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卓文君和安老师喋喋不休地教导各自丈夫期间，卓文君的丈夫司马相如至少皱了二十次眉头，安老师的丈夫路野也少说，皱了十八次之多。这说明他们虽然被当官的诱人前景所鼓舞，很振奋，但却受不了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同时，他们又都被妻子的这些阔论吓住，觉得当官太难了，尚未当上就这么难，当上后不知还要有多难，不由产生了畏难情绪，想打退堂鼓。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顾虑是完全正确的。司马相如虽然如愿以偿，当上了中郎将，但很快便被奸人参了一本，说他出使西南时有贪赃行为，圣上念其招安有功，才将他从轻发落，褫去官职，闲去作赋。而路野则是猫咬尿脬瞎喜欢，压根儿连个官毛也没摸着。这再次说明他们两人都没有当官的命，只配永远做文人。
说路野连个官毛也没摸着有些言不符实，他确实作为政协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被组织部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结结实实地考察了一番，他本人也确实破天荒地史无前例地为此努力了奋斗了，该跑的都跑了，该找的都找了，该送的也都送了，几乎就要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最后的一刻，突然莫名其妙不明不白稀里糊涂不甚了然地被淘汰出局，只能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别人坐主席台。路野当时的心情恰如一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上场的一切准备，突然接到教练通知，不让他上场了，坐了一晚上冷板凳。教练不让运动员上场，肯定要告诉其原因，要么是他竞技状态不好，要么是比赛计划有变。可是不让路野当副主席坐主席台，谁也没告诉路野是何原因，是资历不够成绩不突出呢，还是没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有问题。路野四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直到今天，路野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胭，不知船在哪儿歪着，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上。
“不怨天不怪地，只能怪你自己努力不够！”安老师一言以蔽之。
“天啊，我还努力不够！”路野委屈地叫道，“前段时间，我马不停蹄地跑，腿都跑细了，嘴皮都磨薄了，我都觉得我不是我了，到头来还落个努力不够，怎么才算个够呢？”
安老师也说不上来，只是说：“你也别泄气，这次不行，下次再争取，好在咱们还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总还有机会。咱们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汲取教训，以利再战。”
“我还敢再战？”路野又叫起来，“你饶了我吧，再战我就要战死沙场了！”
路野说的是实情。那段日子对他来说，的确像是一场噩梦，不堪回首。且不说家里的电话平均几分钟响一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的人都给他打电话（包括那些几十年没联系的幼儿园同班小朋友）；甚至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将他从睡梦中叫醒，或祝贺他即将荣升政协副主席，让他请客；或告诫他别忘了老朋友，尤其是别一当官脸就变一变成蝎子就蜇人；或向他通报事情的最新进展，告诉他一些或好或坏或不好不坏、因而让他时而振奋时而沮丧时而既不振奋又不沮丧的消息，搞得他寝不安席食不知味；也不说更有一些好心人热心人不无好心热心地点拨他事情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该找谁不该找谁，谁跟谁是对立面，如果你找了谁而没找谁，谁就肯定不高兴，肯定要在你的事情上使绊子做手脚；如果你两个人都找而又让两个人都知道了，那么两个人肯定都不高兴肯定都不会为你说话；如果你两个人都不找两个人肯定更不会为你说话……直听得路野晕头转向如坠五里雾中。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去面见他的小学同学和那位喜欢他的诗的领导，这自然是在安老师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不得不去的。受不了也主要是感觉上受不了，感觉上太累，其实王秘书和领导都对他出乎预
