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浩叹了：失去的，还能挽回么？如果克隆技术
让人人都能重活一次，我猜想每个人都会有另一种活法儿的。但是，生存
的悲剧性意义在于：失去的就无法挽回。
我们默默地同历史相对而坐。
满室灼烫而闪烁的泪光，波动在久远的回忆里。满桌杯盏狼藉，有如岁月历尽沧桑后被遗忘的废墟。只有徐来的风依旧温柔，从飘拂的窗帘那儿伸进纤细的手指，抚慰一颗颗赤裸着的创痛的心灵。’
我们沉寂着。微明的暮色里，黑发黑眼睛黑色的肌肤泛着黑土的光泽。酒喝得并不多。但思绪和呼吸已然被酒烧红，搅动着历史留给我们的那许多苍凉，苦难，坚强，成熟，一切一切，那些无论怎样遥远，此刻都觉着极切近极清晰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大家都还年轻，狂热，单纯，冲动，莽撞，勇敢，满身血汗跌跌撞撞地走向中国的觉醒。
我们是一群中年“北大荒”。早就相识的和刚刚相识的，聚在一起就有着兄弟姐妹般的亲情与坦诚。黑土地铸就了共同的爱憎与共同的魂灵。
哦，那年代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从心底从生命中滚滚滔滔地涌流出来，每个人都争抢着回忆了感叹了激动了，一会儿噙着泪花一会儿忘情大笑一会儿陷于思索。我们把那段历史在感情的潮水里浸来浸去。
她抽着烟侃侃而谈（只是在我们中间她才抽烟）。一位干练果决的女性。举止沉稳，感觉敏锐，只是在开怀朗笑的时候，那双明丽而又调皮的眼瞳才会显露出奔放热烈的性格。在北大荒，她喂过猪，养过鹿和蜂，赶过三挂大马车，鞭头练得极准。有次秋后在傍晚的山野路上，迎面来的一位牛样壮实的车老板见她只身一人，便嘻着脸道：“姑娘，累了吧？上苞米地歇会儿……”她咬咬嘴唇，一扬手，一声崩脆的鞭花，那家伙的脏便帽便打着旋儿飞进路旁的苞米地。1979年返城时，她只能在街道维修队里给人家刷墙抹炕通烟道，整日浑身白浆黑灰。苦干10年，时下是哈尔滨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
饱尝辛酸的一代。不屈不挠的一代。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为你们感到骄傲！
夜色渐渐浓了，一弯月芽儿静静地挂在窗前的柳梢头。她似乎受了什么触动，忽然说：“我给你们讲一段故事吧，咱们知青的。但我不能披露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这，你们听完后就会理解的……”
（一个美丽而又凄凉的故事在我们眼前展开。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给主人公取了代名。）
夏兰（讲述人）：
去年7月10日，是我们下乡整整20周年的日子。我们中学有各年级五百多人坐一列车走的，一晃20年过去了，大家各自东西，各忙各的事情，在城里极少有见面的时候。这一天，我们高一（二）班10多个同学约好了，都来我家聚会，恰好我爱入公出到南方，我们疯到啥时候都行。
这样一个难忘的日子，又有共同的一段难忘的人生，返城后又极少接触和交流，大家聚到一起，就像我们今天这样，那激动就甭提了卜一声声感慨，一阵阵唏嘘，好半天，大家才坐下来，细数班里的同学，来的没来的，在北京的，在河南的，在大连的，在国外的，赚了大钱的，当了这个长那个长的，留在北大荒的，死了的……我们班一共51个同学，死了两个，一个在农场翻车砸死了，一个插队时得病做手术感染了……为了祭奠这两个同学，我们庄严地斟满两杯酒，倒在地上，默哀致敬，我们都哭了。
后来，就是震耳欲聋的嘈杂。大家争抢着回忆每个人在校园时的傻事趣事，在山区在乡村的苦难经历，返城后的奋斗，各自的家庭，孩子，妻子或丈夫，同时就惊叹着时光已过去了这样多这样多。
一时间，大呼小叫，此伏彼起，干杯的名目多得数也数不清。到晚上，已经喝进去三瓶白酒一箱啤酒。大家都有些微醺，脸色红红的，眼睛亮亮的。因为痛快，谁都没有醉意。这时候，我们的副班长，现在是一家大企业的分厂副厂长，举着酒杯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说：“我提议，在座的每个男同学，都把酒斟满，然后挑一位在座的女同学，一起于杯。不过，在干杯之前，一定要说明理由！”
大家愣了一会儿，接着就鼓掌叫好表示同意。
“不许乱点鸳鸯谱，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副班长接着说，“我先来。我挑李玉莲，她是我入团介绍人，在学校时，她尽找我谈心，还常上我家去，我妈以为我俩搞对象呢，偷偷提醒过我注意点儿。说真的，我那时对她真挺有好感的。要不是后来搞‘文革’，下乡，她哪能是人家的人呢！”
大家哄地笑了。李玉莲脸色涨得通红，“去去去，我不跟你喝！”“喝！”大家一起呼应。
“喝就喝！”李玉莲站起来，大大方方干了杯。
一个又一个“老爷们儿”站起来，点了一个又一个女同学的名，说明了各自的理由。经历了那些艰辛困顿的岁月，都豁达而成熟了，没有了少男少女的羞赧，没有了孩子气的天真与幻梦，以往的纯真友情，或是一瞬间的美好印象，或是一件小事的感激，或是一直深藏在心底的单纯的爱慕，或是屡经周折而终于各自东西的初恋，此刻都赤裸裸地真诚地，依然闪现着原来的美丽光环，倾诉出来。有些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有些是一直珍藏在记忆中的小秘密。大家欢笑着，感慨着，惊异着，一杯接一杯干着。
轮到秋石。他站起来，神情竟那般沉郁忧伤，黧黑的额头渗着细汗，一对浓眉紧锁，国字型脸膛上的络腮胡子刮得青青的。那细长锐利的眼睛隐约闪着泪光。
“我点冬阳。”他的声音沉沉的，仿佛有些颤抖。
我正坐在冬阳的对面，感觉她浑身一震，迅即垂下头，脸色变得苍白，眼里似乎有了泪。我蓦地觉察到，聚会到这会儿，秋石和冬阳一直话不多，神情也一直有些抑郁，常常是静静地听别人喧哗，或是呆在那儿冥想着什么。他和她的事情，当年我和同学多少风闻了一些，而且悄悄议论猜测过，但究竟怎样，谁也不那么真切。后来生活风起云涌，大家星散了，也就渐渐淡忘，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他和她也各自走了自己的道路。
“理由？”“快说理由！”不明就里的人叫，多少知道点儿的也叫。
“我实在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们还能有这样一天！”秋石坐下来，声音有些哽咽，“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了，说出来也没什么。反正我们都是同学，同学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是最真诚的。说起过去的事情，我曾埋怨过命运，埋怨过那畸形的时代，甚至把那些当做孩子气的表现想彻底忘却。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沉淀，我开始用成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一切，我发现我错了。我首先应当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的怯懦和自私！我不是个男子汉！我伤害了冬阳。20年了，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一切都不能挽回了。说出来，我心里会平静些的，也算是对冬阳表示我深深的忏悔和歉意！冬阳，你是不是也可以说说，你我之间的遭际或许是这一代人挺典型的事情呢。”
冬阳依旧垂着头，不吭声，但也没表示反对。大家都是不惑之年上下了，生活都有了自己的归宿和既定的轨道，刚才无非是拿少男少女那点记忆那点趣事重温一下如诗如梦的好年华，半是感叹半是调侃。秋石这么一说，屋里的空气顿时沉重而悲凉起来，大家都收敛了笑容，静静地听着……
