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上的这段话曾被无数人引用，以之证明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也使得大多数国人们把纸的发明者桂冠戴到了蔡伦身上，数千年来以讹传讹，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区——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中国新疆境内罗布泊汉烽燧遗址，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手里的东西边看边议论。

那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纸片——一张刚刚出土的纸片。

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稀罕的?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

可这座古烽燧却是西汉时代修建的啊!富有考古学知识的人们恐怕会将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种说法联系起来，头脑一下子兴奋起来。

难道，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

万丈高楼平地起蔡侯并非有神才

公元105年正是汉和帝元兴元年。这一年的四月庚午日，执政达17年之久的汉和帝刘肇突然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此前为“永元”。

为什么要更改年号呢?我们知道，汉代以前是没有“年号”这一说的，汉代之有年号，始于西汉文帝，那时候的年号是为了标明当时的国家之吉祥征兆。

和帝当政17年之后改年号，国家一定出了大事。

的确，上一年七月，全国大旱，司徒鲁恭被免职。本年度春季，一向为藩邦属国的高句丽又大举入侵，占领了汉王朝的辽东六县，为了振奋民心，刘肇才下了改元的决心。

为了给多病的皇帝打上一针“兴奋剂”，当臣子的理应找点“祥瑞”，弄点“稀罕物”来进上。

可惜的是，满朝文武个个都是只爱捞钱的官，根本想不出用什么稀罕物来愉悦圣心。

时任中常侍，主管御用器物制造的蔡伦不失时机地爆了一个“冷门”——献上了一种书写用具——纸。

“纸?”和帝挺着虚弱的身子，不耐烦地问，“纸算什么稀罕物?也拿来蒙我!”

读者诸君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和帝是在信口瞎吹，胡搅蛮缠。因为和帝，甚至和帝以前，是确实有“纸”的。

《说文解字》对“纸”的解释是：“纸，丝滓也。”

为蔡伦立传的史学家范晔也认为：“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将《说文解字》和范晔的话说白了就是蔡伦以前，人们把书写用的丝帛也叫做纸。所以和帝听蔡伦把纸当成了稀罕物会很奇怪。

但当左右内侍把蔡伦的纸进上来之后，和帝却转怒为喜了。

原来，蔡伦献上来的纸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待到问明白制造方法之后，和帝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因为除了便于书写以外，蔡伦的纸，其最大优点是造价便宜。

“真的可以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造这种纸?”和帝又一次追问道。

“臣何敢欺君!”

“好，好!”和帝的病身子有点打熬不住了，“你先下去，待朕痊愈之后重重有赏!”

刘肇倒是没有食言，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一年(公元105年)的十二月辛未日，他一病不起，崩于洛阳章德宫前殿。

这种应时而献的纸，其发明权到底是谁的?《后汉书·蔡伦传》的两句话颇堪玩味。这两句话一句是“伦乃造意”，另一句是“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前一句“造意”是“创造新意”之意，但前面缺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乃造意”的?

在蔡伦以前，难道就没有人觉得“缣贵而简重”了吗?

蔡伦是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任职尚方监的，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小黄门，不可能有机会思考“缣贵而简重”的问题，接掌尚方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也是“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而且“莫不精工坚密”，这些也要花去他相当一部分精力。因此，他不可能不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造意”——吸取成果，造出比缣便宜，比竹简轻便的纸来。

这一点其实连《后汉书》的撰著者心里都清楚，所以他在给蔡伦立传时指出，因为皇帝觉得蔡伦有才能，爱屋及乌，所以，一开始本来在民间流传的用树皮、麻头、破鱼网造出的纸就被冠以“蔡侯”的名义，得以广泛流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汉书》称蔡伦进呈的纸为“蔡侯纸”而非是“纸”，这除了与“古以缣帛为纸”的“纸”有所区别以外，是否还意味着当时还有不是“蔡侯纸”的纸呢?

汉代烽燧与灞桥风雪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十公里处有一座桥名叫灞桥。灞桥，又作霸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颇富文化气息的古桥。早在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建桥于其上。《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

《鸿门宴》那篇古文中，脍炙人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沛公军灞上”，这说明从秦时开始，灞桥就是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不过，今天的灞桥，已非秦汉时的旧貌，大约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朝官员在秦汉古桥以南一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南桥，后经历代重修，是为如今的灞桥。唐人送客多到灞桥，折柳赠别，心情为之黯然，灞桥因之又得名销魂桥。每当春夏之交，翠柳低垂，水花飞溅，冬则雪霁风寒，沙明石露，故有“灞桥风雪”之美称。古为“关中八景”之一。

公元1957年，灞桥再一次成为文化热点：在这里的西汉古墓里，考古学家发现西汉初期的古纸，经过切片化验分析，有关专家确认：

(1)这些纸确系西汉初年所造。

(2)其成分为大麻和少量的苎麻叶。

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灞桥古纸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联系到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出土的古纸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纸并不是蔡伦的发明创造。

有一个名叫德博诺的西方科技史专家也认为“曾经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纸的蔡伦，可能只是把贫民的一项更早的发明通过官方进行宣扬罢了”。中国人一向很重视“名人效应”，中药界的祖师爷要找个神农氏，戏曲界则推出了唐明皇(认唐明皇为祖师爷)，《文选》本来是梁王朝的许多文人学士集体编辑的，只因昭明太子萧统插手了此事，所以就要把“昭明”两个字放在“文选”的前头，把“文选”叫做《昭明文选》，还有什么“东坡肉”、“孔府酒”不一而足。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向善于提出问题的读者们解释清楚，纸既然不是蔡伦最先发明的，为什么最后却把发明权归结到他的名下的原因了。

“名人效应”的直接后果是“见名不见人”——忽略了非名人，亦即普通群众在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时的作用。

借助“名人效应”来进行某些活动(如商品促销等)不是不可以，但切记要实事求是，是谁的发明就是谁的，这一点不妨学学詹天佑。

1990年6月23日，《新闻报》上发表了郭民原回忆詹天佑的文章。郭氏回忆说：“我父亲与詹天佑是至交。1917年，我参加铁路测量工作，路过汉口时，遵父亲的嘱咐，专程去访问詹氏。当时民间盛传连接火车车厢的‘自动挽钩’是詹天佑发明的，外国人还把这种挽钩定名为‘詹天佑钩’。但我和詹氏谈及此事时，他却连声否认。他说，这种挽钩是京张铁路某车站一个专做车辆挂钩的中国工人发明的，可惜这个发明人的姓名却被淹没了。这个工人最早是把他构想的草图给一个在铁路工作的英国人看。英国人回国后按图试制成功，发现效用良好，后来全世界都普遍采用了。据说这位中国工人发明家也为此得到一笔钱，但数量不多。这个英国人对人坦白承认这是中国工人的创造，并没有冒称是自己的功绩。詹氏又说，当时他负责的是铁路建筑工程，并没有为这个自动挽钩尽过力。他说：‘我在铁路工程方面享有盛誉，已觉受之有愧，决不能再在‘自动挽钩’的发明问题上掠人之美。难道我还能不如那个英国人吗?’”

詹天佑先生能够不掠人之美，一千多年以前的蔡伦能不能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作为洞悉了真相的后来人，我们是应该走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这一误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