料的热情。他先去见的自然是王秘书，自然是去王秘书家，时间自然是晚上，王秘书下班之后；去的时候自然没空着手，带了些力所能及的礼物。结果走的时候王秘书往他自行车后夹的东西几倍于他的礼物。他和王秘书主要是畅谈同学情谊，回忆卜学时的那些美好而又难忘的日子，几乎一句也没有涉及他当政协副主席的事。他本来以为王秘书会羞于提及小时候的事（因为那些事对王秘书来说不是光彩而是耻辱），谁知没说几句话王秘书就主动谈起来，说自己小时候性格如何内向，身体如何瘦小，因而如何常受班上大个儿同学的欺负。而他（路野）又如何经常挺身而出保护他，使他免受了更多的欺负与捉弄。王秘书还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哪一回在哪儿，谁要搜他的兜儿，幸亏路野及时赶到，方使他得以保住兜里仅有的两角钱；哪一回在哪儿，谁要抢他的纪念章，幸亏路野及时赶到，方使他得以保住胸前那枚珍贵的毛主席纪念章；哪一回在哪儿，谁要抢他的军帽，幸亏路野及时赶到，方使他得以保住头上那顶八成新的他好不容易搞来的因而也是深为至爱的军帽，那顶军帽他一直戴到后来上山下乡……路野不能不敬佩王秘书过人的记忆力，好多事情他早已忘得没影儿了，一干二净了，可王秘书还记得那么清楚，时间、地点、人物，甚至连他当时说的什么话，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毫厘不差。不过，在敬佩之余，路野也发现王秘书时有张冠李戴的现象，譬如那回，王秘书那顶八成新的、好不容易搞来的、因而也是深为至爱的军帽被抢之事，王秘书就记错了，抢王秘书军帽的不是他们班的同学，而是外班的两个大个儿学生；幸亏及时赶到的也不是路野一个人，还有他们班的另一名同学。路野很想指出来，善意地更正一下，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今非昔比，王秘书现在毕竟不是小时候那个事事处处仰仗他保护的窝囊废鼻涕虫了，如果他指出王秘书记忆有误，就等于批评王秘书记忆力不好，正在侃侃而谈的王秘书心里也许就会有高兴。他这次来是求王秘书办事的，只能让王秘书高兴绝不能让王秘书不高兴，所以话到嘴边留半句，该说也不能说。这件小事足以证明路野还是能够圆滑的，还是很老于世故的，并不像安老师说的那样愚不可及，榆木疙瘩一个。
回忆完小时候的事，王秘书又说起了现在。王秘书说现在咱们的小学同学中间就数你成就大混得好，是全市乃至全省有名的诗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真令人羡慕啊。路野忙道，哪里哪里，还有你哪！遂觉这句话不妥，赶紧接着道，真正混得：好、功成名就的应该是你，我怎敢与你相比？王秘书微微一笑道，我算什么，官场中的大俗人一个，整天忙忙碌碌地伺候领导，都是为别人做嫁衣。还得时时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哪点伺候不周，领导不满意，或者遭了别人的暗算——官场险恶，仕途更险恶啊！哪像你，野鹤闲云，悠然自得，每天只操心自己的创作，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东西，都是为自己做嫁衣，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你……就这样从过去到现在谈了半天，一句也没谈到正事。王秘书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路野是来干什么的，绝口不提，路野自然也不好意思问。直到路野告辞时，直到将几倍于路野带的礼物的东西夹在路野的自行车上之后，王秘书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明天上午八点半，你到办公室找我，领导可能那时有点空儿。
由于大脑皮层高度兴奋，从来都是一挨枕头就睡着的路野第一次失眠了，躺在床上不停地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没合眼。他的大脑像一台验钞机，刷刷地把他和小学同学王秘书见面的情形验了一遍又一遍，包括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微笑……他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满意，认为这次会见是圆满成功的，完全达到了重温旧情加深友谊的预期目的。自不必说，这次会见的成功百分之八十都应该归功于他的小学同学王秘书，他怎么也想不到，王秘书那样一个连话都说不囫囵的鼻涕虫，而今竟然变得如此老练，举止如此沉静安详从容不迫，说话如此有板有眼滴水不漏，且又不忘旧情，对他这个素无来往的小学同学热情相待恭敬有加，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真是环境改变人，官场更能改变人啊。
