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现代画家看了唐代大诗人杜甫《咏怀古迹》中咏王昭君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以后画了一幅《昭君出塞图》，画中的王昭君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一个现代式样的曲颈琵琶，许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好。不知这个“好”指的是什么?倘若是指那面琵琶画得好，那可就又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了——

先讲一个小笑话：

有父子二人，因穿着打扮发生争执，父亲老用“想当年”作比，儿子没好气地说：“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秦始皇穿过‘佐丹奴’吗?康熙皇帝用过手机吗?”把乃父弄得哭笑不得。

儿子的话虽然不无狡辩的色彩，但童言无忌，至少还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不同时代才有的人和物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把曲颈琵琶“画”在了王昭君的怀中，是否也犯有同样的“生拉硬扯”的毛病呢?

“宁胡阏氏”知不知传说扑朔又离奇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享有赫赫的名声，有一位西方文化学专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荷马现象”。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一个小女子王昭君，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她竟会成为一个“名人”。

因为在官修的正史中，她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资治通鉴·汉记二十一》中有这样一段话：“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马单），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竟宁元年是公元前33年，“良家子”者犹今言“良家女子”，这是一段十分“中性”的记载，记载中的王昭君之嫁给呼韩邪单于纯是出于政治上“和亲”的目的，并没有什么缠绵绯恻的爱情“作料”，这个故事到了后来就被附会成一个又一个的离奇故事。

先是有故事说，王昭君本是天生丽质，因不肯出钱贿赂画工毛延寿，所以一直“养在后宫人未识”。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帝国求婚，元帝刘奭下令将后宫中最丑的女子送去和亲，王昭君首当其冲，及至宫门送别时，元帝才发现“丑小鸭”本是“白天鹅”，追本溯源，刘奭恨死了那位专门吃“红包”的毛延寿，将其推出午门外斩首。

接着又有故事说，王昭君是个奇女子，她目睹了当时汉、匈两族连年征杀，生灵涂炭的惨状，自愿充当“和平使者”。

接着又有故事说，汉元帝答应王昭君和番去匈奴，亲自摆御驾送至灞桥。昭君洒泪而别，到了汉、匈边界举酒南望浇奠，然后投江而死，汉元帝梦念昭君，听到孤雁凄楚的叫声，惊醒一帘幽梦——这个故事到了元代被“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写成一曲剧，题名《汉宫秋》，全称《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甚广。

至于唐诗、宋词中以昭君出塞和亲为题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太宗皇帝李世民曾有诗咏其人其事云：“半月无双形，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香满翠帷。始弹风乡急，缓曲钏声迟。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笔下，王昭君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女子，而且是一个不惜殉身，宁死不肯跨出国门一步的人。

这恐怕只是出于后人的一种浪漫的想像，至少在正史记载中的王昭君并不是如此。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接着听一听司马光是怎么说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中在提到汉元帝把王昭君赐给匈奴单于之后，并没有接着叙述王昭君的命运，而是插了一段边塞防务的论述。这段话看似闲笔，实际上则与王昭君出嫁匈奴有关，转引如下：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归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录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这段话乃是对王昭君的夫婿呼韩邪单于“请罢北塞吏士屯戍”请求的驳斥，汉元帝把这番话转述给呼韩邪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呼韩邪此次出使“中国”除了“求婚”以外，还遇到了一个故人，此人名叫伊秩訾，原来是呼韩邪手下的一个重要谋臣，曾为呼韩邪策划归汉，后因受小人离间，不得已率千余人降汉，汉朝封其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呼韩邪见“楚材晋用”，自感有些不受用，就想说服伊秩訾与他一起返回匈奴，不料没有劝动。

但呼韩邪仍然不虚此行，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娶回了一位汉族妻子：“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从上面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昭君根本没有投江而死，而是到了匈奴，而且还为呼韩邪留下一个儿子。

其实，汉朝时代，夷夏之分野根本不像后世所想像的那样，稍微熟悉汉代历史的人都清楚，刘邦去世之初，吕后新寡，匈奴单于派人“调戏”吕后，声称“愿以吾所有易太后之所无”，吕后听了也没有起兵报复，对这种侮辱色彩极浓的话语采取不以为意的态度。东汉时代的蔡文姬出自书香门第，乃父蔡邕，是有名的大儒，文姬本人也是名动一时的女诗人，写过诸如《胡笳十八拍》等有名的诗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女性，也曾嫁给匈奴的左贤王为妻，生有一儿一女。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汉代，人们的华夷之防并不像后人所想像的那么严重，王昭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人，她的头脑中不会有什么礼仪框框。汉元帝以前并不认识她，她与皇上也决不会有什么爱情纠葛，把王昭君描绘成“爱国而死”或“殉情而死”，那都是错把宋代以后的中国当成了汉代的中国，犯了以今证古的毛病。

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王昭君的结局，今天的人们一般都说她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殊不知王昭君在呼韩邪死去之后又嫁给了他的儿子。

