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真的都自称“我们中国人”吗?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来看看“中国”一词的历史演变和全部内涵。

“中国”不全等于“China”

我们不妨先看一些古人留下来的文字：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

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汉书》)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韩非子》)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

第一句话中的“中国”，《诗经•毛传》的解释是“中国，京师也”。译成现代汉语是“首都”的意思。

第二句话中的“中国”指的是“国家、朝廷”(参见《礼记•檀弓》注)。

第三句话中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因为前面有“越”(越国)与其对应。

第四句话中的“中国”不用解释，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中国”。

这四句话的排列次序及其意义的不同恰好说明“中国”一词是几经演变之后才成为今天的“中国”的。

我们可以再引一些例子：

江左地促，不如中国。——(《世说新语》)

江娥啼竹素女怨，李凭中国弹箜簇。——(李贺)

这些例子中的“中国”同样不具有今天的“中国”含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的“中国”除了具有上述意义以外，还有一个较为冷僻，但却见诸文献的意义，即“指恒河中游一带的中印度”，详情参见晋代法显的《佛国记》。

古代的“中国”既然不全等于“China”，那么，古代的Chinese自然而然也就不能自称为“中国人”了。

古代的Chinese既然不能自称为“我们中国人”，那么，他们自称什么呢?

千奇百态不离朝代

一部二十四史，其主观视点往往都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至多是站在入主中原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如辽、金、元之决策者不一定是汉人)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原三国与周边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叙及南北朝历史要奉偏安江左的宋、齐、梁、陈诸国为正朔，而对实际上当时已经统治了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则采取了一种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

怀有这种心理的人，决不仅是司马光一个。著名史学家柏杨先生曾对此提出过颇富哲理的质疑，但这只不过是千百年间少有的“空谷足音”。历朝历代的汉族人或者是入主中原，汉化了的少数民族人，对于周边诸国仍然是以“天朝”自居。所谓“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也。

所以，这些人在与外国人交际时，常常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自己所处的朝代名前加上“我大……”作为自称，如“我大汉”、“我大唐”、“我大宋”、“我大明”、“我大清”，这些自视甚高的心理，可以在当时人编撰的一些书籍的名称中折射出来，姑举数例。

《大唐西域记》——12卷。唐人玄奘述，辨机编。成书于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记玄奘西行并周游天竺所亲历的110个国家，及得之传闻的28个国家之山川、城邑、物产、习俗，多《唐书》所未载。

《大唐开元礼》——唐开元年间皇帝敕撰，150卷。唐初礼仪无定制，开元中，玄宗听从张说的建议，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定制。

《大金吊伐录》、《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简直是举不胜举。

除了“我大……”之外，在国势较弱或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时也有自称“汉人”、“唐人”的。

《明史•外国•真腊传》：“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王士稹《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载：“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

这两段记载虽然说的是外国人对当时的中国人的称谓，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必定是中国人最先开始自称为“唐人”或“汉人”，然后那些外国人才因利就便沿用这一称呼的。所以，《辞海》上说华侨也自称为唐人。

“唐人”、“汉人”、“秦人”到后来都“变了味”，“唐”、“汉”、“秦”等词的“朝代”意义虽然已经淡化，但追本溯源，人们仍可以从前人们(如王士稹)的诠释中发现所折射的朝代的影子。

上面说的是“中国”统一的朝代。我们知道，在那些大分裂的时代，Chinese们怎么称呼呢?

且让笔者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故事发生于五代十国时期，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前蜀的皇帝王建，另一个是后梁的皇帝朱温。

公元899年，王建派手下人欧阳柔翻修唐代大宦官田令孜的故宅，挖宅基地时，阴差阳错地把令当时天下所有人为之眼红的传国玉玺挖了出来，此玺是田令孜当年从唐僖宗李儇那里偷来的。

胆小怕事的欧阳柔自然不敢隐瞒，马上将这个无价之宝呈交给他的皇帝王建。

“王建得到了大唐帝国的传国玉玺”——这个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就传到了朱温的耳朵里。

“这个贼王八怎么这么有福气?”朱温气哼哼地骂道。

他马上通过中间人辗转致信给王建，声称愿用数州之地交换传国玉玺。

一来是那中间人的品级太低，二来也确实想与朱温“别别苗头”，王建一口回绝了朱温以地换玺的请求，并且对那中间人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诸如某些人“贼性难改”啦，什么“效曹操、司马懿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天下乃壮夫所不屑为”了，夹枪夹棒的，矛头所向，直指曾经参加过黄巢起义，后来又成了叛徒的朱温。那朱温也是一勇之夫，岂能咽下这口恶气，听了中间人的转述，当时就要发兵伐蜀。左右的人死劝活劝，总算劝住了。

一个名叫庐玭的光禄卿，很会体察皇上的意图，给朱温献上一计，如此这般地连说带比划地讲了半天，朱温听了，开怀大笑。一高兴，竟拍起庐玭的肩膀来。

“好，好主意!”朱温想也没想就下命令说：“朕就决定派你任专使，前往‘贼王八’那里，去完成这个任务，替朕出口恶气!”

朱温要让庐玭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

原来，是要他送给王建一枚大印章。

公元909年5月，庐玭不远千里，来到前蜀，给王建呈上了那枚印章。

印章上有六个大字：

大梁入蜀之印

倘若王建所用的宰相不是文人，不熟悉唐代的各种典章制度，那么，前蜀帝国的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

原来，唐代(其实不仅是唐代)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天朝大国的使节出使周边的夷狄之国时，其所携带的印文上刻有“大唐入某国之印”的铭文。王建的前蜀虽然并非地处中原，但也决不甘于以夷狄自居。

巧之又巧的是，王建所用的宰相官员大都是熟悉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文人。此时的朝政大都由张恪打理，张恪是唐代名臣张睿的儿子，以熟悉典章制度见称于世。他见到梁国使臣送来的这枚印章上的印文后对王建说：“按照历朝历代，尤其是唐朝的惯例，只有派遣使节出使周边的夷狄之国，才使用‘大唐入某国之印’的印文，现在梁太祖口口声声说愿以兄事陛下(指王建——引者)，为什么还要这样贬低我们呢?”

“什么，朱温这厮竟敢这样耍戏于我?”王建气得暴跳如雷。当时就要斩庐玭解气。

左右的人连忙劝住。

王建的脑子转了转，转出一个主意。“你想玩老子!”王建心里暗道，“老子还想玩你呢!你朱温是私盐贩子出身，俺老王还偷过驴宰过牛呢，难道还玩不过你?”

机会很快来了。两年以后，朱温因与儿媳妇乱伦，被儿子朱友珪杀死，一直被王建扣留的庐玭请求回大梁国为朱温奔丧。

王建慨然应允，只是命人带上印章一方，与庐玭一同前往后梁首都开封，将那枚印章“敬献”到朱温的灵前。

印章上赫然刻着六个大字：

大蜀入梁之印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土”皇帝在向对方示威时，都在自己建立的帝国国号前加上个“大”字——大梁、大唐，而没有一个自称是“中国人”的。

古人云，举一隅以三隅反，大分裂时代的中原诸国与他国人打交道时，大多都仿照王建或朱温的称呼。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我们的先人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生存过的世世代代的先人们，虽然我们今天一概把他们称为“中国人”，实际上，他们自己在大一统思想和大民族主义自我中心论的作用下，在与异国人交往时却从来没有自称为中国人，至少在清代以前是如此。

步出认为“清代以前的Chinese也自称为‘中国人’”这一误区，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完整的爱国主义观念，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相信仍有可以借鉴的意义，细心的读者不妨仔细地想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