秋石：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些决定性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常常要影响我们的一生。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可那一夜的记忆始终鲜明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怕是终生不能忘记了。
和大家一样，1965年夏，我考进咱们学校。我父亲是个老木匠，母亲在困难年代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我都是拎着鞋子上学去，快到学校时才把鞋穿上。父亲本来不同意我上高中，让我赶紧干活挣钱，帮着拉扯弟妹。我是哭着绝食了两天，父亲气得掉了酒壶，最后无奈才同意了。所以入学后我就是埋头读书，谁也不接触，同学不是老叫我“闷葫芦”么。
好长时间，我和同学都不大熟悉。冬阳虽然是同班同学，但真正注意到她，还是1965年底冬天的那个夜晚。我家穷，买不起冰鞋，所以一直不会滑冰。进了高中，冬天上体育课滑冰，我磕磕绊绊的像个企鹅，直跌跤，惹得同学直笑，臊得我脸通红。我有个不服输的犟脾气，于是下决心偷偷学，一定要让同学大吃一惊。
那是一个飘着清雪的夜晚，我匆匆吃了饭，带上白天从老师那儿借出来的冰鞋跑回学校冰场，一个人跌跌撞撞地练着滑。
突然，前面钻出个胖滚滚的小男孩，横穿跑道朝冰场中心跑去。老天，我还没学会疾停呢！眼睁睁听凭自己朝小孩冲去，一点转弯的动作也做不出。没招儿，我只好一闭眼睛，就势一坐，在撞上小孩的瞬间，一把搂住他，我俩就像大狗熊抱个小狗熊，顺着冰面出溜到冰场边的雪堆上才停住。
一阵悦耳的笑声在身后响起。回头一看，是冬阳！灯光下雪影里，她显得是那样美丽，眉弯弯的，眼睛亮亮的，长睫毛忽闪着挂着晶莹的小霜粒，因为运动和风吹，脸色红润润的。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抠书本，从未注意过周围的人，更没注意过女生，仿佛她们根本不存在。但此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的感觉刹那间涌遍全身，同时我就感到极度的狼狈，在这样好的姑娘面前，一个男子汉是不应该露丑的。
冬阳当时穿着白色高领毛衣，蓝哔叽裤子，头戴一顶红绒线帽，脚蹬雪亮的速滑刀，浑身上下没一点雪沫儿，显见滑得相当好。她这一身红白蓝的装束，色彩是如此鲜丽，衬托着她窈窕的身姿和俏丽的脸蛋。竟像一张高贵的油画深深印在我的心底。少年的心都是单纯透明的，印上什么就留下什么。从此我发现自己特别喜爱红白蓝这三种颜色。
当时我窘极了，尴尬地笑笑：“我，我不大会。”
“你的姿势不对。”她嘬起下唇，把垂到额前的刘海儿吹开，然后一拧腰肢滑到我对面。“来，我教你。”她大大方方地拉住我的手，“蹲下去，再蹲。好。记住，膝弯处大约成90度角，头部抬起，左腿向侧后方蹬，用力！用全刃，别用刀尖……好，右腿同样……”
响铃了，该闭场了。“谢谢你。你滑得真好！”我摘下毛线织的耳包，汗湿的乱发冒出蒸腾的热气。
“你也不笨。”冬阳抿嘴笑笑，又嘬起下唇，吹开额前的刘海儿。这真是个奇特的动作。从此我只要想到冬阳，就会想起她这个孩子气的动作。
我们开始换鞋。冬阳很快换好了，她摘下手套，大大方方伸过手来：“再见，以后咱们再一起滑。”
我懵了。从城边子的中学考来的我呆头呆脑，根本还没学过怎样和人家握手哩。我慌慌张张站起来，顾不得从膝盖滚落下去的帽子手套冰鞋什么的，还提着没来得及套上棉鞋的左脚，怯生生地握了握冬阳温热的指尖，窘得满脸通红。
“再见。”我嘟囔了一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握手！
冬阳用雪白的牙齿咬住下唇，忍住笑，装做没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摆摆手轻盈盈地跑开了……
冬阳：
小时我简直就是一个骄傲的公主。我以为来到人世上就是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
我父母都是中国电机制造业的专家，50年代长期在苏联留学和实习。我生在莫斯科，直到1959年才随父母回到祖国。生活在俄罗斯孩子中间，在莫斯科的公园和郊外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给了我许多美好温馨的记忆，也赋予我开朗奔放的冰场上的那一夜，秋石以笨拙而又有趣的憨态第一次闯进我的视野。可很快我就淡忘了，因为我活得太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而他也太普通，普通得就像一片树叶。
那是1966年寒假后不久，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非同寻常的开场白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今天这个会上，我们大家将听到和看到，一位普普通通的同学用他默默的行动，证明了雷锋精神，也就是共产主义精神，具有多么高尚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不想多说了，请苏秀秀同学讲话吧。”
一位陌生的拄着双拐的姑娘，在校长的搀扶下缓缓走到讲桌后面坐下。
“老师们，同学们，我叫苏秀秀。”姑娘的嗓音清亮纯净，“你们大家除了一个人，谁也不认识我。可是，我却知道你们中间的好多人，就像和你们朝夕相处的同学一样。”
姑娘接着讲述了她的身世。她两岁多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瘫痪在床。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是偶然认识的一个小男孩决心教她认字读书，后来又帮她联系了一所小学，还约集了一帮同学，天天背她上学下学。这个男孩子几乎天天到她家去，帮助她温习功课，做家务。闲暇，就给她讲故事，讲学校里的人物，趣事……
“就这样，我渐渐熟识了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好像我整天就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姑娘越说越激动，声音渐渐高亢起来，“我从此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孤独……”
暴雨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我的这位‘老师’已经是高中生了，再有两年他就要考大学了。我下决心不再耽误他的时间。他应该有他美好的前程。所以今天我和爷爷商量，决定到学校里说明这一切。过去好多次爷爷都要到学校里表扬他，可他坚决不同意。今天，我要向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我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活雷锋！说到底，他究竟是谁呢？他就是你们学校高一（二）班的秋石同学！”
“秋石？！”全场发出海潮般的回响，接着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原来是他，冰场上那个笨拙的“大熊猫”！我赶紧擦擦眼里的泪水，朝秋石坐的位置上看去——刚进会场时他还在哩——这会儿他已悄悄躲出去了。
一颗多么美好善良的心呵！晚间，在我的小房间里，冰场上的秋石那憨态可掬的模样，苏秀秀讲述的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久久在眼前晃动，我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诗，赞美这种“雷锋精神”。
