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队长多吉带上我，踩着满地搅成泥浆的牛羊粪滓，沿着寨子里那一条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子，走遍了那一幢幢墙皮上贴满大大小小粪饼的矮土屋，最后，我俩停脚在寨旁的达曲河岸。河水平静得像温顺的羊羔子，青绿绿的惹人眼酸。从寒夜刮过来的风，在水面扇起了一层淡淡的湿雾，扫在脸上透心的凉。

队长的声音很轻，怕吵醒什么似的。

“你来我们队，算是你的福气呢！我们队十户贫农，十二户下中农，八户中农。干干净净，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也没有一个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呢！”

我问：“麻书队呢？”

他说：“也是干净净，他们的中农比我们队的多，是十户。”

队长捧起凝了层薄冰的河水，把粗黑结实的手臂擦拭得古铜一般红亮，眯起那双好像永远也不会发怒的眼睛，得意地笑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些失望，好像对面摇摇晃晃走来了一头缺了一支犄角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的牛，心里怪不是滋味。

“你看，你看，”队长指着隐藏在远处山脚下的那片灰雾中的土楼，对我说：“那是格桑一队，有个戴了帽子的富农。山顶上的庄果队，也有个瘸了一条腿的富农。”

他说起这些时，鹰翅般的粗黑眉头厌恶地皱紧了，好像那是一些臭烘烘的掏粪虫，有它们就该倒霉，就该发呕。

“我们队没有，一个也没有。”我在绿得发亮的水中，看见了一张很怪的脸。眼角仍有笑纹，嘴角却在不停地抽搐，后来，眉头皱紧了，又是一副痛苦的模样。

几天后，我们队却开了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斗争大会。

那是高原少有的初春天气，太阳跃出山口许久许久，在正空烧成一团炽白的圆点，像极了燃得火旺的牛粪饼。空气一下子烘热起来，潮湿的地面滋滋扎扎蒸腾着雾气。这天，队里上工的铁铧犁没丁丁丁的敲响，队长站在保管室的土坡上用破响的嗓子吼：“喂，亚麻书队的人听着，马上去队里晒场院内开会！”

我从闷热的屋子内出来，队长望着我说：“你来帮我喊喊，我刚伤了风，嗓眼痛。”

“喊啥？”我问。

“开会，在晒场院内。”队长说。

我指指天，懒洋洋的说：“这么大的太阳。”

队长说：“喊喊吧，是斗争会。”

我问：“斗争谁？”

“妈的，斗那些该死的地主。”

我奇怪的问：“是哪个队的地主？”

“是我们队的。快喊快喊，这是公社布置下的。安置了知青的队都要开斗争会，斗斗那些地富反坏右，教育教育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们。快喊，太阳都快晒到屋子背后去了。”队长满脸都是诡秘的神色，有些气恼地把一块石头踢到坡下去了。

我奇怪极了，队里不是干干净净，怎么又钻出个地主来？

晒场很宽，四四方方，高高的红土墙下，生满浓密的狗牙草。院中时常有牧场来的牛羊歇脚，走后留下了一层厚厚的粪蛋。会还没开，土台上空空荡荡摆着一张木桌，上面竖着一支脱了漆的铁皮话筒。晒场内的那只瘦高的老母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在台上转来转去，钻进木桌底下，蹲下来咻咻地把滴着汗液的舌头抖个不停。

太阳燥热，男人们褪下了皮袍，黑亮的胸脯上浸了一圈汗迹。懒洋洋的人们有些气愤了，男人干脆用两块硬币夹下颚上的胡滓。有的人还在地上画了几个小方块，捡几个羊粪蛋下起了五子棋。女人们吊起了毛线团，叽叽咕咕闲聊着什么。呜哇，谁的娃娃哭闹起来，站在背后的队长多吉狠骂几句，娃娃才不哭闹了，让母亲的奶堵住了。谁放了个响屁，男人女人全嗬嗬哈哈笑起来……

队长和几个队干部端着板凳上了台，会才开始了。队长脱下那件磨出光亮的羊毛外套，挺挺瘦小的胸脯，声音却特别的洪亮。他把铁皮话筒扔到一边，声音还是很响亮，仿佛在屋檐和土墙上撞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我身边的会计邦邦悄悄说了句：“大叫驴”，又怯怯地闭上了嘴。

会场里骚动了一阵，又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后面望去。

“地主要押进来了。”会计邦邦说。

人群又轰地喧哗起来，许多人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队长骂哑了嗓子，在嗡嗡的人声中，他的骂声只是扔进水浪中的一根干草，浪花一卷就无影无踪了。大院外进来两个扛枪的民兵，又进来一个，扛着的却是个扎得松松垮垮的草人，套着件破得辨不出颜色的衣袍，腰上扎一根朽烂的草绳。仰起布做的脸，那张涂得红艳艳的嘴唇笑得很可怕。嘴唇上用墨画了撮胡子，很像日本人的小胡子，戴的眼镜也画得很黑。

草人被戳在土台上，没有骨头的身子耷了下来，民兵用手把它撑起，它又耷了下来。干脆不管了，扔在地上，像堆破垃圾。

“看看，这就是我们队的地主！”会计邦邦说。

“怎么是个草人？”我一阵疑惑。

“真地主斗不了，真地主刚解放那会儿，就跑到国外去了。我们一直斗的就是这个草人。”会计邦邦卟哧笑了，也许是望见那草人的滑稽模样。他说，刚开始，草人扎得很像很像，是工作组的一个会画画的干部扎的。草人立在台上，寨里人看着它还恨得咬牙切齿，朝那个布做的脸吐口水。会后，草人浑身上下砸满了牛粪马粪。后来，每开一次会，草人就变一次样，才成了今天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好在过去的事容易淡忘，地主到底长得像什么样，也很少有人记起了。

队长多吉讲得很激愤，揭下毡帽扔到桌子上，拳头把桌子擂得咚咚响。桌下的狗呆不住了，呼地窜出来，撞倒了那个草人，溅起一团灰蒙蒙的粪灰。人们又轰地笑起来。

队长多吉像没看见。仍然讲得很激动。

“他讲的是什么？”我问。

“他说，老地主要跑回来了。”会计邦邦说。

“他还说什么？”

“他说，老地主回来了，要杀很多人。”

“还说什么？”

“林彪、孔老二和老地主是一伙了。”

“还说什么？”

“别闹，我还要听。”会计邦邦有些不耐烦了，转过身子不理睬我了。

会开到了黄昏。队长多吉说，晚上电影队要来放电影，《上甘岭》，打仗的，好看得很。可是，我们等到天黑尽了，也没见电影队来。人们有些失望了，三三两两的离开了，场子里只剩下一些兴头还足的男女青年。刮风了，早春的风很冷，带着伤心的哭腔在夜空中旋。队长说，该烧堆火来烤烤，便把那个破烂的草人扔在场中，一敲火镰，鲜亮的火腾了起来。压抑久了的人们兴奋了，又抱来大捆的麦草，往火中扔去，绕着火堆唱起锅庄曲，踏着锅庄步，舞了起来。

我看着一点一点化成灰烬的草人，看着晃在四周的让火烤得通红的单纯朴素的脸，心中涌起莫名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