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非法采血，河南成为中国的艾滋病大省。

一位河南人——河南中医学院年届７５岁的高耀洁教授为自己同胞遭受艾滋病恶魔的侵凌与蹂躏奔走呼号整整５年之久，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编写散发防治艾滋病材料数十万份，耗尽了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１０多万元钱，小女儿还因为她“防艾”宣传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不得不与老父亲一起远走加拿

大。这样一位让人感动，冲锋在防艾第一线上的斗士，却历尽艰辛，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些人甚至认为高教授四处奔走进行防艾宣传是揭了河南的疮疤，有损河南的形象，视教授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她的行为进行限制或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

艾滋病泛滥成灾是老教授的切肤之痛，欲盖弥彰地阻止“防艾”宣传更是老教授的难言之苦。

高耀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吴晨光的采访时，曾向记者倾诉了两件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其中一些反常现象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１９９９年，高耀洁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但不知什么原因，高耀洁教授却没有亲赴北京领奖，尽管郑州与北京之间并没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老教授去北京领奖的事还是被人为地拦阻住了。

后来有内部人士告诉高耀洁，没有让高耀洁去北京，是怕她到了北京，见到了中央领导谈河南的艾滋病情况。认为高耀洁的“防艾”宣传是瞎折腾，给河南人脸上抹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中午，郑州电视台请高教授做了一个“防艾常识”讲座。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位领导就找高耀洁问罪来了。

这位领导似乎很关心高教授：“耀洁呀，这是为了爱护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河南卫生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

这位领导在厚颜无耻地公开撒谎！

中央电视台就曾报道过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应该不是省卫生厅吧）统计的数字：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文楼村（还仅仅是河南的一个小小的村庄！）经确证的艾滋病患者死亡８例，初筛阳性死亡２２例。怎么说没有一例呢？就是这位领导当着高耀洁教授说假话的时候，老教授兜里还揣着一张纸条，上面有１２名艾滋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呢！

此后，对高耀洁的“防艾”宣传阻力一步步增大。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了高耀洁，并对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调查。调查到的相关情况，经该刊向社会报道后，在河南，在全国反响很大，如同捅了马蜂窝，一些人坐不住了，某领导看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后勃然大怒：“高耀洁擅自向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以后不准再接受记者采访！”

家丑不可外扬。都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一副背着牛皮不认赃的霸道嘴脸！

在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对艾滋病疫情的封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对高耀洁教授的封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高耀洁谈到这样一件事：那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处长到高耀洁教授家办事，那位处长俨然当年地下工作者进联络站一样警惕地四下望了望，然后紧张地对高教授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可千万别说我来过。”当高耀洁同这位处长谈起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处长如同触摸到ＨＩＶ那样恐怖：“不敢说！不敢说……”

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ｍ健康奖”颁发给了这位在艾滋病疫情泛滥成灾地方涌现出来的“防艾”斗士。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河南人的骄傲，可是在河南——中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骄傲却成了高教授挥之不去的烦恼和苦恼。

烦恼何来？苦恼何来？高耀洁教授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尽诉衷肠——

新闻周刊：获悉得奖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高耀洁：我只有一种预感，可能去不了美国领奖。

新闻周刊：为什么？

高耀洁：上面的阻力大。我的领导，上到河南卫生厅，下到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直不赞成我对河南艾滋病的防治与宣传。

新闻周刊：领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高耀洁：对。５月８日上午，河南中医学院一位领导找到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高老师，我看这个奖你还是不要去领了。”听到这话，我很恼火，但我知道，这种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就说：“既然领导这么决定，那不去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到省妇联去领稿费——稿费是我用于补贴艾滋病投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告诉我：“去与不去，不是个人的事，你必须和省里打招呼。”省领导倒表示支持。

新闻周刊：事情出现了转机？

高耀洁：根本没有。虽然省领导支持我出国领奖，可办手续的时候，又受到了单位的阻挠。出国证明需要一个我的档案所在地——第一附属医院的公章，但到了５月１５日，这个章还没盖下来。

５月１６日晚，河南中医学院的几个领导一起来到我家。他们催促我表态：“高老师，你就说你不想去领奖。”我说：“这个态我不能表！谁说我不愿意去领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不想给河南丢面子。如果我一去领奖，全世界都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很严重了，某些人会为此而担责任，他们平坦的仕途就会受到阻碍。”