第二天上学见到秋石，我把诗悄悄塞给了他。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慌忙看看四周，赶紧把叠成方块的纸片揣进口袋。那双眼睛定定地望了望我，灼灼地闪亮，厚厚的嘴唇翁动了几下，像是要说什么。但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说，急转身匆匆跑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仿佛有了一种默契，有了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只要有他在篮球场上，我就一定去呐喊助威；而只要我在，他就龙腾虎跃八面威风，投篮频频得分；只要我去打乒乓球或去图书室，秋石准保下大会儿就悄悄出现在那里，好像偶然碰见似的，交换一下目光或微笑，说几句话，这一天就过得极充实极有意义。我们的心悄悄接近着相互温暖着并且怯生生地渴望着。但我们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什么。唯其单纯和朦胧，今天回忆起来才觉得又遗憾又美好。
秋石：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把我们，把整个中国都卷进了史无前例的狂热之中。
我祖宗八代根红苗正，是学雷锋的楷模，又有着“捍卫红色江山”的一腔热血，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头，整日里轰轰烈烈，叱咤风云。
冬阳的父亲当然是不能幸免的，成了“苏修特务”、“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报纸上点了名。原来在校园里娇艳得像一朵玫瑰花儿，那样引人注目又令人艳羡的冬阳一夜之间凋零了。乌油油的一根长辫子剪成短发，鲜艳的连衣裙换成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黄军衣，以往整日忽闪的快乐的大眼睛失却了光彩，再也听不到她格格的笑声，再也看不到她轻灵奔跳的身影。只有沮丧、忧郁、惴惴戚戚。
生活不应该这样无情地摧残美。不该摧残她也不该摧残她的父母。我依然鲜明地记得那年寒假我和两个同学到她家里去，她母亲文雅清秀，坐在钢琴前弹琴，她父亲靠在钢琴角上，用俄文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卡秋莎》，唱《伏尔加船夫曲》，唱得我们如痴如迷，当时我对冬阳有这样美好的家，有这样多才多艺的父母羡慕死了。这样的好人会是“苏修特务”吗？
从此，冬阳成了我们“造反大队”的“红外圈”。调浆糊，刷标语，刻钢版，印小报，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干得极认真。
那是一个晦暗的黄昏，我正在“造反总部”埋头研究“两报一刊”的新社论，门开了，冬阳慌慌张张走进来。见屋里无别人，她急急地说：“前天我妈妈被北京她原来那个单位的造反派抓走了……”
“为什么？”
“说也是‘苏修特务’，”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刚才我爸单位有人偷偷告诉信儿，说我爸单位的造反派明天也要采取行动，把我爸关起来批斗，要抢在北京战友前面把‘特务’材料抠出来。他们打人打得特狠，我爸他……他给我一些钱，还把头发都剃光了，做了死的准备……咋办啊？……”
慌恐，悲戚，孱弱，绝望，簌簌发抖。半年前还那么娇美飘逸的冬阳呵！
良知冲决了蒙昧，同情化为了果决。我紧张地思索着对策，不知不觉抓起别的战友扔下的半盒“葡萄烟”，抽出一支吸了起来，呛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吸的第一支烟，从此就再没扔下。我豁出一切，决定冒一次大风险。
当夜，我约集了8个“铁杆战友”，戴上明晃晃的红卫兵袖标，在路上拦住一辆车（不敢找熟悉的车，怕泄露天机），风驰电掣赶到冬阳家，故意大呼小叫地冲进去，乱翻乱翻砸一气，并对邻居们宣布，我们把“苏修特务”和他的狗崽子女儿一起抓走，要送往北京。他的房子用“革命封条”封起来，不许擅入，以备随时回来查找“特务电台和密码”。然后，车一溜烟儿开到火车站，我便让战友们带车先走，假意说他们父女要去北京。半夜，我和冬阳父女悄悄摸出车站，抄小路溜进我家……
那以后，冬阳父女就躲在我那儿，白天晚上都不出屋。我家住在道外区的一条小胡同里，半地下室的房子，极少有什么人光顾。吃的由爷爷负责弄。晚间，爷爷和冬阳父亲睡炕，我和冬阳就睡地铺。
开始，白天我照样去学校当我的“造反大队”司令，而且表现得更加“革命”，以避免被人怀疑。一有空就溜回来看看有什么动静——家里藏着两个“黑人”，心里总是发毛啊！冬阳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听说“功劳”被别的造反派抢走，遗憾地骂了一顿“他妈的”也就拉倒了。慢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满世界去串联，游山玩水；后来又动枪动炮打起了派仗，互相夺权，也就没时间再理这个茬儿。我干了一段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便假说出去串联，司令不当了，成了逍遥派，整日泡在家里。
整整3个多月，我和爷爷同冬阳父女厮守在一起。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困窘而又美好的时光。心境平静了一些，和在北京的妈妈也联系上了，一家都还安好，冬阳便又有了粲然的微笑和格格的笑声。我们铺挨铺躺着，天南海北地聊啊聊，聊命运，聊未来，聊明天，无所不谈。冬阳那娇美的面容，细腻白皙的肩膊，半裸着的隆起的胸脯，最初不能不使我怦然心动，眼睛都不敢抬。相处得久了，心里反倒安然了，甚至有了点兄妹样的亲密感情。在那样一种“革命”气氛浓烈的狂飙时代，我们又是那样的单纯和纯洁，几乎忘记了生活中还有爱情的存在。其实，爱情的蓓蕾已悄然滋生在心底，只是我们还不自觉，还把它当做“革命友谊”罢了。
1967年初，冬阳父女准备悄悄去北京和她母亲会合。临别的前一夜，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那样地喜欢冬阳，那样地舍不得她走。我的心沉甸甸的，老想流泪却又流不出来。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她盖着她的被，我盖着我的被，我却分明地感觉到她的青春胴体的灼热，好像第一次发现她脖颈的曲线是那样的美丽，半露的肩膊是那样的柔美，起伏着的胸脯是那样的诱人。我甚至嗅得到她的秀发和身子的温馨。一种想亲近她的强烈欲望烧灼着我，但是我一动不敢动，浑身绷得紧紧的，仿佛轻轻的一个碰触都是对她的亵渎。同时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冬阳也有着相同的心情相同的感觉，那颗美丽的灵魂渴望着什么又害怕着什么，有多大的渴望就有多大的害怕。
爷爷和冬阳父亲早已沉入梦乡，家里的老式坐钟发着单调的声响。灯闭着，屋里一片幽暗。
“睡了吗？”我终于鼓起勇气悄悄问，其实我知道她还没睡的。
“没。”同样的悄声。
“……走了，还回来吗？”
“回的真的……”
“早点，好吗？我爷爷挺喜欢你的。”
“我也是。我也喜欢爷爷……”
“人真是挺怪的。走了好像心里空落落的……”
“我也是。人真怪……”。
“你得回来，你的学校还在这儿呢。”
“我当然得回来。咱们还是同班呢……”
沉默。沉默。
“一定回来，啊。别忘了我和爷爷。”
“我不会忘。真的不会忘。”她的声音哽咽了。
成串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流下。
“冬阳，你真好。”我说。
“你也好，真好……”冬阳喃喃地。
缠绵排侧的一夜。睁眼做梦的一夜。只有这样的低语而没有任何些微动作的一夜。那么纯洁而又难忘的一夜。我们并排躺着，只是静静地躺着……
