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是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让你当画家。”许多人以为这话有点像调侃，倘若把说这话的时间界定在20世纪90年代，那么可以认为它是调侃，但倘若把它上推一两千年，甚至几百年，如果你还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在“搞笑”，那你就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

“画家”是英文“PAINTER”的意译，其义是指“从事绘画(如图画、图案)的艺术家”。

这些从事绘画工作的艺术家并不是近代才有，可以说，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层出不穷，其佼佼者如顾恺之、阎立本、唐寅、八大山人等更为人们所熟知。

有些今天常逛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的人，见一幅名人画动辄万金，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古今同理，以为中国古代的画家们一直过着十分尊贵的生活。

实则不然。

由《二十五史》到《辞海》

在英语中，“PAINTER”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画家，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油漆工(如油漆建筑物、船、飞机或家具)，尤指以此为职业者(以上据王同亿《英汉辞海》)。

汉语呢?

说来令人绝对不可思议，有着近两千年的绘画史，产生过无数大画家的泱泱大国，在我们的几部大型工具书中竟没有给“画家”留下一席之地。

以“最为常见的中文百科全书”著称的《辞海》无论是其1979年版，还是1989年版，《画》字开头的词条中林林总总收了不少，惟独没有“画家”的踪影。

现代是如此，古代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不妨翻阅一下《二十五史》，看看历朝历代是否单独为“画家”立过传。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史书中写了不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就是没有一个画家。

到了唐太宗御撰的《晋书》中，终于出了一个“画家”。此人姓顾，名恺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晋书•文苑传》一面说他“尤善丹青，图写特妙”，一面又说他“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桓玄尝以一柳叶绐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己也，甚以珍之”。——用一种嘲笑的笔触向后世的人们描摹了一个大画家生活上的一件小事。从这里面，我们不难看出《晋书》的撰著者房玄龄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对从事绘画的艺术家们的态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美术辞典》“画家”栏下共收从西汉到清朝的画家897人，他们是：

