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住天晴时，我们才感受到了什么叫寒冷。

白晃晃的太阳似乎在雪地燃烧，雾气蒸腾，快融化的积雪哧哧哧地叫着。冷风比针尖还细，从门窗的缝隙处钻进屋内。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被，身子还冻得瑟瑟地颤抖。钢炉里的牛粪熊熊燃烧着，地上的湿气灰雾似的上升，又冻成白花花的霜粉，凝结在屋梁上。

掀开窗户，似乎整个世界都融成了一团白光，刺得人眼睛疼痛。甲嘎说，没有太阳镜最好不要出门，雪地反射的光会刺瞎眼睛的。我们便关了窗户，围在火炉前玩六子棋。

那几天，甲嘎和小胖子都住在阿嘎家陪我。甲嘎和小胖子是一对冤家，做什么事都吵吵嚷嚷，一句话不中听便拳头相向。可他们又是谁也不愿离开谁的朋友。甲嘎说，有小胖子在，他的话也多了，想出气也找得到对象了。他很喜欢小胖子的性格，就是拳头揍得他口鼻出血，他也不记你的仇，喝两口茶，就什么都忘了，又扳着指头和你做什么游戏了。

甲嘎悄悄对我说：“这小子是娘奶还没喝够就长大了的娃娃，他脑袋里想的东西最多只有十岁。”

小胖子一脸憨憨的笑，他在阿嘎屋子的墙角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蛇洞，洞口还悬着一张细长的蛇皮。他大惊小怪地叫着，要我们去看，甲嘎却给了他一拳，说：“家中有蛇皮，有什么稀奇！我们这里的人，家中有蛇洞挂蛇皮，说明主人心肠好，有菩萨保佑。你敢去惊动睡在洞中的蛇，我把你的皮剥下来，挂在洞前。”

小胖子委屈得眼睛一眨一眨，脸便红了。

正午，太阳最烈的时候，阿嘎踩着满脚的烂泥回来了。他掀开门站在阳光下，一团紫蓝的光水似的涌进屋内，满地摇晃。阿嘎痛快而又舒服地打了两声喷嚏，就跨进了屋内。我看见一块白纱巾蒙在他的眼睛上，他就靠这条纱巾挡住了强光，一步一步走回家来的。他摘下纱巾，那只独眼不习惯地看着暗黑的屋子，眼睛一闭，淌出了浑浊的泪水。

他对我们哈哈一笑，说：“嘎阿特（辛苦了）！”

其实，这话应该是我们对他说的，他风尘仆仆的模样，那双裂着血口沾满泥浆的脚丫子，和那身破衣烂衫，才真正的“嘎阿特！”

阿嘎坐在火边，给自己倒了碗热茶，喝了两口，舒舒服服地吐了口气，说：“走路千万里，不如家中火炉旁坐一坐。”

我怕他指责带外人到他家中来住，就默默呆在一旁，有些愧疚地望着他。

阿嘎很大方地朝甲嘎与小胖子招招手，说：“过来，坐到火边上来。我没有好吃的招待，热茶却可以管个够。”

他从背上的牛皮袋子里掏出一双干干净净的靴子，烤在火边。他的牛皮袋瘪瘪的，不像其他出外乞讨的人，装满了讨来的糌粑面。他烤了烤手，叹口气说：“今年的冬天太冷了。再冷下去，牛肠子都会冻断的。”他望了我一眼，嘿嘿一笑说：“还是家中暖和。”

他烤暖和了，就想做自己的事。他用毛巾揩揩脚，伸进烤得热呼呼的靴子里，拍拍手，把那只牛皮袋子倒扣在茶桌上，往上一提，哗地一声，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

阿嘎倒了满桌子的钞票，有纸币也有硬币。他看也不看我们，便在指头上沾了点口水，一张一张地数起来。数了个整数，便用羊毛线捆成一迭。硬币用草纸裹起来，堆在桌上，眯眼瞧瞧，满意地笑了。他叫我帮他移开碗柜，露出那个神龛，又把数好的钱一捆一捆地装进牛皮袋子，搁进神龛内。

我们静静地看他做这些事，大气不敢出。我们知道，那是人家的隐私，偷看一眼都觉得羞愧。阿嘎却毫无戒备，他完完全全地相信我们了。他做完这一切后，抬头问我们：“饿不饿？想不想吃糌粑？”

我们走出阿嘎家门时，甲嘎冷笑了一声，说“我终于明白了，世上没有虔诚的信徒。阿嘎这么一个老好人，却是个守财奴。不知他给人家念经文时，还有没有佛的保佑。”

我心里了充满了疑虑，却不想说出来。小胖子早忘了这一切，拾起一根柳树条子满地追麻雀玩去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阿嘎的苦心。那时，政府拨款，大金寺正在修复。阿嘎便献上了装得满满的一皮袋子钱。那些全是他一年又一年走村串寨，给人家念经打卦，乞讨来的。

我搬回知青小屋的第二天，小胖子对我说，他打听到一个老红军，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浪责寨子里。要我陪他去访访那个老红军。以后回家时好向父亲交待。