我们依依惜别了，相互间连手指尖都没碰触一下！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冬阳：
在北京度过漫长肃杀的冬天，妈妈经受了皮带抽，冷水浇，跪洗衣板等惨无人道的轮番批斗后，那里的造反派忙于夺权和自相残杀，再无暇顾及“黑帮”们了。爸爸也不敢在外面躲的太久，这样，我和爸爸妈妈便返回哈尔滨。这是1967年5日。这里的造反派们也在“文攻武卫”，爸爸妈妈回来。照样无人顾及，塞进“黑帮队”扫厕所擦玻璃，心境和生活倒也安静了许多。
在学校，我碰见了秋石。5个月不见，他长高了许多，但那个微显笨重的大脑袋，微微凸出的圆圆的前额，以及谈眉下不断眨动的长眼睛，依然带着孩子气。见到我，他一愣，随即就惊喜地微笑了，两只嘴角好看地深陷下去。
“你爸妈呢？”他关切地问。
“都回来了。在‘黑帮队’劳动呢。”
“你们到我家玩去呀，爷爷老念叨你们……”
“‘黑帮’只许星期六回家。”
“平时就你一个人？”他的眉头紧锁起来，“那吃饭咋整？”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反正都是瞎对付，或是买两个劣等面包，或是到邻居家，或是下一点面条。
“干脆你就到我家来吃吧，没啥好的。”秋石热情地说。
有过那一段患难与共的友情，我自然也就没什么忌讳，一星期总要跑他家几次。尽管是粗食淡菜，毕竟有热汤热水。爸妈听说后又是好生感慨。
那真是难熬的一段时节，贫穷、困窘、孤寂，唯有秋石和他的家才能使我忘却烦忧和寂寞，给我一点温暖和慰藉。爷爷于木匠活很累，挣钱不容易，可弄点好吃的总不忘要秋石去找我。夏天，我和秋石悄悄跑到太阳岛上去横渡松花江。游累了，我们就躺在热烘烘的沙滩上，把身子晒得红红的，黑黑的，聊呵聊呵，常常不知不觉太阳就西斜了。
那时他18岁，我刚刚16岁。我们朦朦胧胧地依恋着，却什么都不懂得。他碰都不碰我，只是像兄长一样细心地关怀着爱护着我。我们心里都渴望着时时在一起，以后也不分离。但“爱情”这个字眼儿对于当时的中学生来说，实在过于神秘也太令人畏惧。我们都还把自己当做孩子，而“爱情”，那是属于遥远而朦胧的未来，是成人的事情。
我们没能走出勇敢的一步。我们错过了另一种人生，对我来说是曾经日夜梦想着的美好的人生。如果那时他勇敢一些甚至莽撞一些，或者我勇敢一些，生活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命运是瞬息万变的，该抓住的时候没有抓住，就可能悔恨终生！（说到这儿，她潸然泪下。好一会儿，才恢复了平静。）
1968年夏，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和秋石想要去“反修前线”黑龙江建设兵团。那天报名后，我们高兴极了庄严极了，浑身的血在沸腾，情不自禁跑到松花江又畅游了一番。
很快，回信来了。秋石被批准，而我被拒绝！理由不言而喻：那里是边防前线，而我是不被信任的“黑帮子女”，尤其又是“苏修特务的子女”！
我傻眼了。秋石他……能不能干脆也不去呢？不，在那个被“革命”激动得浑身发颤的时代，因为个人感情这点卑微小，事而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是不可想象的。
只能分手了。
那天，我和爷爷送他上站。临到分别，我和秋石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只觉得心里涌动着那么多那么多，可所有的早已说过千百次。我的眼圈红红的，他的眼圈也红红的，但都装出平静的样子。
“到了就来信。”我戚戚地说。
“嗯。”
“爷爷那儿我会常去的。”
“告诉你爸爸妈妈，别上火。”
“……”我猛地起了一股冲动，想投进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可控制住了，一动未动。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话了，重复过无数次的话，在那样一种惨烈的时刻，在人生就此分手的路口！
铃响了，他转身登上车梯，我的眼泪一下涌流出来，可嗓子完全哽住，一点声音也发不出。
车轮缓缓启动，刹那间，车上车下，整个站台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恸哭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巨大的声浪和惨景！真是“泪飞顿作倾盆雨”。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大声哭着喊着，跟着跑了几步，没多远就跌倒在人群中，那一瞬间我看到他哭得像个孩子，急急忙忙地用拳头揩抹着眼泪，仿佛要最后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是深藏着极其神圣而纯洁的初恋之情分手的。谁都没想到命运后来发生了难以逆料的变化。
秋石：
畸形的时代造就的是畸形的命运和畸形的性格。
1971年冬那个“大烟泡”呼啸的夜晚，把我逼进了生活的死角。
那天晚上，连队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和一个老排长找我谈话，我的心怦怦直跳，又兴奋又有些说不清的担忧。他俩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已重点培养我两年多，回顾自己到边疆来的日日夜夜，苦吃了不少，汗得成水桶拎，换来的是一帆风顺。在这个最令人艳羡的武装连队，由副班长而班长而副排长而排长，表明了组织的充分信任。我反正是木匠爷爷带大的，穷苦出身，根红苗正，什么苦啊累啊险啊全不在乎。进山伐木住帐篷，我睡在门帘口那儿，跑荒救火，我冲在最前头，甚至用棉袄蒙了头卧倒滚压肆虐的火浪；枪法我练得最准，回回打靶是优秀；铲地收割我全是打头的……这样的表现，入党还能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不知为什么，或许这毕竟是神圣的第二生命，是最光荣的称号吧，我的心总有些忐忑不安。
风雪在荒野群山间呼啸，尖厉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我走进连部，两位转业兵出身的入党介绍人正襟危坐，一脸庄严神圣，正坐在那儿等我。
指导员麻利地卷了一支蛤螟烟点燃，慢腾腾地开口了：“你来到边疆3年多，思想坚定，表现不错。党组织一直把你列为重点发展对象。前些日子，我们派人出去外调，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清白，是个根红苗正的好青年……”
我心里高兴极了，但脸上仍保持着极庄重极虔诚的样子继续聆听。
完全没想到指导员慢悠悠地来了个“但是”，”‘但是，我们了解到，你好像处了一个对象，叫冬阳，是不是？”
我呆若木鸡，一时无言以对。
“组织上很严肃地做了调查，我们总要对党负责嘛！据了解，她的父母都是地主出身，又是‘苏修特务’嫌疑，虽然没有最后定案，但现在还在工厂车间里劳动。这可是件严重的事情，你得站稳阶级立场，主动划清界限，我们还是爱惜你的，不希望你受到她的反动家庭的影响和牵连……”
我懵了。屋里的火炉呼呼作响，我觉着脑袋里也轰轰作响，汗水顺着腋下直淌。
“我……考虑考虑，”我麻木地嗫嚅着，“谢谢党组织的关心爱护……其实那也不是对象……”我完全语无伦次了。
整整一夜，我没有睡。我在漆黑的风雪路上走啊走啊，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时间。我的心我的灵魂仿佛被两股力量争夺着撕裂着绞杀着。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校园冰场上彩色的夜晚，和冬阳在太阳岛上的嬉戏神聊，在家里和她度过的那些难忘而温馨的时光，她那美丽真诚的眼睛，轻盈修长的身姿，银铃般格格的欢笑，车站上送别的泪水……
这个风雪之夜，这一切忽然变得那样遥远那样零乱那样沉重……
从此沦为被遗弃的农工把一生埋葬在黑土地里，还是要入党要发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面对这水火不相容的冷酷的抉择，我痛苦得心在流血。
