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好男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稍稍上了些年纪的人相信都不会对这些话感到陌生，那些对封建礼教充满刻骨仇恨的人，常常在其文章中以此为据，说明自远古到现代，广大妇女一直生活在“从一而终”的巨大阴影中，鲜有再嫁他人者。由于民间文化的浸淫和官方出于政治目的的刻意渲染，遂使大部分中国人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

据专家考证，人类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按照杂婚、群婚、多婚、单婚(一夫一妻)的模式演进的。在演进的过程中，受益者差不多总在男性一方，而作为另一性的女性却往往予人以“受侮辱和损害”的弱者形象，尽管有南北朝时刘宋王朝山阴公主广设“面首”的“壮举”，但大多数男子可纳妾，而绝大多数女子却绝不可以丈夫在世时再“纳”一夫的，此之谓“贞节”。《辞海》对“贞节”的解释是：“旧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这些都是载诸史册的。问题是，说归说，做归做，各个朝代的中国妇女是否真的都不改嫁“守身如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历朝《烈女传》告诉我们

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女性贞节观，最可靠的方法是读一读由男人们撰写的《烈女传》，虽然男人眼中的女人不一定有女人自己心里的女人更“女性”，但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流风，历朝历代，除了少有的几位女诗人、女词人留下过一些诗、词作品之外，有关她们的身世、心态的记述文章是少之又少的。既不能从同时代的女人那里了解同时代的女人，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从同时代的男人那里了解同时代的女人。

自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每个封建王朝的断代史中差不多都有“烈女传”这一栏目。

“烈女传”这一名目来自刘向。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是西汉时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曾担任过谏议大夫、宗正等职，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汉成帝时，他曾出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一生著述甚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等书流传。《古烈女传》是他的得意之作。该书与后人想像的不同，将所录的女子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仪、辩通、嬖孽等七门分类叙述。

从这七门分类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刘向所生活的西汉时代，贞节只是烈女中的一小部分，与贞节相比，人们更加重视的是“母仪、贤明、仁智”等项内容。

范晔的《后汉书》继承了刘向对女性的价值取向，在他《后汉书•烈女传》的开篇中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征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述其成事，述为烈女篇。”

继两汉之后的三国时代，曹、刘、孙各据一方，入晋以后官修的《三国志》只是将那些叱咤风云的男性们收录进去，并无《烈女传》。不过我们却可以从非烈女传中看出那个时代的男人或女人对女子贞节的认识，比如，那位赫赫有名的蜀汉先主刘备的一位皇后是个再嫁的寡妇，雄镇一方的曹操的卞氏夫人曾经是个妓女，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这位曾经被小叔子曹植单相思的女人是个“二婚头”，以《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不朽于文坛的蔡文姬先嫁匈奴左贤王，后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又被曹操指婚董祀，时人传为美谈。

从这许许多多的事例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三国时代，男人不仅不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而且带头向这种被后人奉为圭臬的习俗挑战，那时候的史书典籍中并没有多少节烈之妇的记载。

《晋书》共收“烈女”37位，这37位“烈女”中虽然有不少贞节之妇，但也有不少并非因贞节而入选的，如十分有名的陶侃之母湛氏。《晋书•烈女传》上说：“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聘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蚶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荐，自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给邻人，供肴馔。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湛氏之入选，并非是因为她的贞节，而是因为她教育出了一个好儿子。

南北朝时《南史》无“烈女传”，烈女们的事迹大都附隶在“孝义”一栏中，如萧矫之妻羊淑祎，她之能够青史留名，乃是因为她在父亲死时“哭辄吐血”，在母亲有病时不吃不喝祈祷。

《北史》有“烈女传”，共收“烈女”34名，这34名烈女虽然不少以贞节闻名，但也有以“孝”入选的，如“孝女王舜”。而且，这时候所谓的女子之贞节，也与后世迥然有别，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了人情味。最有意思的是这时候的烈女竟然有夫死再嫁的“二婚头”，如隋朝的兰陵公主。

《北史•烈女传》：“隋兰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顺。帝于诸女中特所钟爱。初嫁仪同王奉孝，奉孝卒，适河北柳述。时年十八，诸姊并骄踞，主独折节遵妇道，事舅姑甚谨，遇疾必亲奉汤药。帝闻之大悦。由是述渐见宠遇。初，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玚，文帝将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文帝崩，述徙岭表，炀帝令主与述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表求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主曰：‘先帝以妾适柳家，今其有罪，妾当从坐!’帝不悦，主忧愤卒。”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兰陵公主并非“从一而终”，她先嫁王奉孝，后嫁柳述，而且再嫁之令系由乃父隋文帝所下，文帝死，炀帝又逼她与柳述离婚，再嫁别人。最意味深长的是，炀帝口中说明“天下岂无男子耶?”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窥见，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潜意识中是根本不把女子“从一而终”当成一回事的。兰陵公主之所以不听乃兄炀帝之命，并不是为了“从一而终”，而是为了她和第二个丈夫的爱情，这一点务请读者诸君注意。

