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企业界曾掀起过一阵“点子大王”，“策划大师”热。据说这些人仅凭灵光一闪或一句点石成金的话就能搞好一个企业或捧红一个产品。现在这拨人大多折戟沉沙或消声谧迹，但还有少数变色龙转世的家伙摇身一变，又成了哪所合作大学高价MBA学历的消费者。做了某企业的CEO或投资顾问，让我们佩服之至。更为可贵的是，这拨人嗅觉极其灵敏，从矿泉壶到保健品，从DOTCOM到基因纳米，从电视剧制作到纸媒烧钱，哪里火热，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人比起我那一直对点子极其鄙夷的李方老师来讲，差远了去了。虽然李方在课堂上一直对点子现象大加嘲讽，但他自己做的空手套白狼的策划迹近完美，从哪个环节看都充满了智慧和对这个国度深刻的理解。李方认为，点子的流行源于我们对运动的狂热。关于这点，我没有体验，所以理解不了。但他的预言还算准确，只是后来的现象比他的想法相对温和。他对《芙蓉镇》里那个疯子的台词一直很推崇“七八年一次”他经常跟我们说，文革理论上讲基本没有再生长的土壤，但各种名目的运动将会持续很久，比如以学习的名义，以斗争的名义。或许，他是因为不屑或是恐惧这个才离开了这里，不知道他还回部会回来？出国之前李方最后一次同我和老骆吃饭，竟然破天荒喝了点酒，借着酒力，他坦白了我们的招商引资援助计划其实也不过是个点子而已，但他的高明在于激流勇退。刚在我的怂恿下读完了《三国演义》的老骆接口说，其实跟空城计不能拖太长，也不能用两次差不多。李方赞许的眼光久久在老骆身上流连，他除了夸我诚实勤快外，从未这样看过我，害的我差点嫉妒上老骆。本来为李老师操作这个计划的应该是我和周坚。可那会周坚正被刘婷婷折磨的死去活来，天天借酒浇愁，嚷着要找人拼命。原因是刘同学为了留京，闪电般地踹掉了诗人，和一个有亲戚在教委的北京男孩好上了。我在兔死狐悲的些许伤感中，向李方推荐了骆石平同学。李方用人不疑的大将风度绝非故做姿态，他只是让老骆熟悉了两晚上资料，便让我们出发了，连老骆是哪个系的都没问过我，你的朋友没有问题，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很随意，就象当初从我手里要过黑板擦一样。现在该说说我们这项工作的大致情况了。首先，李方的同学在美国某个地方注册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们的第一个总公司注册地在康涅狄格洲，世界地理不怎么样的我为记这个名字费了不少力气，估计那些草包政府官员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而我们，则是这家公司的驻华代表处，负责总公司在华投资咨询的先期考察工作。下一步，就是给一些比较贫困的乡镇政府发邀请函，收信人一般都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我一直没看过信的具体内容，但我知道，这些信写起来绝对不容易。在每次发信前，李方都会在北图呆很长时间。我估计，中国两千个县的大部分乡镇有什么资源，都装在李方的脑袋里，他完全有能力做全国扶贫办主任。信的主旨就是邀请对方到北京来谈合作事宜，共同开发当地的某项资源，同时对我们代表处进行一下考察。那会还不象现在，一个村长都有可能去国外考察。所以一般能有这种公费游北京的机会，他们大多还是愿意前来的。来了之后就开始谈实质性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在那里建一个当地最大的淀粉加工厂，因为当地最多的农作物是玉米。官员们不会关心我们每斤玉米付给农民多少钱，他们关心的是我们租用他们土地的价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关系到他们坐进口车还是国产车！我不太了解李方和他们口中的一个术语“红帽子”，可能是当地有权力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哪级政府机关的红章。没有戴红帽子的土地，我们是不谈的。在土地和农作物价格上我们会僵持几天，主要是让时间给他们出去玩。到最后我们会在土地使用的价格上妥协，而把作物价格压低，在表面上做到各自都让了步，实际上是他们全线胜利。因为在合同中，我们的利润来自双方土地转让成交后发生额的千分之几的提成，所以他们会习惯于宴请我们个人来补偿我们公司的损失。然后就开始签考察合同，我们要去考察他们的土地，水质，电力供应，上级领导对这次合作的态度。因为要给美国方面的投资方看这些资料，我们必须把很多东西摄下来，请人作成画面优美的带子，寄到到美国去。这次考察和后期制作的费用，当然是他们掏了。我们的利润来自他们合作成功后的提成，这些费用只是工本费。虽然这笔工本费也不算便宜，但比起成交后的天文数字，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且能把美国的投资咨询公司请到当地考察，还可以趁机和高一级领导亲近（我们要求录象带最后要有5到10分钟领导讲话，级别不得低于副县长，以表达当地政府对合作的诚意）就算最终没成功，也可以交代的过去了。考察经理骆石平和摄相师小高怀着忐忑和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考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