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过后，是一段很闲散的日子，太阳也烈了些，整个寨子都变得懒惰了。

我们知青们又开始睡懒觉了，一般要太阳晒到当顶，门前才见有人活动。而出工的丁丁丁声也响得很晚，响起时，雪白耀眼的日头已升得老高了。分了粮食的知青们是懒于出工的，铁铧让它响，队长让他扯着破嗓门喊，我们正行在美梦的原野上。

那天，我一人起床了，穿上破衣服想去出出工玩玩，在路口见到多吉队长笑着朝我走来，他说我眼睛青黑，肯定晚上没睡好。我说屋内跳蚤太多。他有些心疼地捏着我的手，说：

“我们知青屋住了那么多的人，太挤了，楼要塌的。我还是在对面山坡上的那幢土楼上，给你腾一间屋子吧。”

那幢孤零零的土楼，立在寨后那座秃秃的土坡顶上，显得很小，那是队里刚修复的种子库。过去，那是座土司防兵匪而修建的碉楼，荒在那里多年了。晒场的库房让一把天火烧掉后，队里临时用作种子库房。

我知道是队里缺个守库房的人，安排我了，我就搬了进去。

那是座平顶的土楼，没有作为牛羊圈的底层。顶上打了水泥，用来晒麦种或草药。我就同一堆塞满青稞种子的牛皮袋子住在一起。我的隔壁是一间窄小的堂屋，由保管员哑子生龙住。屋外的山坡寸草不生，全是红得像血的沙土。白天，掀开窗，风和泥沙直往屋内灌。只夜晚，窗外才看得舒服。银灿灿的雪峰，竖在碧玉般的天幕下，四周显得十分辽阔，连几里外的灯光都看得清清楚楚。难怪哑子生龙一到夜里就要开窗看个许久。

刚住下时，我怎么也不习惯这枯死般的寂静。空荡荡的房间，一盏油灯只亮了一个角落。保管员哑子生龙又聋又哑，连哭和笑都没一点声响。他成天就坐在火塘边或太阳下，埋头缝补一大堆永远也补不完的破皮袋子。只是天上有鸟儿飞过时，他才抬起枯黄的脸。鸟儿渐渐小去，小如针眼，再也看不见了，他还久久呆望着凝在远处的那团银灰色的云片。他咧开嘴唇露出焦黑的牙齿笑了。他笑起来很难看，满脸隆起深深的皱纹，汗珠和浊泪都在那沟沟槽槽内滚动。他站起时，我才知道，他还是又矮又小的驼子。

我喊他大爷时，多吉队长笑得喘不过气。他说：“你喊他大爷？你知不知道，他才刚过三十岁，还没讨老婆呢！”

我不明白，刚过三十岁的人怎么这般的苍老。

队长说，哑子命苦，是从死人肚子里掏出来的。那一年，寨子里闹饥荒，家家揭不开锅，每天都要死几个人。哑子母亲出外乞讨，饿昏在雪地里。寨里人发现她时，早已僵硬了。胯下还吊着个冻得青紫的婴儿，还连着血污污的脐带。是队长多吉把他抱回家里，浸泡在温水里，才捡回一条命。养到一岁时，才知道他是个什么也听不见的聋子。

那天，甲嘎和小胖子上我这儿来玩，整整一天了，还看见哑子埋头蹲在墙根补皮袋子，一步也没挪动。补完后又叉开指头数那一个个细密的针眼。

“哑子肯定是个怪人。”甲嘎说。我没吱声。“哑子肯定是个怪人。”甲嘎又说。我抬头，正碰上哑子恨着我们的目光。那对眼睛瞪得很圆很冷，我心里一阵发怵。

甲嘎缩缩脖子，又伸伸舌头，说：“妈妈的，他不聋。”

后来，我们告诉了队长多吉。队长皱着脸，咬咬牙，说：“听得到个狗屎。你就是在他耳边炸个响雷，他也只是个泥菩萨。”队长轻松地吸了口鼻烟，说：“不过，你说话小心点，哑子眼睛尖哩！你们嘴巴怎么动，说什么怪话，他全看得见。”

“说汉话，他也懂？”

“除了你裤裆里偷偷放的屁他不懂，什么都懂。”

我们全都笑了。

可我和甲嘎对哑子能看懂我们说话，还是不太相信。

又一天，不出工。我们几个知青坐在暖烘烘的阳光下，看着早已过时的旧报纸和一些封皮上有霉斑的旧小说书。我们约定，谁也不许吭声。土楼四周静极了，听得见哑子拉扯针线时在皮袋子磨擦的霍霍声，和他喂养的那头从不知道咬人是怎么回事的黑狗呼噜噜的喘息声。这死一般的寂静使哑子有些忍受不住了，抬头恨着默不出声的我们，扔下针线，脸色像皮袋子一般焦黄，喘息声也像拉扯针线一般霍霍响。他站起来，拐进屋内，在那堆破皮袋子上摸摸，又烦躁地甩甩手，走出屋子望望天，又拐进了屋内。他走进走出，手指扯着皮袍，把上身全裸了出来，露出黑瘦多皱的胸脯。

“哦，哈哈哈，”甲嘎憋不住大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得喘不气。

“我说嘛，他听得见。”甲嘎说。

“说不定，他还会说话呢！”小胖子说。

“放屁，他什么也听不见。他嗅得出味儿，他鼻子溜尖呢！”我说。

我们叽叽喳喳吵嚷起来。他回头，望着我们咧开嘴唇憨憨地笑了。这吵嚷声使他安静下来，又蹲在太阳下补那些永远也补不完的破皮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