可是翌日上午，当他八点半准时步人王秘书的办公室时，王秘书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没有一点亲热的表示，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仅冲他轻轻点了下头，便将他领进隔壁的一间没挂任何牌子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推开门。领导果然一个人在屋。正背对着他们拎着喷壶给窗台上的几盆花浇水。听到响动转过身来，王秘书适时地上前一步，指着身后的路野介绍：“这位就是我的老同学，著名诗人路野。”领导微微颔首，放下喷壶，接过王秘书递来的毛巾擦了下手，尔后抬腕看了一下表，对王秘书说：“这半个小时我谁也不见。”王秘书点点头，给他倒了杯水，又将领导的杯子续满，方带上门，像进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还是握一下手吧。”领导笑呵呵地向他伸出右手。尽管有思想准备，他还是迟疑了一下，才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领导的手握得很有力，使他感觉到领导的真诚，然后领导落座，见他还站着，便指指写字台对面的一把椅子：“坐呀，怎么不坐？”他这才慌忙坐下。他对领导并不陌生，经常在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目睹领导的光辉形象，或在会议上讲话，或参加义务劳动，或下工厂农村检查工作，检查工作时常常喜欢抱一抱工人或者农民的孩子……不过与领导这么近地坐在一起，路野还是第一次。他不无好奇地打量着领导，发现坐在他对面的领导与电视里的领导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身材似乎稍微矮了一点儿，神情也似乎稍微倦怠了一点儿……
由于缺少资料，路野不知道司马相如谒见汉武帝刘彻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好在他手头有一本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不朽》，里面有一节，详细描述了歌德谒见拿破仑时的情形。尽管路野不能与伟大的歌德相比，领导也不能与更加伟大的拿破仑相提并论，但同是文人谒见领导人，不妨拿来做一比较。拿破仑见到歌德说的头一句话是：“要找的人就是他！”领导见到路野说的头一句话是：“还是握一下手吧。”而后拿破仑就一边用叉子往嘴里叉肉，一边同歌德聊起了家常，问歌德多大啦，是不是结婚了，有孩子吗？由于心不在焉，拿破仑连续问了歌德两遍：“您结婚了？有孩子吗？您结婚了？有孩子吗？”歌德也因此连续回答了两遍：“是的。一个儿子……是的。一个儿子。”领导也简单询问了一下路野的情况，在什么单位上班，今年多大啦等。而后拿破仑便同歌德谈起了戏，这是因为拿破仑的文化顾问错把歌德当成一位戏剧家而不是诗人和小说家介绍给拿破仑。领导就不会犯这样一般的常识性的错误。领导刚刚读过路野的诗，知道路野是诗人。领导很快便同路野谈起了诗，说自己虽然是学工的，但却一直很喜欢诗，上大学时还做过几天诗人梦，并且尝试着写过几首快板与顺口溜之类的所谓小诗，没曾想这几首快板与顺口溜之类的小诗后来居然在校刊上发表了。路野没曾想到的是领导竟然还有这种经历，十分惊讶。路野的惊讶鼓舞了领导，接着又说他喜欢诗的时候正是朦胧诗盛行的时代，问路野现在诗歌发展到哪一步了。于是路野便给领导讲现在诗歌发展到哪一步了。领导听了，笑着摇摇头说：“那恐怕就更读不懂了。不过你的诗我还能读懂。”路野说：“我属于守旧派，在诗坛上早落伍了，跟不上潮流了。”领导摆摆手说：“针对诗歌而言，我认为还是守旧一点儿好。如果一味地追求新奇晦涩，写出来的诗都是估屈聱牙，读者读不懂，不知所云，作者自己也未必和所云，那么诗歌也就走人了死胡同，这也许正是当今诗歌失去轰动效应、读者日见其少的症结所在……”领导居然谈出对当今诗坛如此精辟而又独到的见解，更为路野始料不及。如果说适才他对领导的写诗经历表现出的惊讶尚有夸张奉迎的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他则是实实在在的惊讶和佩服了。更重要的是，领导的见解与他对当今诗坛的看法不谋而合，这使他不禁有些忘乎所以，仿佛面对的不再是领导而是一位难得的知音，正准备敞开胸怀大谈特谈一通，忽然，领导硕大无朋的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
歌德对拿破仑的谒见是被蜂拥而至的高级将领们打断，歌德被遗忘在一边，看了一会儿墙上的绘画，见仍无人理睬他，便走向刚才领他进来的那位侍从，问谒见是否结束。侍从点点头：“是的。”于是歌德便知趣地离去。路野与领导的会见是被一个电话打断，这个电话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及时提醒路野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同时还提醒他该告退了。领导接完电话后不无遗憾地对路野说：“对不起，我还有个会，咱们只能改日再聊了。”而这时路野早已知趣地站起，做好了告辞的准备。王秘书也不知何时已悄无声息地进来了，静静地等在一边，一俟路野与领导握过手后，便像来时那样将路野领出领导的办公室。回到王秘书办公室，路野发现里面像车站的候车厅一样坐满了人，全是等着见领导的。王秘书说一声，今天上午不行了，领导马上要出去开会，满屋子的人哗啦一声，立刻作鸟兽散。
