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最后诊断

不久后的一天,郑晓慧心情郁闷地坐在停车场外面

美食街的一家中餐馆里,期待着谢锋的出现。

一直湿闷着的天空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她真希望是一场倾盆大雨,把郁闷的情绪全部洗刷掉。

这样的心情来自昨晚,她从外地回来,在机场的出站口意料之外地见到了沈殿青。当着为数不多的乘客的面,他把郑晓慧当“稻草”似的拥在怀里。

郑晓慧在外地时,沈殿青的电话接二连三,“我有非常重要的事需要跟你面谈。”他在电话里反复地恳求着,就像是染上了传染病而求助于医生那样。

“你有什么事见我?”两人上了一辆计程车,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郑晓慧问他。

他没想在计程车上谈事。至少得找个安静的地方,最好在她真正的家里谈,那是最好不过的。可是,她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从后视镜里观察着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沈殿青。

“是这样的,”他斟字酌句地说,“我前几天跟梁院长说过,你要赞助院里的网络系统。一言九鼎,晓慧,你不会让我难堪吧?”他的话音刚落,郑晓慧一脚踩在刹车上,“你疯了!”计程车的司机大声喝斥她的时候,她回过头对沈殿青说:“请你下车!”

沈殿青下意识地下了车,“快开车,不要停下来。”计程车司机重新发动了车,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的时候,她忍不住评价道:“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回家的路上,她反复思量,困惑不得其解。他是自己的谁?有什么资格提这等的要求,他理解过自己的心情吗?毕竟,父亲因手术失败死在人民

医院。让自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偿地赞助他们,为了什么?

回到家,她洗了个凉水澡,穿了一件棉布的睡衣躺在床上,盯着窗外,一些蔷薇植物从窗边擦过,悄无声息地往楼顶蔓延。

她却陷入难以名状的郁闷之中,眼前浮现着谢锋的身影。这次外出,她原准备换一个环境,把心情很好地梳理一下。在外地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回忆了那天晚上市立医院阶梯教室外面发生的一切。“我伤害到了谢锋。”冷静时,她确定自己以不恰当的方式勉强着谢锋,使善良的谢锋坠入沮丧之中。“都是我的错。”她检讨过自己,并且试图忘掉他。可是,愈是这样,谢锋愈是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心底。一想到这些,她不知所措地泪流满面,一直延续到了凌晨三点。

从郁闷进入睡眠,然后再醒来,谢锋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凌晨六点钟,太阳还在远处的阴云后面的时候,她终于鼓足了勇气,拨了谢锋手机的号码。

“谢锋吗?我是晓慧。我不太好。”是谢锋接的手机,她能确定,从话筒里传来的喘息声是那么熟悉。可是,他没有一点回应,“你可以保持沉默,谢锋,可我非常想见见你。午饭时,我在

美食街的中餐馆等你。”谢锋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现在,郑晓慧没有把握地坐在中餐馆的窗前,回忆着那天,当自己得知父亲的手术失败时,谢锋的第一反应就是紧紧抱住自己,担心自己因过度悲伤而失控。此时的郑晓慧多么希望谢锋能给自己一次机会,证明自己对他是有爱情的。

“郑晓慧,是你吗?”窗外,有一个人撑着伞,站在雨中大声地招呼着她。然后,他推开餐馆的门,站到了她的面前,“我是营养科的黄瑜富,你不认得我了?”

黄瑜富的体态仍然是那样的肥胖,仍然是那种愿意为她送餐的模样:“我经过这里,没想到能再一次地见到你。”郑晓慧的反应十分冷淡,除了谢锋,她不想跟任何人交谈。可是,黄瑜富不这么想。或许是出于对她施舍过小费的感激,他凑近郑晓慧,特自愿地提醒着她:“对你穷追不舍的沈殿青可能犯错误了。据说他可能是一个药贩子。前几天,他被梁院长叫到办公室问话。可不知为什么,让李荷副院长挡了过去。你得提防这种人。那天,他还对院长说,你要赞助网络系统呢,当心被他利用。”黄瑜富的话让郑晓慧的心情更加郁闷。“你怎样知道的?”她问,

他一副期待着得到小费的表情说:“那天,我拿着购买调味品的发票到院长的办公室里签字,在门外顺便听到的。”他注意着郑晓慧的表情,发现她的目光始终投向窗外,好像在等什么人。

“你等的人是谢锋吗?”他试探性地问。正如他所期望的,她的眼睛仿佛是拨开了乌云见太阳:“谢锋在哪?他今天上什么班?”一下子就拉近了与黄瑜富的距离。

“你还不知道吧,”这回,他像个重要人物似的给了她知情权,“谢锋不会再跟你联系了。你没看到网上的帖子吗?你的要求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有人称他为‘良种鸭子’,为这事,他准备离开人民

医院,调到市立医院。”

“你是怎么知道的?”郑晓慧追问道,“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其实是黄瑜富偷听来的。那天,柳迎春在跟梁启德谈论这事时,他碰巧路过,躲在一僻静处,听到了柳迎春与梁启德的对话。但此时,他没准备使用“偷听”的字眼,夸张地说道:“全院都知道,谢锋不想当‘鸭子’而准备调离人民医院。”他的话音刚落,郑晓慧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惊恐地问:“这是真的吗?”