我终于决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决定撒谎！假装跟冬阳断绝音讯来往，争取尽快入党！当时我觉得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我不能不鄙视我人格的堕落。我远不是个男子汉。
我含泪给党支部写了份“决心书”，表示“坚决听党话，坚决跟党走”。同时偷偷给已经下乡到七星泡农场的冬阳写了封信，要她尽量少写信，有信也先寄到爷爷那儿，要爷爷再加个信封寄给我。
被迫欺骗别人就等于屈辱自己。半年后，我入党了。当面对鲜红的党旗举手宣誓时，我痛苦地发现，我完全没有了最初的激动和神圣感，我失去了对那里的“党”的信任、赤诚和献身精神，而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一点的命运。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在那个畸形的时代发生这种悲剧的又何止成千上万！
我仍和冬阳偷偷地时断时续地联系着。纯洁无瑕的恋情完全成了鬼鬼祟祟的“地下活动”。人性和爱情都被强奸和宰割了。家里每来一封信，我都赶紧掖起来，等没人的时候再打开，或者躲进草棵房后，或者装作大便小便，一看是冬阳写来的，匆匆看过就匆匆撕掉。我给她写信就更为艰难，偷偷写上几行一见有人就忙藏起来，总是最后才写上信首的名字。作贼一样的心理使得爱的激情丧失殆尽，信里几乎没有了热烈和浪漫，倒尽是胆战心惊的提醒与叮嘱。收信和发信更是提心吊胆，生怕被什么人半道截获被党支部发现惹下灭顶之灾。
这种虚伪的生活和被阴影笼罩的爱毕竟太苦大累大屈辱。尽管我很快又当上武装连队的副连长，是响当当的青年骨干，但工作、劳动我已没有了发自内心的热情，只是努力在扮演“骨干”的角色，以维持优越的地位。
精神的巨大压力，内心的分裂与争斗，表里不一的伪装，使得我郁郁寡欢。有时望着那苍黄的原野莽莽的群山寂寂的黑龙江水，真觉得活得太没意思。和冬阳的爱被压抑得没了最初的甜蜜与温馨，她那美丽鲜活的音容笑貌在记忆中也渐渐变得模糊了。
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采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未来又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知青们开始变得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精神王国陷入一片迷茫与黑暗。
“恋爱风”由此在乡野里像荒草般疯长起来。
渐渐地，我注意到一双眼睛，一双柔情脉脉总是向我闪动的大眼睛。那是我们连队的文书。她叫伍小玲，人也长得跟名字一样娇小玲珑，小手小脸小鼻子小嘴，一双大眼睛倒相当精灵媚气。她见七星泡农场再也不来信了，以为我和冬阳断了，便常常主动和我接近。递给我家信或什么东西时，我感觉到她温软的手指有意无意的碰触；人群中只要有我，她便分外地活泼娇媚，笑声格外地响亮；对我说什么的时候，便微微歪了头，眸子亮闪闪的，一副撒娇的模样。我做副连长，忙，她做文书，便顺理成章地常为我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要求入团，找我“汇报思想”，后来当了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找我研究工作……
开始我是木然的，我的心始终被冬阳占据着。但是，在那样辛苦和空虚的年月，极左的迷雾弥漫着，望不到边也想象不出有什么出路，返城没门路也没本事，继续干下去要活得好些，就得循规蹈矩小心翼翼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生活那样的贫乏单调，只有谈情说爱才能有一点填充。人终究不能老靠记忆和想象活着，冬阳远在他乡而小玲近在咫尺。我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究竟何年何月能和冬阳走到一起，每当晚饭后独坐在黑龙江边看残阳在水里浸得血红，天地一片寂寥苍茫，我就愁苦着未来的渺茫。那时的生活没有明天。
我毕竟不够坚强。我渐渐地不能不被伍小玲的热情和娇媚所吸引所激动了。冬阳已成晚霞般的幻影，而小玲却是伸手可及有血有肉的魅惑和存在。
1973年麦收后的一个夜晚，令人疲累不堪的秋收“大战役”终于结束，知青们都长长地松了口气，顿觉轻松了许多。小玲来找我“研究团支部工作”，我们信步走到麦垛边坐下，挨得很近，我嗅到她秀发的温馨，觉到她青春胴体的灼热。不知道说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触发的，我们的肩膀和手轻轻地碰触了而后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吻在一起。北大荒的情欲是唯一的欢乐和享受，因此也是难以遏制的。人生最神圣领地的堡垒就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冲垮，我们相互占有了。在最狂热最冲动的时刻，我们才喃喃说到了“爱”，说到了难以逆料和把握的“明天”。
一周以后，我稍稍冷静了些。命运已经铸成，生活只能这样子了。我含着热泪给冬阳写了封充满无可奈何的哀叹与歉疚之意的信。
今天想来，那信是极懦弱和冷酷的。
冬阳：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可至今想起那封由秋石爷爷转来的信，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发抖。就像一首歌唱的，“一切都不需要提起，一切都不会忘记。”
好些个白天，我强忍住泪水，默默地去上工，发疯一样地苦干，以期忘却内心的痛苦。人夜钻进蚊帐，在那个孤独黑暗的冰世界，我才任泪水长流，呜咽着直到沉入梦乡。
我是1968年冬来到这个原劳改农场的。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被称为“二劳改”，知青，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九类子女”就被当做“三劳改”。当地干部都是管教出身，打人骂人喝斥人惯了，他们怕知青去了不服管，一开始就给“下马威”，以严苛的纪律和无情的惩罚把我们弄得服服帖帖。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更是不敢乱说乱动，只能像不会说话的牛马一样拼命干活。
就这样，我也时常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最初的两个月，我还偷空记记日记，可后来发现被别的知青偷看过并且向上汇报了，队领导在大会上声色俱厉不点名地把我批了一顿，端出我日记里的好多“活思想”，吓得我半夜偷偷起身把日记投进宿舍的炉子里。从小养成的记日记的好习惯自此中断，再没拣起过。
有一次冬天打夜班脱谷，麦拜国一启动就得紧着往里塞豆捆，那天已是下半夜了，我累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一甩手竟把豆捆带铁叉子都投进了喂入口，只听格嚓嚓一阵响，麦拜因停止了，坏了。我吓得脸无血色呆若木鸡。果然，第二天晚上，队里召开了气氛空前激烈的批斗大会，声称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反革命行动”，是“资产阶级反攻例算”、“阶级斗争新动向”。批判的“纲儿”越上越高，好些知青战友“义愤填膺”，指着我的鼻子吼叫，朝我脸上身上吐唾沫。本来因为惹下大祸，我惊惧得一天没怎么吃东西，这会儿精神几乎整个崩溃了，连哭都忘了，只傻呆呆地低头立在大食堂的中央，浑身冒汗，像枯草一样簌簌发抖。后来，我终于支撑不住，眼前一黑昏死过去，批斗会才不了了之……