他们一再劝说我，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那我就不去；但让我自己说不去，绝对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这次领奖之路没有成行的话，会有什么损失？

高耀洁：如果能去，可以获得国外一些资金支持，钱对于河南的艾滋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新闻周刊：那您估计您还能出国吗？

高耀洁：现在不好说。他们告诉我再等几天。但我的最后期限是５月２４日晚。因为美国驻华使馆通知我：５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必须到使馆科技处领签证。如果我赶不上５月２４日由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这件事就成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阻力？高耀洁自有她的一番说法：

“因为怕我的宣传断了他们的升官之路。这在我和性病游医斗争时已经有了征兆。１９９８年，我揭开了河南街头性病游医的老底之后，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相比之下，艾滋病的危害肯定要比性病游医厉害得多，会死很多人的！所以一见真实情况传播出去，有关人员还能不负责任吗？”

一边是一人两人的升官之路，一边是千人万人的生命之路，孰重孰轻，我们的一些当权者应该用良心作答！

高耀洁教授的遭遇绝不是特例。

与她携手并肩战斗在“防艾”第一线的还有一位斗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的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也是年逾花甲的人，但他不惜年老体衰，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前后１１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调查，自费为数百名患者作了血检，并在广大患者中间宣传有关防治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不仅如此，桂教授还自费购买了一批药物，到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文楼等地

，为当地的ＡＩＤＳ患者送去了关爱与温暖。

就是这样一位被人民誉为“艾滋病村里的白求恩”的好医生、好教授，他在一些地方的行动甚至人生自由受到了威胁和限制。

２００１年６月，当桂希恩教授携带价值一万多元钱的药品去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给那里的艾滋病人提供治疗时，有人跳出来明里暗里警告桂教授“不要破坏当地的形象”，甚至恶狠狠地扬言：“再胡说八道，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桂教授闻到了血腥味，他也知道一些人会下毒手的。虽然他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但文楼的百姓还是如同当年掩护八路军武工队一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为了尽快脱离虎口，免遭不幸，当地百姓把桂教授带来的药品分散藏在自己家中，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临别时，桂希恩说：“我肯定还会再来，那批药品也应该尽快派上用场，那些病人急需帮助啊！”

红道白道都已出笼，文的武的也已亮相，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吗？河南一些地方爆发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触目惊心的现实，靠红道白道文的武的极力掩盖，又怎么掩盖得了？！即使是那些ＡＩＤＳ患者，死后其病因都被说成或被写成“怪病”、“不治之症”，但是河南一些地区卖血风潮几十年来长盛不衰的事实却是尽人皆知的，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之中潜伏的罪恶今天不爆发，明天也一定会爆发。一句流行的说法是，早暴露比迟暴露好。对于艾滋病这样的恶魔来说，早防治比迟防治好！

翻开河南一些地区的卖血史，我们会看到饥饿、贫穷驱赶着成千上万的人践踏出来的一条血路……

自文革后期开始，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以及相邻的安徽阜阳一带，就滋生了以卖血为生的“行业”。当时卖血人不太多，还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对以后形成卖血风潮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当时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在人民公社的旗帜之下，要想挣一分两分钱，却是资本主义行为，总会被一刀剁掉。只有血液是自己的，出卖几百毫升几千毫升属于自己的血液好像与资本主义无关，似乎还为社会做了一点“救死扶伤”的贡献。于是，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拦阻，更没有想到怎么管理，以至于几年之后酿成汹涌的血潮，十几年后酿成惊天血案！

尝到了甜头，卖血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支卖血大军也就应运而生。

到了８０年代初期，卖血的农民渐渐增多，尤其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支鲜红的卖血大军像潮水一样漫卷中原大地。当时豫东、豫南血站密布，涌现出一批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到全县以及相邻几个县。卖血似乎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种新兴“产业”。

报载，据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知情人士说，在血潮翻滚的年代里，以上蔡县城为中心，从西边无量寺、大路寺，到县南的卢岗、邵店，延伸至县东南的五龙、杨屯以及汝南的金铺、留盆，这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现在这些地区也正好是艾滋病高发区。

