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是人类记录生命开始的日子和计算年龄的根据，但你知道它是何日兴起的吗?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岁数。专家们说：‘本来生日只是国王享有的。后来希腊人在编纂职务和征兵登记时，才给普通人作了记录，这就是生日的由来。’”——这段摘自一本名为《科学与文化》的刊物上的话似乎是说明了生目的由来，公元前600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据之推理，认为中国人过生日也是始于公元前的春秋时代呢，殊不知，这恰恰是个误区——

生和死在今人看来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虽然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想以有限的肉体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永恒，但最终却都是“纵有千年铁门槛，还需一个土馒头”，认识到这一点在今人看来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在古人那里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死既不可避免，人们就开始注重起生，大约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才开始想到要过“生日”。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人们真正把生日当成自己的节日究竟始于何时。

瞧这些皇帝们

虽然，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有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生日，三月五日为大禹生日，二月八日(一说四月八日)为佛祖生日，五月十三日为关公生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等说法，但这些说法除孔子生日见于史书以外，余皆系后人附会。要查询古人的生日，只能到官修的正史中去找寻。我们知道能够进入正史的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四类人中，事迹记载最详者当推皇帝，因此，我们要查考古人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过生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看看官修的史书中有无记载这些大人物们的生日。

夏、商、周三代谈及君王时，均只用“××立”字样，如《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生”。

秦代始皇以前诸王，史传中记载其出生时也只是说“××生××”如“秦嬴生秦侯”(《史记•秦本纪》)。

到了始皇帝那里，情况稍稍有了一些变化，史传中叙及他时，提到了他的“生月”《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项羽本纪中只是提到其生年：“初起时，年二十四”——项羽起兵反秦时为公元前209年，由此往上逆推24年，则其生年为公元前233年。

刘邦的生年《史记》本传中没有提及，《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的说法，说高祖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无生日。

吕后则本传、集解均无生年，文帝本传无生年，集解中说他活了47岁。景帝、武帝等西汉诸帝于本传中均无生年、生日的记载，只是在集解中才提到其生年。

自《后汉书》开始，帝王本纪中于该帝王驾崩时提及其卒年卒月卒日。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但仍不提及其生年、生日，三国时代除魏文帝载其生年生季(中平四年冬生)以外，其余诸帝之生年均与《汉书》同，即死时言明其共活了多少岁。《晋书》中所载之西晋诸帝生年均须由卒年逆推，东晋诸帝基本相同，只是多点明其于何年何月何日被立为皇太子的，这说明两晋时代，人们对帝王的生日还是浑不在意的。

到了南北朝时代，情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帝王们的生日开始出现于史书，最早露出端倪的当推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南史•宋武帝少帝纪》载：“(刘裕)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

但这些记载仍呈无规律分布，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确切生日记载，如宋少帝、宋文帝都只有生年而无生日，而前废帝刘子业又有生日的记载：“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宋明帝则有生年、生月“元嘉十六年十月生”而无生日。不管怎么说吧，在中国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中，把皇帝出生的年、月、日堂而皇之地记录下来，公诸世人的，刘宋时代是第一次。

也正是从南北朝时代的南朝宋、齐、梁、陈开始，一种与后世过“生日”的活动有几分类似的行动开始在江南流行开来。

从《颜氏家训》到“千秋节”

现代人的“生日”是每年都过一次的。古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一生只过一次“生日”。

这种一生只过一次的生日纪念活动，当时人称为“试儿”或“抓周”。

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中写道：“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江南”即长江以南。这种“试儿”之举，后世也常有，不过那仅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过生日的一部分了。

将自己的生日单拿出来举行仪式予以纪念的，首推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他曾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对农民残酷剥削，笃信佛教，大建寺院，并三次舍身出家。

为了纪念乃母张氏，萧衍“于其诞辰，常设斋讲”——在他自己“生日”的时候，斋僧讲经，纪念乃母。

无独有偶，一代明主唐太宗也曾在自己的“生日”(降诞日)，不无伤感地对手下的大臣长孙无忌说：“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感伤。”一边说着，一边还“泣数行下”——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感染得众大臣也都为之“零涕”。

由于皇帝每过“生日”就要伤心(至于为什么过生日要伤心，我们后文还将叙及)，所以，当时没有人敢给皇帝过生日，道理很简单：本意是为讨皇上的欢心，结果反倒弄得皇上伤心，何苦来着呢?

太宗之后，高宗、武后忙于争权、党同伐异，“生日”一事又告搁浅，中宗时代，虽然每年遇到他本人的诞辰，都要请一些文臣墨客入宫喝酒联句(柏梁体)，但却并没有把此事广为宣扬，所以，那时，不惟民间百姓没有过“生日”一说，就是皇上的“生日”是何年何月何日大小臣民也没有几个知道，更不用说庆贺了。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的生日布告天下，并且定为节日予以庆贺的是唐玄宗。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

玄宗定自己的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之后，流风所及，肃宗、代宗二朝相沿成习，尤其是到了唐代宗时代，每遇元日、冬至、端午和皇上的生日，各州、府、县于常赋外竟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搞得一人欢乐万民愁，武将、奸吏因此扰民，祸害无穷。所以，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一心想要兴利除弊的德宗皇帝下诏拒绝各地的生日礼物。

《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元年)四月……癸丑(四月十九日)上诞日，不纳中外之贡。唯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诏付度支。妃父王景先，驸马高怡献金铜像，上曰：‘有何功德，非吾所为也，退还之!’”

“自是列帝或置(生日)或不置，自五季始立为定制，臣下化之，多为歌词以颂赞之”——《支麓漫钞》。

到了五代十国时为皇帝过生日祝寿才成为定制。由于皇上的“率先垂范”，一些达官贵人也起而效尤。到了宋代，从皇上到文武百官、士农工商，过生日祝寿才形成一种风气。南宋人赵彦卫曾针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过生日祝寿欢庆一事，不无感慨地说：“今人宁不思念我生之初，父则忧愁，母则痛楚，具庆遍侍，犹曰娱亲，永感之时，焉得不动心乎?”

从上面所引的各种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出生的年月日，但人们却并不是从上古开始就把自己的出生之日当成“生日”来加以纪念的。真正把出生之日当成“生日”来过的帝王始自唐明皇，平民百姓则始自宋代。

今人过生日往往大摆酒席，大吃大喝、大欢大喜，结果往往弄得劳身伤财，殊失古人本意。唐太宗说得好：“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感伤。”所谓“不宜以此日为欢”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笔者家乡有一句亘古流传的俗谚，叫做“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倘若真有几分为人子的孝顺之心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在自己过生日时大吃大喝，大欢大喜。不要以为笔者是食古不化的腐儒，像个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样在这里絮叨，实在是因为目前借过生日之名而行奢侈腐化比阔之风太盛。君不见，举家为刚满两岁的孩子做“两岁大寿”者有之，举城用公款为“××长”贺寿者有之，长此以往，岂不殃民害子，对于身陷用做寿来过生日之误区者，本人希望他们能抽闲读一读本文，学学唐太宗，学学梁武帝，千万别把自己放在与叶赫那拉氏一个水准上，坑人而不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