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连续剧《唐明皇》中，凡是逢及皇上要下诏书给臣子，无不于诏书之首加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几个字。近年来的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中在表示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下诏书时，也往往都于诏书之首加上“奉天承运”的字样，以讹传讹，于无形之中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一个误区——

诏书，又称“诏”，秦汉以后，专指帝王所下的文书指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泰皇’，命曰‘制’，令为‘诏’。”这段话告诉我们，从秦始皇时代起，一国之君的文书指令就开始称为“诏”(诏书)了。

从秦始皇到清逊帝溥仪，中国出了611个皇帝，他们在位的时间虽然各有长短，但却都无一例外地发布过各种各样的文书指令，这些文书指令的“抬头”处，是否全都冠以“奉天承运”的字样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从秦始皇到元顺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只记录了他东巡时命臣子刻下的几篇铭文，只是在其临终时才提到他的一封“遗诏”。这封遗诏极短——“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诏书中并没有提及文章的格式，到了汉代，“诏曰”二字开始走入帝王们的文书指令之中。

《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

李贤在注引《汉制度》时说：“帝之下书有四，三曰诏书。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从汉到元，一千多年无变化。

姑举数例：

《资治通鉴》卷十三：“(汉文帝二年)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资治通鉴》卷四十四：“(东汉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诏曰：‘楚庄王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福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偿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夫婚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秦始七年)春，正月，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覆用。’”

《南史•宋文帝孝武帝前庆帝纪》：“(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二月辛卯，诏曰……”

《北史•北魏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纪》：“(文成帝)和平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

《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

《旧唐书•高宗纪》：“(永徽)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

宋元二朝情况与以前略有不同，《宋史》、《元史》中，提到皇帝下发的文书指令时一般都用“诏……”而不是“诏曰……”把我们今天所说的直接引语改成了间接引语。

如《宋史•仁宗记》：“(皇祐)四年春，正月，己巳，诏诸路贷民种。”

《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十四年春，正月，壬戌，诏遣使招……”

这些已经引证的例子和我们没有来得及引证的例子中没有一处把“奉天承运”的字样加在“皇帝诏曰”或“诏曰”的前面。

那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究竟何所本呢?

朱元璋手中所拿的大圭告诉我们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文字家，名叫沈德符，表字景倩，又字虎臣，系浙江嘉兴人，万历举人，他精音律，谙掌故，著有《野获编》，该书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

《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独见。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下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

清代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名叫俞樾，此人字荫甫，号曲圆，是清代道光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宗法王念孙父子。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其著作号称“搜罗丰富，考证精当”。

俞樾在其所著的《茶香宝续钞》中说“奉天承运”是“论奉天殿名而及之”，“是知‘奉天承运’四字，至今循用，实始于明初也”。

沈、俞二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却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考据学专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奉天承运”四字加于诏书之首起于明代，这恐怕是不会错了的。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初年，把大朝会殿正式定名为奉天殿，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奉天承运”四字，与臣下诰敕中必首称“奉天承运皇帝”。

颁布诏书的场面也与时下的影、视作品中反映的迥然有别。

据《明史•礼志》记载：“凡颁令四方，有诏书，有赫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诰手诏。洪武二十六年，定颁诏仪：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于殿东，陈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午门及承天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清晨，校尉擎云盖，由殿东门出，大乐作，自东陛降，由奉天门至金水桥南，午门外。乐作，公侯前导，迎至承天门上，鸣赞排班，文武官就位。乐作，四拜；乐止，宣读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讫，礼部官捧置云盖中赞礼，唱俯任、兴乐、作四拜，乐止，舞蹈山呼，又四拜，仪礼司奏，礼毕，驾兴。礼部官捧诏书分授使者，百官退。”——一般的影、视作品中表现这一场面时往往都以讹传讹，把“山呼万岁”理解成“三呼万岁”，从而只让那些官员拜三次，而实际上却应该拜十二拜，一般的影、视作品中在宣读皇帝诏书时只见官员拜，不闻有乐声，而实际上自明朝开始，皇帝颁布诏书时是有音乐相伴的。

从秦汉一直到清朝，皇帝所下的诏书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如：传位诏、即位诏、改元诏、加冠诏、出阁诏、赐酺诏、礼仪诏、巡幸诏、南郊诏、北郊诏、封禅诏、谒庙诏、附庙诏、附葬诏、加谥诏、追夏诏、追赠诏、痊覆诏、籍田诏、贬责诏、废黜诏、降黜诏、遗诏、上尊号诏、立皇后诏、中宫崩逝诏、立皇子诏、封皇子诏、立皇太子诏、命皇太子监国诏、出宫人诏、罪己诏、退位诏、复辟诏等不一而足。

这些诏书无一例外，都是从明代才开始在文首加上“奉天承运皇帝诏(制)曰”的字样的。

明代中晚期有一部有名的“淫书”《金瓶梅》词话，该书反映的本是宋朝宣和年间的一段逸事，但却在第九十九回出现了：“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的字样，用明代的典章制度去套宋代的史实，我们千万不可犯《金瓶梅》作者那样的错误，硬把只属于一两个朝代的诏书行文格式“普及”到中国各个朝代中，从而贻笑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