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是读完大学的仅有的两人之一）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

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幼童出洋”的理想和试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但愤怒的情绪却埋藏在幼童们的心间，他们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第一批留学计划以失败告终，令世人惋惜。否则，中国科技起步会早数十年。容闳后来说：“我所有的努力都宣告无效，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往香港，转至美国而终老。

尽管“幼童出洋”夭折了，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等优秀人才。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