在那些黑暗严酷的日子里，秋石和他的来信是我心灵里唯一的一束温馨的阳光。对他悄悄的思恋是灵魂中唯一的太阳地。每当玩命割完一条望不到头的垄，气喘吁吁瘫倒在荒草萋萋的地头上，每当漫无目的地走在空旷的原野上，任心绪纷涌，每当夜色沉沉躲进蚊帐那唯一属于自己的宁静的空间，我就不由自主地忆起冰场上他那像熊猫一样可爱又可笑的形象，忆起在他家那个狭小的半地下室度过的日日夜夜，忆起我们一起在松花江太阳岛嬉戏神聊的情景。每逢这时，我才会悄悄绽出微笑，给自己的微笑，给遥远的他的微笑。除此以外我就绝不再笑，也没权利笑。
后来，他要入党，提干，来信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以我当时的处境，完全能够理解他。我仍痴痴地相信着他的真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1973年秋天，那个多雨的泥泞的秋天，他会写来那样一封信！
我完全垮了。我的心被击碎了。眼泪夜夜流湿了枕头。秋石曾经那么纯朴那么善良那么勇敢，而这会儿怎么变得如此陌生如此冷酷如此怯懦！
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整整3天3夜，昏迷不醒。苏醒过来后，我发现自己在场部医院里。秋风一阵一阵地吹过，田野渐渐变得斑斓而苍凉。我勉强能支撑着走动了，但已瘦削得像棵纤细的玉米秆儿，肌肤薄得透明，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除开打针吃药吃饭睡觉，我常常到医院后面那片寂静萧瑟的白桦林中散步，漫无边际地思索命运，人生。我发现病魔吸干了我的热血、热情、热望乃至爱和憎，我变得冷静甚至冷漠了。细细地想来，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理由埋怨命运人生，责怪秋石的怯懦和畏缩呢。凡是发生的就是必然的合理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也就渐渐淡漠渐渐冷却。无论怎样生命都要一刻不停地流逝，结束时无非有如倏然而逝的电光石火。那就听凭生命之舟在这时代的涌流里飘荡罢，只要不沉下去总会有它的港湾和岛屿出现的。
瞧，那时的我真的无权责备秋石。我也软弱。我简直成了宿命论者。
两年后，我结婚了，在农场的一幢破旧的砖瓦房里。丈夫叫潘峰，上海知青，是那次住院期间认识的病友。他的出身也不好，是个小业主，两人便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感触和心境。他有着南方男子所特有的那种对女性的细腻和周到，在那困顿艰辛的偏乡僻壤，有这样一个人关心照料着你，你不能不感到温暖与宽慰。
1975年，我们一起去上海他家，一家六口挤在17平方米的小屋里，我和他只能睡在闷人的小阁楼上。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夜晚，我们结合了。这一夜，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悲惨，因为和我少女时代的瑰丽的梦想相去太远了。这一夜，我也不能不想起秋石，我的第一个恋人，因此我没有冲动没有激情，想到一切憧憬和理想都破碎了，不觉黯然神伤。潘峰将我紧紧揽在怀里，惊异地问：“你怎么哭了？”我能说些什么呢……
后来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常常独坐在窗前灯下，默默咀嚼回思自己的前半生，甚至想过，当初我和父亲在秋石家避难，要是那时我就悄悄把自己给了秋石，或许我们会走到一起的。
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晚了。
秋石：
1978年，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转折，也是我们这一代命运的巨大转折。成千上万的知青潮水般卷回了城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杀猪宰羊甚至捉老百姓的鸡鸭鹅狗，喝了一顿疯狂而悲怆的告别酒，一些不得意的家伙还把队部砸了，把那里的饭店食堂砸了。所有那些城里用不着的东西，大头鞋破被褥烂棉衣狗皮帽子洗脸盆，我们全撇了，满地都是，像国民党溃逃一样的狼藉破败，任老百姓随便拣。我们流着泪，最后深深地望一眼苦熬苦斗了十年的乡野，便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归程。
整整十年，共和国走了一个可悲又可怕的怪圈，我们也走了一个可悲又可怕的怪圈。对于历史来说，十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对干我们呢，人生最可宝贵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丢在那儿了，何况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伍小玲没来接我，我有些失望甚至忿懑，但很快被回城的激动与狂喜冲得无影无踪。我们是1976年春结的婚，夏天就分配来哈尔滨某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名额。她父亲是省里一家公司的经理，早已在大学里做了一番手脚，我又是连队的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跺一脚全连乱颤，伍小玲自然顺顺当当远走高飞了。
然而，最初的狂喜与轻松很快被逼迫上来的现实冲荡得一干二净。我们到处找不到工作。“知青办”整日涌着黑鸦鸦的一群，暴躁地骂娘，摔杯子摔门，可没用。我们痛楚地发现，我们响应毛泽东老人家和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奋斗了10年，回到城里竟然成了多余的人。没有我们的位置了。
妻子伍小玲仍在大学日语系里读书，住宿舍，周末回来住一夜。相见之初当然是欢快的，但不知为什么，情感里总缺少一种激情一种红火的劲头，后来才隐约意识到，是因为和冬阳那青梅竹马般的初恋在心底留有太鲜丽太美好的印记。每每想到冬阳，灵魂便像背负着十字架抑郁而沉重。我辗转听说她和一位上海知青结婚了，但不知她是否幸福，丈夫是否能好好待她。她太单纯太透明也大娇柔，是不能也不该受到任何伤害的。我已伤害了她，为此将感到终生的歉疚与悔恨。这伤痕在她，怕也是终生难以忘却的。
终于因为老木匠出身的爷爷的情分儿，1979年春，我进了街道上办的兴华木器厂当了工人。百十号人，有家庭妇女待业青年返城知青社会闲杂人员，乱糟糟聚在一起，喝大酒耍大钱的，打架斗殴坑蒙拐骗的，一塌糊涂。厂长“盲流”出身，整日办公桌上离不开酒瓶子，床上离不开女人。
在这样龈龊混乱的环境里，我的心情相当恶劣。当年在北大荒，作为连队的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掌管着五六百号人马，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是全团颇有些影响的青年干部。返城到了这木器厂，却成了受人摆布的小力工，混迹于家庭妇女闲杂盲流之间，沦落于社会最底层。10年奋斗白搭了，到头来还是个“O”！
1979年，伍小玲毕业了，分配在外事部门当翻译。国家开放了，“老外”们腰缠万贯纷至沓来，小玲分外忙碌起来。今天宴席，明天洽谈，后天导游，整天出入高级宾馆风景胜地，过的完全是灯红酒绿驾歌燕舞的贵族生活。而我整日是灰尘满面汗流浃背浑身木屑油漆味儿。一个家庭两个天壤之别的阶层，就很难亲近融洽了。她的新潮服装花样变幻，高级香水化妆品叫不出名字，花钱大手大脚像流水一样，加上又添了个女儿燕燕，家里日子便弄得十分拮据。为此我和小玲不免时常口角，有时别着脸几天不说话。
