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起步。

据前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先生回忆中国当时向美国谈判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形，邓小平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清华谈话，邓小平一言九鼎

1978年初，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还受到左的束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因为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经打破徘徊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加快了整顿步伐。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作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当时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这段著名讲话的有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重谈留美，周培源美国谈判艰苦

由于中美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赴美谈判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先生，对外只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于当年78年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有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中方打算经过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中方留学生进人学习的单位、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二战时，周培源先生曾留学加州，此次赴美，可谓旧地重游。但由于预料谈判不会一帆风顺，周老没有一般人旧地重游时的轻松心情。

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学生。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幅增长。”[2]

一场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双方意见不同，甚至有较大距离。由于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最后双方达成口头谅解。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各种形势错综复杂。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双方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在这个口头谅解中，明确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还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

邓小平率团1979年初访问美国，并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1978年中国同美方谈判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就这样，中国文革后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的79年12月26日终于启程了。今天，中美两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渠道之多，数量规模之大，影响作用之深，都是二十几年前不可想象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出国留学日益发展成为巨大的洪流。抚今追昔，人们永远怀念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伟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