《隋书•烈女传》共收“烈女”15人，这15人中有2人与《北史•烈女传》重，即我们上面所述的兰陵公主和孝女王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隋唐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隋书•烈女传》总论上说：“自昔贞专淑媛，布于方策者多矣!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将温柔与贞烈放在一起，作为那个时代“烈女”入选的标准。

后晋人刘昫撰写的《旧唐书》，共收“烈女”28人，其中孝女3人，孝妇6人，真正的“从一而终”者不到半数。

到了宋人宋祁所撰的《新唐书》中女子“从一而终”才被悄悄地提到前列，《新唐书》“烈女传”共收“烈女”47人，这47名烈女之首的李德武妻裴淑英传中首次出现“不践外庭，妇人之常也!”这样的“从一而终”壮语。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烈女传》中所载的大都是“从一而终”的典范了。

对历代后妃、公主婚姻之透视

除了《烈女传》以外，要查考历朝历代人们的妇女贞节观，最稳妥的办法是查考一下同时代上流社会妇女的婚姻。

在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居于上流社会阶层中的妇女，其最尊贵者是后、妃、公主，所以，我们要考察上流社会妇女的婚姻，就应该(而且也只能)从考察后、妃、公主的婚姻入手。

在本书的另一章中，笔者曾统计过两汉以后的公主数为887个。自秦至清，计有后、妃912位，912加上887，二者之和为1799。

912位后妃中，有35位并非“从一而终”，她们是：汉高祖妻薄氏，前夫魏豹；汉景帝妻王娡，前夫金王孙；三国曹魏文帝曹丕妻甄洛，前夫袁熙；蜀汉昭烈帝刘备妻吴苋，前夫刘瑁；吴大帝孙权妻徐氏，前夫陆尚；吴四任帝孙皓之妻张氏，前夫冯纯；东晋元帝司马睿之妻郑阿春，前夫田氏；前赵五任帝刘曜之妻羊献容，前夫司马衷；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妻尹氏，前夫马元正；南北朝刘宋明帝刘或之妻陈妙登，前夫李道儿；南梁武帝萧衍之妻阮令赢，前夫萧径光；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之妻李氏，前夫拓跋仁；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之妻尔朱英娥；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妻尔朱氏，前夫元晔，高欢另一个妻子郑大东，前夫元修；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妻元氏，前夫张欢；北周宣帝宇文赟之妻尉迟繁炽，前夫文温；唐玄宗之妻杨玉环，前夫李瑁；唐宪宗李纯之妻郑氏，前夫李锜；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妻魏氏，前夫王某；后晋出帝石重贵之妻冯氏，前夫石重胤；后周太祖郭威之妻杨氏、张氏、董氏，其前夫分别为：石光辅、武氏、刘进起；后周世宗郭荣之妻符氏，前夫李崇训；金四任帝完颜亮之妻蒲察阿里虎、唐括定哥、唐括石哥、阿懒、高氏、完颜奈刺忽(计6人)，其前夫分别是：完颜阿虎迭、完颜南家、乌带、文氏、完颜宗敏、萧堂古带、完颜糺里、张定安(其中蒲察阿里虎有两个前夫，一个是完颜阿虎迭，一个是完颜南家)；元烈祖也速该之妻斡勒忽纳•月伦，前夫也客赤列都，后夫蒙力克；元太祖铁木真之妻宏吉剌•孛儿台，前夫赤勒格儿；铁木真的另外一位皇后忽鲁浑，前夫有二，一是亦难察，一是乃蛮太阳汗；清高宗弘历之妻马汉尔，前夫霍集占。

这些并不“从一而终”的后妃中，其前夫有平民百姓，也有高官乃至皇帝(如前赵皇帝刘曜妻羊献容，其前夫即为晋朝的皇帝)，有无血缘关系的改嫁，也有有血缘关系的乱伦(唐玄宗妻杨玉环，其前夫李瑁是玄宗皇帝之子)，大多是再嫁，也有三嫁的(如金四任帝完颜亮之妻蒲察阿里虎，先嫁完颜阿虎迭，再嫁完颜南家，最后才嫁完颜亮)。意味深长的是，她们的皇帝丈夫及当时的其他人对她们的“二婚”身份并不忌讳，照样立她们所生之子为皇位继承人，让他们继承帝位。如汉高祖妻薄氏(其子刘恒为汉文帝)、汉景帝妻王娡(其子刘彻为汉武帝)、曹魏文帝之妻甄洛(其子曹睿为魏明帝)、东晋元帝之妻郑阿春(其子司马昱为东晋简文帝)、刘宋明帝刘或之妻陈妙登(其子刘昱是为刘宋后废帝)、南梁武帝萧衍之妻阮令赢(其子萧绎为梁元帝)、北魏文成帝之妻李氏(其子拓跋弘为北魏献文帝)、北周文帝之妻元氏(其子宇文觉为北周孝闵帝)，唐宪宗之妻郑氏(其子李忱为唐宣宗)，后唐明宗之妻魏氏(其子李从珂为后唐末帝)，元烈祖之妻斡勒忽纳•月伦(其子铁木真为元太祖)、元太祖之妻宏吉剌•孛儿台(其子窝阔台为元太宗)。

