送。

郭旭得报后,兴奋得一把拍在腿上大叫:“好,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这就动手。”

说完他将五名特务分成了两组,由他本人带着两名特务,先到酒店门口叫好一辆车,准备接应,另一名特务望风,其他两名特务装作侍应生闯入李济深内室趁机下手。安排就绪后,他们立刻开始分头行动。

且说那两名特务走入五楼后,继续装作送水的人闯了进去。李济深的两名贴身卫士忙盘问道:“刚才不是有人来送水了?”

特务们忙答道:“因为天冷,要水的人多,我们现在才准备好。这不,马上就送来了。”

两名卫士挥了挥手,两名特务忙走过去敲开了李济深的房门。一进门,他们却傻了眼,外面房间突然多出了几名正在打扑克的卫士。正在惊疑之际,那几名卫士突然看到两个侍应闯了进来,心想怎么这么没规矩,怒声喝道:“你们……”

话音未落,那特务甩手就朝正在里屋洗漱的李济深就是一枪。子弹顺着李济深的耳朵飞了过去。李济深一把抓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一旁。

几名卫士迅速反应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一拥而上,将那两名特务扑倒在地,动弹不得。搏斗中,一名特务咬碎了缝在衣服上的毒丸,当场毙命。此时,外面的保安在楼上听到枪响,一面封锁楼道,一面冲进了李济深的房间。大家七手八脚,将两名一死一伤的特务绑了个严严实实。

在楼道望风的那名特务一看形势不好,向楼上连发两枪,然后夺路而走。郭旭情知事情不妙,赶紧拉上几人,冲进出租车,一溜烟跑掉了。

次日,香港各大报刊登出了军统特务暗杀李济深的新闻,李济深虽然毫发无损,但港英当局面子上过不去,只得装模作样地谴责了一番。

有了这次事故,中共方面对李济深的保护工作不遗余力。中共中央指示在香港的潘汉年、钱之光等务必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尽快安排离开香港,一刻也不要耽误。

按照原定计划,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是在大连登陆,然后取道哈尔滨前往北平。可是,就在第二批民主人士抵达大连海面时,苏联方面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居然以控制的大连港是“军事重地”为由,拒绝载有民主人士的“阿瓦塔尔”号停靠码头。最后,这艘挪威籍的货轮只好在大东沟靠岸。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东沟事件”

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发电报指示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办事处,要求他们接待这一批民主人士时,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此外,北方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周恩来批示一定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

安排就绪后,周恩来电示远在香港的钱之光等,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此时,人们都在欢度周末,注意力分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鉴于军统特务们已经对李济深展开了暗杀,当务之急是将李济深安全送往北平。于是,一场由中共香港地下党策划的行动开始了……

两天后,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到处曼舞轻歌,周末气氛十分浓郁。夜幕刚刚降临,坐落在坚尼道的皇家酒店三楼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与往日宴会不同,这场酒宴引来了众多的新闻记者。他们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探着酒宴的动静,企图获取最好的新闻。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了警探,布置在酒楼周围。

酒楼四周的出租汽车与小摊贩也比平日多了许多,明眼人一望而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此刻表面轻松、热闹的气氛下,隐伏着一种紧张和不安。

是夜,香港酒楼家家爆满,为何惟独此宴如此引人注目?只因座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果然,李济深在社交场合一露面,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记者、特务闻讯而来。他们要弄明白,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来,一向深居简出的李任公,这一回如此招摇,究竟是纯粹的节日娱乐,还是别有他举?

