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出国大潮可以由四个发展阶段所组成。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的恢复和重新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力图走出“文革”期间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孤立状况，因而留学工作的方针是“广开渠道，力争多派”。这一阶段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还都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较大、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被派往欧美各国。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而且留学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因而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留学生滞留不归的现象。这一阶段派出的留学生（约有6000人）回国服务的情况同后来相比是最好的。他们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部门公派和自行联系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阶段首先形成的是“留美热”。从1984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去美国留学的。这一阶段，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留学人员的年龄开始偏小。由于在国外攻读学位所需时间少则四五年，多则八九年，因而这期间派出留学生的回归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但中国政府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学生的回国问题。如1985年，中国接受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在全国试行博士后制度，即是以吸收和安置留学生回国为出发点的。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出国热”继续升温，自费和单位公派留学的规模迅速扩大。“留美热”方兴未艾，“留日热”，“留加热”，“留澳热”和“留英热”等又相继形成。这一阶段的出国留学人员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自费留学成为不少人出国打工挣钱或移民定居它国的捷径，一些单位也出现了“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不正常现象。这期间，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获得了所在西方国家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199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信息。中国对在外留学人员获取“六?四绿卡”的现实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对他们护照的延期和更换、退出中国国籍、出入境手续、家属探亲和回国工作等提供了一系列的方便，并由此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工作方针，同时提出了吸引在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口号，受到了广大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这一阶段，中国还对自费和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总的趋势是趋于更为平稳、宽松和公平、合理。不仅国家对留学工作的调控走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和无序的误区，而且一般老百姓也由对出国留学的狂热和盲从，恢复到了平静和理智的心态。近年来，留学生年龄进一步趋于低龄化，“留学”也更多地回到“求学和深造”的本意，打工挣钱和移民定居正逐渐成为退居其次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