问罢,她冲出了中餐馆,身后是她因急不择路而撞倒的餐椅。她顾不上那么多,冒着大雨,急步奔向梁启德的办公室。

梁启德的办公室像是遭遇了重量级货车的冲撞,奋力撞进门的是郑晓慧。

“梁院长,谢锋真的要调走?你能制止他吗?如果他留在人民医院,我愿意赞助院内的网络系统。”正在与梁启德交谈的谢锋对她的闯入颇感意外。他是不久前接到梁启德的电话,特意来与梁启德交谈的。尚未进入到正题,郑晓慧闯了进来。谢锋是思维正常的人,从郑晓慧的独白中,他能感受到她是在乎自己的人。可是,因为帖子的事,他不能够做到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面对郑晓慧的到来,他选择了沉默。

谢锋沉默着,内心却不平静。他原以为她只是喜欢自己;这种喜欢又搀和着占有的成分。所谓的“鸭子”事件,便是他判断此事的依据。

“坐吧,请坐。”梁启德原来就是想与谢锋谈谈调走的事。郑晓慧的到来,让他感觉到这种巧合或许有利于解决此事。

“谢锋的压力很大。”待郑晓慧落座到沙发上时,梁启德说,“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会伤害到谢锋。晓慧——”梁启德问,“谢锋也在这,你可以重新考虑你的要求吗?我的意思是,事故发生在人民医院,理当由院内解决。我们不涉及个人好吗?”郑晓慧点了点头,然后对谢锋说道,“对不起。我太考虑个人的感受了,没考虑到你的处境,真的对不起。谢锋,留下好吗?别为了我的自私而改变你的选择。”

不难看出,此时的郑晓慧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正如她所说的,谢锋也是这样认为的,她只考虑了自己的感受。爱与被爱原本是两厢情愿的事。郑晓慧或许是爱着谢锋,可谢锋所表现出的一切与他的善良和个性有关。他是怎样对待郑晓慧父女,同时也是这样的态度对待入住心外科的每一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个性使然,就是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却让谢锋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不想离开人民

医院,原因也很简单,这里有他深爱的安韦怡大夫。当年,他为了安韦怡留在了人民医院;现在,因为自己的善良行为却要离开人民医院。内心的复杂,只有谢锋本人清楚。

“安韦怡大夫同意你调走吗?”突然间,郑晓慧问到了敏感的问题,“她同意吗?”此时谢锋下意识地看了看梁启德,内心涌上复杂的感觉。

一直以来,年轻的谢锋把与安韦怡大夫的关系视为爱情。他深爱着安韦怡大夫,同时觉悟到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是安韦怡的定位,只能是朋友,她没想超越年龄的障碍而使自己陷入压力之中。这是不久前,谢锋从与她的一次确认关系的交谈中确定的。

有见解的人曾经这样说过:女医生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更富有理性。郑晓慧不是医生,确切地说,她是商人,有见解的人也将商人的人际关系倾向定格在功利关系。眼前,她竭力阻止谢锋的离开,为此开出了新的条件。难道,她对谢锋真的发生了感情。

接下来,她以诚挚的态度向谢锋反复道歉。她发誓,如果谢锋不离开人民医院,她不但对人民医院的赔偿作出零要求的承诺,甚至让她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梁启德一直在观察着他们,他能判断出,郑晓慧确实是在乎谢锋的,不希望他有丝毫的变化。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假如谢锋为此调离了人民医院,她会完全失去接近谢锋的机会,这个结果富有戏剧性。

这时,敲门声响起,祁汉忠推门进来说:“院长,普外科出事了,有个病人威胁,如果院领导不出面,他要投诉到市领导那里去。”

“我到普外科,你俩留下聊聊吧。”梁启德跟谢锋和郑晓慧说明去向后,出了办公室。

在去普外科的途中,梁启德问祁汉忠,“出了什么事?”他担心的“事”是医疗事故。

“院长,不是医疗事故,也不属于医疗差错。”祁汉忠先给梁启德一颗定心丸,然后回答道,“是吴铁征大夫被平价病房的男病人打了。具体的冲突过程我不太清楚。张文给我打电话,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在普外科平价病房的外面,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有穿着住院服的病人,也有前来探视病人的家属。这些人像是被号召了一样,众口一词地指责着吴铁征怎能随便骂人。

祁汉忠穿过人群,为梁启德和随后赶来的李荷开辟了一条道路:“院领导来了,被打的大夫在哪?”

