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纱帽”从唐代开始就代指官位吗

有一部反映唐朝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两位剧中人对话时竟出现了“你要小心你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不要丢了官又不讨好!”这种奇谈，许多观众却视而不察，没有觉出这话有什么不对。在这些人看来，“乌纱帽”本来就是代指官位的，因而唐朝人用“小心头上乌纱帽”来代指“小心官位”也没有什么不对，于是，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

人类的头服(帽子)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只有“士”(知识分子)及贵族才有冠冕，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用一幅方巾裹头。后人所谓“苍头”(韩国百姓所用)、“黔首”(秦国百姓所用)就源于这个时代。

到了后来，由头上戴一顶头巾逐渐发展到“袱头”，即把原来包头用的方巾裁出四脚(四根带子)，包头时先把巾覆于头上，先把两根大带从前头绕到脑后，多余的部分像两根飘带一样垂在脑后，叫“两脚”，再用两根小带从脑后绕到头顶的发髻前面。

再往后才发展到头上戴帽子。由方布裹头到乌纱帽盖顶，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继幅巾、袱头而起的乌纱帽，它是否一开始时就是官帽呢?

从“二宫直官”所用到平民百姓所服

有一本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的书，在提到“乌纱帽”时，说它始自南北朝时代刘宋王朝建安王刘休仁——“建安王休仁做乌纱帽，用乌纱抽扎帽边，民间称作‘司徒状’。”且不说这种说法于正史无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中并无任何有关乌纱帽的记载，而且时代也被推后了很长时间。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到“乌纱帽”的官修史书是《晋书》。

《晋书•舆服志》上说：“帽名犹冠也。意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缅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缅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帽、低帷，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帽，然则，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时江左野人已著帽。”

从《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帽子至迟到了晋代已经出现，而乌纱帽的准确出现日期是东晋成帝咸和九年，成帝咸和九年是公元334年。乌纱帽出现之初是“二宫直官”——内廷官员所服。这种情况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也没有多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然则士人宴居皆著帽”，不知此帽是否为乌纱帽?

《隋书•礼仪志》：“帽自天子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省则乌纱，在永福省者白纱。”

从《隋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隋代，帽子也并非只天子或五公官僚专用，“士人”即知识分子也可以享有。但纱帽却为皇太子所专用，是皇太子在上省时专门顶戴之物。

到了唐代，“乌纱”与“帽”连在一起，正式进入了官修的“正史”。

《旧唐书•舆服志》：“(皇上)朔日受朝，则服黑介帻、白纱学衣、白裙襦……拜陵则服纱帽，亦乌纱帽也。”

又：“武德令皇太子衣服有衮冕，具服远游三梁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

这都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至公元650年)以前的事，到了唐玄宗登基之后，令百官详议礼数，当时的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师萧嵩等人认为：“至于贵贱之差，尊卑之异，则冠为首。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采章之数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异。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礼重则具服，礼轻则从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取，衣服不可减省，称谓须更变名。”

在这股“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乌纱帽"的佩戴者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从皇帝、皇太子的头顶，落到“士”这一阶层。

《旧唐书•舆服志》：“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参见则服之，书算学生、州县学生则乌纱帽、白裙襦、青领。”——各个州、各个县里的太学生们都可以戴乌纱帽了。

中唐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有诗记当时的名士(不是官)曰：“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

这个时候的乌纱帽，由于官也可以戴，民也可以戴，所以，根本没有人用它来代称“官位”。

宋、元两代，官僚所戴多为“袱头”——“漆沙袱头”和“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宋书•舆服志》“革带、袱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又：“袱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隋始以桐木为之，唐始以罗代缯……国朝(宋朝人自称)之制，群臣通服之。”

从“文武百官常服”到“官位”的代称

乌纱帽是什么时候成了“乌纱帽”的呢?最早的记载是明代。

《明书•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三年是公元1370年。从那个时代开始，乌纱帽开始成为官僚阶层的专利，平民百姓，即使是知识分子，倘若没有个一官半职，也不得染指。

这里有几点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以往的一些文章或书籍，在提到乌纱帽成为“乌纱帽”的演变过程时，一般只是说它在明朝时成了“王公百官平时上朝处理政务的正式官服”(详见《中国宫廷知识词典》)，但却不知，在明代立国之初连官僚们的“父、兄、伯、叔、子、孙、弟、侄”也同样可以用乌纱帽。

《明史•舆服志》：“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

当然，官僚的父、兄、伯、叔等人也沾了些“官”气，非一般庶民可比。

在明代，一般的老百姓是绝对不允许戴“乌纱帽”的。

不戴乌纱帽，他们的头上戴什么呢?

《明史•舆服志》：“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为四方平定巾。……洪武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琥珀。庶人帽不得用顶。”

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许戴头巾，即使是戴帽子，也不准戴乌纱帽，而且不准戴名副其实的帽子，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帽子均有顶，而朱元璋给他的臣民百姓规定的帽子却无顶。

当时的读书人同样不准戴乌纱帽。

《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洪武末，许戴遮阳帽。”——一开始时读书人只能戴巾——“四方平定巾”，到了后来，准许戴帽子，也只能戴遮阳帽，而不能戴乌纱帽。

乌纱帽既然与老百姓无缘，那它自然就成了官僚阶层的“专利”了。

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明朝人的作品，证明乌纱帽在明朝已变成了“乌纱帽”(官位)。

明人孙仁孺《东郭记》：“觑了这人情笑杀，可道当今底是识乌纱。”

明人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回附录：“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知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著光蕊的乌纱帽。”

明人冯惟敏《清江引•八不用》曲：“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谁是谁非不用讲。”

我们不妨拿这三段引文中提到的“乌纱帽”与唐人诗句中的“乌纱帽”做一比较。

我们前面已引了白居易的诗：“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

再举一个李白《赠乌纱帽》诗的例子：

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

在白居易诗中“乌纱帽”与“白布裘”相对，“布裘”，布衣也，很明显是平民的打扮。

在李白诗中，“乌纱帽”与“白接●”相对称，“接●”，又称“接离”，是古代的一种头巾。很明显，太白先生也是把“乌纱帽”当成了一种普通的帽子，而没有把它当成官位。

到了清代，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区别是有无“顶子”。

“顶子”又称“顶戴”、“顶珠”，是清朝文武百官朝冠、吉服冠上镶嵌的宝石。区别当时官位的高低多用顶子——借助其质料和颜色显示品级高低。如一品官用红宝石顶，二品官用红珊瑚顶，三品官用蓝宝石顶，四品官用青金石顶，五品官用水晶顶，六品用砖磲顶，七品用素金顶，八品用阴文镂花金顶，九品用阳文镂花金顶。顶子只能按品级戴用，不能逾越。官员犯法，在革去官职时，还须摘去顶戴。

所以，在后世反映清代生活的电影、电视作品中我们常能看见或听见“摘去××顶戴”的说法，但这只见于当时官方的文书中，而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在说话或写文章时，为了避免犯忌，大多还是用“丢了乌纱帽”来形容某个人失了官位。其道理正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明明写的是清朝前期的事，但表面却要把人物和人物所用的语言换成明代的一样。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乌纱帽之成为“乌纱帽”(官位)，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并不是每个朝代都用“乌纱帽”来代指官位的，至少在明朝以前，丢乌纱帽就是丢了乌纱帽，而不是表示丢了官位。

因此，在创作反映唐代人生活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大言不惭地让剧中人用“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来代替“丢了官位”，就犯了让今人满口“多乎哉，不多也”，或让古人谈情说爱口喊“MYLOVE”一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