经历过北大荒磨难的人毕竟不会是孬种。我曾经怯懦过，为此付出了失去冬阳的无可挽回的沉重代价，此后我不能不要自己刚强起来坚毅起来。改革的时代开始了，生活骤然变得激荡起来，一切令人厌烦的老规矩正在被打破，机会愈来愈多地向所有有志之士敞开大门，我们这一代像遍体伤痕而又坚韧不拔的斯巴达克斯一样进入现代中国的角斗场。谁是强者谁就是胜者。木器厂被那个五毒俱全的厂长折腾得外债累累濒临倒闭，上头决定公开竞选厂长。
我站出来了！拿出当年北大荒知青头儿的气势，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悲壮的竞选演说，全厂掌声雷动。我走马上任。
我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精简科室人员，清除那些社会渣滓和风骚娘们儿，取消铁工资，实行承包、计件，引进先进工艺最新样式……困难当然多如牛毛，到我家泡蘑菇的砸玻璃的，扬言要和我玩命的，上头来说情的，四面八方的“地头蛇”来敲诈勒索的，一个外号“烂菜花”的女人甚至跑进我的办公室当场脱裤子撒泼……所有这一切我都顶住了，都战胜了。北大荒的人对国情有痛切的体察，什么苦累都尝过，办厂这点难处根本不在话下！
后来，我又兼并了几个街道小厂，事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年盈利100多万。前年，我调到区工业公司当了经理，手下8家大小工厂，几千号人。细细一想，转眼又是10年，我终于凭借北大荒锻炼出来的意志和力量，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证明了自己是条汉子！
唯一使我感到不快的是家庭生活。伍小玲依然是满足于灯红酒绿花枝招展的浮华生活，我们的共同语言和相互的趣味愈来愈少，经常搞得很不愉快，甚至几次吵到要闹离婚的程度。迈出这一步终归是不容易的，何况还有女儿的牵扯。去年，一家日本老板相中了她巧于周旋和精明能干，要聘她到香港分支机构当代理人，条件和报酬当然相当优厚，远非国内所能比拟，她的心活了。而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早把金钱啦生活条件啦看得很淡。我不赞同她去，因为我肯定去不了，女儿还在念书，那样家庭不就分崩离析了吗！但她的心一直没死，日本老板也总催她快点办离职手续。前些日子，我们还大吵了一顿，女儿倒支持妈妈，也想以后到香港那花花世界开开眼。以后的日子会怎样，我也说不准，只是觉得不愉快，心里抑郁得很，常常感到寂寞……
有时候，妻子陪同老外公出，夜深人静睡不着觉，我就会想到前半生经历的坎坎坷坷，想到冬阳。下乡前她赠给我的那本日记我还精心保留着，扉页上是她娟秀的字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里面记满了我下乡后的种种酸甜苦辣，一页页翻读起来真是令人感慨唏嘘。倘若不是那扭曲人性的畸形时代，不是那令人难以承受的政治重压，我的生活怎么会发生那样大的错位，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惆怅和不愉快！这些年，几次老同学集会，我都没去。怕看到冬阳，怕看到她那双幽怨的眼睛，怕回忆起以往美好的一切，令人心酸的一切！一步走错，百年遗恨！
我又想，大概因为我伤害了最不该伤害的，生活今天才加倍地惩罚我吧。这过错，终生无法弥补……
冬阳：
我和潘峰结婚后，在农场安了个小家。生活难以想象的清苦，他体质弱，干不动很累的活，我更不会喂猪喂鸭这些，两个人64元，还要拉扯一个儿子，还要给他家老人寄点钱，日子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算计着花。潘峰是上海人，很精细，而我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又是独生女，从未过过困窘日子，花钱不会算计。这样两人难免在经济上有些小摩擦。但我们的感情还是好的，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只能相依为命。
1979年，返城大潮势不可挡地在北大荒蔓延开来。为回城，知青们不惜动刀动斧子玩命，谁都不敢不放行。一个尖锐的问题突然地摆在我们面前，上海知青才能回上海，拖家带口是不能的；哈尔滨也是如此，根本没精力也没可能安置家属。
毫无疑问，返城是压倒一切的渴求！北大荒11年的苦辛闭塞枯燥的日子实在过够了，商议再三，我们决定先各回各的城市，等安顿好了再设法调转到一起。儿子这几年一直寄养在爷爷奶奶家，就先那样吧。
春天，我们洒泪而别。他回上海后，很快顶替母亲进了一家工厂，后来因为有点笔头子，又进了厂宣传科，环境条件都渐渐好起来。我父母也落实了政策，恢复了高级工程师的待遇，我也被照顾安排到研究所当了资料员。
生活安稳了，该商量商量调转的事情了。一家人总不能老这样天各一方啊。可是不知为什么，潘峰的信忽然渐渐稀少了，有时两三个月才见一封。要他调哈尔滨来，他说：“在南方惯了”，“一切都挺顺心”，“父母不同意”。我调上海，他又说这难那难，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信中寥寥数语，冷漠得像陌路人。那年中秋节，我想他又想儿子，深夜跑出去打长途电话，渴望听听他的声音听听儿子的声音。可是，把他传呼来，口气那么冷漠生硬：“这么晚了打什么电话！我和孩子都挺好，不用挂念。”他连我的情况问都不问一句，我要他把儿子找来讲讲话，他不肯找，说孩子睡了，接着很不耐烦挂断了电话。
我呆若木鸡，泪流满面，怔怔地站了很久。我毕竟是妻子和母亲啊，我们毕竟在北大荒共过患难可，为什么对我这样呢？为什么不让母亲听听儿子的声音以宽慰她强烈的思念之情呢？
我踉踉跄跄走在空寂的长街上。秋风沁凉如水，拂过泪湿的脸颊，我的心在发抖，我的身子在发抖。不祥的预感阴云般笼上心头……
1984年春节，我去了上海。潘峰对我彬彬有礼却相当疏冷，他的父母和弟妹也都用一种感情复杂的目光看我，半是冷淡半是怜悯半是畏缩。饭桌上，火炉旁，一家人没有了以往的欢乐与喧闹，言语都特别的谨慎。我预感到什么却又害怕着什么。一个下午，我领6岁的儿子上街，路上，儿子天真地吐露了真情，“杨阿姨总来看我，有时还去幼儿园接我，总给我买苹果、巧克力……”
我恍然大悟，不禁心痛欲裂！双腿软软地再也迈不动步，支撑着赶紧靠在商店的门柱上才没有瘫倒下去。8年患难与共相儒以沫的生活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么？一个被命运分割的家真的要毁在命运的手里么？将来怎么办？儿子怎么办？从此要孤独地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么？
“妈妈，妈妈，你怎么啦？”儿子哭了，我也哭了。
也许潘峰发现了我的异样和愁惨，也许他下决心要彻底摊牌。周末的晚上，他要和我出去走走二那天春寒料峭，天上飘着绵绵细雨，街上萧索而清冷。我们并肩缓缓而行，他把一切难处和不便都讲了，只是没讲那位“杨阿姨”。“两地分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是长子，肯定不能去哈尔滨……你调上海实在太难，没钱又没房子……儿子在上海生活惯了，是爷爷奶奶的命根子。要是去哈尔滨，爷爷奶奶会活不长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讲来讲去，就是一个意思——这个家拢不到一块了，要我拿主意。实际上就是逼我先说出“离婚”两个字。
我的心又悲哀又愤懑，“那位‘杨阿姨’是怎么回事？”我冷冷地问。
潘峰猝然一惊，脸色大变，但很快镇静下来，矢口否认。
接连几天，我陷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在那个家，我没有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人，只能默默煎熬着自己！我曾经愤恨得满街疯走，心里像就要爆炸的火药桶。我真想冲进他的单位，找到他们的领导，好好核查一下他和那个“杨阿姨”的关系，要是真有那回事，就要他身败名裂，出一口闷气。可几次走到他单位的门口，又怯步了。要是没那回事呢？自己不是显得又可笑又可鄙吗？即便真有那回事，没抓住什么，人家又能说什么呢……闹过一场，满城风雨，将来怎么办？是分还是合，合又怎么合，合了同床异梦又有什么用？何况，我的家庭背景，我所受的教育和我的性格都决定了我不肯也不会做那种非亲即仇的粗俗撒泼的事情……数不清的设问数不清的设想数不清的答案在脑子里来回撞击搅动，做了好多好多噩梦流了好多好多眼泪，身心疲惫到了极点也痛楚到了极点。
