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停了好几天后，才见一丝淡淡的阳光，软耷耷的没有一点热气。风似乎更寒了，吹一口气都能听见空气中冰冻的嚓嚓声。寨口树枝上时常吵闹的鸦雀们，也没了力气，僵硬地立在光秃秃的枝干上，石头扔到它身上了，也懒得动一动。

这个早晨，亚麻书寨子来了一伙人，有男有女，穿着油腻的土布袍子，进了寨子便四散开来，用好听的腔调在家家户户门前唱着经文。门开了，屋内的主人面带着笑，对唱经的人客气地说着“辛苦了……大吉大利……喜事降临……”之类的话语，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糌粑面、奶渣等吃的东西倒进他们随身带的口袋里。

这一天，像这样唱经乞讨的人来了三批，亚麻书的人都笑脸迎送，把一盆一盆的食物送给他们，毫无怨言。

我发现，乞讨者是不允许进主人的家门的，都立在门外刚融化的雪地里，哪怕冻得浑身瑟瑟地抖，主人也不会开口请他们屋内去坐，喝口热茶暖暖身子。乞丐们也懂得这个规矩，从不乱钻主人的屋子，只在屋外一遍一遍地唱经。

就在迎来乞丐的第二天，阿嘎把我叫来，让我帮他照看几天屋子。他要出一趟远门，三天后才回来。我问他：“上哪儿去？”他笑了，把一只牛皮袋子拉开，把空荡荡的口袋对着我，说：“当乞丐去。”

我奇了，说：“你不缺吃穿，刚分了那么多的粮食，当什么乞丐呀！”

他闭紧嘴，脸上隆起很奇怪的笑，摇摇头说：“你不会明白的。这是规矩，我们的规矩。”

他换上了硬梆梆的老羊皮袍，把黑色牛毛绳捆在腰间，戴了顶黄色的僧帽。临走前，把一大盆上等的糌粑面端给我，吩咐说：“有人在屋外唱经乞讨，就把这糌粑面给他。不够，我柜子里还有，千万不要吝啬，要让乞讨的人心满意足。”

阿嘎走了，与他结伴的还有寨子里的好几位上了年纪的人，有阿约吉巴、阿意朗卡措、还俗尼姑阿意白玛。他们都向我招手问好，然后向着刺眼的阳光走去，直到那团惨白的光把他们全都吞没。

第二天傍晚，我同上这里玩的小胖子刚喝完茶，就听见屋外响起了苍老的诵经声。我端起那盆糌粑面走到屋外，是一个瘸腿的老人，细瘦的身子支撑在木拐上，脸干枯得像树皮，只一对眼睛很亮地看着我，脸上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我把“嘎阿特……扎西德勒……”等吉祥话语说了一遍，又把糌粑面倒进他挂在胸前的牛皮袋子里。

他望着我，用低低的嗓音说了声：“谢谢。”

是汉话，这个老藏人会说汉话！我惊奇且兴奋地望着他，说：“你会说汉话？”

他显得很慌张，看着我，又摇摇头，用藏语了句：“格舍里，那阿波（谢谢，好人）。”把油黑的木拐夹在肋下，独腿支撑着瘦削的身子，一拐一拐地走向另一幢土楼。

乞讨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悄悄对小胖子说：“我们跟着这个瘸腿老人，他刚才说了句汉话，很地道的汉话。”

小胖子说：“你怀疑他是暗藏的特务，一个瘸腿的特务？走村串户是为了联络他的同伙，说不定，他的发报机就藏在他的瘸腿上。”

其实，那时我们真的那么想过。一个奇怪的老头，不得不引起从小受阶级斗争教育的我们的警惕。

我们跟着他，走了一家又一家。他在公社门前站了很久，想进去又犹豫着不敢进去。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便转身离开了。文书老刘跟了出来，我们便拉住老刘，把我们的怀疑告诉了他。老刘笑了，在我们头顶拍了一下，说：“你们的眼睛真有问题。他可是我们甘孜县上的名人，连县长、县委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呢，你们却把他看成特务，好笑死了！”

我问：“他是谁？怎么会说地地道道的川西汉话？”

老刘朝瘸子走的地方追去，却不见了他的身影，就埋怨我们说：“有话等到会儿说好不好？看看，又把他放跑了。”

老刘说，他叫根秋巴登，汉名叫张三喜，是个老红军，腿受了伤留在了这里。前几年，有好些省里、中央的大官来看望他，叫他老团长呢！他就是这么傲气，不要过去战友的支援和政府的补贴，老老实实做他的牛倌。他在浪责队当贫协主席，喂几头耕牛，几十年后他完完全全成了藏民，不光是生活习惯，连汉话都说不清楚了。

小胖子听说是红军，激动了，说：“我爸爸就是老红军，说不定他们还是战友呢！我想去访问访问他。”

老刘说：“别去找他了，他不会见你们的。他的在中央当着大官的战友来了，他都不想见。就是见了，他也什么都不想说了。”

老刘说：“你们想访问老红军，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在侏倭的昔舍队。他的身世也很奇特，经历也曲折复杂。就是耳朵在些聋，是战争年代让炮弹震聋了的。”

我与小胖子兴奋了，说：“什么时候去？”

老刘看看又变阴了的天空，看着那些越积越厚的乌云，说：“看样子又要下雪了。等这场雪下过再说吧。”

半夜里，雪又无声地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