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有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看了这段话后，断言：这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因为《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孔子死后334年司马迁才出生，一个三百多年前就去世的人不可能读到三百多年后才写成的书。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因为“孔子读《史记》”这段话恰恰是司马迁说的。

怎么回事，莫不是司马迁昏了头?非也，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相信你头脑中一定存有“司马迁创作了《史记》这本书”这个误区——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作者是司马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司马迁职事史官，根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资料，加上自己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的实地见闻，联缀成书。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对战国、秦、西汉初史事记载尤详。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载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种史书之典范。

这部史书的名称一开始时究竟叫什么?

“太史公书”叫了近千年

有一本文化学知识百科全书在谈到《史记》书名沿革时有这样一段话：“《史记》本无书名。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遂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但这仅仅表明它是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也只写了《太史公百三十篇》。那么，‘史记’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与司马迁同代或后代的一些学者在引用这部著作时，常嫌《太史公百三十篇》这个书名过繁，常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就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这种称呼大约是在三国魏以后的事了。”

这一段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比司马迁差不多大了近二十岁，司马迁年近五十时才开始史书创作，待他写完这部史书时，东方朔已经谢世，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一说，说“《史记》本无书名”，似乎也不很准确，因为司马迁在写完该书之后曾有自序，说他自己为“太史公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明确地给自己这部书取名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中的“太史公”乃是对“太史令”的尊称。从西周、春秋时代起，人们把执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职务的官员称为“太史”。到了秦、汉时代，专设太史令一职，但官位较以前略低。魏晋以后，修史职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推算历法。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经官拜太史令，此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撰有《论六家之要指》，推崇汉初黄老之学，总结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派学说，认为道家综合各派之所长，应为诸家之首。他曾经根据《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开始史书创作，其子司马迁在他的创作基础上才完成那部“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为了纪念乃父，也为了向时人和后世的读者声明自己并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司马迁特意用了《太史公书》来称呼自己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这个名字初看起来像是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长。

我们知道“太史”、“太史令”是官名，“太史公”则是人们对担任“太史”或“太史令”官职者的尊称，古人向有尊人谦己的美德，断无自称“太史公”之理。

司马迁如此地“自尊”，除了可以解释成为纪念乃父之外，还可以令一般读者悟到此书的“官修”性质。(不妨细细咀嚼!)

司马迁此举可谓煞费苦心。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要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力求给自己这部史书罩上一点“官修”的色彩呢?

这和汉代朝廷的修史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提三尺剑扫平群雄，在其心里是向不以读书人为意的。据史料记载，他曾把儒生的儒冠摘下来当尿壶，辅佐他打天下的几个有名的谋臣，如萧何、张良、陈平等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萧何是个小会计，陈平曾经被人怀疑与嫂子有染，张良习学的是黄石公之术。

直到山东大儒叔孙通裁定君臣之礼，太中大夫陆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之”的谏言之后，刘邦才意识到文人及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更是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后世所谓“封建大一统”的文化，在这种“舆论一律”的大氛围下，读书人最忌讳的就是“妄论朝政，私修国史”。

稍后于司马迁，有一个人名叫班固。提起班固，人们都很熟悉，他字孟坚，是陕西安陵人。曾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修成《汉书》，该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之后，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又一种新形式，自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就是这样一个可与司马迁相媲美的大史学家，就曾因为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而锒铛入狱，差点死于狱中。

司马迁那个时代，文网虽然不如后世之严密，但倘若他不“拉大旗作虎皮”，那么，他的史学创作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即使进行下去，杀青付梓之后恐怕也要被付之一炬。倘若读者诸君同意笔者的观点，那么，请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改变对司马迁的尊敬，因为他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在完成这部巨著之后曾有一段话叙及他当时的心境：“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读者可以细细体会。

“太史公书”这一叫法大约延续了近一千年。

长孙无忌一槌定音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我们知道，《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

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系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公元626年曾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他以皇亲及元勋的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定唐律。公元649年，受命辅立高宗。高宗即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奉命与法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成《唐律疏义》三十卷。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

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我们倘若忽略了这一点，武断地告诉别人，司马迁写了一部当时就题名为《史记》的书，那就犯了以今断古的错误，同时也无从窥见史学前辈如司马迁等人进行史学创作时所经历的万苦千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