《南方周末》报记者李玉霄曾采访过这一地区的卖血者，采访中有人告诉他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卖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难免要跟着走。在一些献血村，甚至到了不卖血的小伙子讨不上老婆，不卖血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地步！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穷”字在作祟。周口和驻马店所辖的沈丘、鹿邑、新蔡、平舆、汝南等１８个县，虽然地多但地力薄，这些地方又都是淮河流域的洪水走廊，不少县至今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采访中，上蔡县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每一个卖血的农民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在靠卖血为生的农民兄弟生命消亡的背后，大抵都能看到血头、血霸们的发家史。

李玉霄采访了一个名叫陈军的卖血者，他１７岁开始卖血，１９岁结婚。陈军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卖血一直卖到１９９７年，从“全采”到“单采”，１７年来跟随卖血大军南征北战走遍了全国各地！哪儿贵去哪儿卖，１７年里他和他媳妇一起卖了多少血，谁也记不清了。总之靠卖血挣来的５万多块钱，给老母亲治病花了一些，盖了四间房子花了一些，家倒是像个家了，但自己却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血汗钱中不仅仅是血汗，而且是一条条命啊！

陈军生命的逐渐消亡就是与一些血霸血头的发家紧密相连的，所以陈军至今都对那些吸人血吃人血的血头血霸恨之入骨。一谈及血头血霸，他总是恨得咬牙切齿：“我恨不得宰了他！”

陈军说，当年在文楼村最大的血头应是上蔡县的医生尼某某了。１９９５年，国家已经禁止地下血站采血，尼某某还是带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开着一辆车，全家出动，在文楼村租了４间房子，不体检，不化验，来人伸胳臂就采，一连采了整整１０天！

陈军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记得当时床不够用了，灶台上，柴火垛边都躺着等待采血和正在采血的人。被采者这只胳膊抽两袋血，换只胳膊再抽两袋。

尼某某除了在文楼村设采血点之外，还在黄铺、城北肖庄等地非法采血。尼某某之外，还有齐某某、董某某等人都是远近闻名的血头、血霸。

齐某某的窝点在一个名叫十里铺的村庄。有一段时间，上蔡县卫生局的大楼都腾出来，让齐某某非法采血。卫生领导机关与非法采血者沆瀣一气，成了上蔡一道荒唐而又可笑的风景！

陈军说，董某某的窝点在董寨。据说董寨卖血的人也非常多，血头血霸多达１０个左右，但其中董氏兄弟有钱有势，形成一霸，有建制，成规模，谁也惹不起，附近几个乡镇都有他的采血点。

据一些卖血者说，血头的出现大概是在８０年代末期，也正是这一时期，非法采血由“全采”变为“单采”。所谓“单采”，就是提取血清后，再将滤下来的红血球输回被采血者的人体内。由于这一变化，加之血头血霸不讲程序、不讲卫生的肆意妄为，导致了１０年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这场大灾大难。

卖血风潮的形成，虽然有穷的因素，有血头血霸惟利是图的因素，但作为卫生防疫主管部门，作为当地行政部门，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没有责任就不会遮遮掩掩；没有责任就不会真真假假；没有责任就不会“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存在着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事实，河南的文楼村作为这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的类型代表，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公开指责，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河南卫生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全世界关注艾滋病的目光都落在文楼——上蔡——河南身上时，中原大地的头脑四肢、五脏六肺感到不自在了。

这种不自在，是鞭策，是压力，更是一声当头棒喝！

有良心的河南官员感到了这种压力，听到了这声棒喝：“我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河南

卫生部门的肩上，可以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美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１９８０年，这也是全世界发现的第一例后来被命名为“ＡＩＤＳ”的病例；中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５年后的１９８５年，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河南省发现首例ＡＩＤＳ患者是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现任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处长，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他接的一个电话。电话是来自云南的，说河南一农民在云南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ＨＩＶ！

这位负责河南全省艾滋病疫情控制和预防日常工作的疾病控制处处长对记者说：“从那个时候起，河南省便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恶魔的漫长历程。”

——在河南发现艾滋病病例的第二天即１９９５年３月９日，河南省人民政府转发了国家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

——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浆业务。

——１９９５年５月３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１９９６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血液市场取得良好整顿和控制之后，省卫生厅和省公安厅联合行文，严厉打击非法采血、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当时河南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其力度之大还是令人振奋不已的。

遗憾的是，在１９９９年河南上蔡文楼村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消息首次被媒体披露以前，河南省有关行政部门对此消息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到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个别领导还睁着眼说瞎话，否认河南有艾滋病疫情，说什么，“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