原来，匈奴有一种风俗，身为单于的父亲死了以后，继父位而登单于宝座的儿子要把乃父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全部继承下来。

呼韩邪单于除了娶有王昭君以外，还娶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伊秩訾的两个侄女，分别号颛渠阏氏、大阏氏。大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雕陶莫皋，此人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王位，也顺便把王昭君给“接收”了过去，王昭君又给新单于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号须卜居次，次女号当于居次(“居次”，匈奴语的音译，相当于汉语“公主”)——这些都是见诸《汉书·匈奴传》的，绝不会有假。

看来，人们以前对王昭君本人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包含着明显的误解。

连王昭君本人的情况都搞不清楚，那么关于她随身所带之物就更可能会似是而非了。

曲颈琵琶秦汉子欲解公案须读史

“身行不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玉手坐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首诗的作者是宋代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认为王昭君出塞时是带着琵琶的，但此琵琶却并非我们今天的曲颈琵琶，而是“推手为琵却手琶”。

也许有人会问，琵琶还有古今之分吗?

当然有。

据专家们考证，琵琶，本作“批把”。汉朝人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像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秦汉时代，我国已有长柄皮面圆形音箱的琵琶，当时人称其为“弦鼗”又称“秦汉子”。秦汉以后不断改进，发展为阮咸(因晋朝散骑常侍阮咸善弹此而得名——著者)、秦琴、三弦、月琴等多种形制，其共同特点为圆形直颈，宋以前把这些都叫做琵琶。

到了南北朝时，与我们今天所用琵琶相近的曲颈琵琶传入中国，隋唐年间曾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种形制，其共同特点为半梨形曲颈，当时亦统称为胡琴。唐宋以来，在两种琵琶基础上不断改进，逐渐形成现今形制：音箱呈半梨形状，以桐木板蒙面，琴颈向后弯曲，颈与面板上设“相”与“品”，张四弦，按四、五度关系定弦。演奏方法改原横抱为竖抱，改原用拨子弹奏为五手指弹奏，技法日趋丰富，成为独奏、伴奏与合奏的重要民族乐器，“琵琶”也成了此种乐器的专称。近代通用的琵琶为四相十三品，后经改革，增至六相二十三(四)品，能奏所有半音。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中心内容不外乎以下三点：

(1)“琵琶"之名，中国古已有之。

(2)但古时的琵琶绝不等同于现代人所用的琵琶。

(3)古今琵琶的最大区别：古时直颈，现代曲颈。

接下来我们要搞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曲颈琵琶何时出现于中国。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叙及曲颈琵琶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但没有展开来谈。

原来，曲颈琵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舶来品”，有一本通俗读物上称其源于古印度Btarbbu，或者是古希腊的Barbyton，但缺乏必要的论证，比较为大家所公认的看法是：曲颈琵琶源于一种名叫“乌特”的乐器。“乌特”乃是阿拉伯文ud的音译。ud是阿拉伯拨弦乐器，亦流行于土耳其、伊朗以及苏丹、摩洛哥等地。一般用木头制成，琴腹呈扁平半梨形，琴颈上端向后弯曲，颈上设品，面板上有圆形镂花音孔，装弦四、五至十余根不等，常调成五六对同音双弦或再加一单弦，用羽管或手指弹奏。“乌特”在许多国家均有其变体。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曲颈琵琶，和盛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琉特，均源于乌特。——《辞海》1979年版。

曲颈琵琶既然迟至南北朝时才传入中国，那么，西汉时代的王昭君怎么会提前好几百年抱着它前往匈奴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昭君出塞，不过是西汉王朝“和亲”政策中的一个小插曲，官修正史中的记载简而又简，大约到了晋代，昭君才开始“走俏”起来。

大富豪石崇写了一篇《明君辞》，他在序中说：“昔(细君)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尔也。”。

石崇的这段话成了后世文人墨客们把琵琶与王昭君联在一起之所本，有好事的画家更以其文入画。

这些文人墨客画家们似乎对石崇话中“其送明妃亦必尔”几个字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石崇自已也说“其亦必尔”，明显是一种推测。

石崇以后，又有一个虞世南(隋朝人)也认为昭君出塞怀抱琵琶，这恐怕是以讹传讹。

明朝人陈耀文指出：“夫汉送公主，于马上作乐，季伦(石崇)制词，意昭君亦尔；未尝谓昭君自弹也。《图经》即以《昭君怨》实之，不知何所本也。而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赋辞者多，即以为昭君实事，盖承前人之误耳!”(详见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三)

根据陈耀文的推断，参考一下官修的正史，我们对昭君出塞时是否带有广义上的琵琶(如秦汉子，如阮咸)都表示怀疑。

退一步说，就算昭君出塞时真的怀抱琵琶，那她怀中的琵琶也只能是直颈的阮咸或秦汉子，而决不会是现代式样的曲颈琵琶。

文艺创作不能歪曲历史，倘若让秦始皇手拿“大哥大”，康熙皇帝腰挂BP机，那么，画出来的只能是漫画，而且是很肤浅的漫画，不知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