领导真忙啊，路野内心感叹。
王秘书让他坐下再聊会儿，路野说不了，你忙成这样儿，我哪忍心坐，说走便走了。
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给路野留下了诸多感慨，领导真忙只不过是感慨之一，更令他感慨不已的是领导渊博的学识、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作风。这次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见还纠正了他长期形成的对官场的偏见。原来官场中还是有许多饱学之士，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的，他想，只可惜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才华被文山会海、被繁复而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淹没，使老百姓很难看到更难领略罢了。
路野本来以为这件事纯属他的个人行为，不带任何官方色彩，像小鸟飞过天空，过去也就过去了。想不到没过两天，他便吃惊地在本市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市某领导接见文艺界人士的信息。这篇消息显然出自他的小学同学王秘书之手，所谓“文艺界人士”又显然是指他一个人。更令他吃惊和不快的是，文中用了许多夸饰的庸俗的字眼，什么“百忙之中”啦，什么“亲切接见”啦，什么“发表指示”啦，最后还胡诌了一段他的话，什么听了领导的指示，心情无比激动，决心更加努力地创作，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诗篇，云云。
这篇消息几乎将路野心头对那次会见的美好印象一扫而光。“王秘书怎能这么干？”他抖动着报纸激愤地对安老师说，“我跟领导说话时他根本就没在场，这些话全是他胡编的！胡编也不是这么个编法，我一个人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吗？简直是闻所未闻，滑天下之大稽也！”
“你激动什么？”安老师说，“这不叫胡编，而叫艺术加工！你一个搞文艺的连这都不懂？领导那么忙还抽时间接见你，难道不是百忙之中？难道你不感到亲切？最后那段话，难道不是你心里想说的？你们文人就是这样儿，给你们面子不知是面子，反而踩着鼻子上脸，鸡蛋里挑骨头！啥时候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就彻底老实了！”
经过安老师这一通夹枪带棒的训斥，路野表面上老实了许多，不跳也不嚷了，但心里仍有点不服气，仍怀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人利用了，当枪耍了，领导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接见他，是有其个人的政治需要和目的的。
路野这么猜想并没有错，一般来说，大人物于日理万机中想起来接见文人，确乎都有其个人的政治需要和目的。比如拿破仑召见歌德，就正值他与俄国沙皇划分势力范围的艾福会议召开之际。拿破仑需要得到作家们的颂扬，他在与歌德促膝谈心的时候就明白无误地建议歌德写一出关于艾福会谈的戏。当然，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比如汉武帝刘彻召见司马相如，就没什么政治目的，而完全是凭个人的爱好，他喜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皇帝。他雄才大略而又声色犬马，知人善用而又薄情寡义，这样一位统治者，偏偏又喜欢文学喜欢辞赋，而且他的喜欢还不是附庸风雅，不是假喜欢，是真喜欢，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便是司马相如的福分了。司马相如早年曾事孝景帝；因孝景帝不喜欢辞赋，又转投喜欢辞赋的梁孝王门下，并在那时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子虚赋》。谁知没过多久，梁孝王就一命呜呼了，司马相如再没地方司去，只好回他的家乡成都。司马相如一生四处奔波，颠沛流离，为的就是寻找一位喜欢辞赋而又能够理解他的君王，正如晚他一千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样。他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被汉武帝发现并赏识，封为中郎将。为报汉武帝的知遇之恩，他不惜浪费自己的才华去写那些被太史公讥之为“虚辞滥说”的无聊东西，甚而至于去管失宠皇后陈阿娇的闲事，写了《长门赋》。