其实,祁汉忠的问话是多余的,梁启德出现在平价病房时,病房里只有吴铁征和一个粗壮的男人。

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双手仿佛一把铁钳子似的套在吴铁征大夫的脖子上,以气愤至极的口气问道:“说,你污辱谁?穷人就能随便被污辱吗?”

“松手。”祁汉忠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把中年男人拉开,反而被他一胳膊肘捣向了一旁。

梁启德注意到吴铁征大夫的嘴角遗有血渍,右侧的面颊红肿,白色的工作帽像一张废纸似的,踩在中年男人的脚下。

梁启德上前运了运气,把手卡在中年男人的一只胳膊上,仿佛四两拨千斤,瞬间,他把中年男人掀到了一张床上。“你动手打人了?为什么?”梁启德有理由知道他打人的原因,“我是院长,你可以把打人的理由告诉我。”

中年男人从病床上爬了起来,踉跄着站到梁启德的跟前,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是生活困难的病人。可这个该打的大夫竟拿我们这样的病人不当人。中午的时候,他才来这所谓的病房查房。查到我时,我问他:‘大夫,我做了手术,怎样才算度过手术的危险期?’你猜他是怎样回答我的?他居然回答我说:‘放屁!’住在平价病房里的病人就可以被污辱吗?就比住在病区里的人低了好几等吗?我打了他,只为了我们的尊严。”

“他这是断章取义。”吴铁征像是度过了自己的危险期,他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旁的血渍,解释说,“我的原话是放了屁,就算度过了危险期。有什么不对吗?”

“他还在说放屁!”中年男人又一次冲动起来,若不是梁启德拦着,他有可能再次动手。

“你是肠梗阻的病人吧?”梁启德开始就事论事地解决纠纷,“入院时的症状是:腹痛,呕吐,腹胀和无肛门排气,对吗?”

“院长把我的病历背过了?”

“这些症状跟肠梗阻的程度有关。”这时的梁启德觉悟到自己必须说些着边际的话,启用医学术语又是最好的选择。他得想方设法安抚好吴铁征大夫,他是普外科的主力医生,假如他因此抱怨手术量大,或者因此遇上额外的麻烦,影响到积极性,那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当然,中年男人的愤怒是否降到零点,同样重要。理由充分,胡局长有言在先,在收治这类病人的同时保持零投诉率。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他向中年男人解释说:“手术后,肠道是否通畅,功能是否正常,惟一的指标就是你是否有了肛门排气,也就是吴铁征大夫所说的‘放屁’,顺利地放出屁来,说明你的肠道恢复正常,吴铁征大夫的手术是成功的。”

中年男人听了梁启德的一番解释,方知“放屁”与肛门排气属于同义词。但他仍然不解地抱怨道:“他用骂人的腔调说‘放屁’,能怪我发火吗?我一堂堂的男子汉,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在家里闲着没事看电视吧,还得受老婆的气;一不留神肠梗阻了,受大夫的污辱。像我这样的人真是不幸,还活得什么劲?”

“我是想跟你解释清楚,”吴铁征清清喉咙,从地上捡起工作帽,一个箭步到中年男人的面前,手舞动着,仿佛打拍子的节奏,像是为自己将要表达的句子压韵。“我有时间吗?”他省略了“我连讲黄段子的时间也没有了”的句子,而是一路升调地说道,“我每天要上多少台手术,你知道吗?可你在抱怨不幸,怨谁!”然后降调总结道,“不幸的原因在于你不肯付出劳动。你不仅仅是可怜的、失业的男人。你还是一个结实的男人。你长得这么结实,留着力气等救济?真讲尊严的话,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吧。”

李荷一直冷眼看着现场,尽量地做出旁观者的表情。她是旁观者,刚才,梁启德所表现的行为让她意识到,他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务实管用的脑袋。他视具体的情况,做到摁下葫芦不起瓢。当然,这事还没结束,她倒要看看,中年男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反击吴铁征大夫的教导。

事情突然间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李荷判断着中年男人有可能再次动粗时,他屏住呼吸,“嘭——”地一个响屁,恶臭味四处散开之时,他愤怒的情绪随之一扫而光。“病好了。”他欢呼雀跃般地重复着,“这下子可好了,我总算是度过了危险期。”

“梁院长,你都看见了。”吴铁征大夫把曾被中年男人踩在脚下的工作帽戴在头上,“下午还有手术,不奉陪了。”他走出平价病房,站住脚,转过身来,红肿的脸颊仿佛探照灯似地照着梁启德说道:“你志愿做人道主义者,但你连累到我们。院长,你非得这么累吗?非得把人民

医院办成让各方人士不胜感激的医院吗?”李荷非常想替梁启德回答:“不这样,我就不是梁启德。”但她仍然以旁观者的身份沉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