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是河南具体负责艾滋病工作的官员，他曾１４次到过河南一些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的艾滋病疫情状况，他当然清楚：“文楼的广为人知，使中国对艾滋病防治的步伐比原来更快些，也促使河南更急迫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中原板荡，危境几何？人们对中原艾滋病疫情的注视，不得不从关心变为担心。

根据河南省卫生厅提供的关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最新数据是：河南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２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１年的调查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在高危人群中已经达到４‰！到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省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计１４９５例，其中发病２３６例，死亡１０６例。

上蔡县文楼村已被确认的ＨＩＶ感染者计２４１人。

对于上述河南卫生行政部门统计出来的官方数字，外界与媒体均不认同。认为数据不充分、不准确，甚至有隐瞒。一些艾滋病专家认为，河南的ＨＩＶ感染者可能有１０万人甚至更多！

刘学州副厅长对外界与媒体的不信任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敢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这是犯罪。我们正在力争全面掌握疫情，发现一例，上报一例。作为河南省主要负责艾滋病工作的长官，我要对自己的使命和荣誉负责，我要对河南的历史负责！”

接着刘学州副厅长又修正了已公布的官方数字：“经过河南专家的７次流调、３次普查，河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实际人数应在１万到５万人左右。”

刘学州副厅长还向记者勾画了艾滋病在河南分布的基本轮廓：河南共有１８个市，艾滋病群体主要集中在有偿献血十分集中的豫东南驻马店、周口、开封、商丘、信阳等５个市，具体又集中在这些地市部分村庄，文楼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而在豫西、豫北的广大范围内，则很少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些地方一个也没有发现。

刘学州还说，有人说河南当年的有偿献血人员有１００万，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对有偿献血者进行了普查，人数是１６１６５１人。

对于这个数字真实性如何，刘学州认为是严肃的，他说普查工作者在逐村普查时，每一个数字都要经过当地村干部签字画押。

在谈到谁应对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汹涌于中原大地的非法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热潮负责时，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些官员坚持认为，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去探究这一灾难产生的原因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应该的。

他们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１９９３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办经济实体，血液制品厂受到当时生物制品过热的影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血浆市场，擅自到各个省份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用于生产血液制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为全国各血液制品厂家原料血浆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河南全省地下血站泛滥，涉及了许多行业和部门，导致了河南对长达数年的非法采血活动的失控局面，造成了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在农村有偿献血者中广为传播的恶果。

河南所处的尴尬危境，国内外媒体广为报道之前，绝大部分河南人不知道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上爆发了如此严重的艾滋病疫情，甚至不知道河南省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对此，河南省有关行政部门也一直是采取沉默与回避态度的。

在探究为何出现这一状况时，河南省防疫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说：“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在１９９９年以前省级部门发布疫情需要经卫生部授权，而河南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力。其次，河南当时并不是惟一发现存在血液传播艾滋病情况的省份，别的省不声张，我们能吗？”

人们无法知道这的确是客观现实还是借口托辞。

对于外界和媒体对河南的各种指责，河南省一些官员认为河南“没有对艾滋病的疫情遮遮掩掩，而是在期待权威部门的声音和政策”。

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不声张不等于不传播。

地火在运行，风暴在骤聚。战机稍纵即逝，在沉重的喘息和行将崩溃的危境中，我们还能掩盖什么？我们还能等待什么？

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全都投向河南时，请不要忘记我们身后还有更广袤的国土。

上蔡只有一个文楼，河南只有一个上蔡，中国只有一个河南，但艾滋病恶魔的足印却不只印在文楼、印在上蔡、印在河南的土地上。

我国农村“艾滋病人群”究竟有多大，甚至概貌如何，其生存现状怎样，这一连串问题

正是我们要说的关于河南之外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却与艾滋病有关。

目前已有的艾滋病疫情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

我国实际感染艾滋病的总人数超过６０万；截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累计报告发现的２８１３３例ＨＩＶ感染者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年龄１５—４９岁者占９３．９％，男女比例４．６：１。根据各地的有关资料显示，已发现的感染ＨＩＶ的农民，多数文化水平偏低，健康保护意识淡漠，生活状况不佳，其中相当多的人生活非常贫困。