关于司马相如何以写《长门赋》，有人说是为了钱，还有人说是为了邀官，就是没说为了报恩。路野认为这三种因素都有，司马相如写《长门赋》，既是为钱，又是为邀官，同时还是为了报答汉武帝的知遇之恩。尽管他此时已被汉武帝褫去官职，闲去作赋，可心里并不怎么怨恨圣上，只恨那些陷害他的奸人。皇帝什么时候都是英明正确的，错的都是手下人，经是好经，全被下面人念坏了，这就是中国人一贯的忠君思想。
关于司马相如写《长门赋》的地点，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有人说是在成都，有人说是在茂陵，还有人说是在临邛。如果让路野挑选，他只能挑选第三种说法，即，《长门赋》写于他和卓文君在临邛当垆卖酒之时。然而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晓得，司马相如写《长门赋》是在被免去中郎将之后，而他们夫妻在临邛当垆卖酒，则是在司马相如当中郎将之前。仔细一想，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就权当司马相如当上中郎将之后，他们在临邛的酒店没有转让（以备将来有不测之风云）；司马相如一被免官，他们夫妻二人即回临邛，重操旧业。
关于卓文君对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究竟持何态度，许多史书和戏曲都说是反对，路野认为不可信。这是史书和戏曲的作者对卓文君的有意拔高，他们想把卓文君塑造成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理想化的“高大全”式人物。卓文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路野觉得，一本普及读物——《中外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故事》中的一段描写，倒是直接近真实的卓文君，不妨摘引如下：
“文君看完陈皇后的信，嫣然一笑，问相如道：”你看怎么办呢？‘
“这时，在一边饮茶的宫使站了起来，指着搁在几案上的包袱说：‘长卿先生，陈皇后还奉送先生和夫人黄金百两，暂时作为你们开酒店的本钱。事成之后，更有重谢！希望先生……’
“‘既然皇后对我这样信任，我自然是要试一试笔的。不过，有无效果，现在实实不敢说……’
“没等司马相如把话讲完，卓文君便凑到他耳边悄声说：”就把你在我家后花园弹琴的本领再施展一回，不就得了？‘
“司马相如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引文中的那位送信的宫使，无名无姓，不知是何许人也。有的戏曲把他写成了狗监杨得意，说陈皇后的那封信是杨得意送的。这显然是戏剧化的处理手法，汉武帝的宠臣、权重一时的杨得意决不会干这种苦差事，为送一封信，不远千里从长安跑到临邛。
那篇题为“司马相如代拟《长门赋》”的小故事接下来还有一段：
“司马相如略微考虑了一下，便向宫使说：”你明天早上来取文章吧！‘
“当晚，店内酒客散了，司马相如回到卧室。卓文君给他挑亮了灯。他伏在几案上，挥笔蘸墨，稍一思索，立即写成了一篇赋。”
这段描写，说明作者对司马相如一点也不了解，是坐在屋里凭空想出来的。据路野所知，司马相如写文章绝没有这么快，而是十分滞迟。《龙文鞭影》里说他写《子虚赋》时，“忽然而睡，涣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长门赋》的篇幅虽比《子虚赋》短，但也绝非一日之功，绝不是一晚上能写出来的，不说几百日，至少也得一个月。为了等司马相如的文章，宫使只好住在他们酒店里。没准儿陈皇后也知道司马相如写东西慢，宫使来时就交待他，让他要有耐心，千万不能着急。可是眼瞅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司马相如像女人生孩子似的老生不出来，宫使还是不能不着急起来，每天早晨一见司马相如就问：“先生，文章……”一如孙伏园催促鲁迅写《阿Q正传》。以致后来，司马相如都有些怕见宫使了，一见他躲。有时是躲进书房，有时是躲进卧室，有时实在没地方可躲，就只好躲进茅厕。偏偏宫使又是个死心眼的人，人家都躲进茅厕了，他还不罢休，还要再追到茅厕门口，闻着里面的臭气问：“先生，文章……”如果司马相如在里面答：“快了快了……”宫使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如果当时司马相如正生宫使的气（能不生气吗）；故意不作答，宫使就一直在外面等下去。于是两人就处于僵持状态，一个在里面蹲着，一个在外面站着，像马拉松长跑一样比耐力比韧性。有时竟至一直从早晨僵持到中午。由于蹲的时间太长，司马相如不久就得了痔疮，时常便血，严重时还会发生脱肛现象。未了，不得不向宫使低头认输，对宫使说：“我真服了你了。要是皇上身边的人都像你这样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何愁我们大汉江山不代代相传，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