我正愁没事做，闲得无聊，就答应了。

浪责把整座寨子建在一个小山包上，高高低低的土楼城堡似的耸在绿树丛中。树是松柏，冬日万木凋枯时，它愈显青翠。山下是平整的土地，刚翻犁过，冻结的土块与残留的麦桩波涛似的起伏。站在地边，远处青翠遮掩的寨子真像是童话世界。

浪责队比亚麻书队要穷，没有安插知青。浪责队的人对我们很稀奇，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到处都有人在叫：“稀里巴，稀里巴！”

狗也来凑热闹，吵嚷成了一片。

我问：“你们寨子里是不是有个老红军？住哪儿？”

没人能听懂我的话，仍是一片笑脸望着我们。

小胖子要机灵些，比划着说了一句他刚学的藏话：“甲波，哦哦，就是一个汉人老头子，住在哪儿？”

有人听懂了，点头“哦呀”一声，便把我俩领到一个矮小的院门前。院墙上插满了刺尖倒长的荆棘。小胖子敲了下门，引来几声凶狠的狗叫。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个生得很秀气的女孩子望着我们笑。小胖子说：“这里住着个老红军吗？”

小女孩迟疑了一下，又把门关上了。

小胖子急了，边敲边喊：“喂，喂！”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老蓝布缝的棉衣棉裤，是汉装。小胖子笑了，问：“你就是那个老红军吧？”

老人没笑，脸色是阴沉沉的，显然他不想别人打挠他的平静的生活。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带点川西北的口音。他说：“你们听谁说的，我是老红军？”

小胖子说：“公社里许多人都这么说。”

老头一脸的傲气，头一昂，说：“是又怎么样。”

我们傻了，来之前我们真的没想过怎么样。看我们木愣的样子，老人才说：“进屋里来喝茶吧。”他又叫小女孩拦住那只狗。

他的房子也和周围的藏式“崩科”（房子）不太一样，只有低矮的一层，木肋巴窗户，大开的两扇门。院内有鸡窝和猪圈，有股湿润的禽粪味。屋内光线很暗，家具大多是汉式的，只火盆和茶桌是藏式的。墙上除了几张领袖像，还有个相框，里面的照片全是军人，有军官也有士兵，不过，都是佩戴解放军徽牌的。

见我们仔细地看相框，他的脸才暖和些了，说：“这里的人，都是我当年的战友。他们修公路修到西藏去了。”

我说：“不是老红军吗？”

他叫我们坐到火边，又朝小女孩比划着手势，小女孩满脸是幸福的笑，把茶壶提来，给我们倒了碗浓酽的飘着奶子香味的茶。

老头先喝了一口，又叫我们喝，问：“喝不喝得惯？”

我们喝了一口，笑笑说：“很好喝。”

老头说：“我真的当了一段时间的红军。那年代，人都快饿死了，只有跟着当兵的走，活一天算一天。”他又朝小女孩比划，小女孩笑着应答，从里屋抱来一堆衣物。那是过去的军装，老人翻了翻。恨了一眼小女孩。我看见军装的纽扣全是青天白日的。小胖子说：“这是国民党兵的军服。”

老头叫小女孩抱走，小女孩瘪着嘴走了，又抱来了一堆，是当年解放军的军服。老头把解放军的徽牌翻给我们看。小胖子有些失望地说：“是解放军的，不是红军的。”

老头脖子一硬，说：“解放军就是红军。当年我的老班长就这么说。”

小胖子叹口气，悄悄对我说：“我们走吧。”

老头一定要我们吃了他女儿烤的面饼后，再走。

老头卷了支烟，抽得花白头发间飘着一团青灰的雾。他看着我们吃面饼喝茶，还是很高兴，说：

“我也懂，解放军往前数好久，才是红军。我四十五岁，红军当年在我们村子大闹时，我还不到六岁，穿开裆裤，怎么可能跟着红军跑呢？我的一个叔叔跟着红军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当然，后来我长大了，抓过丁，在军队里混过几年饭。后来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我们在人民军队里干，修公路进康藏，好多险段呀，我的兄弟朋友们头天还笑哈哈地围一圈打扑克，第二天就让塌下的泥石流埋没了。看看，我的腿。”他把宽大的棉裤腿卷了起来，我看见一只从没见过的铁腿，方形的，铁杆上生着黑锈。他有些伤心了，闭着眼睛，一股浊泪滚了出来。他说：“我失掉了腿。我不能跟着队伍进藏了。是拉珍的妈妈，一个孤独的牧羊女收留了我，喂我吃的，养我的伤。伤好后，我就留在了这里。”

他看看对面的相框，说：“看看，我的战友都没忘记我，常常给我写信，寄照片。他们叫我回家乡去。我能走吗？我喜欢这里，喜欢我的老婆和女儿。”

他把女儿叫到身边，抚着她润滑的头发，说：“拉珍三岁患了病，就成了哑巴。她听得见，却说不出。看看，她喜欢你们呢！”

小女孩害羞了，捂住脸躺在父亲的膝上。

我们告别出来，走了很远，还看见小女孩站在门边望我们。我对小胖子说：“你明白吗？那个小女孩看上你了。”