山西省闻喜县也是一个非法采血泛滥导致艾滋病疫情严重的重灾区之一。为了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健康报》记者郑灵巧对这一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进行了采访，记者耳闻目睹了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现实的生存危机。

一位４０岁的父亲，几年前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钱医治，而且他还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带着早已被艾滋病病毒传染上的身体骑自行车奔行几十里，为一家企业打工装石头，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中午只吃一点干粮喝几口凉水，晚上还得赶到另一家企业上班。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艾滋病人，他想得最多的是，上中学的儿子学费还差多少，也已患病的妻子的药费还够不够。

闻喜的另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今年３７岁，他知道自己得的啥病，谈到自己的病，他说：“反正没救，还治疗它干啥呢？家里没有什么家底，日后妻子儿女还得活下去呀！”这位朴实的山西农民为自己走后的家画好了蓝图：“不能因为我的病把现在这个家拖垮，我走了家境不至于太惨，那样或许还有人愿意再娶妻子，共同抚养孩子，让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果给我治病把家治垮了，我走后妻子也没人娶了，那时候妻子儿女怎么办？”三个月后，这位农民闭眼离开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界。

在闻喜还有一位３８岁姓杨的农民，家境非常贫寒，自己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一家老小五口人，老父老母年事已高，而且也长病在身，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患有精神病，妻子也患了重度贫血，不能干活，女儿还小，目前尚在读小学。全家只有他能干活，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存，给父母、妻子治病都相当困难，就别说给自己治病了。“我不担心我的病，死了也就死了，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又该怎么活？！”

在全国很多省市尚未发现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已经在当地报告登记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确认半数以上已经死亡。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经开始发病，其基本生活状况是贫病交加。调查人员在瑞丽农村走访了１３户艾滋病家庭后发现，１３户家庭中，有３户无力耕种已将田地出租，１户将田地私下变卖，有５户家庭中的９名儿童失学，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艾滋病与贫穷落后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云南省相继在瑞丽市城乡召开医务工作者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会上披露的实情则更令人震撼不已。

与会的医务工作者坦言，大家对艾滋病的普遍反应是恐惧，虽然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接触过艾滋病患者，但他们却很少接受相关的培训，很难得到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基层医务人员感到诊断艾滋病有困难，即使诊断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药物而束手无策。这样势必会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例如凉山州，这里与云南接壤，一度处于缅甸——云南——四川再到中国内陆各地的贩毒交通道上。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惊呼：“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时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对记者的调查，一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发病以来已经消瘦了２０多斤，没力气干活；妻子虽然未像丈夫一样发病，却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她哭诉道：“最难的是生活，总想日子怎么过。我俩外出打工时，女儿交给亲戚照顾，女儿营养差，发育不好。现在我们连包产地都种不动，饭都发愁吃不上，女儿的身体也就更管不了了……”

晓云是四川省凉山州地区的一位农家妇女，同她丈夫一样，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来，她丈夫犯病卧床不起。她说：“丈夫患病以后基本没有任何治疗。家里没钱买药，也不知道买什么药。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晓云夫妇这样的情况，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几户，大多是前几年外出打工感染的。这个村子虽不像河南文楼那样震惊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点与面却一样严重，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对此进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国家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农村地区尚处于监测的空白状态。没有监测，没有检验，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们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较长的潜伏期，不检验，未监测，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无序流动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关于ＨＩＶ和流动人口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数据并不多，但是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严峻形势作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对中国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广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史无前例的，据估计包括暂时和长期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１．２亿！也就是说，中国约有１５％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２０％年龄在１５—１９岁，４５％在２０—２４岁。流动人口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数未婚或离开配偶，使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或暗娼）发生性关系，感染ＨＩＶ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大。

而这些流动人口大都从农村中来，回农村里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带回去周而复始地传播，既没有更多的监控，又没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贫穷与愚昧的助燃，其后果是严峻的，也是可怕的。

艾滋病对人类的打击是沉重的。

ＨＩ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疾病的范畴。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楼。

河南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报》记者江华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调查，并获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

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楼村几乎所有在外打工的数百名村民，已被雇佣者赶出门，重又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文楼。

艾滋病提高了上蔡文楼的知名度，也改变了上蔡人的生活方式。

上蔡的官员在外出公务时，他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目前的现状和实际环境，他们不得不面临他人对他们的白眼和距离。