这些天，潘峰按时下班回家了，并且照例彬彬有礼地微笑，小心翼翼地问寒问暖，可我蓦然发现，他这一切是那么做作那么虚假，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完全冰冷的灵魂！他的两只眼睛望着我的时候，里面竟是那么空洞！
他的冷漠渐渐给了我冷静。事已至此，再说什么再做什么也没用了。那就有礼貌地分手吧。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做出这种决定是加倍痛苦和困难的，但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也只能做出这唯一的选择。是苦海也要跳下去。女人也应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独立人格，干嘛非做男人身上的附着物！
可是儿子怎么办？一想到要和儿子分手我就肝胆俱裂泪流不止。
我对潘峰说：“我该回去了。你提出的问题我会认真考虑并且很快答复的。我想把儿子带回去，过些日子再带回来……”
潘峰惊惧地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他爷爷奶奶离不开他呀！没有这个孙子，老人家会活不长远的……”
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爷爷奶奶对孙子确实无法割舍；儿子因为从小是老人带大的，也不愿意离开。
又僵持了几天，我终于还是不能带走儿于。爷爷奶奶似乎察觉到什么，每时每刻都惊恐地注视着我和孩子，寻找各种借口不让我带孩子哪怕出去蹓蹓。
我不能不启程了。这个家的一切已然变得那么陌生那么隔膜甚至隐隐地含有敌意。临行前夜，我搂着熟睡的儿子整整恸哭了一夜。第二天，冒着霏霏细雨，潘峰送我到车站。月台上，默然相对，我哭得像个泪人儿，浑身簌簌发抖，像一片秋风里的枯叶。潘峰也流泪了，他脸色苍白，嘴唇紧闭，眼镜后面泪水和雨水一起流下来。那一刻，我多渴望他说句话呀！只说一句，要我留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投进他的怀里……可是，他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凡是发生的就是必然的，这是生活也是命运中不可逃遁的铁的规律。
铃响了。我转身登上车。
“再见。请多保重。”我惊异我的声音竟那样冷静。
“再见……”潘峰的声音有些颤抖，欲语又止。
半年后，我们离了婚，儿子给了他。当然，我相信儿子和母亲是永远无法分割的，永远。
这几年，我一直孤独地生活着。白天忙工作，夜晚就看看书，或兀自坐在灯下窗前想心事。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发现，共同生活了八九年的潘峰，记忆中留下的东西愈来愈少，而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美好的印象反倒愈来愈清晰和生动起来。或许是因为已届中年，活得又太苦太累，所以才愿意回忆些轻松和快乐的事情吧。
我常常想起莫斯科郊外的小白桦林，常常想起校园里的嬉戏和冰场，常常想起那金子般的少女时代，想起生活中那真善美的一切。生活本该是那样子的，它不该发生后来的大悲剧。多少青年的好年华，多少人的理想和幸福，因此被葬送了。生命只有一次，青春只有一次呵！
我犹豫再三，所以下决心来参加这次集会，因为日子毕竟不同寻常——上山下乡整整20年了。同时也因为这儿都是我的同学和战友，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年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最温馨的时光，我永远怀念着那一切……
夏兰：
秋石讲完了他的故事，冬阳也讲完了她的故事。每个人都已泪流满面。大家好悲怆好沉痛，良久良久，都沉在死寂里。
蓦地，一位男同学起身举杯，喑哑着嗓子叫：“来，干杯！”
“干！”“干！”大家呼呼啦啦地起身，酒杯撞得怦怦响，然后都干了，一饮而尽。
为什么干？没说明名目。为我们这一代历经磨难而又不屈不挠的命运？为秋石和冬阳曲折而悲惨的遭际？为他们和我们大家共同怀念的少年时代梦一样美好的记忆？为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崛起？为我们大家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始终未泯的理想与追求？为我们过去的20年经历了共和国两个最特殊的时期——“文革”10年与改革10年？为我们未来的20年将跨越两个世纪？为我们的爱与憎、泪与笑？……
不需要说明名目。一切都为，为了一切。我们一饮而尽，眼睛湿湿的。
遗憾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夜已很深了，大家纷纷起座，依依告别。“再见！”“再见！”“一定！”“一定！”一声声那么凝重那么深情。
我的心情一直没能平静，我仍然被秋石和冬阳的故事深深激动着。我作为东道主，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同学，但仿佛是出于某种冲动，某种感觉，或某种愿望，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脑际并且当即就决定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甚至可能是悲剧性的决定。但我没有半点犹豫。我直感地觉得这样做值得。
历尽坎坷的这一代负担实在过于沉重。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有太多未完成的半途中断的东西压在肩头，有事业上的学业上的理想上的生活上的。那么，该完成的就完成它，该完美的就完美它，该继续的就继续它，该发展的就发展它。
人到中年的我们，有着悲壮的过去也应该有壮丽的未来呀！
我留下了冬阳：“你反正是一个人，就留下吧。咱们好好聊一聊。”
我又悄悄拉住秋石。
人都散尽了。我转过身，对静静坐在那里，隐隐有些激动不安的秋石和冬阳说：“我看你们好像还有话没有唠尽。我今晚到母亲家去睡，明天直接去上班。你们俩就留下来好好聊聊吧，秋石你的那位不是又跟老外公出了吗？你们愿意聊到什么时候就聊到什么时候，走时把门带紧就行。我有钥匙。”
不容分说。我扔下有点目瞪口呆一时回不过味儿的秋石和冬阳，旋风般走了。
我重重地关上门。历史该结束了。其实历史每一刻都在结束，现在以及未来每一刻都在开始，正如生命和生活每一刻都是新的。只是我们常常还不自觉罢了。新的你我他，每一刻都肩着初升的光芒四射的太阳朝我们走来！
故事到此似该结束了。不，或者说新的故事该开始了。我只想说，这一夜，一个悲伤的故事结束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开始了。共和国的生活，我们大家的生活，正向着它本该就有的样子，向迸射着真善美光辉的广阔地平线，一往无前地挺进！
（笔者附记：后来，我见到了秋石和冬阳。这里记述的故事，当然是补充了他和她提供的大量材料的结果。秋石饱经风霜的凝重与男子汉的刚烈，冬阳的美丽与成熟的恬静，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能够走到今天，他们是幸福的，我们大家都是幸福的。哦，东方已是一片橘红，太阳终究是不可能埋葬的，清新的风正在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