此时此刻,虽然酒楼外招来不少“围观”人物,但却无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警卫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在四条有力的臂膀前,均化为泡影。席间,一曲又一曲优雅的圣诞音乐,弥漫在灯红酒绿的南国夜空中,令人陶醉。

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四望,都是多年来冒死犯难,忠诚追随自己的至交好友。就在今夜,他将带领这些人一道踏上新的征程。

举目环顾涛声依旧的维多利亚湾,李济深感慨万端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辜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面向大家,十分动情地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要真正风雨同舟一回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著名的民主人士朱蕴山、吴茂敬等人纷纷起立碰杯。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迎面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抢着发问:

“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高大的保镖们不由分说,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夹缝,李济深才得以被严密护卫着冲出记者的包围。记者们和那些想浑水摸鱼的特务瞪大了双眼,看着他们一行人登车绝尘而去。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直奔维多利亚海湾。来到海边,早有几条游艇靠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

天上一轮皓月当空,阵阵湿润的海风微微拂面,在如缎的海面上将一盏银灯摇碎,斑斑点点,碎银无数。近处半海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辉煌,如此良辰美景,泛海赏月,何等美事?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去,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何来此雅兴呢?正当记者迷惑之际,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迷离莫辨了。

李济深诸公载酒泛舟,表面上看去陶然怡然,其实他们内心都很紧张,酒带了不少,谁也不敢多喝,游艇在港湾中来回逡巡,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有游船向他们靠近,他们会惊吓得心跳出来,但是他们又盼望着有人向他们驶来,指引他们快快登上北行之船。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

正待他们焦躁莫名、翘首期盼之际,一条小艇飞也似地向他们冲过来。由于过久的等待,希冀压倒了惊惧。果然,那条小艇驶近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了信号,李济深等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盼来了。渐渐的,在如水的月光中,大家看清那条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如风中狂柳,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庞,但那身影大家早已熟悉了,这位昂首船头向他们招手的,正是中共地下党驻香港的负责人之一——钱之光。

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的水面上划了一道绚丽的弧线,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他们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有一艘巨轮,是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上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时,立刻有人过来问候,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他略微有些惊异。因为登船之前,谁也不知道同行的有谁。但他旋即醒悟,知道此次北上,除了他们民革的几位,还有许多朋友: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这些人,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袍马褂,真是各有千秋。大家一见面,握手寒暄,兴致十分高昂。这些人,大多是上了那张暗杀名单的。

不一会儿,钱之光箭步登船,与大家告辞,他叮嘱大家:

“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熟悉自己新的身份。”

末了,钱之光又再三嘱咐:

“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的确,这些人物,都是当代中国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钱之光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旦落入蒋介石手中,就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巨大的风险和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像对小学生那样再三叮嘱。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将第三批爱国民主人士送上了北上的征途……

当轮船乘风破浪,即将驶抵大连港时,不少民主人士的眼眶湿润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两年前的情景。

1946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下,共产党领导的整个解放区已经没有一块和平安宁的土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最大城市不过是塞外的张家口,而且刚一开战,就被国民党军队夺了去,连自己多年的大本营延安也丢给了国民党。环境如此险恶,中国共产党把朋友们安置到了香港。而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解放军战士,无论怎样风狂浪疾,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当战争形势好转,他们又把民主人士接到和平安定的解放区。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李济深作为筹备会的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

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筹备之际,李济深的夫人、子女等从香港乘挪威货船,悄悄地通过台湾海峡的封锁线,安全到达解放区天津。

获悉此讯,李济深异常高兴,亲自去天津迎接。当和全家人见面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李济深一家到达北平后,先临时住在北平饭店,不久就搬到西总布胡同5号一幢二进四合院的平房中安了家。这幢房子抗战时期被一个汉奸霸占,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并分配给李济深一家居住。西总布胡同靠近北京东四,也靠近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当时很多重要民主人士都住在这一带,宋庆龄、张澜等人就住在附近。

李济深平安抵达北平后,被气急败坏的蒋介石痛骂了一顿的毛人凤不死心,他从民革内部找到一个李济深早年的秘书张序(化名何友芳),此人自称可以随时见到李济深,然后乘机下手。可是,本来计划等李济深返回香港时下手,李济深却在北平居留不回。蒋介石急了,毛人凤又派遣张序进北平暗杀。张序策划的方案相当复杂,先利用民革关系进入北平,刺杀得手后潜逃天津,乘坐事先准备的渔船返回香港。这方案居然要五万美金!但由于李济深在北平的保安措施更加严密,这项计划终于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