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归对政府机构管理的提升，不仅反映在证券业的监管上，也反映在银行业的监管上。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十分重视海归的作用。�

自2003年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3年4月银监会分立之后，央行的人事格局一直变动频繁。在新的人事格局中，从美国回国的海归，原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升任央行行长助理，尤其受到金融界的关注。据媒体报道：身为央行行长助理的易纲比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在发表与周小川一致观点时，能给予周小川更多的支持。周小川、易纲都被称为“学者型官员”，都比较认可宏观调控在经济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东方早报》2004年8月16日

这并非央行的第一批“海归”。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央行已经感受到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措施从海外引进人才。

1997年，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易纲弃学从政，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成为第一位在央行担任要职的“海归”。此后，央行对于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加盟表现得相当积极。2001年上半年，曾有动议邀请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刘遵义博士就任央行担任副行长一职。当时坊间传言，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钱颖一博士也接到高层类似的邀请。[*]《经济观察报》2004年4月12日

在周小川看来，全面履行好央行职责，关键靠人才。周小川的提法是，要多渠道引进人才。不仅要从国内培养的各类人才中选拔，也要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内和海外归国人才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

在这样的思路下，金融战略委员会也在央行内部酝酿设立，旨在“进一步整合人民银行18个司(局)在经济金融决策方面的技术储备，充分吸收社会有关专家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的意见，同时为海内外杰出的专家学者到央行工作提供平台”。尽管它主要是被作为经济金融决策的咨询、调研、推介、规划机构，而非央行的决策机构。

在这个大背景下，央行引进一些“海归”担任要职变得顺理成章。

1998年以来，周小川在其担任主要领导的三个机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都大力推行“海归”人才战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加盟。

在担任建行行长的两年多，周小川从海外聘请了五位经济学或管理学博士加盟建行，分别担任建行部门老总一级的要职。其中，现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方星海担任建行集团协调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现任建行资深顾问的孙涤原为美国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信息管理系主任，被邀请担任建行战略规划委员会总顾问和新产品研发部总经理之职。

这五位“海归”加盟之后，积极推动建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们在1999年为建行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方案。

2000年3月，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大批“海归”聚集到证监会。他们在到证监会之前，或者在海外高校任教，或者在华尔街投资机构任职。除高西庆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包括张新、赵海英、杨秋梅、祁斌、周春生、何佳、张宁等人。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位副总经理刘啸东和方星海也来自海外。

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体系以及迈向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中央银行，最重要的是人，是了解国际惯例、具有全球视野的第一流经济和金融人才。[*]《经济观察报》2004年4月12日

除了在中央政府中海归可以发展积极的作用外，在中国地方政府中，海归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曾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并在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兰塞尔公司工作进修。他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作为“院士市长”，徐匡迪花了很多精力提倡和研究科技创新问题，力图在知识经济时代不错失良机。他在1998年上海科技论坛上说，尽管上海成绩斐然，但要清醒地看到，上海的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科技创新力度不够大，与上海的人才和科研优势、经济地位不相称。徐匡迪开出的药方是力争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他指出：“上海的出路在创新”。上海的科技发展真的是打上了这位海归父母官的很深烙印了。他展望上海未来发展，把工程科技和城市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信息城市」。「虚拟城市」、「环保城市」、「海洋城市」的各种构想。并认为这是上海21世纪建成新型城市的一些基本思路，会逐步加以实现。今天，当不少人在羡慕上海的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常常禁不住对这位前院士市长对上海发展的贡献交口赞赏。[*]张晓霞“徐匡迪：一个专家从政的典范”。《中国高层智囊》2001年第20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