刘向、徐邈、杨孚、刘褒、刘旦、杨鲁、郑玄、王元昌、张衡、赵岐、杨修、高遵、曹不兴、稽康、诸葛瞻、卫协、荀勖、张墨、夏瞻、刘绍组、王廙、戴逵、戴勃、司马绍、顾恺之、宗炳、孙尚子、惠远、戴秬、谢稚、吴暕、张则、江僧宝、刘系宗、颜延之、谢灵远、谢惠连、王微、顾景秀、顾宝光、陆探微、陆绥、史道硕、袁茜、萧离、陆杲、陶弘景、谢赫、刘顼、宗测、蘧道愍、姚昙度、毛惠远、毛惠秀、刘杀鬼、张僧繇、萧绛、顾野王、杨子华、蒋少游、田僧亮、冯提伽、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广、吴道玄、阎立德、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杨宁、殷仲容、杨升、王维、边鸾、张萱、周昉、曹霸、韩干、韩混、戴嵩、华宏、张彦远、尉迟乙僧、程修己、韦无忝、张璪、陈闳、庐棱伽、郑虔、韦偃、张询、李林甫、杨庭光、王洽、王宰、萧悦、孙位、赵公佑、贯休、李真、周滉、杨炎、赵博文、李绪、韦鉴、钱镠、张志和、梁令瓒、范琼、张南本、张孝师、范长寿、何长寿、翟琰、辛澄、赵温其、赵德齐、杜庭睦、周古言、周行通、张素卿、蒲延昌、杜子襄、常重胤、阮惟德、朱审、孔嵩、常粲、庐鸿、王朏、吴侁、张玄、石烙、杜楷、梁广、张符、李渐、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刁光胤、徐熙、黄鉴、周文矩、顾闳中、滕昌祐、唐希雅、李煜、郭乾晖、卫贤、王商、赵干、赵德玄、蒲师训、阮知诲、张玖、李升、赵忠义、支仲元、刘寀、李夫人、韩熙载、房从真、燕筠、左礼、朱繇、杜（齿儿）龟、张元、陆晃、杜楷、李赞华、王仁寿、袁■、僧传古、胡虔、胡虔、胡翼、阮郜、赵嵓、丁谦、唐垓、郭乾祐、梅行思、胡擢、李霭之、张及之、王齐翰、牧溪、李成、郭熙、黄居寀、郭忠恕、范宽、燕文贵、文同、李公麟、李唐、米芾、赵頵、米友仁、马远、夏圭、赵昌、徐崇嗣、崔白、易●、刘松年、张择端、高克明、王诜、武宗元、司马光、晃补之、晃说之、赵佶、王希孟、杨无咎、朱熹、赵秉文、王居正、吴元瑜、马和之、祁序、李嵩、梁楷、黄居宝、高文进、惠崇、赵伯驹、丘庆余、廉布、戴琬、高元亨、徐崇矩、陈善、周玨、执焕、王英孙、仲仁、韩拙、戚文秀、战德淳、许道宁、陈容、贾详、林椿、王士元、高寿、孙太古、张敦礼、萧照、陈珩、翟远深、刘永、冯大有、李遹、耶律履、龙章、徐競、朱象先、宋伯仁、陶裔、王端、钱易、任询、周纯、鲁宗贵、陈居中、马麟、李迪、江参、苏汉臣、唐忠祚、敦若虚、赵黻、赵令穰、赵士雷、赵士腆、赵仲◆、赵仲佺、赵令松、赵孝颖、赵宗汉、赵叔傩、何尊师、甄慧、朱莹、朱义、冯觐、顾大中、郝澄、汤子升、韩虬、杨棐、梵隆、徐知常、李得柔、罗存、郭元方、李延之、居宁、李玮、刘梦松、阎士安、梁师闵、梦休、乐士宣、李正臣、李仲宣、葛守昌、刘常、刘永年、崔悫、艾宣、顾德谦、侯翌、武洞清、孙梦卿、勾龙爽、陆文通、黄齐、李兮年、李时雍、刘媛、梁揆、阎次平、燕肃、宋道、宋迪、王谷、范坦、陈用志、孙可元、屈鼎、陆瑾、宋永锡、甘风子、刘寀、杨日言、董羽、杨晖、龚开、邓椿、何澄、周密、陈汝言、马琬、钱选、边鲁、郑思肖、张渥、李衍、高克恭、任仁发、汤垕、管道升、高士安、陈仲仁、王渊、黄公望、颜辉、陈琳、赵衷、孟珍、曹知白、张雨、饶自然、李开、商琦、赵原、杜本、吴镇、王冕、赵雍、盛懋、吴庭晖、张守中、陈汝秩、溥光、方从义、王珪、谢伯成、边武、陆广、谬佚、张彦材、程堂、顾安、郭畀、朱玉、苏大年、朱德润、卫九鼎、唐棣、李容瑾、王振朋、薛素素、李士行、吴大素、倪瓒、王蒙、柯九思、张羽、高松、杨基、唐肃、王履、王绛、徐霖、徐兰、徐白、余有道、璩之璞、虞谦、乌斯道、何良俊、吴彬、徐亮、边景昭、高延礼、李在、苏轼、胡俨、王绂、张益、夏昶、戴进、朱瞻基、宋玨、孙堪、谢宇、王思任、张尔葆、罗文瑞、李杰、朱淇、顾囦、黄向坚、高●、周臣、沈周、陈宪亲、张宁、胡唯、吴伟、安正文、张路、唐寅、文徵明、周用、黄祥、吕纪、陈淳、谢时臣、王宠、陆治、袁尚统、沈仑、王问、王谷祥、陈括、陶成、文嘉、文伯仁、钱谷、仇英、周之冕、许仪、周天球、徐渭、张翀、宋旭、项元汴、孙克宏、韩铸、丁元公、钟礼、丁文暹、高浴、高阳、程正揆、周位、郁勋、王行、程南云、华懋康、王綦、张灵、朱南镇、祁豸佳、邹之麟、詹景凤、刘志寿、朱瑞、马守真等。

这些画家中有多少人为芸芸众生所熟知呢?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享受过“艺术家”的待遇呢?这些，恐怕只有天晓得!