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时刘宋明帝之妻陈妙登。陈妙登本系一个屠家女(其父是个杀猪的)，因为天生丽质，被刘或的大哥孝武帝刘骏看中，收入宫中，玩了几天，就把她赐给了刘彧。刘彧因受宫廷斗争的逼迫，和陈妙登结婚不长时间又把她再送给一个名叫李道儿的人为妻，一年以后，当刘彧终于夺得皇位时，又派人将陈妙登强行从李道儿手中接回，而此时陈妙登已经身怀六甲。最妙的是刘彧一点也不怕戴“绿头巾”，居然让陈把儿子生下来，并坦然让这个常常自称为“李将军”的儿子继承帝位，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女性的“从一而终”是并不看重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历代公主的婚姻。

前面我们说历代公主计有887位，这887名公主中并非“从一而终”的有48位，她们是：汉景帝女平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曹寿，二是卫青；江都王女汉公主，其夫有三，一是岑娶，二是翁靡，三是狂生；汉中宗女敬武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张临，二是薛宣；东晋简文帝女新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桓济，二是王献之；北魏平原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张欢，二是宇文泰；北魏太原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裴询，一系无名氏；南北朝刘宋高祖女豫章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徐乔，二是何瑀；南梁武帝女永世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谢谟，二是王湮；南陈世祖女高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柳盼，二是侯净藏；北齐高祖女二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元修，二是元韶；北齐高祖女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元善见，二是杨遵彦；隋兰陵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王奉孝，二是柳述；隋光化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吐伏，二是吐伏允；唐高祖女高密公主，其夫有二，一是长孙孝政，二是段伦；唐高祖女桂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赵慈景，二是杨师道；唐高祖女永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窦奉节，二是贺伦增伽；唐太宗女襄城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萧锐，二是姜简；唐高祖女千金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温挺，二是郑敬玄；唐太宗女南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王敬直，二是刘玄意；唐太宗女遂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窦达，二是王大礼；唐太宗女晋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韦思安，二是杨仁辂；唐太宗女城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杜荷，二是薛瓘；唐太宗女新城公主，其夫有二，一是长孙铨，二是韦正矩；唐高宗女太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薛绍，二是武攸暨；唐中宗女安定公主，其夫有三，一是王同皎，二是韦濯，三是崔铣；唐中宗女长宁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杨慎交，二是苏彦伯；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武崇训，二是武延秀；唐睿宗女鄎国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薛敬，二是郑孝义；唐玄宗女常山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薛谭，二是窦泽；唐玄宗女建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豆庐建，二是杨说；唐玄宗女真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源清，二是苏震；唐玄宗女平昌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温西华，二是杨徽；唐玄宗女兴信公主，其夫有三，一是张垍，二是裴颖，三是杨敷；唐玄宗女咸直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杨洄，二是崔嵩；唐玄宗女广宁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程昌胤，二是苏克贞；唐玄宗女万春公主，其夫有二，一是杨脞，二是杨锜；唐玄宗女新平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裴玲，二是姜庆初；唐肃宗女延光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裴徽，二是萧升；唐肃宗女宁国公主，其夫有三，一是郑巽，二是薛康衡，三是磨延啜；辽圣宗女临海公主，其夫有二，一是奋秋，二是萧★古；辽圣宗女魏国公主，其夫有四，一是萧啜不，二是萧海里，三是萧胡睹，四是萧惠；辽兴宗女魏国公主，其夫有三，一是萧撒巴，二是萧阿连，三是萧窝匿；辽道宗女越国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萧酬斡，二是萧特末；宋宣祖女秦国公主，其夫有二，一是米福德，二是高怀德；宋徽宗女荣德帝姬，其夫有二，一是曹晟，二是习古国王；元太祖女赵国公主，其夫有三，一是不颜昔班，二是镇国，三是孛要合；太子拖雷女赵国公主，其夫有二，一是聂古得，二是察忽；元世祖女鲁国公主，其夫有三，一是斡罗陈，二是铁木真，三是蛮子台。

这48位金枝玉叶帝王之女中，最少的嫁过两次人，最多的嫁过四次人，这些并非“从一而终”的金枝玉叶们有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如汉景帝平阳公主，其第一个丈夫曹寿有恶疾(阳痿)，所以公主改嫁给原本是她的骑奴的卫青；有的是为了政治或国家利益的需要，如唐代的几位和亲公主。从时间的分布上看，上起两汉，下至元代，“从一而终”在上流社会女子的婚姻中一直没有完全彻底地实行。

经由对后妃和公主们婚姻情况的考察，我们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尽管从秦代开始，就有“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起码从先秦到元代初期)，这种说法只是个“说法”而已，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后妃公主们的婚姻生活态度上看出。

(2)人们经常说宋代是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程朱理学的中心就是要求男人讲气节，女人讲贞节，但宋代也有公主(帝姬)改嫁他人的，如宋宣宗女秦国公主、宋徽宗女荣德帝姬。而且，据我们的考证，程朱理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程颐的儿媳也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改嫁他人。“从一而终”真正成为套在广大妇女头上的一把枷锁，礼教吃人的惨剧都发生在明代以后。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那往往就会犯形而上学，以今概古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