小胖子回头望了一眼，说：“我进她的家门，她的眼睛就死死地盯我，像盯着要偷她家东西的贼似的。”

我笑着说：“人家看上你了，是你的福气。干脆讨来做老婆，就在这里扎根算了。”

小胖子推了我一掌，说：“去你的。”

他的圆胖脸胀红了，又回头望了一眼。哑巴小女孩消失在门背后了。

我对小胖子说：“以后去访老红军，一定要打听清楚了再去。老刘说的昔舍队的那个，什么时候去看看，那才是真正的老红军。”

十天后，我和小胖子去了趟昔舍。

昔舍寨子不大，撒在一面坡上。树很少，冬日里看起来一片苍凉。地也大多在山坡上，修成一弯一弯的梯田，从坡顶到坡下。所以，昔舍自比高原大寨。内地有昔阳，康巴有昔舍，是他们最为自豪的口号。

队长是个年轻人，在城里读过高小，所以汉话很流利。说起老红军泽巴多吉，他乐了，说已有好些远方来的人想采访他，可他一个也不想见，脾气古怪得像失去双角的阿角牛。你们见到他，就知道了。

他引我们到泽巴多吉门前，指着那个正挥着锄头似的藏式斧子，劈一根做房梁用的圆木的老人说：“他就是老红军泽巴多吉。”

在我们眼里，他是位地地道道的老藏民。光板的油腻腻的老牛皮袍，裹着细瘦却很结实的身子，没穿裤子，脚板有力地踏在冰冻的地上。头发很长，乱蓬蓬的耷在肩上，留几根小辫扎着红色绳索。左边耳垂上挂着一颗硕大的绿松石珠子，胸前的嘎乌（护身符）随身子用力时，左晃右晃。他埋头做事，好像并不知道我们来到人他的身旁。

队长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有两个汉地来的稀里巴，想同你谈几句话。”队长回头朝我们笑笑，说：“他耳聋，听不清我说的话。”

老头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脸颊与胸前的皮肤和他劈削的木头一个颜色，一样的粗糙。我们感觉到，他的眼光从我们身上扫过，冷冰冰的像面对一块石头。他什么话也没说，又埋头劈他的木头。

小胖子对着他的耳朵喊：“我爸爸也是到过这里的老红军，他叫我来这里好好寻访一下留下的老红军。”

老人头也没抬，嘴里咕噜噜说了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藏话。我们看看年轻的队长，他也没听清老人说的是什么。

队长说：“你们看了他就行了。他对谁都不说自己的身世，就是县长来看他，他也这样。这么多年，他就是这么怪怪的。”

我们看着他一斧一斧地劈着，木屑堆了一地。他的脸仍然阴着，好像从来就没笑过。

队长把我们拖到他屋子里，在喝茶时，他对我们讲，四十多年前，老人才十多岁，是红军的小号手。他们的队伍刚来这里时，与一伙白军和土匪组成的杂牌队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雅砻江畔展开。小号手在吹冲锋号时，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轰地一声，他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躺在木匠洛松巴登家的卡垫上，耳朵内淌出一股股脓血。那时，红军队伍已走了好几天了。他耳内有伤，只有住在洛松巴登家里。伤好后，耳朵却聋了，他的脾气也古怪起来。他拜洛松巴登为师，成了这一带最有名气的木匠，还娶了妻生了子，可他的怪脾气一直不改。问他过去的事，他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可有时，他独坐一旁时，又自言自语地说谁也听不懂的汉话，还唱红军时唱的歌曲。只要有人来，他便马上停住不唱，一言不发地做自己的事。

离开昔舍时，我们路过泽巴多吉的小土屋前时，看见老人独自坐在劈好的木头上，夕阳把浓酽的桔色洒在他的身上。他一动不动，像只苍老的秃鹫。小胖子要上前去给老人打招呼，我一把抓住了他。我对小胖子说：“听听，他在哼唱什么歌。”

我们摒气细听，便清清楚楚听见了老人口中吐出的歌词。旋律是川西北的，有些像沧桑味很浓的山歌。

腊月当兵快一年，

骑马挎枪考状元，

左脚跨在马背上，

右脚踩破死人脸……

我们离开昔舍很远，那苍凉的歌还在我耳旁旋。冬日寒冷的风从雪山崖壁的缝隙中吐出来，朝我们脸上扫来，堵得人喘不过气。风呜咽的叫声听来伤心极了，我们的腿都快冻木。我们的心也感出了一股一股穿进穿出的寒颤。

小胖子说：“留下的红军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我笑了一声，说：“几十年后，我们也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小胖子看了我很久，摇摇头说：“听你这样说，我也有些害怕了。”

我没想说什么了。踩着高原冰冻的土地，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根须能伸进这片土地，就会照这里生灵的模样生长，这就是生命。严酷的生活总得一天一天地过去，关键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这样一想，我对那些活得凄惨，却活得顽强的老红军们充满了敬意。

人的心放宽了，像这地上的石子与小草一般卑微地生存，就是冬日寒风那悲伤欲绝的呜咽，听来也是生命的赞歌。

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