从《颜氏家训》到阎立本的困惑

如果仅仅根据《二十五史》是否单独为“画家”们立传来说明中国古代画家社会地位的低下，恐怕还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我们不妨再看看古人们是怎样看待画家，还有画家本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颜之推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位古人。他的传世之作《颜世家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颜氏家训•杂艺》有这样一段话：“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其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以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狩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役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这段记载中的梁元帝即南北朝时梁朝的第六任皇帝萧绎，武烈太子是萧绎的儿子，名叫萧方等。最后提到的“三贤”，不是指萧贲、刘孝先、刘灵，而是指顾士端、顾庭、刘岳，或被当成画工随意支使，或被罚做苦役，与诸工匠杂处，吃的也并不是“黄油和面包”，享受的更谈不上是上等人的生活了。他们自己“每怀羞恨”，颜之推也觉得他们不该学有丹青之术，不该当个画家。所以，在这段话的最后他才发出了“假如以上这三位贤人都不会画画，不是什么画家，而是专心致志地去攻读儒经的话，他们哪里还会蒙受这样的耻辱呢?”

千万不要把颜之推的话当成一时的感触，“画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不得志”的。

颜之推提到的顾士端、顾庭、刘岳还不是太有名，而且官也做得不大，那些做了大官的人倘若同时还是画家，那么，他在皇上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内廷佣人而已。可以随意呼来挥去。

阎立本就是个好例子。

阎立本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所绘《凌烟阁功臣图》为绝妙之精品，阎立本还是唐王朝的一个部长级官员，属于高人一等的人物。饶是如此，他在唐王朝皇帝的心目中地位还是很低的，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据《旧唐书•阎立本传》记载：“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赐爵博陵县男。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乌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宝，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技。’”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我们先为不太了解古文的人扫清一下文字的障碍。“将作大匠”是官名，职掌宫室、宗庙等土木营建；“八座”是古代高级官员的代称。隋唐时代以六部尚书，加上左右仆射并称为“八座”；“右相”是指“右丞相”；“主爵郎中”是吏部主管封爵的官，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内政部次长。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唐代最高统治者对画家们的态度，更有意思的还是阎本人的态度：“吾少好读书，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技!”这段话是阎立本告诫儿子的，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从小爱好读书，总算不是一无学问，随兴作诗写文，也不比同辈差。只是因为画画受到皇帝欣赏，去干这种奴仆差使，真是奇耻大辱!你们应该深深吸取教训，不要学这种末等小技。”

有一本文史读物在谈到春苑池写生这一段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在古代社会，艺术是得不到真正重视的，艺术家是得不到应有地位的。古代统治者对绘画艺术的青睐和利用，主要出于满足享乐的需要。”这话说得很对，但还并没有说到点子上。

如果说我们在本节开始引证《颜氏家训•杂艺》中的南梁顾士端、顾庭、刘岳三人的遭遇，反映的是“艺术得不到真正的重视，艺术家得不到应有的地位”，这还差不多，而阎立本春苑池写生之事以及他本人所发的感慨，则是从画家本人对所从事的绘画这门艺术的一种自轻自贱，这一点远比别人看不起要可怕，它所反映的画家本人的心态又是当时社会，乃至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绘画(当然不只对绘画，其他艺术也是如此)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绘画乃是一种雕虫小技，所谓“壮夫不为”。

阎立本既是高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可谓一身兼有多种身份，他对“画家”及绘画艺术的轻视因之就带有多重的、广泛的社会意义。

通过上述事实的叙述及对事实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让你当画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不失为读书人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一种警告。换言之，在1949年以前，从事绘画艺术的人亦即画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