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老先生在一首题为《日本刀歌》的诗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并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有相当多的中国大众怀着对欧阳修的崇拜，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阿Q心态”，把“传闻”当成了信史，认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开国君主是秦朝时的中国人徐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徐福，一作徐巿，乃是秦始皇时代一个有名的方士。《辞海》上说他“字君房，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人，为迎合秦始皇的迷信长生，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的徐福去了哪里了呢?

有人说他去了日本。

这种说法可信吗?

徐福并非“一去不返”

五代十国时，有一日本僧人名叫弘顺，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

这段话极有可能是套近乎之辞。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没有发现徐巿(亦即徐福)一去不返。

再引几段史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一作众——引者)、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闻(侯生、卢生逃)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俗话说，怒时吐真言，秦始皇在发觉他一向信任的方术之士欺骗了他时，发起了雷霆之怒，这时候说的话恐怕不会有假。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去不返的是韩众(就是那个韩终)——“韩众去不报”，而不是徐巿。对于徐巿，秦始皇说他“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徒奸利相告日闻”这句话，著名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在《史记注释》中是这样翻译的：“只是空空地每天听得他们互相告发非法牟利。”

“他们”指谁?当然是指徐巿等人。

读者诸君倘若不信，有史为证。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有这样一段话：“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内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神问)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筑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徐福不仅没有一去不返，而且还回来向秦始皇搞了个伪辞。徐福弄这个“鬼画符”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人、财、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

一心以为可以借助寻访仙人达到长生不老之目的，秦始皇可能被“仙”气熏昏了头，真的给了徐福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及百工匠人，让他把这些人、财、物作为礼品献给“海中之神”。于是，徐福再一次出海远行。

一些富有想像力的人由此推断，徐福这一次出海是到了东瀛日本。

实际情况如何呢?

“平原、广泽”、“澶州”就是日本吗

徐福第二次出海到了哪里?

这是一个饶富趣味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认为徐是到了一个大平原上，在那里称起王来。

这个“平原广泽”在何处?香港学者卫挺生认为就是日本的本州。

他在《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中认为：东海各岛中，日本本州有平原广泽，附近各岛却没有。神武天皇(传统中的日本开国之君)开国的檀原附近有琵琶湖与远淡海二大泽，以二泽为中心，周围有九处平原。也就是说，神武天皇建国之处，正与“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地理特征符合。

这段推理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一琢磨就发现有些不对味。卫先生很明显是先主观认定日本的本州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然后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以作证明，这种推理方法笔者不敢苟同。记得有一篇古文叫做《亡铁》，说的是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丢斧者主观上先认定其邻居是窃斧者，怎么看怎么像，可到了后来，从别的地方寻回那把斧子之后，又怎么看他的邻居都不像窃贼了。这个故事人人皆知，它说明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搞出的推理一般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大陆东部海域内还有许多大的岛屿，如舟山群岛，如刘公岛，如台湾岛，谁又能证明徐福一行没有在这些岛上“寻得桃源好避秦”呢?

要搞清历史的真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于历史。

除了《史记》，提到徐福之名的官修正史还有《后汉书》。

《后汉书·东夷传》在“倭”国一条之后有这样一段记载：“会稽海外有东澶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去澶洲该怎么走呢?

《后汉书·东夷传》接着写道：“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从《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徐福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时称“倭”国)，他到的是“澶洲”。

“澶州”在什么地方呢?

《辞海》“澶州”的解释是：“州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黎、魏等州置，因澶渊而得名。贞观初废，大历中复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辖境相当今河南清丰及濮阳东北、范县西北各一部分地。五代晋移治濮阳。宋崇宁时升为开德府。金复为澶州。……北宋景德初宋辽会盟于此，因澶州亦名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

很明显，这不是《后汉书》中所说的那个澶洲。

此澶州虽非彼澶洲，但彼澶洲也非日本(倭国)。

道理极简单，倘若徐福到的澶洲真的是倭国的话，《后汉书》的作者就没有必要把澶洲从倭国中分离出来单说了。

作为中国最悠久的东邻，日本(古称倭国)自汉代以后一直以“东夷”的身份赫然出现于各个主要朝代官修的史书中。

像中国周边的许多小国一样，上古、中古时代的日本一直是很仰慕中国文化的。他们的君臣也以能够与中国套上关系为荣。

在《晋书·四夷传》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很有意思。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它摘录下来。

《晋书·四夷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粮田，食海物。旧有百余小国相接。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纹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取鱼，亦纹身以获水禽。”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日本人为了自高身份，自称是太伯之后，并没有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太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太伯一作“泰伯”，是西周时代吴国的始祖。他本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打算立幼子季历继承王位，又怕长子有什么想法，太伯就和二弟仲雍远走江南，到了江南后，太伯等人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成为当地的君长。

这个太伯是无论如何也与徐福搭不上关系的。

有关徐福到了日本的传闻起于唐、宋时代，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个时代官修的史书。

《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廓，联木为栅落，以草茨为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

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徐福与该国有关。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没有“日本国”的记载。

《宋史·外国传》：“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自后汉始朝贡。”

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徐福到过日本。

既然历朝历代的史书(正史)在提到日本时没有一处提及它与徐福有什么关系，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恐怕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徐福没去日本，他“出国”后到了哪里了呢?

正史上最后的记载是澶洲，这个澶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后来的澶渊附近的澶州，它的方位，《后汉书》上说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有人说，会稽即今天浙江绍兴，东冶县却在福建福州，二者远隔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否定《后汉书》的说法。

这种否定未免有些过于轻率。

原来，会稽一名，其所指之地有古今之别。

指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历史最短——这个会稽置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汉代的会稽是比县大的郡，其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省大部及福建省的全部。

汉代的史书只能按汉代人的地域观念来理解，所以，东冶在会稽郡乃是理所当然。

东冶临近海边，《后汉书·郑弘传》中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交趾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徐福一行是否到那里避秦，谁也说不定。

不管怎么说，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徐福到过日本的记载。说徐福到过日本，就像说杨玉环(贵妃)曾经避难东瀛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传说”而已。

顺便说一句，由于日本国远离中国，中间隔着万里重洋，到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些怀有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清复明”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汉族知识分子如朱舜水(朱之瑜)、陈天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曾经避难于日本，但这已经是公元17世纪以后的事了。与公元前3世纪时的徐福无关。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以今证古，用朱舜水等曾经东渡扶桑，来证明徐福一行到了日本，更不能怀有一种“阿Q”心理，面对着“领先一步”的现代化日本，硬要考证出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的开国之君，从而沾沾然、施施然、薰薰然，“阿Q”一次。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得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得到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成吉思汗还是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州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正事，自然也有拜侠客做干爹，给富翁当赘婿，抖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为了不让鲁迅先生的担心成为现实，我们还是不去胡乱和别人攀亲为好!

孔子读史记引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