有两件事使上蔡官员感到羞辱与震惊：

其一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末，一位上蔡干部去上海出差，到某宾馆登记住宿时，当服务员接过身份证进行登记目光一接触到“河南上蔡县”几个字时，惊叫着把身份证扔了出来，并说宾馆已没有床位。无可奈何，这位干部只好流落街头。

其二也是在２００１年夏天，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力到边疆某省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这批劳力是上蔡人时，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上蔡人一个不要！

对此窘镜，上蔡县委县府的官员急了：这可是农民花着对他们来讲是巨额费用的车费去挣钱的啊！他们立即奔赴边疆某省，进行艰难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企图让上蔡的民工们能够得到宽容公正的对待。

羞辱和灾难不仅涉及到上蔡人，甚至还涉及到上蔡的瓜果蔬菜以及上蔡的一切。

２００１年夏天，一个谣传开始流传河南全省：西瓜里注射过ＨＩＶ，不能吃！这给数以万计的瓜农带来的打击和损失是巨大的。他们种的瓜卖不出去，即使白给别人也不要！

其实卖不出去的又岂止是西瓜，在一段时期里，以种菜为主业的文楼，他们种的蔬菜似乎也有ＨＩＶ，不被外地人接收。

“艾滋病的标签贴在身上，贴在与文楼、上蔡甚至驻马店有关联的东西身上，我们无法揭下来。”河南一些地方官忧心忡忡地感叹道。

上蔡的官员说，他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县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上蔡县的中心工作。县里已经竭尽所能对文楼给予了关怀，县政府对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减免了所有应该交纳的学杂费，减免统筹、提留９万元，免义务工１８０００个，而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教师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能完全按时发放。

对于上蔡官员们来说，除了沉重的现实、无聊的羞辱之外，还有许多无以言明的难堪。

他们说，县的主要领导曾到国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游说，企图寻求资金方面的援助。一些部门的反应相当冷淡。他们说，如果是自然灾害还可以考虑，但艾滋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脏”病。

面对这一事实，上蔡的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哩！

就是在这样难堪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羞辱之中，就是在这样的危境之下，河南有关部门还是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做法，记者在河南省政府档案局查到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记录：

截止２００１年年底，河南省是中国艾滋病５年活动计划颁布之后第一个制定了相关实施意见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河南省卫生系统“一票否决”的艾滋病常识考试在全省展开，如果考试未能通过，职称评定和晋升就没有希望；

河南省拿出１４００万元的投入，建设５个市的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救助病人，国家卫生部也认可这是目前全国拿出资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给文楼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费提供部分药品。在文楼村诊所记者看到，药柜里的药价格便宜，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治拉肚子、头疼、发低烧等艾滋病症状的药物；

河南省还有一条十分有力的措施是，他们要求公安部门负责对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卖淫嫖娼人员的组织管理；

他们还在艾滋病感染比较集中的地区，对申请结婚的男女婚前的健康检查，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河南省民政部门还对因患艾滋病而死亡，造成家庭成员成为孤老或孤儿的，对孤老实行“五保”，对孤儿实行“六保”，对家庭主要成员因患艾滋病丧失劳动力，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进行“五保”……

面对记者的采访，河南一高级官员说，河南现在有勇气面对艾滋病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也需要勇气来承担艾滋病防治史中我们应该履行的那份责任和义务。

这位官员还表示，河南和全国人民需要的是共同的东西，尽管有人认为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是过去的旧账，要清理，但是我们呼吁其他地方政府，和国家一起，正视艾滋病，把全社会的目光注视到像文楼村这样需要帮助和抚慰的艾滋病群体中，踏踏实实地为他们的生存和将来考虑。

好心的人们似乎应该松口气了，但另一个坏消息却朝人们迎面击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南方周末》记者江华从驻马店市某局官员那里获悉：尽管现在艾滋病的广为人知，河南杜绝了路径，但是在河南省周边地区，受暴利的驱使，一些血头偷偷地重操旧业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一些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厂时的利润大约为１００％，“现在估计更高了吧？”这位不愿意透露自己身份的官员说。

言下之意，汹涌澎湃的血潮虽然已成历史，但汩汩流淌的毒溪还在地下涌动。沉渣再泛，虽不至于天地翻覆，但却让人心灵震撼不已。

难道还有比这更严峻的现实么？！